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之花”贺子珍

王建柱

她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成长，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枪林弹雨中成熟；她的身上凝聚了红军女战士的种种美德，她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和顽强不屈的历程分不开

她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最复杂曲折的阶段；亲眼看到了毛泽东的种种遭遇；亲眼看到了毛泽东怎样进行认真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她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的品质，她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母性的光辉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3名政协委员的消息，这3个人是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在刊登这条消息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他们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位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慈祥地同身边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

简短的消息，小小的照片象一声惊雷，震撼着国内外人们的心，引起了万众的瞩目，许多人奔走相告：“是贺子珍！贺子珍出来”了！

几十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件从遥远的新疆、青海，从南海之滨的福建、广东，从她战斗过的井冈山、宁冈，从她的家乡江西永新，飞到了贺子珍的身边。有人觉得这样鸿雁传书的速度太慢，无法迅速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于是特地拍来了电报……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贺子珍，是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我们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关注贺子珍，也是因为她的一生中既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也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

井冈山上第一位红军女战士，传说中的“双枪女将”

1909年9月的一天，正是秋日朗朗、桂花飘香的时节，在井冈山东麓的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女孩子哇哇降生了，父母商量着要给她起个最美好的名字，妈妈的说，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就给她起名为“桂圓”。这个叫桂圆的女孩子，就是后来的贺子珍。

上学以后，桂圆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同毛泽东结婚以后，她曾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了下来。

1925年贺子珍加入了青年团，成为他家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一员。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潮流中，贺子珍转为中共党员，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那一年她还不到17岁。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不久，上级党组织将贺子珍派到吉安，身兼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长和中共吉安县妇委书记的贺子珍，领导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后不久，永新遭到了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固守在永新县城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缴获了100多支枪。战斗结束后，贺子珍在战斗中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故事便由此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全国解放后，永新一带仍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但贺子珍本人听到这些传说时，总是笑着解释说：“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不过，贺子珍在永新暴动战斗中，在枪法生疏的情况下凭勇敢杀敌致胜，确实堪称巾帼英雄。

永新暴动后不久，部队向井冈山进发，贺子珍是向井冈山进军队伍中唯一的女共产党员，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位红军女战士。

毛泽东曾对她说，我们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叮当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登上了井冈山，住在茅坪的八角楼。第二年，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贺子珍带领工作队到永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塘边村，也住在贺子珍他们住的一位老婆婆的家里。

初次见面，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有这么一位年轻姑娘；他更没想到，这将会成为沟通他们未来生活的引线。

如果说见面初期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同志关系，那么在这之后，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年轻姑娘的心事是从来不肯轻易吐露的，虽说贺子珍是反封建的斗士，但一想到自己在悄悄地爱恋着一个人，心口怦怦直跳，平时那种落落大方的神态变了，有时她见到毛泽东还怪不好意思的……有一天，毛泽东用他那满口湘音的韶山话坦率地对她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停了一会，他又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和身世，他说，他已经34岁了，妻子和3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很久没有通信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不在人世了，这些传言也不知是真是假。他们谈了很久，很投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照料，自己便默默地承担了这一工作，毛泽东为能得到这样一个年轻姑娘的悉心关照，常常露出会心的微笑……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贺子珍是第一批踏上长征路的30名女同志之一。

长征途中在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袭击，为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城时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头部、背部14处受伤。当时正是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迫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无法分身去看望她，他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里……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傅连璋医生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

多年后，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不醒，不知道是走还是留下，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把我留下，我就没命了。我苏醒过来后，怕增加队伍的负担，也曾提出把我留下，但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了过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上把贺子珍分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担任科长。发行科的任务是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

不久，贺子珍生下了娇娇（李敏）。毛泽东对这个小生命十分疼爱，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趣。她此时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了她愿望的实现，因此，在娇娇生下刚4个月时，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到抗大学习去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中心，一批又一批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男女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气。毛泽东是个博学的人，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他在这种交往中得到启示，获得知识，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快乐。而与贺子珍的情感和思想交流都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贺了珍产生了孤独的感觉。她的文化程度比毛泽东低，这使贺子珍感到很苦恼。

这时，她又怀孕了……

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她虽然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活，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曾与她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叮当嘛！”此时，贺子珍又拿出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来，她坚持要走，她决定要到西安去，从那里再转赴上海，取出长征途中留在身体内的弹片。她把孩子（娇娇）托付绐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1938年初贺子珍到了西安，这时的上海已沦陷，她便住在了西安。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此时，恰有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到西安再去延安，贺子珍想，上海去不成，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又从西安乘汽车到兰州，之后又到了新疆。

在她等待去苏联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让她返回延安，贺子珍没有理会……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党中央的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礓等候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好机会，但贺子珍没有动，她在新疆住了几个月后，终于登上了去苏联的飞机。

沉于丧子哀痛中的她，又听到了毛泽东结婚的消息

贺子珍于1938年10到了达莫斯科。她旅途的困顿还没有完全消除，就匆匆忙忙地到医院，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所有的弹片，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深嵌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了一起，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取出了。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身上……

贺子珍在离开延安时就已有了身孕。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满月以后，她把儿子送进婴儿室，自己就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在她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发来了电报，依然是请她回延安去，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这时她想，既然已经来了，学习也已经开始，怎半途而废呢？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她在莫斯科生的那个男孩，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由于婴儿室条件差，没有护理好，转为了肺炎，最终夭折了。

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把她从迷糊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当初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要结束了，她的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点行装，准备回国。而贺子珍却处于万分忧虑之中，按说，她出来学习，不正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去更好地工作吗？可是她已经没有家了。再说，就是回去，她能够坦然地面对毛泽东另有爱人的现实吗？

贺子珍终于决定留下来，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那里的孩子学习中文。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所有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疏散到了苏联东部的伊万诺夫城，国际儿童院也搬到了那里.贺子珍和毛岸英、毛岸青，还有在皖南事变后送到苏联来的女儿娇娇，都转到了这里。

……

时间进到1947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来到苏联，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贺子珍，王稼祥问她今后打算怎么办，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要求回国。

王稼祥觉得这件事牵涉到毛泽东的家庭，不便擅自处理，便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复：同意回国。

10年婚姻，6个孩子，活下来的却只有娇娇一人

贺子珍与毛泽东夫妻10年，前后共生了6个孩子，然而活下来的，却只有一个多灾多难的李敏（娇娇）。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时，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一个女孩。

孩子刚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吧，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了，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我们身边。”

红军这次打下龙岩，没停留几天，又主动撤出，为的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与孩子分别时，贺子珍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圆，放到大嫂的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1932年4月，红军两次打龙岩，贺子珍回到这个县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讲述，找到了旧日寄养孩子的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是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便把他与杨开慧生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由于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喜欢把孩子称为毛毛。毛泽东和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贺怡夫妻照管。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为了孩子的安全，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初期，为完成前夫毛泽覃的遗愿，贺怡曾四处寻找小毛毛，经多方打听寻找，最终认定当年的小毛毛已于1934年10月由朱盛苔、黄月英夫妇领养，取名为朱道来。不幸的是，朱道来于1966年在南京病故。

早在1933年，也就是在刚生下小毛毛之后不到一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接生的，可惜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红军长征开始后，贺子珍第四次怀孕。这次她是躺在单架上分的娩……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老乡，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虛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个银圆，交给钱希钧说：“把这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吧。”担架抬着贺子珍没走乡远，钱希钧又抱着孩子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翻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来认领。”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而坚定地说：“如果不能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后来，她后悔而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有看清她长得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掉了后，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丟下自己的下一代”。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未复原的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女孩。一同走过长征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生产了，都来看望她，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这个女婴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孩子为娇娇，于是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8年她从苏联回国，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名叫李敏.，姓李是因为当时毛泽东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

李敏是贺子珍与毛泽东所生的6个孩子之中的唯一幸存者。她后来频繁往返于毛浑东与贺子珍之间，给贺子珍晚年的清凄生活带来了许多慰藉，这也是贺子珍不幸一生中之大幸。

邓小平：“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骨灰放在一室”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女儿娇娇和女婿孔令华怕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候在她身边。可是贺子珍却表现得异常的镇静，饱经忧患的她没有流泪，只是悲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

四人帮倒台后，贺子珍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但她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挫折：1977年的一次中风后，她偏瘫了，从此缠绵病榻，卧床不起。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她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贺子珍来到北京后，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在她刚到北京的头几个月，她的情绪是愉快的。虽然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工作室，曾引起她的伤感，她恸哭过，但她毕竟用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1981年，贺子珍决定返回上海。临行的那天，康克清、曾志等同志来到病房，陪同她一起下楼。宋任穷等同志已经等候在机场欢送她。

1984年4月26日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首都各家报纸都刊载了这一消息并刊登了她的一张照片。

贺子珍逝世后，她的丧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了中央办公厅，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都要送花圈，骨灰放在一室。”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是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算是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贺子珍的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专机把她的骨灰从上海接回到北京。安放骨灰的那一天，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同志，都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她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干都子弟以及各界群众，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简单庄重。李敏将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送进了一室。新华社在她的简历中称：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感怀身世，忧国忧民，崇高风范励后人

贺子珍逝世后，人们悼念她，敬仰她。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那天早上，有不少人自动集合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前，希望能最后一睹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容。

自从毛泽东去世以后，李敏就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安放了毛泽东的巨幅遗像。如今，她又在另一个房间，安放上了贺子珍的巨幅遗像。这两位老人没能白头偕老，但在女儿的心中，他们却是始终在一起的。

贺子珍去世后，留下了3个箱子，李敏将这3个箱子都带回了北京。这3个箱子装的主要是日用衣物。里面还有一沓收支账单和各种发票。

对于一个行政级别相当高的老干部来说，她的遗物是过于菲薄了。贺子珍从来不计较金钱，也不重穿戴。

贺子珍的工资虽然高，但她从不把这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多年来，只要看到谁有需要，无论是周围的同志还是同乡，她都会慷慨解囊相助，毫不吝啬。住院以后，每逢过节，她都要买礼物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还请他们吃顿饭，感谢他们的辛勤服务。这样，她留给自己的就很少了。

李敏说，按照妈妈一贯的态度，她在住院期间，自己花钱买了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在她去世以后，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公家。

她的遗物中还有一些政治类的书籍照片和信件。

这些书，能看出都留下了她翻阅过的痕迹，有的还用红铅笔画上了道道。照片大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福建、江西等地，她与亲人们一起拍的。她的信件不多，有好几封是傅连暲写的。傅连暲与贺子珍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就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这些信中，还有一封是1962年5月21日李敏写给贺子珍的，从这封信中可以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毛泽东非常关心贺子珍的身体，还曾为她寻医买药。

在贺子珍的遗物中，还有一沓写过字的台历纸。她生前喜欢把自己想到的、要记录的事情，或是随时的感随手记在台历上。而写过字的台历纸，她又欢把它收起来。这些台历纸，记的事很杂，比如，谁来谁往、身体状况、吃什么药、当天的国内大事以及报上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都有记录。

在1976年3月6日和7日的台历纸上，贺子珍用毛笔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她感怀身世、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