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诗人郭沫若的爱情

◎自耕堂

天才诗人郭沫若的爱情

◎自耕堂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拂去这些光环之后，人们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爱情故事。

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说，母亲已给他订了婚。女家是苏溪镇的张家小姐张琼华，和远房的叔母是亲戚。因为是门当户对，母亲又亲自去看过本人，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没经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旧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绝，只好趁这一年的年假回故乡草草完婚。

婚后第五天，郁郁寡欢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

1916年8月，在日本东京的圣路加病院，郭沫若认识了年仅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后来的郭安娜）。

当时的郭沫若，是官费留学生，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享受33日元的奖学金，优渥宽裕。郭大文豪诗兴大发，并有闲情逸致与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语。郭沫若为追求佐藤写了100多封情书，而佐藤小姐也陶醉于郭沫若横溢的才华，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此外，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佐藤甚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最终以安娜的人生悲剧而告终。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安娜甚至连追悼会的新闻报道也没有看。安娜膝下的子女，对郭沫若更是敬而远之。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安娜一家为何对郭沫若如此不感冒 如此不愿谅解呢

现在许多专家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郭沫若的私生活问题。当年郭作为官费留学生，在日本处处留情，这里不多详述。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1927年10月，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两人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后来此事无疾而终，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无路，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这种险恶背景之下。支撑家庭生活重担的是无怨无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旧未能清静，大约在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当属和于立忱之间的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于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与郭沫若有密切关系，这点不容置疑。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出于对于立忱的负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将爱她姐姐之心转移到于立群身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反感，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王芸生在文革期间吃足苦头，这是后话。

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沫若

既然如此喜欢于立忱，那又为何临阵脱逃呢？许多人将之归结为郭沫若的家庭责任感，可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即断绝与安娜的一切联系，与于立群再结秦晋之好，这里所谓的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就成了一句笑话。笔者的推测是：不是安娜的贤妻良母，也不是孩子们的嗷嗷待哺牵住了郭沫若的心，而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对郭来说是块有用的挡箭牌。当时的郭沫若有其算计，如果抛弃安娜投入于立忱的怀抱，那么说不定日本宪兵哪天就会驱逐他们出境；而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因此，出于保身的目的，郭沫若选择了留在安娜的身边。

1937年，郭沫若获得蒋介石的恩赦，终于可以返回中国。郭沫若乐不可支，当即回国，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郭大文豪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连夜写就美文《蒋委员长会见记》。此文虽不长，但以肉麻的口吻称颂蒋的手是如何的温暖，眼睛是如何的明亮，抗日的决心是如何坚定等等，文革中郭吹捧毛泽东的那一套，在这里已显现雏形。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绘了他如何依依惜别，如何亲吻安娜的额头，如何凝视熟睡的孩子，如何忍痛抛家弃小投身抗日洪流等等，写得缠绵，写得摧人泪下，有诗为证：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的这套春秋笔法，安娜在晚年给予明确的否定。郭沫若是瞒着安娜，偷偷回到中国的。为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安娜这张日本牌，在郭眼里已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当年他想和于立忱结秦晋之好而不可得，这回他终于有了机会。郭沫若在抗日的崇高口号下，实际上是堂而皇之地将安娜与孩子们无情抛弃掉了。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马上与于立群打得火热，在漫长岁月中，他竟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任这群孤儿寡母辗转挣扎，受尽人生磨难。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地见到蒋介石……”

安娜的这段哭诉，已明明白白地透露出郭沫若是存心抛弃安娜与孩子这个客观事实。在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郭沫若为何要做得如此绝情？如果他要追求爱的自由，当年和安琳、于立忱之间的事，安娜根本就无力阻拦，郭沫若根本无需如此兴师动众。再说，郭沫若可以甩掉安娜，那五个孩子毕竟是亲骨肉，虎毒不食子，何况人乎！

要解开这个谜底，仍需联系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将给他的未来政治仕途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郭沫若快刀斩乱麻，尽快与于立群结合，彻底切断了与安娜的一切联系。

1951年，安娜要求见郭一面，郭托辞拒绝。当时的安娜可能是气不过，直接冲到了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五号郭家大院。郭沫若回家见到安娜就如老鼠见了猫，推托去换衣服从后门“落荒而逃”，并向有关部门求助如何“摆平”安娜。安娜彻彻底底看透了郭沫若的为人，以后再也没去找郭的麻烦。倒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不下去，先是给了安娜一个副部级的待遇，并将她安置在大连，委托大连大学的校长李一氓全面照顾安娜的生活。毛泽东在开会见到郭沫若之际，偶尔还会关心地寻问郭是否给安娜寄了生活费。

上世纪70年代，安娜曾回日本省亲，主要是为了处理留在日本的房产。回中国后，1975年她去北京见了郭沫若一面。彼此年纪都大了，许多事只能封存于记忆中。安娜面会郭沫若的目的是向他通报日本房产处理的事情。这多多少少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但安娜有相当的主见，在日本受了那么多苦，她有权来处理这房产，但处理完毕，向郭沫若通报一下，安娜认为这是必要的礼节，这里可以看出安娜的良好修养和素质。郭沫若在这个问题上，对安娜的做法没有任何不满，他一直保持沉默，或许这是他最好的选择。这是两位老人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们回忆了当年在日本的生活片断，气氛是相当好的。

1994年8月，安娜在上海去世，享年百岁。安娜结束了她波澜起伏的一生，但她对郭沫若的爱与恨，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仍将延续下去。

1988年，北京文艺版《郭沫若传》详细记录了郭沫若的几位婚外情人：

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

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

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后定居山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