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编译成因初探

陈宁　叶晓芬

摘要：本文从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欧洲陶瓷生产发展的强烈需求和译者儒莲的个人因素三个方面对该译本的编译成因作了初步探讨，也为进一步研究和利用中国陶瓷典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景德镇陶录》儒莲 陶瓷典籍 深度翻译 编译成因

一、引言

清乾隆末年，景德镇人蓝浦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景德镇陶录》。其内容涵括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各个方面，具有历史学、工艺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诸多研究价值，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陶瓷制作工艺及其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历来被视作陶瓷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必备查考资料，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最好资料。19世纪中期，正值西方为中国陶瓷的精美绝伦惊叹不已，却苦于无法探寻其制作方法时，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于1856年编译了《景德镇陶录》，并译其书名日《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这是中国陶瓷典籍的第一部外译本，也是国外学者第一次对中国陶瓷典籍进行翻译的活动。由于《景德镇陶录》既是古代文化典籍，又是陶瓷专业论著，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文化信息，译者儒莲为了方便法语读者理解其中的内容，便采用了深度翻译策略对原著内容进行法译。这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中国陶瓷典籍外译方法的第一次探索。

所谓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是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文字遮蔽的意义与译者的意图相融合”，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A·Appiah）于1993年提出。从效果论来看，深度翻译将翻译同严谨的文化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属“文化翻译”或“学术翻译”的范畴。它不仅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征，还促进了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尤其适用于涵纳丰富文化信息的历史典籍、学术著作和内容不易被理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的翻译，其接受对象也是对原文及其背后的文化知识感兴趣的异域读者和研究人员。儒莲法译《景德镇陶录》时，就是采用这种翻译策略，在原著内容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的副文本内容，如译者导言、萨尔威达撰写的序言、中法对照重要名词索引、一幅中国陶瓷产区概况图和十四幅精彩的陶瓷制作工艺图等，文内还插入了不少评注、脚注等，使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源语言和文化语境中，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译文本体的内容。当然，该译本毕竟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第一次尝试，其中尚存在着删减漏译、注释细节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该译本在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史上，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典籍翻译史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为后来的中国陶瓷典籍翻译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仅就该译本的编译成因作了初步探讨，以飨读者。

二、《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的编译成因

中国瓷器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输入欧洲后，引起了极大轰动。尽管历经几个世纪，欧洲人仍然无法破解中国制瓷技艺之谜，但是他们从未停止过探寻的步伐。法国路易十四曾派传教士昂特雷克莱（汉名殷弘绪）旅居中国景德镇多年，潜心“学”艺，并在其书信中将中国的制瓷技艺首次传入欧洲，但这根本无法满足欧洲陶瓷生产者们的求知欲，他们迫切渴望揭开中国陶瓷生产的神秘面纱。而儒莲编译的《景德镇陶录》法译本，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当然，该译本的编译出版还与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的发展需求和译者儒莲的个人因素密切相关。

1、法国当时的社会背景

法国于18世纪末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资本主义制度也逐渐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又及时保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其中实行的一系列重视科学、鼓励教育、发展学校的文化政策，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后，文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务实之风随之形成。19世纪法国翻译作品中，科技作品的翻译数量远远大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儒莲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就曾多次受到法国农商部部长的要求，翻译中国科技工艺类典籍。1836年，儒莲受法国农商部部长伊波利特先生（M·Hippolyte）的邀请，曾将中国典籍中有关蚕桑技术的内容编译整理成《桑蚕辑要》，并于次年发表；1853年，又受国议员欧提耶先生（M·Heurtier）的邀请，翻译中国科技类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而《景德镇陶录》也是在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管理者的强烈要求下，在法国农商部部长的支持下进行翻译的。可见，《景德镇陶录》法译本的产生与法国当时追求工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2、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的发展需求

中国瓷器自16世纪以来，曾在欧洲风靡一时，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甚至被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当时，中国瓷器只有欧洲的皇室贵族才可能拥有，并作为贵重的物品加以珍藏，只有在宴会等正式场合上才摆放出来，作为炫耀财富的资本，供宾客欣赏。而在法国，其上层社会对中国瓷器的追求近乎狂热，路易十四就是中国瓷器的痴迷者。他不仅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而且把中国瓷器上的装饰元素带到宫廷设计之中，如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他就特意为情妇曼特农夫人修建了特里亚农（Trianon）瓷宫（即中国瓷宫）。

尽管精美的中国瓷器深深吸引了法国上层社会的注意，但其制作技艺对于当时的法国陶瓷生产者而言，却依旧是个迷。为了了解和探究中国陶瓷的制作方法，路易十四专门派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学”艺，作为第一批赴华的传教士，殷弘绪得到了在江西传教的机会。此人在集天下名窑技艺于一处的景德镇居住了七年之久，抓住各种机会出入窑厂，探听景德镇制瓷之法，并分别于1712年和1722年在两封写给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奥目神父（Pere Orry）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中国陶瓷的制作方法，至此欧洲人才掌握了有关中国制瓷技艺的第一手资料。受其启发和影响，欧洲化学家和陶瓷工人们多次尝试仿造中国瓷器，甚至从中国运来制瓷原料，但都以失败告终。

到了路易十五时期，法国贵族阶层对瓷器仍然十分钟爱，甚至下令把宫廷和贵族家中的金银器全部熔化它用，以使宫廷全方位地使用陶瓷。在其情妇蓬巴杜夫人的倡导下，1738年塞夫勒陶瓷厂（Sevres）在文森皇家堡建立，并于1756年移至巴黎郊区的塞夫勒地区，1759年成为皇家陶瓷工厂。上层社会的重视及其制瓷技艺的发展，使得塞夫勒皇家瓷厂在18世纪中期成为欧洲著名的陶瓷生产中心。尽管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曾使其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依然屹立于欧洲陶瓷生产的前列，也没有停止探索中国制瓷技艺的步伐。

19世纪，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积极搜集与中国、日本陶瓷技艺方法相关的资料。《景德镇陶录》正好满足了工厂生产者们对中国制瓷技艺的需求。1851年6月，在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厂长艾贝曼先生（M·Eblement）的建议下，儒莲开始着手编译《景德镇陶录》，对其中“有用”的内容进行摘录、翻译和注释，以供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的工人们参考和使用。该译作获得当时法国农业与商业部部长布菲先生（M·Buffet）的极大推崇，并决定以政府名义和经费进行出版。虽然由于布菲先生的离任，该决定未能执行，最终由儒莲自己选择的巴黎马勒巴舍列（Mallet-Bachelier）出版社将其出版，但法国政府对于中国制瓷技艺的兴趣、对于发展国家工业的重视，让身为汉学家的儒莲深刻意识到这一翻译工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景德镇陶录》法译本的编译是为了满足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的生产发展需求而产生的。

3、译者儒莲的个人因素

儒莲，法国籍犹太人，汉学家。1797年出生在法国奥尔良市，后在法兰西学院学习，掌握了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梵文等多门语言，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1821年任法兰西学院希腊助教，后追随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位汉学讲座教授雷慕莎（Abel Remusat，1788～1832），学习中文和满文，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汉学学习和文化研究。儒莲一生曾兼任过法兰西学院教授、掌管行政职务的学监、现代东方语言学校教授、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副馆长等多项与汉学相关的职务。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收藏中文典籍多达3万余卷，儒莲在此潜心研究，不久就精通了中文，了解了不少中国的历史文化。此后40余年，他陆续翻译了《孟子》《老子道德经》《西厢记》《赵氏孤儿》《白蛇精传》《大唐西域记》《天工开物》《桑蚕辑要》《景德镇陶录》等中文经典名著，并撰有《汉学指南》。儒莲不断充实自己的创作名录，从经典著作到宗教伦理，再到小说戏剧，他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汉学的所有范畴。并且，他的汉学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注重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强调其实用价值，尤其对科技类著述有着浓厚兴趣。他认为《天工开物》《桑蚕辑要》《景德镇陶录》等这些服务于现实需要的中国科技类著述的翻译，并没有使其远离东方哲学研究的领域，反而使其增长了智慧，得到了愉悦和放松。正是儒莲的汉学研究基础和他对中国科技的认识和推赏，才使得《景德镇陶录》法译本于1856年呈现在世人面前，使得传教士殷弘绪在一个多世纪前带回欧洲的中国陶瓷知识得以更新和完善，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尤其是欧洲陶瓷业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三、结语

《景德镇陶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景德镇陶瓷业的专著，对于了解和认识景德镇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856年将该书编译成法文版本，并译其书名日《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这是中国陶瓷典籍的第一部外译本，也是国外学者第一次对中国陶瓷典籍进行翻译的活动，同时还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陶瓷典籍外译方法的一次积极探索，在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史上，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典籍翻译史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为后来的中外陶瓷典籍翻译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上的借鉴和参考。而它的编译出现，不仅与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有关，还与当时法国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生产发展的强烈需求和译者儒莲的个人因素密切相关。《景德镇陶录》法译本的问世，不仅推动了中国典籍翻译深度翻译实践的发展，扩大了《景德镇陶录》一书的传播范围，还强化中国陶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国际陶瓷技艺及其文化的交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