关于张居正之抄家

刘孟

明朝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明王朝的顶梁柱倒了。

张居正自小就有神童之誉。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记载：两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叔父读《孟子》，张居正在旁边，叔父指“王曰”二字教他认。又过了几天，叔父读书的时候，张居正又来了，叔父抱他在膝上，要他认“王曰”二字，他居然认得了。张居正五岁入学读书，十二岁补荆州府学生，十六岁中举人。《明史》本传：“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於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按明代官制，巡抚一级的官员腰带为犀角制成，只有一品以上的大员才能用玉带，可见顾璘对这个少年的器重。而张居正也一直感念顾璘的知遇之情。当顾璘去世，家中独子被族人欺侮，不能继承家产，找到张居正求助时，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帮了忙，并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事。当然，这是后话了。“庶吉士”就是所谓的“点翰林”。明代的翰林为储材之地。当时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

张居正受到内阁首辅徐阶的青睐，在其帮助下仕途通达，不几年便进入权力中枢。《明史纪事本末》：隆庆六年（1572）“五月，上不豫。己酉，大渐，召内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受顾命……”“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高拱、张居正、高仪。虽说同是内阁辅臣，但首辅与次辅权力地位相差甚大，为此往往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嘉靖时代的内阁首辅就是被次辅徐阶搞下台的，徐阶与高拱也是往复争斗，积怨甚深。现在最信任高拱的隆庆皇帝驾崩，十岁的新皇帝即位，敏感的张居正察觉到机会的来临，而高拱却一心想到的是如何赶走冯保，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了自己。《明史纪事本末》：“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问：‘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言官在高拱授意下，纷纷上疏弹劾冯保。此时的高拱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但局面已经逆转。在高拱后来写的《病榻遗言》中是这样记载的：“（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拱在阁，荆人（张居正）称病不出，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荆人独迟，使者旁午于道，既乃假病状扶曳而入。予不知其计，谓曰：‘今日之事，必是为昨科道本，有问我当对，我必以正理正法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处，我去则无事矣。荆人佯曰：‘公只是这等说话。于是太监王蓁捧圣旨出，各官皆跪，蓁曰：‘张老先生接旨意。”这一幕颇有戏剧性，按惯例，高拱是首辅，太监宣旨，都是称高老先生接旨，今天忽然变成了张老先生接旨，瞬间，以为必定是下旨驱逐冯保的高拱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果然，圣旨写到：“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我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首辅传》是这样描写高拱当时的表现：“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第二天，高拱便举家雇一辆驴车，仓皇上路回老家河南新郑了。明制，高官去位，可以享受官方驿站。高拱是被勒限赶出京城的，就谈不上驿递了。在张居正的请求下，小皇帝才同意高拱“驰驿行”。高拱对此并不买账，在《病榻遗言》里评价张居正：“夫欲上本救我，则上本救我；欲言党护负国，则言党护负国；欲乞驰驿，则乞驰驿；欲准驰驿，则准驰驿。俗言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奋激之情，溢于言表。

高拱被逐，病中的高仪惊怖之下，吐血而亡，居正做了首辅。

在第一次的平台召对中，一心想改革弊政的张居正对皇帝提出的施政方针却是“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旧制，不必纷更”。其实，这不过是他的障眼法而已。因为如果明目张胆的提出实行新政，变更祖制，那会带来重重压力和非难。张居正的施政纲领，就在隆庆二年（1568）所上的《陈六事疏》中：一是省议论，“凡事不贵无用之虚词，务求躬行之实效”。二是振纲纪，“刑赏予夺，一归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三是重诏令，“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至十余年不行者……敕下各司，严立限期，责令奏报，违者查参”。四是核名实，“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仍敕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五是固邦本，“豪强兼并，赋役不均，敕内外诸司，悉心清理”。六是饬武备，足食足兵，巩固国防。

此后张居正当政十年，就是按此施行。在此期间，各级官吏在考成法的鞭策下兢兢业业，一改此前的慵懒拖沓，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全国官场出现了新气象。隆庆五年（1571）太仓岁入库银三百一十万两，岁出三百二十万两，亏十万两。随着万历新政的展开，财政赤字逐渐消失。《国榷》称“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户部管辖的太仓的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左右，到万历初年，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之间。隆庆元年（1567）前后，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约七百万石，可支给京营各卫官军两年的消费；到了万历五年（1577），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可供六年的消费，增加了三倍。改革的成果有目共睹，万历一朝也因此成为明帝国两百多年历史中最富裕的时期。

《明史》对张居正的评价是：“通时识变，勇于用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与张居正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朱东润先生评价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张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黄仁宇先生感叹：“世间已无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却在身死之后，遭到了由他培养长大的神宗皇帝的清算，追夺一切诰命荣誉，追比抄家，家属流放，长子被逼自杀。

万历十年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病入膏肓，皇帝派内监问张居正“国家大事，当一一为朕言之”。这是要问遗嘱了。张居正举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潘晟是冯保的老师，冯保援引潘晟进入内阁，是想与张居正在位时一样，宫府联手，继续掌控局面。不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后，言官们便开始接二连三弹劾潘晟，迫使已在赴任途中的潘晟疏辞，内阁拟旨报允。飓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贯善于观察风向的言官们嗅出了其中的机窍——元辅张先生已经故去，冯保独木难撑，倒冯倒张，正其时也。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的是冯保的门客徐爵。《明史·李植传》：“（万历）十年冬，张居正卒，冯保犹用事。其党锦衣指挥同知徐爵居禁中，为阅章奏，拟诏旨如故。居正党率倚爵以自结于保，爵势益张。而帝雅衔居正、保，未有以发。御史江东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书梁梦龙与爵交欢，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狱，论死，梦龙罢去。植遂发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除了言官的攻击导致冯保下台，通过一件小事也可看出神宗对冯保是积怨已久：“上初以慈宁及江陵故，待冯珰（太监）厚，而不堪其钤束，屡有以折之。一日，上御日讲毕，书大字赐辅臣等。冯珰伺侧，立稍倾欹。上遽以巨笔濡墨渖过饱。掷其所衣大红衫上，淋漓几满。冯珰震惧辟易，江陵亦变色失措。上徐书毕，起还内。”其时神宗虽小，还未亲政，心中对张、冯二人的不满已是溢于言表，而冯保还懵然不知。当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神宗还是王子的时候，冯保就陪侍在他的身边，神宗不呼冯保姓名而称其为大伴。《首辅传》记载：“上之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即以闻慈圣。而慈圣素诲上严，切责之甚苦。且曰：内庭可耳，即使张先生闻之，奈何！于是上严重居正而冯保意自得。”人在春风得意时节总会招嫉，得罪人。冯保就得罪了不少人，有内廷同为内侍的太监，也有政府各衙门的官员。除开言官弹劾，内监也对冯保下手了。《冯保传》记载：“东宫旧阉张鲸、张诚乘间陈其（冯保）过恶，请令闲住。帝犹畏之，曰：‘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鲸曰：‘既有旨，安敢复入。乃从之。会御史李植、江东之弹章入，遂谪保奉御南京安置，久之乃死。”“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余万，珠宝瑰异称是。”冯保倒了，下一步就是清算张居正。

在皇帝的默许下，各路人马纷纷上阵，弹劾张居正。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上览大理寺所上游守礼、冯昕等狱词，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伊子锦衣卫指挥张简修为民”。八月“追夺故相张居正谥”。张居正的三个中进士的儿子以“滥登科地”的理由革黜。张居正提拔使用的人被罢黜打压，如一直受到其保护提拔的名将戚继光就被调离北部边防重镇蓟门，一年后告病请归。弹劾的理由、言论什么都有，《万历野获编》记载：“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又谓归葬沿途（万历六年，张居正请假回乡葬父），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陈年旧事也被通通挖出来，最有杀伤力的是弹劾张居正构陷辽庶人，侵占辽王府，辽府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查抄冯保家得到大量金宝，皇帝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冯保传》：“时潞王（神宗的弟弟）将婚，所需珠宝未备，太后间以为言。帝曰：‘年来无耻臣僚，尽货以献张、冯二家，其价骤贵。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犹记得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接连上疏归政乞休，“天子慰留恳切。最后手书称慈圣口喻：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俟辅尔岁至三十而后商处。先生毋复兴此念。”当初要用人的时候死命不放，如今尸骨未寒，他母子二人却打起了张家财产的主意。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皇帝下诏查抄张居正家产，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及锦衣卫等随即奔赴江陵张居正老家。《国榷》是这样记载丘橓的：“初，丘橓除给事中，啖名。湖广巡抚方廉馈以五金，奏罢之。人多不直橓。遂请告居乡。力却上官馈遗，而好负赋。邑令某病其矫，积所却金，请于两台抵逋税，橓大惭。或荐于张居正，曰：此子怪行，非经德也。终不用。”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神宗选这样一个人去查抄张居正家，用心可想而知。

关键时候才能看出人的操行德品。在这样墙倒众人推的时刻，也有人站出来为张家说话。侍讲于慎行就写信给丘橓，请他手下留情，言辞恳切，让人感动：“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深机，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讼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江陵平生，显为名高而阴为厚实，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其深交密戚则有赂，路人则不敢；债帅巨卿，一以当十者则有赂，小吏则不敢；得其门而入者则有赂，外望则不敢。此其所入亦有限矣。且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其交游。其所关通窃借，不过范登、冯昕二三人。而其父弟家居，或以间隙微有所网罗，则所入亦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江陵太夫人年八十，老矣。诸子累然，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之日，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为栾郤之族，死者不为若敖之馁可矣。”“橓得书，不纳，乘败覆张氏之族甚惨”。

在查抄大员未到江陵之前，荆州府、江陵县地方官闻风而动，封了张府。待丘橓等到达江陵时，张府饿死的人已有十余口。查抄所得一共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这个数目，离当初预计的相差太远，于是又严加拷问。因不堪凌辱，居正长子张敬修自杀身死；三子张懋修投井自杀不死，绝食又不死，侥幸留得一命。张敬修自杀前留下一封绝命书，文辞哀戚，是当时惨景的实录：“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寄银十五万，王少方寄银十万，傅大川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

张敬修之死，朝野震动，正直大臣纷纷上疏为张家求情宽解。《潘季驯传》记载：“居正殁，家属尽幽系，子敬修自缢死。季驯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又以治居正狱太急，宣言居正家属毙狱者已数十人。”内阁辅臣申时行也对神宗皇帝说：“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自干典宪，然天威有赫，籍没其家，则国典已正，众愤已泄矣。若其八旬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仰窥圣心必有恻然不忍者。”在这样的舆论之下，神宗下诏：“张居正大负恩眷，遗祸及亲。伊母垂毙失所，委为可悯，着拨与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

《首辅传》记载：“寻礼部举会试，而次子嗣修与吕调阳之子皆中式，居正等以嫌请避，不允……而詹事申时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进御，上启姓名，则拔嗣修一甲第一名。而召居正谓曰：无以报先生功，贵先生之子孙以少报耳。”并且还“手勅褒谕，称其精忠大勋，朕言不能尽，官不能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如此报答，如此看顾，实在是出人意表。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张居正也不是一点也没有料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请假回乡葬父，皇帝一日三次下诏招其速速回京。湖广巡抚朱琏欲为其在家乡建一座“三诏亭”，张居正回信说：“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使后世诚有知我者，则所为不朽，固自有在，岂藉建亭而后传乎？”“且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者乎？”他说的“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真是一语成谶！

“万历十二年（1584）秋八月丙辰，榜张居正罪于天下”。说“张居正污蔑亲藩，钳制言官，闭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对于张居正死后之得祸，王世贞评价说：“居正申、商之余习也，尚能以法制持天下。器滿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魚烂不复顾。寒暑移易，日月亏蔽，没身之后，名秽家灭。”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科进士，但张居正在位时王世贞一直未受重用，所以王对张耿耿于怀，在其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多有刻薄之言和揭阴私之举，这句“名秽家灭”就非实录。从当时及后来人们对张居正的追忆思念，就证明张居正名未秽；而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明亡后坚持抗清，在桂林被俘不屈而死，也证明张居正家未灭。《明神宗实录》是这样评价张居正的：“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数……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宇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也。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谅夫。”明末清初史家谈迁在《国榷》里，引用了大名鼎鼎的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家。”到是一针见血。

对于张居正的“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试举几例如下。“初，上在经筵，读《论语》‘色勃如也，误读作‘背字，居正从旁厉声曰：‘当作勃字。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这一声断吼，小皇帝估计是永远记得了“色勃如也”，恐怕心中也对张先生永远“勃如”了；居正归乡治丧，沿途大小官员迎接居正“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凡用卒三十二舁之”。不但大小官员无所不用其极地侍奉张居正，连各地宗室王者也对居正礼敬有加，请吃请喝，而张居正对诸王只讲宾主之礼。明朝制度“人臣虽贵极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这样作为，当时人便说他有僭越之嫌了。还有一事：居正提拔刑部侍郎徐学谟为礼部尚书，“自成、弘后百余年来，礼部尚书必翰林擢。嘉靖之初，上以席书言大礼当意，由他曹特迁，言路攻之十余疏不止。学谟自刑部擢，亡敢出一语者，人谓居正威在世宗上”。张居正的威风在神宗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之上，小皇帝听了心情可想而知。还有一件事和小神宗的母亲有关：“殷正茂为户部尚书，进大珠瑰宝鹅罽以媚居正而得用。居正专以罽奉进慈宁为坐褥。或曰上见之，知其自居正而不善也。”小皇帝已经懂事了，由这件礼物联想到什么，不得而知，但他心里不高兴是真实的。还有一事，可见当时官员已到了只知居正不知皇帝的地步：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患病久治不愈，朝中官僚纷纷斋醮为之祈祷。《明朝小史》：“十年，内阁张居正久疾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视厘，已而翰林、科道继之，已而吏、礼二部属继之，已而他部属中书行人之类继之，已而五城兵马、七十二卫经历之类继之，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其同乡门生故吏，有再举至三举者，每司香宰官大僚执炉日中，当拜表章则长跪，竟疾弗起，至有赂道士，俾数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书副以红纸、红锦幕其前后，呈江陵。江陵深居不出，厚贿其家人，以求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自是争暮词客，不惮金帛费，取其一颔而已。不旬日，南都仿之，尤以精诚相尚，其厚者亦再三举。自是山、陕、楚、闽、淮漕，巡抚、巡按、藩、臬，无不醮者。一御史行香，顶香盒于马首，诣寺观，已而出都按视，有司例致牢饩，御史大怒，骂曰：若不闻我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饷我？”这样举国大小官员奔走若狂的景象，皇帝不会不知道吧。由此看来，皇帝查抄张居正家，固然有自身贪财好利、墙倒众人推的因素，但若不彻底清算张居正，肃清张居正的政治影响，神宗想自己大展身手，只怕还是会处处掣肘的。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根本的原因是出在制度上。几千年的皇权制度，人臣的升迁沉浮、祸福荣辱都只在皇帝的一念之间而已。权力不受监督、权自上来导致的宫廷密谋、倾轧争斗史不绝书。张居正的悲剧，不过是皇权统治的一个缩影罢了。人亡政息，往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