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

2017-01-06 02:16崔罡崔啸晨
关键词:铁路研究

崔罡+崔啸晨

关键词:中国铁路;中国铁路史研究;历史学者;铁路人;中国高铁史;中国铁路思想史;中国铁路技术史;中国铁路通史

摘要:迄今为止,中国铁路史研究可被分为四个阶段:1835年至1906年为酝酿阶段;1906年至1954年为研究范式的基本确立与第一次繁荣阶段;1950年代至1980年为研究的分化和相对沉寂阶段;1980年至今为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和铁路社会史的繁荣阶段。中国铁路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历史学者与铁路人之间在问题意识上的分化,由此产生了“厚古薄今”和“内外隔绝”的两大特点,并导致了“纵通不足”和“横通不足”两大不足。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应当以“探析中国铁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为核心问题,以“铁路的载运能力和国家社会的需求之间的双向互动”为研究对象,以共和国铁路史为重点时段,在中国高铁史、中国铁路思想史、中国铁路技术史和中国铁路通史等领域寻求突破。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等三大铁路史研究团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07; C913.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5-0008-14

Key words: Chinese railway;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railway; historian; railman; history of Chinese high speed railway; ideological history of Chinese railway;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ese railway;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railway

Abstract: So far,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railway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ur stages of the gestation one (1835-1906), the on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first phase of prosperity (1906-1954), the on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inactivity (1950s-1980), and the one of intensified differentiation and prosperit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railways (1980-Present).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the studies on the Chinese railway history is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historian and railman, resulting in “laying more stress on the past than on the pres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isol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in longitudinal and crosssectional studies”. The next step of researches should di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railwa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se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ailways carrying capacity and national social dem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PRCs railway, and make achievements in history of Chineses high speed rail, Chinese railway ideological history,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ailway and Chinese railway general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 Jiao Tong Universitys railway history research teames w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this area.

铁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人类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器之一。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铁路承载了更多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物资载运的工具,也不仅仅是联络交通的渠道,在微观上,它是国人认知并接纳现代交通方式、管理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窗口;在宏观上,它则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等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国人追寻现代化的主要诉求方式之一。这意味着,中国铁路史既是中国铁路自身现代化的历史,更是铁路助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宏观背景下,以中国铁路及其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需求与铁路载运能力之间的双向互动为研究主线,以全景展示中国铁路发展的曲折历程、梳理总结中国铁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目标的重要史学课题。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5期崔罡中国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本文拟对中国铁路史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梳理,意在为相关同仁的研究提供些许便利。

一、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一百多年以来,学界对中国铁路史的研究热情历久而不衰。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中国铁路史目前相关的专著有一千余种之多,相关论文则超过十万篇。从研究时段来看,上至19世纪前半叶,下至21世纪以来,均有所涉及。从研究领域来看,举凡筑路、机构、线路沿革、技术更新,乃至铁路教育、铁路文化、社会影响、经济影响等兼收并蓄。从著述体例来看,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编年体通史、史评史论、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等应有尽有。从参与人员来看,大陆、港台、日本、欧美等无所不包。从学科门类来看,既有史学、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也有土木、矿冶、运输、地理、卫生、环境等自然科学。可以说,目前的研究基本能够勾勒出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基本能够涵摄中国铁路决策、投资、技术、营运、体制及其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积累了较多的视角、方法、观点。

迄今为止的中国铁路史研究可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均各有其特点。

(一)酝酿阶段(1835~1906年)

中国铁路史研究的渊源可上溯至1835年,其时距离世界第一条铁路的出现仅十年。该年7月,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编纂出版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载了题为《火蒸车》的文章〔1〕,这是目前可考中国人了解铁路之始①。在随后的五六十年中,围绕中国要不要兴办铁路、中国如何兴办铁路等问题,国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争论。举凡争论,必论及铁路之利弊得失,即可被视为宽泛意义的铁路史研究。

中国的铁路建设也在争论中艰难起步。中国最早修筑铁路的动议是1847年的基隆铁路,最早建筑铁路网的设想1863年来自英国人斯蒂文生,最早的铁路出现于1865年北京永定门,第一条实现营运的铁路是1876年吴淞铁路,第一条自建铁路为1881年的唐胥铁路。这些时间点亦成为不同学者著述中国铁路史的开端。此时的相关论述散见于各种奏议、政论、时评、游记等著述当中②,但尚未有专题性铁路史著作出现。

尽管这一时期只能称之为中国铁路史研究的酝酿阶段,但其积极意义却不容忽视。在这几十年中,国人对铁路的认知发生了从“贻害无穷”③到“利国利民”④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在现实上促进了中国铁路的建设,在思想上则成为20世纪初“铁路救国论”的先声⑤。由于铁路作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因子已初现端倪,亦成为了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大主题之下的重要问题,从而促成了下一阶段铁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现实的建设成就、国人对铁路便捷经济载运方式的感受以及观念的转换共同成为了专题性铁路史研究产生的契机。

(二)研究范式的基本确立与第一个繁荣阶段(1906~1954年)

1906年,三部极具分量的铁路史著作相继出版,即王盛春的《中国铁路要纲》、刘馥与易振乾合著的《中国铁道要鉴》以及曾鲲化的《中国铁路现势通论》。这标志着专题性铁路史研究的出现。在此阶段,中国铁路史研究领域名家、名作辈出,进入了第一个繁荣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如下:

1.中国铁路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基本明确

在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是最先行的。这是研究者价值的自我认同过程,也是此项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标志。曾鲲化在《中国铁路史》中自陈著述该书的目的在于寻求中国铁路营业收入低的原因:“吾国铁路举路四十余年矣,国有民业,并计为线仅八千余里,其迟滞已足惊人,而营业收入不达一万万元,犹远逊于南满之一千公里。”他以为,之所以如此,有本末二由:“本之大者,用不以专,任不以久”、“末之尤者,厘税殴之,金融挫之,军阀夭之”,而解决的方式在于“延揽人才、修明法律、实行特别会计、产出内地通过税、杜绝军人专横”等〔2〕。

曾鲲化的问题意识是《中国铁道要鉴》的延伸:“及晚近国势大弱,朝野探求致弱之所以,迺有指铁道为万不可不急修者,于是一边舆论蜂起矣,草野昌之朝廷和之,而铁道热遂为全国改革中之最甚者”〔3〕。这一观点在孙中山处表达得更为清晰:“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为铁道,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续皆不克举,故国家之有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始可以行动,始可以做事……现以全力筹划铁道,即为国家谋自存之策”〔4〕。不难看出,铁路史研究的最初动因与民国时期“救亡图存”的大主题是完全一致的。

2.中国铁路史研究的著述方式基本确立

曾鲲化在《中国铁路现势通论》中初步形成了中国铁路史的著述方式,后在《中国铁路史》中得到完善。该书分为绪论、路政、路线三部分,即首先总论铁路发展的宏观态势,再分论铁路管理运营特征,继而以不同线路为线索进行介绍。简言之,即是“总、政、线三分,以线为主、依线著述”。此后的铁路通史、铁路断代史基本都采用了相似或相同的著述方式。

3.中国铁路史的研究体例基本完善

就史学著作的主要体例而言,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史料汇编四大类。1906年的三部著作均为通史性著作,1924年曾鲲化的《中国铁路史》是铁路通史的成熟之作。1912年,铁路协会编辑部编撰的《民国铁路一年史》发行,是为中国铁路断代史的开山之作。此书尽管断代仅有一年,却主题鲜明、问题突出,足以开体例之先。1935年,由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撰委员会共同编撰的《交通史·路政篇》则是早期中国铁路史史料集的代表性著作。其他如金士宣《中国铁路问题论文集》(京华印书馆1935年)、陈晖《中国铁路问题》(三联书店1936年)、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商务印书馆1946年)、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则是就铁路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属于专门史著作。

4.中国铁路史的研究群体基本形成

在这一时期,铁路人书写铁路史是一大特色。尽管民国时期我国史学界大师辈出,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对铁路史领域表现出足够的兴趣,研究工作基本是由铁路人自己承担的。如曾鲲化、王盛春、张嘉璈、淩鸿勋、金士宣等学者,要么是铁路行业的管理者,要么就是铁路工程专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兼有较为深厚的史学功底。

问题意识、著述方式和研究体例的确立,研究者群体的基本形成,标志着中国铁路史在中国现代史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此时期铁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也不复存在,研究也必然转入新的阶段。只有部分台湾地区的学者在短时期内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研究惯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淩鸿勋先生的《中国铁路志》⑥(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的出版,可视为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

(三)研究的分化与相对沉寂阶段(1950年代~1980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铁路史研究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此时期的分化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国大陆学者和海外(主要是台湾)学者的研究旨趣出现分化;第二层是铁路人和历史学者之间研究旨趣的分化。

1.大陆历史学者的研究

大陆历史学者的研究主要在革命史观的引领下展开。宓汝成先生《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的出版,标志着此种研究的形成。此书虽然出版于1963年,却酝酿和积累于1950年代。因此,此阶段的起点可前溯到1950年代。宓汝成明确指出:“铁路的主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我国近代铁路史的核心问题”〔5〕。因此,作者研究的目的是“试图探索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究竟有什么表现,怎么表现的,铁路运输在此中起过什么作用,怎样起作用的”〔6〕。这种判断是带有普遍性的。正如江沛先生所说:“在革命史观的巨大影响下,作为近代交通体系重要方式之一的铁路,被划入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工具之列。此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学者多关注中国近代政治史,几乎无人问津铁路史。”〔7〕

因此,此时期大陆历史学者撰写的铁路史论文、论著本为数不多,而且“多将视点集中于西方列强如何通过铁路外债压迫中国、掠夺资源等,且由于资料的匮乏,论述多有不确”〔7〕。其他类型的著作,如金士宣先生的《中国铁路简史》(完成于1965年,但直至1979年才发表于《北方交通大学学报》)未能正常出版。宓汝成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经济管理出版社1980年)则是革命史观引领下铁路史的集大成之作,亦可被视为此阶段的结束。

2.台湾学者的研究

与大陆学者相比,台湾地区学者则将铁路史研究的注意力放在铁路经营、铁路管理、铁路人物以及铁路的经济社会影响等方面。如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何汉威《京汉铁路初期史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等著作的出版,展现出与同时期大陆学者差异较大的研究旨趣。

3.铁路人的研究

与专门的历史学家相比,铁路人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北京铁道学院经济系研究组编撰的《中国铁路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中国铁路通史,该书并未刊行,现有手刻油印本存放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全书没有特别清晰的问题意识,仅是略显静态地勾勒了铁路的演变过程,并根据档案资料统计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编写的《铁路十年(1949~1958)》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中国铁路断代史。该书为铁道部内部文件,并未刊行。全书断代上起1949年,下至1958年,共计10年。书中引用第一手文献资料,采用了大量图表、档案、数据,进行了较多的定量分析,涉及各种客货运转、新旧线建设营运情况、资金、技术创新等专业指标,兼及铁路文化、职工生活等方面,详尽记述了1949年之后中国铁路的各方面成就,展现了铁路人研究铁路史的优势。其不足在于就铁路而言铁路,缺乏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未能反映铁路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除此之外,铁道部及其下属机构编修了大量的《年鉴》、《资料汇编》、《总结》等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著述。而涉及技术创新、管理运营、线路修筑乃至铁路系统方方面面的论文、论著则为数更多。

相比前后两个阶段,此时期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令人满意。铁路史研究相对沉寂。

(四)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和铁路社会史研究的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随着社会的全面复苏,铁路史研究进入了第二个繁荣阶段。然而,前一阶段产生的分化非但未得到消弭,反而进一步加剧。

1.铁路断代史的大量涌现和铁路社会史的空前繁荣

宓汝成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继往开来,尽管其革命史观不再为大多数研究者采用,但该书引领了铁路断代史(主要是近代铁路史)和铁路社会史的研究风潮,这是三十多年来铁路史研究的主流。

短短数年之间,出现了陈延厚《中国铁路创建百年史》(台北铁路管理局1981年)、金士宣与徐文述合著《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王晓华与李占才合著《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占才《中国铁路史(1876~1949)》(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雨才《中国铁道建设史略(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郝瀛《中国铁路建设概论》(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年)等多部断代史著作。不过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近代铁路时段,仅有徐增麟《新中国铁路五十年:1949~1999》(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涉及共和国铁路史等。与断代史相比,铁路通史的数量较为稀少。代表性的有马里千《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年)、方举《中国铁路史论稿》(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

广义的铁路社会史是对铁路的社会影响而非对铁路自身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87年)、张瑞德《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守真《清季东三省的铁路开放政策(1905~1911)》(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5年)、王卫星《中国铁路与资本市场》(新华出版社1996年)、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

进入21世纪以来,此研究领域愈发繁荣。根据江沛先生的分类,大体包括了“铁路与中外关系”、“铁路与政治、行业管理”、“铁路与工商业成长”、“铁路与近代城镇的兴起”等几大方面〔7〕。其中代表性的包括王致中《中国铁路外债研究(1887~1911)》(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马陵合《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文耀《中国铁路变革论——19、20世纪铁路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年)、尹铁《晚清铁路与晚清社会变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千葉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変貌:電信?鉄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統合の変容》(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马纪樵《中国铁路:金融与外交(1860~1914)》(许峻峰译,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年)、黄华平《国民政府铁道部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王凤学《中国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相关论文有数千篇之多,兹不赘述。

此外,铁路人物研究、线路史研究、中外铁路史比较研究等领域也出现了大量带着铁路社会史色彩的著述。

2.铁路人的研究

从研究视角来看,真正聚焦于中国铁路自身的研究,仍然是由铁路人承担的。研究领域包括了铁路技术史、铁路营运史、铁路管理体制与机制史、铁路人物史、铁路教育史、中外铁路史比较、地方铁路史研究、铁路各局院厂所校史研究、铁路艺术史等等。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的馆藏书目综合检索结果统计,目前与中国铁路史直接相关的著作有一千余部,其中以铁道部或其下属机构为著作责任人的就占据了80%以上。总体来看,铁路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达到历史学者研究成果的数倍。

其中最大也是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编撰的《中国铁路志》⑦,该书卷帙达到数百卷、字数达到数千万字。其余著述主要有:张辛泰《中国铁路桥梁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7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88年刊行)、《中国铁路信号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铁路信号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9年)、铁道部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1949~1988)》(中国铁道出版社1989年)、宋又杰《四十年中国铁路机车大全》(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公司1990年刊行)、《中国铁路信号史》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铁路信号1991~1995》(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五十年编纂委员会《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五十年:1949~1999》(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中国铁路通信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铁路通信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蔡庆华《中国铁路技术创新工程》(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年)、《当代中国铁路信号》编委会《当代中国铁路信号1996~2000》(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年)、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中国铁路历史钩沉》(红旗出版社2002年)、《中国铁路建设史》编委会《中国铁路建设史》(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年)、张治中《中国铁路机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赵志熙《当代中国铁路信号2001~2005》(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年)、中国铁道学会教育委员会《中国铁路教育史:1949~2000》(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国铁路桥梁史》编委会《中国铁路桥梁史》(中国铁道出版社2009年)、苏顺虎《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发展研究与实践》(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年)、《中国铁路文工团60年》编委会《中国铁路文工团60年》(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年)、卜长堃《当代中国铁路信号(2006~2010)》(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年)、张兴昶《中国铁路工程物探与工程检测科:中国铁路工程物探六十年成就》(西南地图出版社2013年)、许守祜《中国铁路教育志稿:1868~2010》(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新亚欧大陆国际协调机制办公室《亚欧大陆桥和中国铁路过境货物运输的历程与发展》(中国商务出版社2013年)、中国铁道学会电气化委员会《中国铁路电气化建设:1958~2012》(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年)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铁路专家因现实的研发或管理之所需,必须对过往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这部分内容通常会被划入理科或工科的领域。据笔者统计,此类研究中的一大部分也属于铁路史的研究,其比例占据了现有总成果数量的七成以上⑧。

3.铁路史史料整理的重大突破

史料整理突破最大的推动力显然来自于研究者的需求,因此也可反映此领域的繁荣程度。在这一时期,先是台湾地区学者姜明清编撰了《铁路史料》(台北“国史馆”1992年),之后宓汝成先生出版了《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还有殷梦霞、李强的《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9年)提供了大批珍贵的档案。

近年来则有谢学诗、苏崇民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曹宁的《民国时期铁路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江沛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凤凰出版社2015年)等先后出版。特别是后两部史料集的发行,给予了研究者极大的方便,对铁路史研究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铁道部计划司编撰的《全国铁路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6》(铁道部计划司2006年刊行)是唯一一部共和国铁路史史料集。此外,铁道部史志中心历年编撰的各类《年鉴》、《总结》、《报告》等也可被视为史料集。

总体来看,在现阶段,历史学者与铁路人之间的分化愈加明显。双方均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各自书写的却是面相截然不同的铁路史。这种现象既令人扼腕,也成为中国铁路史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二、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一)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特点及成因

如前所述,中国铁路史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研究者群体的分化。就研究领域而言,历史学者重点关注的是铁路系统的社会影响,铁路人重点关注的则是铁路自身的发展演变。就研究时段而言,历史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近代铁路史,即从1935年至1949年;而铁路人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时段。这种在无形中产生的分工性默契是颇值得玩味的史学史现象。

造成分化的客观原因在于铁路自身的技术性和专门性,铁路本身即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集成产物。初略计算,铁路技术即可分为修建、车辆、供电、调度、列控和安全等领域,细而划分,则更加复杂。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这种跨越了文科、理科、工科等多个大学科的知识障碍,给历史学者们的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但造成分化的根本原因,则是两大群体分别继承了不同的学术渊源。

现代历史学者的研究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史学界共同认可的立场、价值和方法论。现代历史学者继承了民国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有着爱国主义情怀、强烈的现实观照,强调研究的实证性与科学性等等。这就使得政治史天然地成为历史学者首选的关注点,铁路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宓汝成先生的工作就有着鲜明的政治史色彩。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转换为“如何实现现代化”。历史学者通过铁路史研究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是题中之义。铁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由此成为了当前的热门问题。

第二方面的影响是全球历史学界丰富的史学理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史学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反映在具体的研究中,即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类史等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在这个意义上,铁路仅仅是学者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切入点,而非目标。正如江沛所说:“中国近代交通体系以现代化的铁路、港口为中心展开,辅以内河航运、公路运输及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在其中承担着连接东部港口、开辟腹地的骨干作用,具有开发矿产、吸引农业产业化转型、构建内地交通枢纽、重构贸易网络等重要功能,在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至为重要。”〔7〕这其实表明,学者们一开始就把铁路史理解为社会史的一部分了。王晓华、李占才也说:“纵观旧中国70多年的铁路史,尽管充满艰辛,但铁路作为先进交通运输工具和新的社会生产门类,对国家社会经济以致社会风气,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冲击。中国铁路是促进中国走向近世文明的重要杠杆和标志之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研究民国史,不能不研究民国铁路”〔8〕。这又把铁路史理解为民国史的一部分了。至于铁路如何修筑、技术如何创新、铁路如何管理营运等问题,似乎并非题中之义。近三十年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如张瑞德、李光耀、江沛、朱从兵、马陵合、苏全有乃至千葉正史、约瑟夫·马纪樵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但严格地说,他们首先是某一史学领域的研究专家,而后才是铁路史专家。

与之相比,铁路人的工作缺乏明确的史识指引。像金士宣先生、郝瀛先生、方举先生这样兼有铁路专家和历史学家双重素养的学者为数极少,而能像李占才先生、鲜于浩先生等这样依托铁路院校学科优势进行铁路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也并不多。铁路人的大部分工作更像是出于铁路管理的需要甚至是惯性,是对行业自身的自我理解、记录以及反思的方式,是自发行为,而非有着特定史学诉求的自觉研究。如极为重要的共和国铁路史资料集《全国铁路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6》是由铁道部计划司编撰,其目的在于“全面反映建国以来铁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变化,方便各级领导及各部门查阅使用,充分发挥统计信息在铁路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9〕。借用传统史学的话语来说,这部分工作更像“记注”而非“撰述”。

不难看出,两大群体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尽管双方的工作都可被冠以“中国铁路史”之名,但确切地说,他们是在分别进行着不同的工作。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是“铁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铁路人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铁路如何建设、发展、管理和营运”,双方在事实上并未真正产生交集。而以历史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现有铁路史研究虽然参与者众、成果数量多,但优秀成果相对数量较少,名家名著凤毛麟角,并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研究时段上的“厚古薄今”,一是研究领域中的“内外隔绝”。

1.研究时段上的“厚古薄今”

所谓研究时段上的“厚古薄今”,指的是历史学者对近代铁路史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而共和国铁路史几乎还是空白。《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近现代史大类之下,以“中国铁路”为全文检索项,检索到的近代铁路史的相关论文有23714篇,关于共和国铁路史的仅有1529篇,前者竟达到后者的15.5倍。这一比例与整个近代史和共和国史的研究状况大致吻合。

但是,“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客体毕竟是“中国铁路”。中国铁路发展的基本史实与研究现状是截然相反的。1949年之前的时间占中国铁路史一半以上,但铁路里程仅有26000公里,约为现有运营里程的四分之一,且技术水准低,运行速度慢,管理水平也不高。1949年以后的60多年,中国铁路整体上呈现发展加快的趋势。现有中国铁路的75%以上是新中国修筑,50%在改革开放之后修筑,高铁和动车全部在21世纪之后修筑,铁路技术的自主研发99%是在新中国实现。

由此来看,现有研究还是在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引领下展开。我们完全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铁路史仍只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而非一个成熟的专门史领域。

2.研究领域中的“内外隔绝”

由于现有研究是在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的引领下展开的,于是形成了铁路史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内外隔绝”,意即对“铁路自身”的研究和对“铁路社会影响”的研究之间的隔绝。

中国铁路从出现伊始就自成系统。在核心业务方面,它是由决策管理、线路建设、客货运营、技术研发与产业制造等各个方面构成的复杂系统。同时,铁路系统又自成一个小社会。自铁路产生不久,即拥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卫生、体育、警察等附属机构,1949年以后更是拥有自己的司法部门。这个庞大系统的强化和固化,固然和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相关,但更多是由于近代中国的发展特点和中国铁路自身规律及发展路径所致,且非中国所独有。以上都属于“铁路自身”,是“内”。除此之外的一切衍生效应,如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人口流动、城市兴衰、社会结构乃至民风民俗、思想观念的影响等等,是“外”。

如前所述,对铁路自身的研究,主要由铁路人们来记述,可称之为“中国铁路发展史”;而对铁路外部影响的研究,主要由历史学者来承担,可视为广义的“中国铁路社会史”。由于二者之间缺乏足够的理解和互动,导致了当前研究的“内外隔绝”。在具体的研究中,这种倾向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李占才先生在《中国铁路史:1881~1949》一书的绪论中,以“铁路与中国近代化”为视角,从“铁路对传统运输工具和交通路线的冲击”、“铁路沿线资源开发及工矿业的兴起”、“铁路运输促进商品流通的扩大及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铁路与城市变迁”、“铁路与民风民俗”等六个方面系统考察了铁路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充分肯定了铁路在经济开发和近世文明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铁路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和标志之一,又反过来影响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10〕。显然,作者从一开始就将铁路视为了现成的、静态的载运工具。与之相反,蔡庆华先生编著的《中国铁路技术创新工程》一书是共和国铁路技术史的代表性著作。作者提出:“技术创新是铁路发展的不竭动力。铁路技术创新的内涵、重点技术领域、如何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显然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心的问题。”〔11〕这就完全是从铁路自身看待问题。在目前唯一一部共和国铁路断代史——《新中国铁路五十年:1949-1999》中,作者提出:“本书编写的初衷,是力求全面记述当代中国铁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和50年来铁路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广大铁路职工提供结合铁路实际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知路爱路教育的读本”〔12〕。全书关注的是社会和制度对铁路发展的作用,与历史学者的视角恰恰相反。

(二)中国铁路史研究的不足

由于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前述两个特点,从而使得现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

1.“纵通”不足

所谓“纵通”指的是在研究时段上能够贯通始终,从而能够较为完整地展现中国铁路发展的基本脉络,进而较为宏观地总结中国铁路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部这样的铁路通史出现。

纵观中国铁路研究史,以通史为撰写目的的著述本身就不多。孙荫培的《最新中国铁路全志》(上海公益印刷所光绪三十三年)、曾鲲化的《中国铁路史》、谢彬的《中国铁道史》(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等距今时间已过久,而陈延厚的《中国铁路创建百年史》(台北铁路管理局1981年)、淩鸿勋的《中华铁路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等虽然在时间上跨越了1949年,其内容却与中国近代铁路史大同小异,且介绍的是台湾的铁路建设成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铁路史领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如李占才的《中国铁路史(1876-1949)》、金士宣与徐文述的《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徐增麟主编的《新中国铁路五十年:1949-1999》(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等都是铁路断代史。宓汝成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则当被归入铁路专门史。

相较而言,方举《中国铁路史论稿》(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是目前可见时间跨度最大(1881~2000)、同时也是最新的中国铁路通史著述。全书既有发展史,也有专门史,通过专通结合、由专视通的方式,基本勾勒出了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铁路史。但囿于体例,全书整体脉络感不强。更早一些的马里千《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认为:“过去出版的铁路史至迟断限于1949年全国解放⑨,内容包括建国前后,止于1981年的,本书可以说是第一种”〔1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者第一次有意识地以区别于断代史的方式撰写铁路通史。遗憾的是该书仅仅是以列表的方式修撰的《简史》,且将近代铁路史与共和国铁路史分为两截。尽管作者分别简要探讨了不同时期的得失,却未从总体的视角分析中国铁路的一般性规律。因此,该书更像是两部断代简史的合并。

中国铁路史研究之所以“纵通”不足,还因为当前的研究缺乏一个核心的、能够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问题意识。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前的铁路史家们是在“救亡图存”的大主题之下展开研究的,这是全社会最大的共同诉求。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大主题显然已消解了。而当下历史学者的研究来自于历史学其他领域问题的引领,铁路史仅仅是从属于其他史学领域的子领域,是否选取共和国铁路史为研究对象,其实无关紧要。档案公开性更好、外在干扰更少、史料收集更便利的近代铁路史反而会成为首选。在此种视角之下,一部“纵通”的铁路通史显然会被认为是暂不需要的。

2.“横通”不足

核心问题意识的缺乏导致了铁路史研究的第二个不足,即“横通不足”。所谓“横通”,指的是在研究中要能够反映铁路这一复杂的大系统之下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强调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当下的研究却非如此。

从现有的著述体例来看,铁路专门史类著述是中国铁路史相关研究中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类型,占据了著作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说已有研究积累了足够宽泛的视野、足够丰富的方法、足够深刻的观点,那么,一定是由专门类著述实现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现有研究是在各种零零散散的小问题之下展开的,所关注的是中国铁路不同的侧面。例如,近年来在铁路外债问题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马陵合先生在《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中提出了“铁路外债观”的概念,他说:“(铁路外债观)既包括对铁路外债的举借、抵押担保和外债用途、偿还等诸多外债要件的认识,也包括从经济发展、国内政局和中外关系等方面对铁路外债功用的判断。它的内涵不同于单纯的经济思想和外交思想,是以铁路外债为中心的涉及经济、政治、外交观念的综合反映”〔14〕。可见,铁路仅仅是外债观研究的载体。类似的工作固然属于铁路史研究的领域,但在研究过程中,铁路只是背景而非对象。

无论对于历史学者个体或历史学本身,专门史研究都是一种有效地深化研究的方式,也是符合现代史学发展潮流的。但从铁路史研究的整体来看,中国铁路被形形色色的专门史不断分解,形成了支离破碎的状态,研究对象被虚化了。顾名思义,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对象自然是中国铁路。但何为中国铁路?是一条条可观察到的线路?是一个庞大的运输系统?是一种载运能力?还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在通常意义上来说,人们会习惯于把延伸的轨道称为铁路。但有轨无车,只是虚轨;有车无轨,则为废车。有车有轨,无管理、无人员、无技术、无维护,又有何用?铁路是一个包括了多个子系统在内的大系统,其核心职能、附属职能、外部影响之间又构成了更大的系统。而以专门史为主体的现有研究,仅能展现中国铁路的局部特征。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迄今为止,仍未形成相对独立和完善的中国铁路史分期标准。现有的断代方式基本是以1949年为限,在此之前以1912年、在此之后再以1978年分段。这三个年份对于中国政治史的意义毋庸赘言,但铁路的发展却有其自身的延续性和独特性。例如,民国交通部路政司对清代邮传部的继承性多而创新性少。仅从铁路自身而言,1912年的重要性远不及1928年。该年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标志着中国铁路进入了部委管辖时代,并一直延续至2013年。又如,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1949年1月军委铁道部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铁路正式成为了人民铁路。而从管理运营来看,新中国对国民政府铁路的接管、修复、改造等工作又经历了一个过程。无论以哪一事件作为新中国铁路史的开端,均与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的建立时间略有出入。再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但铁路自身的转变则略微落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国际上重公路轻铁路的观念影响,中国铁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处于低速发展阶段,并未马上发生巨大的改变。与之相比,1990年铁道部正式启动京沪高铁的决策程序,成为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成为铁路强国的历史起点。由此可见,现有的分期方式将铁路史完全依附于政治史,从而导致学者对中国铁路自身的整体性把握不足。

现有的著述方式也造成了铁路史研究中的“横通”不足。自曾鲲化以来,无论铁路通史还是铁路断代史,几乎都是按照“总、政、线三分,以线为主、依线著述”的模板设计⑩。这种模板的好处在于,线索清晰,条理分明,且符合铁路建设的一般性规律。但缺点同样明显,即系统性与整体性不足。例如,线与线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路政对路线的影响如何具体化、铁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怎样体现,等等。铁路史也由此被简单化为线路史或筑路史。

此外,在铁路史研究中仍缺乏共同认可的铁路史研究领域的划分方式。众所周知,学科内部不同领域的划分最直观的体现即是学科文献的分类方式。从现有的几部铁路史资料集来看,分类法大相径庭。宓汝成先生《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采用了章节体,紧扣《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一书研究之所需,更像是后者的参考文献汇编。曹宁先生组织编撰的《民国时期铁路史料汇编》采用了总—支二分法,即将全辑收录的63种文献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全国铁路的总体史料,包括行车价目表、规章制度、客车、货车、联运、论著、铁路财政等项;第二部分为地方各铁路线的具体史料,包括工程纪略、报告书、规章、总务行政、改进计划、专刊年刊等项。这种划分过于简单,相对而言,江沛《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的分类法相对合理,分年鉴、管理、营运、线路、产业及理论六大类。但不难看出,这六大类并非在某一明确清晰的标准下划分的。而铁道部计划司编撰的《全国铁路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6》分为国家综合指标、各种运输方式运输量、铁路运输设施设备、铁路客货运输、铁路机车车辆运用、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铁路劳动经济等15类,基本是按照铁路系统自身的分工划分的。分类法的不统一,意味着现有研究者尚未对中国铁路史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各内容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等关键问题实现宏观把握。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铁路史研究最大的特征是研究者群体的分化明显,由此决定了现有研究的两大特点,“厚古薄今”和“内外隔绝”。也由此导致了研究的两大不足,即“纵通不足”和“横通不足”。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批评和不足并非对现有学者的批评。恰恰相反,之所以可以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是因为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前述现象是符合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铁路史领域处于厚积薄发的关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对此领域未来的前景表示充分的乐观。

三、中国铁路史研究的未来展望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中国铁路史将会成为史学界新兴的热门领域之一。本文拟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机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展望。

(一)研究方向:明确问题意识,厘清研究对象,形成研究范式

1.明确问题意识

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动力和目的之所在,也是学术研究真正的价值。中国铁路史研究首先应当明确自身的问题意识。

(1)讲好中国铁路、特别是中国高铁的故事,是中国铁路史研究应当承担的第一个使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并列的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世界舞台上推广我国的高铁技术,被国际社会誉为“高铁外交”。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高铁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愈加重要。2015年,《中国铁路通史》被列入国家社会基金重大招标的选题,也表明社会和学界已然充分意识到中国铁路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中国铁路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世界领先的水平的呢?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接力探索中,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取得了哪些有益的经验?又有哪些警醒世人的教训?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勾勒出中国铁路的整体形象,促进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认识中国铁路、了解中国铁路,有力地推动高铁的发展,继而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

(2)探析中国铁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中国铁路史研究应当承担的第二个使命。铁路终归是一种载运工具。它之所以能够出现,一则取决于社会的需求,一则取决于技术的突破。前者是充分条件,决定要不要的问题;后者是必要条件,决定能不能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

从总体上看,中国铁路史既是铁路自身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也是追寻现代化的中国带动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更是铁路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历史。历史学者已然有力地证明了近代铁路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共和国铁路里程更长、技术更先进、载运能力更强大,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更为巨大。特别是高速铁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出行方式,还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的需求呼唤铁路能力的提升,铁路能力的提升回应社会的需求。对此问题的研究,有铁路决策规划的借鉴价值、铁路技术创新的借鉴价值、铁路管理营运的借鉴价值等多重意义,更会进一步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助推铁路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服务。

(3)深入探讨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伦理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终极关怀所在。科技与人类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历史学的研究和一切人文学科一样,都承载着探索终极问题的使命。中国铁路曾对近代中国人观念的转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没有国人对铁路带来的便捷、法治等近代生活方式的感受,很难想象科学和民主会成为二十世纪国人公认的价值,更很难想象一个现代中国的崛起。中国铁路的发展,也必然造成生活方式、伦理价值的转变,这是铁路的根本意义所在,也是中国铁路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2.厘清研究对象

只有具备明确的问题意识,方有可能厘清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对象。中国铁路史应当以中国铁路及其现代化历程为研究对象,其着眼点是铁路载运能力与国家社会需求之间的双向互动。更确切地说,中国铁路史不是简单地依时、依地、依线进行阐述,而是将中国铁路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既关注铁路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又关注铁路系统与外界的密切互动关系。扩而言之,包括对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铁路现代化各个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心问题、发展特点、重大突破、外部效应、利弊得失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以及铁路决策规划、运行机制、线路建设、客货运营、产业制造等重要领域的现代化历程的关注。其中,又要以铁路自身的发展为主,以铁路的外部效应为辅。

分而述之,中国铁路史研究主要包括如下研究对象:

(1)中国铁路的决策与管理发展。自晚清以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就具有深厚的国家主导色彩,但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这不仅体现为决策主体的眼光与见识在不断提升,所关切的问题在不断变化,而且具体的决策依据、决策机制、管理方式与管理效率也在与时俱进。铁路史研究应当分历史阶段阐述中国铁路主管机关的更迭、决策与管理方式的变化及其对铁路发展的重要影响。

(2)中国铁路的线路建设。线路建设包括铁路线的修筑与优化。铁路线建设史历来是铁路史研究的重点,但缺乏系统性。铁路史研究应当从疆域联通能力着手进行考量,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铁路的修筑、成网、延伸与优化的过程,从空间通达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铁路网的扩展。

(3)中国铁路的运营发展。铁路运营包括货运组织、客运组织、行车调度以及站场管理等方面,铁路运营能力最终体现为既定线路上的客货载运能力。铁路史研究要考察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铁路整体载运能力的变化,具体阐述中国铁路运营的发展历程,明确铁路运营能力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及主要推动因素。

(4)中国铁路的产业制造。铁路产业制造包括机车、车厢、铁轨和供电网等多种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各国铁路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铁路史研究应当展示中国铁路产业从无到有、从早期主要依靠进口外国装备到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并进行对外输出、抢占世界市场的全部过程。

(5)中国铁路的技术发展。铁路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征,而铁路的特征与优势(如准点率高、全天候运行、安全性强、载运量大)需由特定的铁路技术来支撑,这些技术包括修建、车辆、供电、调度、列控和安全等。尽管铁路人已经对中国铁路技术进行了大量总结,但略显片面。铁路史研究一方面要总结推动中国铁路技术进步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也要归纳铁路技术的发展和突破的独特规律。

(6)中国铁路的社会影响。铁路社会史是当前铁路史研究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但大多停留在微观层面。铁路史研究应从宏观的角度,根据铁路影响社会的主要指标(包括里程、成网率、速度、载运量、舒适度)来分析铁路在较长历史跨度中对中国治理方式、资源配置、城市发展、行业发展以及对人们思想与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

3.研究的独特范式

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还需形成铁路史研究的独特范式。文、理、工、管通力协作,政、产、学、研良性互动应当成为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中国铁路史首先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专门史两大历史学二级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使得它具有现代历史学研究的共通特点。但铁路的技术性和专门性使得铁路史研究必须涉及到交通运输工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这是其独特之处。这也意味着,中国铁路史虽然是基础性研究,却带有鲜明的应用特性。其中的关键在于,必须改变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研究者群体分化的状况,打破各自为战的隔阂,推动历史学者与铁路人之间展开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把研究真正深入下去。

(二)研究内容:共和国铁路史、中国铁路思想史、中国铁路技术史、中国铁路通史等

1.共和国铁路史研究

在研究时段上,共和国铁路史应当成为重心。中国铁路建设的成就绝大多数是在共和国实现的,历史研究显然要与历史事实契合。近代铁路史研究的许多问题,对今天已不再具有参考意义。例如,路权问题是近代铁路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实质是主权问题,而此问题早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一去不返。近代铁路的决策规划较为复杂,往往需要考虑到备战、借债、边境、技术、物资、人力动员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的很多问题并非铁路自身的问题,而受制于孱弱的国力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些问题在新中国也不复存在。与之相比,共和国铁路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反而带有普遍性,例如,举国体制和铁路建设的关系问题、社会需求对铁路发展的拉动问题、大部制管理与铁路规划运营的关系问题、铁路教育和铁路技术的创新问题等等。

而在共和国铁路史中,中国高速铁路史又应当成为重中之重。诚然,中国高铁仍处于飞速发展之中,但高铁是中国铁路最突出的成就,也是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张名片,历史学者显然应当对其展开研究。同时,中国高铁发展中也有许多问题亟需清理。举例来说,铁道部于1990年即启动了京沪高铁的决策程序,但直到2008年才开工建设,2011年方正式通车。在充满曲折的决策历程中,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包括中国要不要发展高速铁路,发展什么水平和技术制式的高速铁路,如何发展高速铁路技术,如何筹集建设资金等各个方面。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什么样的组织模式、管理体制对铁路发展有利,很难简单回答。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铁路的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各有不同。一个铁路后发国家,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高速铁路,赶上技术先进国家,组织模式和管理体系至关重要。在高速铁路发展中,我国铁路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的作用需要重点研究。近年来,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问题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预期中国高铁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高速铁路是高新技术在铁路上的应用,是对铁路根本的改造和升级。从运营里程看,高速铁路在总里程中还只是一小部分,但事实上,在高速铁路发展历程中,原有的普通铁路也得到了改造和提升。其基本的脉络是,高铁带动普通铁路,普通铁路带动交通运输,进一步助推国家的现代化。因此,高速铁路的发展是中国铁路的系统性发展,是中国铁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这是铁路和国家现代化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案例,是任何近代铁路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综上所述,高铁史的研究,兼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当前最具迫切性的问题。

2.中国铁路思想史研究

中国铁路思想史会成为融通铁路史研究“内外隔绝”状态的切入点。近年来,已经有历史学者开始考察中国铁路史酝酿时期国人的铁路观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对于民国时期的铁路备战思想、铁路抗战思想、铁路救国思想也有所涉及。纵观中国铁路发展历程,铁路思想和铁路建设的关系问题其实带有普遍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铁路发展陷入低潮,市场份额被航空和高速公路挤占,中国是较少几个仍在大力发展铁路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也一度考虑重点发展航空和公路,把铁路看成一个夕阳产业。中国铁路卧薪尝胆、二次创业,方有了今天的盛况。那么,学者可否将视线从对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问题的研究转入对共和国铁路融资观的研究?已有学者在研究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筑路问题时,是否可与今天中国的“高铁走出去”战略进行比较?学者在研究近代铁路与国家整体战略思想问题时,是否可进一步探究今天的铁路战略布局?这样的跨越长时段的研究,无疑会推动真正的铁路通史的出现。

3.中国铁路技术史研究

中国铁路技术史是另一个亟需投入更多关注的领域。近代以来,中国铁路技术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从19世纪后半叶的一无所有,到今天高铁技术世界领先,这个史实本身就令人动容。

多年来,铁路人在此领域做出了非常多的尝试和探索,但遗憾的是,囿于自身的专业特点,并未出现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铁路技术史著作。事实上,与其相关的、且亟需研究的问题很多。如中国铁路技术发展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在各个阶段,铁路技术创新的基本状况如何?在每一阶段中,技术的产生、发展和飞跃的背景和特点怎样?又如,铁路各项关键技术如何取得突破的?社会的需求和铁路技术人员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标志性成果是什么?技术创新与铁路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再如,中国铁路技术创新是否有其独特规律?其规律是什么?还有,铁路技术创新的依靠力量和组织方式是什么?铁路技术实现自觉、良好、主动、可持续发展创新是多方面因素和方式的集成,社会制度、组织管理、科技研发如何达成互动?

总之,研究中国铁路技术史时,要梳理中国铁路技术发展历程和道路,总结铁路技术在创新的速度、模式与路径、技术创新的来源与动力、以及管理部门的政策举措等方面的规律。这是中国跻身世界铁路强国之路,更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科技发展之路。

4.铁路史史料整理

分类完善、内容详实的铁路史史料整理同样重要。尽管已经出版了多种近代铁路史史料集,但仍有大量散落的文献未得到整理与发掘。例如,近代以来关于铁路的报刊文献尚未得到系统收集,至于共和国铁路史的史料整理,则基本一片空白。铁路人所作的总结、报告、年鉴、数据汇编等等,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其初衷是为满足铁路系统自身管理和建设所需,因此与真正的史料集还有较大的区别。

铁路史史料的整理大致包括三部分工作:其一,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各路局厂所校的相关档案的整理。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知且已开放的相关档案就有六百余万卷(件)。这是研究共和国铁路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毋庸赘言;其二,口述史料的收集。口述史料是现代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铁路人是共和国铁路史的亲历者,他们的口述无疑会成为共和国铁路史研究的有力补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铁路建设已将近70年,许多当事人年事渐高。如不及时进行抢救和发掘,会成为一大憾事;其三,铁路技术史料的整理。这部分成果在发布之时被视为理科、工科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其中的一大部分已经被新的技术所取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们是铁路技术史某个发展阶段的史实,同样属于关键的史料。除此之外,田野调查、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等也需要收集和整理。这部分工作异常繁琐,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5.中国铁路通史研究

前述所有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指向中国铁路通史的研究。一部时间通透、体例完善、详略得当、内外有别的中国铁路通史,将标志着中国铁路史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历史学二级学科,也是完成中国铁路史研究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

其要点有三,要突出新中国铁路史的重要地位,修撰完整的中国铁路通史;要把握中国铁路的总体面貌,修撰系统的中国铁路通史;要综合铁路自身发展历程与其社会影响,修撰全面的中国铁路通史。

(三)研究机构:推动中国铁路史研究的组织保障

目前全国已初步形成了长期关注并持续研究铁路史问题的三大学术团队,这会成为未来推动研究的有力保障。

1.由江沛先生领衔的南开大学铁路史研究团队

江沛先生曾在《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中介绍道:“近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致力于以铁路为中心的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研究,尤其关注作为现代交通体系主导力量的铁路、港口运输与社会变革间关系的考察。在已有的华北社会区域史研究基础上,率先将研究重点置于晚清民初华北区域较为发达的铁路及港口建设上,几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7〕

该团队确已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果,特别是江沛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对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贡献极大。

2.由朱从兵先生领衔的苏州大学铁路史研究团队

早在1990年,朱从兵先生即投身铁路史研究,二十余年来笔耕不辍。他的三部铁路史著作《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事业的艰难起步》(群言出版社2006年)、《张之洞与粤汉铁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均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2011年,朱从兵先生组织编撰的《中国铁路史研究丛书》展示了其团队的研究力量。作者自陈:“丛书将力图展现中国铁路的历史全貌,总结中国铁路的历史成就、经验和教训,阐明铁路系统与社会各系统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铁路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从而为当代中国的铁路建设和铁路决策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中国特色铁路文化的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15〕。

目前,该团队已出版铁路史相关专著数部,相关论文数十篇,使得苏州大学成为铁路史研究的重要基地。

3.由蔡庆华先生领衔的西南交通大学铁路史研究团队

西南交通大学是一所交通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大学,曾长期隶属于铁道部。建校以来,先后培养了30万铁路技术人才,为中国铁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铁路系统有极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该校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领导下,由校方统一部署和协调,结合自身历史学学科的特点,组建了一支铁路史研究团队。该团队由原铁道部副部长、京沪高铁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铁路工程专家蔡庆华先生领衔,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积极参与,团队成员包括了铁路行业唯一的两院院士沈志云先生,铁路史研究专家鲜于浩先生、张雪永先生、田永秀先生等学者。团队组建伊始,即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共和国铁路史领域,并在短短数年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总体来看,中国铁路史研究已有较好的基础,也有较为清晰的发展方向。在各界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在各种有利条件的共同促动下,我们相信此领域的研究必将不断拓展,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此时间点略有争议。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已提及火车,徐继畲《海国图志》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无论如何,铁路知识传入中国可确定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如江沛在《清末国人的铁路认知及论争述评》(《城市史研究》2010年刊,第411~412页)一文即认为:“此时,英美兴办铁路只有十余年,德国有铁路才三四年,中国人对于铁路的了解并不算落后,但尚不理解其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价值”。国人对于铁路的认知虽然简略,但仍可被视为已有了关于铁路的研究。

②相关论述大部分收入宓汝成先生编撰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③崇厚语,原话是:“(铁路)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5页)

④李鸿章语,原话是:“向来州县遇有兵差饷差过境,出票拘车封船,百姓受累无穷;一有铁路,则非常之差徭可以无虑,南北商旅及附近官民有紧急要务,皆可附搭行走,此非利国利民之大端乎?”(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48页)

⑤20世纪初叶,国人普遍乐于将铁路比作肌体组织。到民国成立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更是将铁路提升到关系民族危亡的重要地位。如蔡可权在《铁道与国家》(《铁路协会会报》1918年第7卷第5期第8~10页)中提出:“或张国力以抗外敌,或整国是而平内乱,其事皆处于正大之途,而为民命国脉之所依赖”。

⑥1981年,淩鸿勋先生的《中华铁路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是在《中国铁路志》的基础上续修而成,仍然承接了民国时期铁路史的研究特点,与1980年后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异。

⑦《中国铁路志》是由原铁道部总体部署,原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组织编撰的一部旨在展现完整的中国铁路通史的著作。《中国铁路发展概况》(约五十万字)是其简写本。由于原铁道部改组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此著作的发行工作暂被搁置。此工程也并未得到学界的关注。笔者曾在中国铁路总公司档案史志中心见到此书的稿本。

⑧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数据显示,以“中国铁路”为全文检索项,约有期刊论文70万篇。其中被归入哲学人文社科类的为77906篇,复被归入中国近现代史类的为25266篇。如果将25266篇全部视为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那么,所占比例仅有三分之一。然而,金凤君与王姣娥合著《20世纪中国铁路网扩展及其空间通达性》(《地理学报》2004年第2期)、韩才元《中国铁路内燃机车发展50年》(《内燃机车》2008年第9期)、何吉成与李耀增合著《1975~2005年中国铁路机车的CO2排放量》(《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年第1期)、孙永福等《铁路工程项目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研究》(《铁道学报》2012年第4期)等论文,显然属于铁路史研究范畴,却不会被检索为历史类成果。总体统计,铁路人的研究成果占据了总成果的七成以上。

⑨新中国第一部拉通1949年前后的铁路通史是北京铁道学院经济系研究组编撰的《中国铁路史》。不过此书并未公开出版,只有油印本作为教材内部使用。马里千先生可能并未看到此书,但他的著作确实是第一部有意识地以区别于断代史的方式来撰写的铁路通史。

⑩采用此种著述方式的著作包括曾鲲化《中国铁路史》、谢彬《中国铁道史》、陈延厚《中国铁路创建百年史》、北京铁道学院经济系研究组《中国铁路史》、淩鸿勋《中华铁路史》、李占才《中国铁路史(1876-1949)》、张雨才《中国铁道建设史略(1876~1949)》、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马里千《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金士宣和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等。

参考文献:

〔1〕爱汉者,等.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6.

〔2〕曾鲲化.中国铁路史〔M〕.北京:燕京书局,1924:1~2.

〔3〕刘馥,易振乾.中国铁道要鉴〔M〕.东京:并木活版所,1906:26.

〔4〕孙中山.孙先生政见之表示(录民立报):报界欢迎会演说辞〔J〕.铁道,1912,1(2):214.

〔5〕宓汝成,主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3:3.

〔6〕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

〔7〕江沛.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C〕∥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06~507,507,511~519,505,523.

〔8〕王晓华,李占才.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332.

〔9〕铁道部计划司.全国铁路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6〔G〕.北京:铁道部计划司,2006:2.

〔10〕李占才.中国铁路史(1876-1949)〔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1~61.

〔11〕蔡庆华,主编.中国铁路技术创新工程〔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1.

〔12〕徐增麟.新中国铁路五十年:1949-1999〔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382.

〔13〕马里千.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228.

〔14〕马陵合.清末民初铁路外债观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

〔15〕《中国铁路史研究丛书》编委会.总序〔C〕∥黄华平.国民政府铁道部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3.

(责任编辑:武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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