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从分离到融合

于帅+杨小明

【摘要】张君劢一生经历丰富、涉猎广泛、思想深刻、影响颇大。他为主参与了1923年的“科玄之战”，就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从“科玄论战”时期强调二者的分离到论战结束后转而提倡二者的交融，并希望复兴儒学来为科学的发展寻求出路。关于张君劢以上思想的演变及其背景和原因的探讨，前人少有系统的考察。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对张君劢思想今天的价值包括其新儒学的意义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张君劢;科学;人文;新儒学;转变

张君劢，作为一位活跃在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的重要思想家与现代哲学家的代表，他的一生经历丰富，思想广泛。张君劢参与了1923年“科玄之战”，就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然而，经本文研究发现，张君劢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融合——即主张科学与人文携手并进的心路转变过程。这一转变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也为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科学与人文关系走向问题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

一、科玄论战时期：科学与人文的分离

1923年，张君劢前往清华大学进行演讲，提出了“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在将科学与人生观各自的特点、分类一一进行比较后，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即认为科学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支配人生观的，科学与人生观是两个概念、两个方面的事，是不能放在一起的。张君劢的演讲轰动了整个学术界，随后中国思想领域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后人称之为“科玄论战”。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领域一件规模浩大、影响至深的论战，学术领域的众多名流比如梁启超、陈独秀等人都被吸引参与其中。

特别强调的是，张君劢在“科玄论战”时提出的“人生观”的概念与我们平日里讲的人生观是不同的。我们经常提到的人生观植根于人的日常生活，以探寻人生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人的价值等目的。而张君劢提出的人生观，被时人误称或诬称为“玄学”，其实是一种人文科学，包括政治观、伦理观、文化观、哲学观等，与科学一样，都是一种把握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

科玄论战时期的张君劢对待科学与人文关系上主要强调两者的区别。张君劢将科学与人生观做了比较，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之间存在五个区别：第一，科学具有客观性，人生观具有主观随意性。张君劢将科学分为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物质科学具有一定的公例可求，而精神科学是没有公例可以遵循的，因此也不具有客观效力，精神科学即人生观方面，是主观的，没有统一的意见;第二，科学讲究规律，而人生观则是依靠人的感观、直觉。第三，张君劢认为科学的关键在于分析，而人生观强调综合，比如释迦的人生观强调普渡众生，这归于印度的风俗，如果一定要加以分析的话，那么佛教的魅力则会丧失;第四，科学遵循因果定律研究问题，而人生观的概念则是自由产生的。张君劢认为因果规律是成为科学所必须具备的规律。而人生观则出于人的自由意志，人们从犯错误到改过自新，是出于责任心的表现，不能用因果规律来解释;第五，科学的原则在于统一，因此科学是有公例可求，而人生观则具有单一性。

正是因为这样，张君劢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不能用科学来解决的，“无论科学发达到什么程度，但是关于人生观的问题，科学无法参与其中。”科玄论战时期，张君劢始终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从他的出发点上看，他是在捍卫人生观的独立性，批判科学万能论，然而从形式上讲，他过多的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差别，以至于将科学与人生观两者置于对立的位置，抹杀了科学与人生观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科玄论战结束后，张君劢并没有停止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探讨，随着他阅历的丰富以及研究的深入，他对自己在科玄论战时期发表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对待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态度上产生了新的变化。

二、后科玄论战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

1934年张君劢前往广州岭南大学演讲，就科玄论战时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意识到过分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区别，将科学与人生观推向对立的态度是不合理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应该是统一的，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携手，并撰写《科学与哲学之携手》一文，希望科学家能与哲学家互相合作，共同进步。

张君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了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第一是从量与性方面。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通过量来得出自然公例，这些同样对人类的感官产生影响的学科，同样也需要通过性来解决。因此，量与性是不能分离的，即科学与哲学也是不能分离的;第二，从目的论与机械论方面。所谓机械论即把宇宙视为一部机器，世界万物都可以用机械来解释，例如霍布斯、笛卡尔都主张这种学说。然而人的道德问题是无法用机械论来解释，人类生存总是带有目的性，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明确，张君劢用康德的观点来说明或许超乎物质世界还有一个目的世界存在，因此机械论与目的论并存，即认为科学与哲学是并存的，二者不可分离;第三，从定命论与自由意志论方面，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就像定命论与自由意志论那样，定命论认为物理界与人类意志里都存在因果的必然关系，张君劢认为这一说法适用于物理界，不适用人类行为方面。人类的行为依赖于人类内心的想法，这属于自由意志论。只有定命论与自由意志论同时存在，才会发现宇宙万物的趣味性。因此，科学与哲学不可分离。

张君劢主张“科学与哲学携手”，不再将科学与人生观割裂，而是将两者联合起来，推崇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将科学与人文不在看作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他反对那种重科学轻人文或者重人文轻科学的观点，认为科学与人文应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他的这种对科学理智精神与主体自由意志之间关系的探索，是相当敏锐且富有意义的。

三、科学与人文融合的途径——儒学的复兴

张君劢在研究科学与人文关系上经历了从两者分离到结合的走向，他越来越意识到科学的进步离不开人文思想的指导，因此，他开始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谋取出路，这条路便是复兴儒家思想。

张君劢所指的复兴儒家思想主要是复兴宋明理学思想。张君劢将他的新儒学概括为“道统”、“圣学”、“经典”、“新书院制度”、“政制”等思想。关于“道统”思想，认为中国人对道观念的认知建立在一套道德标准上，这套道德标准在哲学家的一些著作中以及圣贤之人的生活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关于“圣学”，张君劢强调为学的重要性，认为神圣的领域有着我们目前没有认识的知识，圣贤的人通过学习就可以获得这部分知识。关于“经典”，张君劢认为要认真研读宋儒经典著作，而且行为要合乎它的规范。关于“新书院制度”张君劢提倡新式教育，认为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要培养民众良善的道德风气。最后关于“政制”，张君劢对宋儒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认为新儒者身上具有直面国家危难的勇气。

如何复兴儒家思想，张君劢主张学习西方，用他的话讲“自力更生之多行结构”，张君劢解释道，所谓自力更生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思考、观察并且检讨自己国家现存的学术政治制度怎么样，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优点缺点，对于优点应继续发扬光大，缺点就要改正，总之就是要寻求多样化的发展。而学习西方的同时，更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即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为此，张君劢针对复兴儒学指出了三条途径：第一，立足本体，放眼西学。即要继承中国固有的孔孟思想，宋明理学思想，在立足本体的同时，积极向西方学习，并且在将中国民族思想与西方科技文化思想比较的同时，找出自身的利弊，这样可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民族思想;第二，摒弃前嫌，兼容并包。儒学的复兴可以允许多个思想流派更存，不能单一，搞特殊性，要超越思想的束缚，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寻找更多的新观念;第三，主张道德与知识并重。知识不是获得幸福的唯一方式，还要有道德的约束，并强调知识需要合乎道德标准，这也是新儒家思想的主要方式。

张君劢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平衡，解决文明危机。从哲学层面上看，这种新儒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出一定的哲学思维。比如新儒学思想中讲的天人合一等思想，正是哲学中辩证思维方法的体现。然而，新儒学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新儒学思想企图将中国文明危机的化解与西方现代文明思想划清界限，认为中国科技的进步是向内寻求出路，而不是向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西方哲学精神的弘扬。在西方哲学中，也蕴含着许多辩证思维方法，也有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比如黑格尔的哲学，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张君劢竭力主张新儒学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对新儒学思想的功能进行了夸大，这一点有违科学的精神。新儒学思想在人生修养方面有合理的价值，但由于太过重视人的直觉方面，认为关于宇宙奥秘，人生体验只能通过人的直觉来把握，是不符合科学理性的，更无法真正的解决科学存在的不足。总之张君劢企图用复兴儒学的方式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寻找出路，过分夸大儒学的功能，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夸大人的直觉作用，而缺少科学理性的思考，以至于他的新儒学思想很难令人信服。

四、结语

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历史以来，关于科学与人文冲突交融的话题也层出不穷。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提出“德行就是知识”的观点，倡导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近代哲学家培根也提出“科学既是力量”的口号，认为科学存在人文价值，主张两者的统一。当然也有反对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见解，比如卢梭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就将科学与人文放在对立的形态上，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完善会腐蚀人的心灵，丧失人的美德;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中也指出道德与理性无关，强调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科学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如张君劢所言：“学术之目的，虽不离乎利用厚生，然专以利用厚生为目的，则学术决不能发达;以其但有实用之目的，而缺乏学术上游心邈远之精神自由也。”可见张君劢已深刻的意识到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精神生活的指导，发出科学需要人文关怀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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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帅（1991—），女，山东青岛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2014级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

杨小明（1964—），男，甘肃武都人，科学史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