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霖八零后导演成长样本

柴广翰++马川

2014年，纽约，窗外大雪纷飞，刘雨霖拨通了越洋电话，她向父亲刘震云说了想拍摄《一句顶一万句》的想法，电话那头，刘震云找不到说“不”的理由。她知道，这事基本上成了。

在这之后，一切围绕着刘雨霖的话题就从来没有减少，名门之后、奥斯卡奖导演、李安师妹……身份和荣誉带给她的不是“坐享其成”的战果，而是要不断地面对质疑和无数遍回答同一问题的“烦恼”。

“所谓的有国际背景，那我拍一个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边，拍巴黎塞纳河边的电影就洋气和真挚了吗？它就一定能打动人吗？它不是。”

“我拍电影从来不是取悦观众、取悦市场对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是尊重心中的人物，我不想欺骗观众的电影票钱让他们进影院，我诚心做作品，请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影片中的人物，以及人物背后动人心弦的情感。”

这些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震云。

29岁的她，大眼睛，吐字儿清晰，声线柔美，秀气的脸型。没有生长出她父亲面庞上那些刀刻斧凿般的痕迹。

她面对几乎所有媒体的时候，表现出的都是一副四平八稳，甚至滴水不漏的形象，像一个老成持重的长者，绝不像一个还在“奔三”途中的“80后”。有媒体把刘雨霖和其他影视圈的“星二代”们放在一起做了“子承父业”的新闻标题，她立马反对，“这个标题完全不对，我和刘老师的职业完全不同，怎么能说‘承父业？”

出道

刘雨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内媒体的视野中，是2011年参与《温故一九四二》的拍摄。那时，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她休学一年，回到冯小刚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剧组担任场记，根据当时的剧组成员回忆，刘雨霖在剧组中十分低调，从不主动提起自己和刘震云的关系。

这和她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1987年，刘雨霖出生在北京，父亲是著名作家，母亲是公益律师。

父亲刘震云给她起名“雨霖”，一则因为她出生在夏日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晚上，另一则希望她内心一直不乏滋润与辽阔，遇人甘甜，遇事达观。无论面对怎样的坎坷，都有如水将其化解的能力。

从小，父母对刘雨霖属于“散养”式的教育。

在《农民日报》的大院里，别人家的孩子玩一会儿家长就会在阳台上“催着”叫走了，而刘雨霖永远是玩到最晚回家的一个人。这种“散养”式的教育在刘雨霖看来，不是放任，而是自由。“父母给我营造了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找到我自己，看到我喜欢的东西，自己特别能跟自己玩的来。他们从来没有把所谓的成长阴影，或者是他们所经历的故事，往我身上强加，从来没有。”

稍大一些，刘雨霖就经常跟着父亲去过冯小刚家，陈道明家，王朔家，各家的女儿们都是刘雨霖的儿时玩伴，她们经常一起聚会。

也许是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家庭的熏陶，刘雨霖从小就喜欢电影，但是高考的时候，她却选择了播音专业，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梦想做一个访谈类节目的主持人。进入中传学习后，她觉得学校的氛围和学的东西与自己追求的不一样，不像其他同学怀着主播梦，她的心里还是放不下电影。电影在她看来是很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可以把心中有力量的故事呈现在银幕上，而且这个故事和人物可以永远在银幕上永不消逝。

大四开始，刘雨霖就决定去国外学习电影，“我想要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单纯技术上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考虑中国的电影学院，而是把世界排名前十名的电影学校做了研究并且申请，最后被纽约大学录取。”

纽约大学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电影学府之一。要进入纽约大学学电影的面试很难，除了对英语的高要求外，还必须写出两种类型的不同剧本，通过一个 “出其不意”的面试。

关于这次面试，刘雨霖曾在《艺术人生》的现场被朱军问起过。她说：“面试完之后，自己就走到了时代广场，那是纽约曼哈顿最繁华的地方，周围全是游客、各种霓虹灯特别地热闹，但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色彩都是灰色的，所有的声音全部都是安静的……”

刘雨霖初到美国时，语言不过关，没有专业基础。课堂充斥着电影的专业术语，只能听懂大部分，下了课其他同学商量着去哪儿喝酒，她却只能抱着一摞书到图书馆自己查漏补缺。整个人“自卑又失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美国。

回望当年去纽约读书的决定，刘雨霖觉得受益匪浅，“毕竟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国式教育，一直生活在北京，还老回河南老家。选择去美国，就是想学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和东方的观念融合，像是第三只眼睛来看待创作。”

2014年，年仅27岁的刘雨霖执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她成为李安之后中国第一位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导演。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刘雨霖”这个名字一下子在媒体中炸开了锅，而一年之后，她导演《一句顶一万句》的新闻传出，至此，刘雨霖真正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坚守

2016年11月1日晚，北京万达影院。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这里举行全球首映盛典。首映式上，刘雨霖一袭白衣，头发扎得一丝不苟，显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她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执导故事长片，身上担子很重。但剧组的每一位演员都充满激情，所以她也很努力。

开始执导父亲的茅奖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这是至亲关系的结果，也有人在质疑刘雨霖的年龄和导演实力，甚至有人非议刘震云凭什么把《一句顶一万句》交给女儿？不怕女儿挑不起来吗？刘雨霖能hold得住吗？刘雨霖从小生活在大都市能够驾驭的了这种农村题材吗？刘雨霖还年轻对于婚姻的理解到位吗？

“我对《一句顶一万句》原著是有感情的。这本小说我读了超过20遍，包括在2009年出版之前，我们走访了四个省市，要是不走访我可能就没有这么熟悉的感觉。每读一次就有更深的感觉，慢慢地这些人就在我心里住进去了。”刘雨霖说。

于是才有了想把作品搬上银幕的念头。

而最终说服刘震云的理由是“我可以从中间找两个人物来拍这个电影，就姐俩，一个在离婚，一个在结婚。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可以拍十部电影，我从第一部开始拍起。” 刘震云很高兴女儿找对了方向。

《一句顶一万句》围绕修鞋匠牛爱国被戴绿帽子的故事展开，不论是“忍，还是不忍”的内心纠结，还是从怀疑、搜证到借刀杀人的行动付诸，由内而外地塑造了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物形象。而自言从小对原著读了不下20遍的刘雨霖对里面的人物已经有了自己的感情。

“他们被我们忽略了，他们心中的喜怒哀愁被我们忽略了。他们是我们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他们内心的战争，无处诉说，我通过电影的方式，帮他们说出来了。”刘雨霖如是说。

“要把这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搬上银幕。”刘雨霖希望观众看完电影，能多多少少和剧中人物产生关联，看到自己，而不只是被炫酷的特效震撼，或者记住某个明星的脸。这和刘震云“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捡起来”的文学创作理念完全一致。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在生活的洪流中也有他们的涡流和潜流。”刘雨霖补充道。

2015年11月，《一句顶一万句》在河南延津开机拍摄。由于有在《一九四二》剧组做场记的经历，让她第一次见识到拍电影的真实过程，为她这次独立执导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一句顶一万句》的团队执行导演、统筹、美术等工作人员，很多都来自《一九四二》剧组。以至于刘震云走进剧组一看，“除了导演换了个人，其他好像全是《一九四二》的班底。”

拍摄地就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延津，为了凸显出故事的代表性，影片舍弃了河南方言，改为普通话对白。为了呈现真实的效果，剧组跑遍了小县城取景，各种道具也都是从当地找来，最后以真实面貌出现在银幕上。

为演好人物角色，演员们也下了“笨功夫”。饰演男主角牛爱国的毛孩，提前半年就找来修鞋装备，练习修鞋。女主演李倩走进棉纺厂操作纺织机，每天八点到厂，下午五点离开，头发里都是棉絮。

“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和勤奋的学习，才能变成自然的行为……他们在当地融入生活了以后，走路的姿势、吃饭的快慢、吞咽的细节，才会变成剧中人。”刘雨霖说。

影片推出后，迅速入围釜山电影节、开罗电影节以及金马奖等各大电影节并获得奖项。

当荣誉纷至沓来，刘雨霖也成了众多媒体追逐的对象。

一个月时间，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家媒体对刘雨霖进行报道。

纸媒、电视、新媒体，甚至男性刊物。

对于媒体的热捧，刘雨霖表现的坦诚、质朴，“走在电影这条路上，给我力量的除了家人、朋友和老师，还有一些普通人。”

思考

刘雨霖的导演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顺畅得多。拥有至高的起点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刘雨霖本来可以往大制作、大场面上努力，但她的选择却与众不同。她想拍出一部类似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那样撼动人心的、描写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作品，所以，她选择了《一句顶一万句》。

从小，刘雨霖就继承了父亲刘震云那双观察生活的眼睛，除了对家乡深沉的留恋，在纽约留学期间，她也经常观察身边来往的人，他们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他们对世界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刘雨霖的世界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觉得幸福的瞬间，可能是和父亲蹲在纽约路边，一人啃一个土耳其烤肉卷儿，看来来往往的人。这也是她做电影的价值观，她不想为王侯将相立传，而要去发掘普通人内心被忽略的情感，这些情感纠葛在她的眼中不亚于一次世界战争。

她一直都很清楚，父亲的所有作品，都不是坐在书桌前写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找到的。“他随时都带着笔、纸，想起什么就往上写。”

和父亲一样，她擅长从生活中取材。她非常熟悉父亲笔下的人物，她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和村里的叔叔伯伯、父老乡亲以及菜市场里修鞋的大叔聊天。如果说一个好剧本是一部电影的土壤，那在刘雨霖的土壤里，不仅有《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更有她和父母生活的经历，她自己的经历，以及她和父母的亲近程度。

对于“刘老师”的影响，她这样说：“刘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他会告诉我该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怎么去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关注那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人物和情感，故事中人物关系和架构有自己的风格，这种东西对我影响比较大。”

如今，刘雨霖形容自己是“一个上路的状态”。纽约求学四年，给了她“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村庄”的视野。看到过土耳其小姑娘的悲伤，也知道纽约贵族学校的小姑娘失去心爱之物是什么模样，再回头拍站在村口等妈妈的河南农村小姑娘，关注的就不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悲伤。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包括表演的拿捏，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也更容易让观众从角色中找到自己。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刘雨霖对电影以及导演角色的认知。“我觉得伟大的电影，会让观众忘掉导演，忘掉摄影机的存在，忘掉演员和表演。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人物。也许这个人物形象是中国的，但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巴黎的老太太看了会明白，土耳其的小姑娘看了也会明白。她看到的是里面的人物，而不是身份。”

她对她的作品足够自信。

在多元价值观纷杂的时代背景下，刘雨霖拒绝用电影骗观众走进电影院，她捍卫作为导演对于纯粹电影的理解。她向《时代人物》记者坦言：“我不欣赏那些为了讨好“外国影展”，而把中国人的生活展现得“一贫如洗”“满目疮痍”。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地道，我觉得这不是中国人的常态，中国人的常态是什么，我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我们有内心波涛汹涌的情感，这种情感通过电影人尤其是影像来表达，真正能打动人的是这儿。拍电影的人，如果用噱头、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彰显能力，是走不长远的。”

对这两年的国内电影市场来说，不少女导演用“女性、爱情、青春”等题材获得不错的口碑。但是她们多数的拍摄手法被指“太文艺”，作品被批评“逻辑混乱”、“情节拖沓”、“看不懂”……观众并不“买账”。

2016年，已经29 岁，马上“奔三”的刘雨霖，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携她的长篇处女座亮相，似乎是给自己而立之年的一份“成人礼”，也是给整个中国“80后”导演树立了一个成长样本。正如导演冯小刚对刘震云说的，“她没有走别的导演那种浮躁、轻浮的路子。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朴实、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