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军粮供应述论
——基于战时军事物流系统构建与运行的视角

陈佳

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军粮供应述论
——基于战时军事物流系统构建与运行的视角

陈佳

解放战争中，中共领导华东军政民为保障军粮供应付出了大量努力。从战时军事物流系统构建与运行的角度考察，华东部队的军粮供应系统经历了初步建立、巩固与调整、有序运行三个历史阶段。同时，通过军粮的需求预测、筹措、仓储、运输与前线配给等环节的运转，不断进行系统反馈与调整，构建了能够支持大兵团运动战的军粮供应系统。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今天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解放战争;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军粮;军事物流系统

解放战争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华东部队①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番号几经变化，包括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和合编后的华东军区，津浦前线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合编后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分部队一度还称为东南野战军。本文叙述将按照当时的番号称呼。取得了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与中原野战军一起)、渡江战役(与第二野战军一起)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其中良好的军粮供应保障对于这些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界主要探讨了对毛泽东、周恩来、杨立三、粟裕、刘瑞龙等人对后勤工作的贡献，②相关论文有吴钺章等:《毛泽东军事后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军事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周一平:《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军队后勤工作的领导》，《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刁恩厚:《刘瑞龙与淮海战役》，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淮海战役新论》编委会编:《淮海战役新论(江苏文史资料第100辑附录)》，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郁敏臻:《试析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历史功绩》，《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周珊:《杨立三军事后勤思想研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还有学者简单论述了淮海战役中的后勤动员与保障，山东的粮食价格、粮草票证发行，以及性别与粮食流通的分工，①相关论文参见刘承磊、王以雷:《浅析淮海战役中我军的现代化后勤保障》，《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2期;刘洋等:《淮海战役中的后勤动员》，《国防科技》2009年第2期;张昆亮:《山东粮食价格研究(1912—1949)》，青岛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李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粮食总局粮草票证发行情况探析》，《中国钱币》2014年第6期;汤锐:《阶级·性别·革命传统——以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粮食流通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也有军事后勤通史性的论著涉及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和华东部队的给养保障②在乔光烈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第十一章第三节描述了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在徐庆儒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后勤史简编》(金盾出版社1991年)中，第三编第四章第四节简述了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在张德良、徐庆儒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解放战争时期)》(金盾出版社1999年)中，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六节简述了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的后勤组织结构和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编的《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工作概述(1937—1948)》(南京军区后勤部1988年)中，在第五章第三节中简述了给养的保障和管理。，但学术界尚未见专文较全面系统考察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军粮供应情况。因此本文拟从战时军事物流系统构建与运行的视角③从军事物流学的视角研究中共党史问题，目前为止仅有陈佳、曹敏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粮供应述论——基于军事物流系统构建视角的探讨》一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其讨论的是在相对和平固定的区域里构建军粮供应系统，本文则主要考察大兵团运动战时的军粮供应系统的构建和运行。，梳理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军粮供应过程，以期探析大兵团运动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运作。

一、华东部队内线作战阶段军粮供应系统的初步建立

粮食账册，确切掌握粮食的数目。这种保管方式给粮食的加工和运输供应增加了许多便利。考虑到战况复杂多变，存粮的地点用密码体现，如果抢运不及粮食，则销毁粮食账册。⑤《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粮食总局关于前线后方粮食供应保管问题的联合紧急指示》(1947年2月19日)，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第375—376页。村民创造出许多办法保护军粮，如“群众将麦子拌糠，小米高粱谷子掺进干沙，窖到地里、坡里、地堰子里，烧不着，存不坏，抢不走，群众和干部当敌人到来时，采取各种办法迷惑与欺骗敌人，达到保护公粮的目的”⑥《刘瑞龙谈保证战争长期供应的几个问题》(1947年7月)，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第19—20页。。后来，由于“鲁中三专署六七百万斤小米几至无法处理，鲁南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共对于保障军粮供应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自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如何在大兵团运动战中保障军粮供应，成为中共亟须解决的问题。保证战时军粮供应，一方面要做到准确预测粮食需求和全面掌握粮食;另一方面要做到无论部队是在转移还是在作战中，都能及时将充足的军粮送达至战士手中。因此，这需要合理调剂使用人力物力，全面规划前方部队的需要和后方人民的供应能力，以便支持长期战争。内线作战期间，军粮供应主要由驻地党委和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基本上形成了由军粮的筹措、仓储、运输等环节构成的军粮供应流程，初步建立了战时军粮供应系统。

军粮的筹措是军粮供应系统的物质基础。内线作战期间，大多数军粮都是由驻地政府筹集后集中供给，实在不足才由后方调运。政府筹集的粮食首先来自当地粮库的存粮，来源于每年的征粮;不足则再向当地群众预征或预借粮食，一般都是在计划某场战役之前征借;最后才动用群众的常备粮，这时表示当地的粮食供应能力已经接近临界点了，就需要从外地调运。军粮筹措完毕后如何按时保质保量送达前线，就有赖于系统的仓储与运输环节的运转。

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仓储环节主要分为非战区仓储和战区仓储。一开始，非战区的存粮方式根据与战区距离远近而不同，距离战区较远而环境稳定之处粮食由粮库分设的若干仓屋统一保管，战区的边沿地带则分散到临时村粮库保管。④《山东省粮库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山东省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办公室编:《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3辑，1985年，内部资料，第37页。随着战争的进行，边沿地带的粮食分散到村户保存，藏粮于民。粮仓工作人员记录霉烂许多熟给养”，因此山东省支委会和粮食总局提出群众性备粮方式，即由群众分散备粮，粮食“分散以户为单位存藏，米面都要晒干，防止霉烂，晒干蚀耗由公家负担，但损失或坏掉群众要赔偿”。然后，由每家多准备2天至3天的熟粮做预备粮，教育群众“先烙先吃，随吃随补，新旧交替，轮流倒换”。①《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粮食总局关于目前粮食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1947年3月3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02页。这样，一旦紧急情况下需要供应部队，多准备的两三天熟粮可以马上集中起来，迅速供应部队。

战区的军粮仓储主要通过粮站来实现，对于其设置与管理，苏皖边区和山东有所不同。

1946年7月在为苏中战役做后勤准备时，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根据《战地工作大纲》②1945年12月20日由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共同制定。统筹安排军粮供应。在部队集中的地方设置粮草总站，在预定战役之处设置临时粮草分站，所需要的粮草数目由部队指挥机关确定，然后由战地委员会③战地委员会，亦称后勤工作委员会、后勤委员会、战地工作委员会。战地委员会成员“以该地区党政军民最高机关之主要负责干部(如专员、地委书记、分区司令等)5人至9人组成之”。参见《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3页。通知各县筹措。“粮站除正副站长外，须有会计、出纳、催粮等人员。特别要有充分数量之管秤人员。”粮草站工作人员除了要调查存粮状况、粮草集中、粮草出纳、结算账目外，还要组织群众磨面，接收转移部队的余粮及转运保存等工作④《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战地工作大纲〉》(1945年12月2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3—5页。。同时，各县粮草站配备6人至10人的小型武装保护安全⑤《华中二分区后勤工作委员会关于紧急完成后勤任务给各县的指示信》(1946年6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1页。。据时任苏中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陈丕显回忆，苏中战役时成立了临时粮站，集中储存军粮。粮站不仅储存所在区的军粮，还储存其他区的调度粮，“支前粮食远的从百里以外调运而来”⑥陈丕显:《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苏中七战七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苏中战役胜利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华东部队弃守两淮⑦两淮，即江苏省淮阴、淮安。，部队的流动性很大，前线成后方，后方成前线。粮站位置顺势变动，“前线为第一线，后面相距一天路程为第二线”，这样部队前进时可以跟进，后退时又可以及时撤退，避免粮食供应不上或者粮食损失。部队各纵队办事处由粮秣联络员负责根据战斗驻军情况联络供应⑧《关于华中北线后勤会议》(1946年10月7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178页。。

山东的布置与管理则更为周到细致。莱芜战役前，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简称“山东省支委会”)成立，由党政军相关机构负责人组成⑨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以郭子化、刘瑞龙、梁竹航、冯平、朱毅、辛葭舟、朱泽民等7人为委员，其中，郭子化为主任委员，刘瑞龙、冯平、梁竹航为副主任委员。参见《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山东省政府关于战时供应工作决定的联合通令》(1947年2月1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编:《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南京军区后勤部，1988年，内部资料，第325页。，支委会下设粮食部，根据前方战况发展，调度供应军粮⑩《华东局关于扩大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的决定》(1947年2月15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373页。。各县区都建立了支前部，县长兼支前部长⑪《孟良崮战役后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19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516页。。备战莱芜战役时，山东省支委会在各战略地区建立一套战时粮食机构，即由各地支前司令部之粮食部(简称“地方支前部”)、各地支前司令部前方办事处之粮食部(简称“地方前办”)、第一线粮站(简称“一线站”)、第二线粮站(简称“二线站”)、基地大粮站(简称“基地站”)组成。粮站呈锥形分三线设置，如图1、图2所示。其中一线站存3天至5天粮，二线站存5天至10天粮。一线站需要随军转移，二线站和基地站位置则相对固定，负责粮食的集中加工和向一线站转运。⑫《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关于各战略地区战时粮食机构的决定》(1947年2月15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3辑，第127—134页。部队派员自带运输工具向一线站领粮，只接受山东粮票，严禁用红白条或者华中粮票。同时，领粮比例必须1/5是麦粮，4/5为小米或者高粱。①《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山东省政府关于战时供应工作决定的联合通令》(1947年2月1日)，《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第325—326页。

图1 各机构之间的隶属关系图

图2 锥形布置粮站运作图

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运输环节是整个系统的重心所在，关系到能否及时将充足的军粮送到战士手中。这需要充分掌握运输力量，保证粮食调度的速度和粮食供应的及时性，避免因部队突然转移而供应不及时，导致后方的军粮堆积而霉烂浪费的情形。

苏皖边区的军粮运输由运输站负责，各运输站组织小车队、船舶队、牲畜队、人力队等。苏中战役时，在军队渡口和军事运输渡口组织渡口指挥站，负责管理调度船只，保证部队人员和军用品及时渡河;所有的船只组成运输大队保证军运，但是“允许船只自由交通，不应因此使所有船只妨碍船民生活”②《中共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关于战时后勤工作的指示》(1946年7月1日)，朱耀龙、柳宏为编:《苏皖边区政府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0，312页。。据陈丕显回忆，苏中战役开始后，“根据预定的作战计划，我们向有关地区下达征粮任务，有关地区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民工运输，肩挑、车载，船运，水陆并进，把粮食运到前线。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白天的轰炸骚扰，运粮队伍往往在夜间行军，星光下蜿蜒的运粮线上，移动着长长的人流，旷野里响彻着吱吱呀呀的小车声和格吱格吱的扁担声”。苏中战役期间，“仅华中一分区支前的粮食就有360多万石”。③陈丕显:《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苏中七战七捷》，第273页。

山东的军粮运输是在山东省支委会的领导下，组织和动员民工义务运输，各区村“按车辆、骡驴、担架、挑子，迅速组织成班、分队、中队、大队，以备随时应征出动”④《山东军区、山东省政府关于颁发动员使用人力及运输工具办法的命令》(1946年9月20日)，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6辑，1985年，内部资料，第178页。。莱芜战役前，华东野战军发出军令，严格命令“各线粮站运粮之民夫车辆牲畜，统由军粮运输指挥部管理支配”，“乱扣运粮民夫车辆牲畜者，以违犯军律论”⑤《华东野战军关于保障军粮及时供应前线的命令》(1947年2月1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351页。。不久，山东省政府意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运输之重要性。莱芜战役后成立公路管理局，与山东军区兵站部之交通处合并，归山东省支委会统一领导，专门负责公路的开辟、修复、保养以及管理工作。⑥《山东省政府关于公路管理机构与工作的决定》(1947年3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20页。山东省支委会、省粮食总局还组织了常备运输队，运输工具包含大小车辆、挑子、牲口等，平时生产，战时服务。在区成立运粮大队，联防成立运粮中队，自然村成立运粮分队，每6辆小车编为一班，专门负责长途或重载运输。在劳动力缺乏的地区，组织半劳力负责短距离运粮。①《山东省粮食总局、山东省支前委员会粮食部关于运粮工作的指示》(1947年3月18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6辑，第198—199页。

以上基本上形成了由军粮的筹措、仓储、运输等环节构成的军粮供应流程。战争伊始，虽然华东部队对于大兵团运动战中的军粮供应经验不足，但是由于华东部队在内线作战，且经过土地改革，人民踊跃交粮，保证了战区内的充足粮食。随着战争的持续，才逐渐暴露出由于管理的混乱与制度的缺乏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随意动员民力，缺乏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任何部队机关都可以随便调用民工。有些地方战争动员不够，导致到处抓差的现象出现，“政府抓的力量有限，部队便自己抓，抓可以凑数，但不见得有用，你能抓，他能跑，跑了又抓，弄得群众抓去未跑了的就装病;跑了的便躲差，怕见干部和部队，见了干部和部队总离得远远的弄得军政交怨，军民交困，前线供应不上，地方秩序紊乱”。②《刘瑞龙谈北线三个月后勤概况与今后方针》(1946年12月3日)，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38页。莱芜战役后的休整期，虽然开始探索民工的使用和管理教育制度，但“一切动员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命令”。③《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两年多支援前线工作的初步总结》(1948年11月)，《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下册，第720—722页。

第二，对如何支持长期战争的认识不明确。有些干部欺骗民工“三五天就回来了”，“有些动摇害怕，怕夫子跑，自己想跑，也准备跑”，④王文长:《巩固民夫问题研究(节录)》(1946年10月1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194页。同时，正规军与人民后勤服务人员的比例过大，甚至前方1人作战后方6人为之服务，⑤《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后勤工作的通令》(1947年4月17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72页。“高庄一天支9万斤粮食给待机民夫”⑥《孟良崮战役后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19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520页。，这样无限量地动用民工，导致农民脱离生产，又要消耗公粮，从而影响战争持续供应。

第三，前方与后方的关系没有理清。华东局接到各地反映，“财办、粮食局、各地委、各部门，主要为党政的支前机构搞垮了，特别影响到征粮，后方无法控制粮食究竟有多少，已支多少，损坏了多少无法估计。部队南下各地做的熟给养，坏了的损失的数目不小，据粮食局预算要缺一个月粮食;粮票散在外边究有多少亦不清楚，使用粮食的人对粮食不清楚。一切力量集中到支前，将后方一切制度破坏了”⑦饶漱石:《支前工作的检讨及今后方针》(1947年5月1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99页。。

第四，某些部队中粮食支取手续和制度难以执行。华中野战军参谋长指出，“擅卖公粮不顾大局。6师在苏中卖了小麦44万斤，大米6.5万斤”，“自印粮票破坏制度。6师师旅团供给机关自印粮票。‘师供’印40余万斤，53团印10余万斤”，还有个别人员的贪污腐化，“1师两个粮秣员贪污6万元，粮10万斤”，“虚报人数。6师11月份预算多报3000，1师9月份预算多报4000”。⑧刘先胜:《华中野战军参谋工作报告》(1946年12月3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267—268页。“沂南根本没有300万熟给养，竟说烂了300万斤。滨海在莱芜战役前，沦入敌区的粮食1300万斤”⑨《孟良崮战役后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19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519页。。

由于之前没有供应过如此大规模的战争，虽然有庞大而巩固的后方作为支持，难免组织管理混乱，粮食供应部署亦缺乏通盘考虑。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有关军粮供应的各种制度还是得到初步建立。

第一，初步建立了军粮支付制度。战争伊始，华中二分区⑩华中二分区，含江都、高邮、宝应、兴化、溱潼、沙沟等县。参见《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28—29页。后勤工作委员会规定:各县区供应站的粮食是野战军战时专用，地方党政提粮则要拒绝支付;凭野战军新粮证和介绍信向粮草站领取军粮;县与县之间的军粮调度和分站之间的军粮调度，都必须有支付手续。①《华中二分区后勤工作委员会关于紧急完成后勤任务给各县的指示信》(1946年6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2—43页。1946年12月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刘瑞龙在华中野战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通知“各部来领粮，不仅要粮票，而且要野供介绍信，以后好对账;一切部队粮食开支都要通过野战供给部统筹统支”②《刘瑞龙谈北线三个月后勤概况与今后方针》(1946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48页。。山东省支委会要求，粮站之间互相调剂粮食要以内部收粮书为凭证;粮站之间转运粮草，必须填写粮草运送单③《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关于各战略地区战时粮食机构的决定》(1947年2月15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3辑，第132—134页。。

第二，建立报告制度。华中二分区要求平时每3天汇报一次军粮的供应情况，战时每天汇报一次。内容包括尚存军粮数目、储存地址、需要军粮数目、部队人员数目变动等。④《华中二分区后勤工作委员会关于紧急完成后勤任务给各县的指示信》(1946年6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3页。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要求一线站和二线站应该每日向地方前办报告收入、支出、保存的所有粮食数字(按粮食种类分);基地站必须每5日向省支委会和地方支前部报告收入、支出、保存的所有粮食数字;向基地站调运粮食超过100万斤，地方支前部必须报请省支委会批准⑤《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关于各战略地区战时粮食机构的决定》(1947年2月15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3辑，第132页。。

第三，实行军粮管理区制。该制度由鲁中创立的粮管区制而来。这在有计划地调节使用军粮、保障作战部队的供给上是有效的。1947年6月山东省粮食总局发出通知决定建立军粮管理区执行供应军粮军草的任务。各级粮食局指定本区内一定数量的公粮作为军粮。使用军粮时，必须通过军粮管理区批准;紧急情况动用军粮时，必须由随军粮食特派员和军队首长共同证明，并迅速报告军粮管理区。军粮管理区对区域内的仓库粮站有指挥关系。⑥《山东省粮食总局关于建立军粮管理区的决定》(1947年6月15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6辑，第583—584页。在军粮管理区内，按照各部队驻地位置设随军粮站，以师为单位的随军粮站人员由省粮食局、部队人员和当地仓库负责人组成，共同负责该部队的军粮供应。

第四，建立随军粮食特派员制度。由山东省粮食总局向华东野战军每一纵队派驻特派员1人、工作人员若干，随军服务。在部队行动前，特派员预先到达新驻地的军粮区或当地粮食局，要求和协助布置沿途和目的地的粮站与准备粮食;特派员根据部队的核定人数掌握开支;同时加强部队与地方的联系，及时沟通双方的需求和粮食准备情况;加强前方与后方的联系，随时向总特派员⑦总特派员常驻省支委会前方办事处。和军粮区报告部队与地方的粮食需求与供应情况。同样，粮食总局、总特派员以及军粮区也将与粮食供应有关的一切指示、决定、制度等下发至特派员，达到密切联系的效果。⑧《山东省粮食总局关于建立随军特派员制度的通知》(1947年6月7日)，《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6辑，第581—583页。这样，军粮管理区、随军粮站、随军粮食特派员，就成为军粮调节和供应部队两者密切结合的有效组织形式，⑨《刘瑞龙谈保证战争长期供应的几个问题》(1947年7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20—21页。加强了军队与地方的互相了解，有助于及时掌握粮食数目，共同解决军粮供应的问题。

总体而言，内线作战期间，党政军民共同致力于扭转混乱与被动局面，试图建立秩序，初步积累了分散的农村集中供给部队和内线攻坚战的军粮供应经验，形成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雏形。军粮的需求预测环节和前线配给环节尚且缺乏，有待于继续调整和完善。而且，这一阶段，军粮供应工作大多依靠地方政府，以地方为主，部队本身的后勤机构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华东部队战略进攻阶段军粮供应系统的巩固与调整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共军队开始外线出击，并继续内线歼敌。此时，战场后方小而不巩固，物质基础远不如以前。甚至有时是在双方争夺区拉锯作战，战场变化快，运动性增加，经常使原先的后方解放区又变成前线。战略进攻阶段，华东党政军民主要致力于巩固与调整内线作战阶段初步建立的战时军粮供应系统，使之逐步适应大兵团机动作战。

表1 山东战场上华东部队及前线民工军粮供应数量统计表

从表1可以看出，前方军粮供应量数量很大，最低每日也需要供应32.8万斤，最高每日供应超过150万斤。这样庞大数量的军粮调剂、筹措与加工、仓储运输任务的完成，需要军粮供应系统的良好运转作为保障。有了内线作战阶段的军粮供应和动员使用民工的经验，这一阶段的军粮供应系统作了如下调整。

(一)部队的后勤机构逐步健全并开始发挥实质性作用。1948年6月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华东部队的后勤制度还未完全统一，有些制度还没有完全贯彻执行，整个后勤工作未能从上到下一气贯通，还是各自为政的状态①《杨立三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后勤工作的讲话》(1948年6月)，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第28页。。因此，建立了纵队、师、团自上而下的后勤负责制。华东野战军进入中原地区作战，军粮供给工作主要依靠华东野战军各级财经供给部门和中原局驻各级华野财经办事处②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为保证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地区作战的给养以及协助地方财经工作，决定设立随军财经机关，在华东野战军本部成立中原驻华野财经办事处，在各纵队成立中原驻纵队财经办事处，各师成立中原驻师财经工作队，各团由驻师财经工作队派出财经工作组3至5人，由各级部队党委直接领导，受各级军政首长指挥。主要负责筹措军粮。参见《中原驻华东野战军财经办事处组织条例》(1948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1页。具体办理。兖州战役后，山东兵团后勤部确定各级工作范围，连是调查单位，营是集粮单位，团是统一支配与掌握政策和制度单位，师在团的统一集中基础上，进行调剂，推动互助①《周张战役、兖州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52页。。与此相对应，地方的机构设置以鲁中南为例，在鲁中南区党委领导下，各地委设支前司令部，县设指挥部，区设支前站，村设支前生产委员会。②《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关于目前工作的指示》(1948年9月25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06页。同时加强党政军各机构的协作，济南战役的军粮供应保障就是在华东局领导下，由山东省政府支前委员会③1948年8月济南战役开始前，华东局决定成立山东省政府支前委员会(由山东省政府秘书长郭子化担任主任)，包含后勤司令部、财办等部门，直接对华东局负责，以便华东局可以统一领导使用全省力量。下设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和渤海支前司令部支持济南战役。参见《济南战役支前工作部署——华东局向中央的报告并告华东军区》(1948年8月30日)，《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第457页。、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共同担负完成。

(二)逐步实行统一的军粮供应体制和规章制度，由分散管理走向统一管理，向管理正规化迈进。杨立三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建立制度并贯彻执行制度，制定报告制度，包括月终报告和战役后报告，还有供给制度，包括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领发制度等。④《杨立三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后勤工作的讲话》(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册，第29—32页。1948年上半年财粮、军实收支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能按时向上级报送预决算和花名册，没有再使用红白条⑤《周张战役、兖州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48页。。山东兵团后勤部还为切实贯彻执行报告制度作出规定，各级供给人员与驻部队特派员要按级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地区的军事、政治情况，人民生活及粮食生产情况，单位缺粮情况及筹粮数字，群众反映等。连级和营级要随时报告，团、师、纵队每日报告一次，每次战役结束后要有书面报告。⑥《周张战役、兖州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52页。

(三)增加了军粮的需求预测和前线配给环节。军粮需求量主要根据预计的天数、人数和日消耗量而定。比如在济南战役开始前，中央军委预计战役时间要2至3个月，按此布置了华野各兵团军粮的来源与经费。⑦《军委关于济徐段战役后勤任务规定》(1948年8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册，第644页。随即华东局就向中央报告由华东负责解决的军粮的工作部署，“粮食按吃粮人数(民夫在内)及2个月的时间计算需粮12，000万斤”。⑧《济南战役支前工作部署——华东局向中央的报告并告华东军区》(1948年8月30日)，《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第456页。一般而言，日消耗是按照野战军每人每日2斤半并加20%消耗机动共3斤计算。⑨《华东野战军秋季会战战勤计划》(1948年9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27页。而军粮的前线配给，指从粮站分站向前线部队配送军粮，正常情况下，从粮站分站到各伙食单位都是由部队自己搬运。在济南战役开始前，代司令员粟裕就严格要求，“团以上供给机关，应组织所有供给人员率领运粮队，按前线各单位之需要，向前线运输”。同时，以连队为伙食单位，各连队要重视改善伙食，“在搞好伙食方面来立功”⑩《关于济徐战役供给工作的指示》(1948年9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60—861页。。

(四)军粮的筹措环节重点在于新区就地筹粮。毛泽东在1947年9月就提出无后方作战思想，“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⑪《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1947年9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进入新区作战的部队，军粮大部分的来源就是靠就地筹集。就地筹集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没收新区旧政权的存粮和大官僚、大地主的粮食。没收的粮食一部分奖励检举人，一部分作为军粮，一部分分给群众。第二，通过战斗缴获粮食。第三，用粮票或者借据向群众借粮。有中共政权的地区，通过当地政府借粮，无中共政权的地区，部队自上而下先划分筹粮区，再由营以下伙食单位直接向群众借粮，规定只借地主和富农的粮食。部队上路后，战士自带3天军粮，伙食单位及运输队带1天军粮。①《华东野战军关于我军进入新区解决给养的指示》(1947年10月1日)，《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第350—352页。

(五)军粮的仓储与运输基本沿袭内线作战阶段的运作流程，操作上更为细致规范。军粮仓储同样分为非战区仓储和战区仓储。非战区的军粮仓储实行统一管理、民间分藏的仓库制度。先征收集中粮食，随后分散保存，随征随存。关于民间分藏，则召开群众会议集体公议，建立保粮组织，实行个人负责制，蚀耗控制在3%至5%。军队后勤部门不定时有组织地进行查仓。②《刘瑞龙对今后财经任务的说明》(1948年7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300、310页。1948年5月《豫皖苏公粮保存支付运输暂行办法草案》显示，公粮存在“忠实可靠之老实农民”之处，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保粮教育，包括保管职责、方法、手续、奖惩等，存粮时要将粮食过秤后交给存户，由存户打存条按手印，存条上交村政府后造册记账，上报区里备案③《豫皖苏公粮保存支付运输暂行办法草案(保管部分)》(1948年5月15日)，《河南粮食志编辑组》编:《河南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辑》下辑，1984年，内部资料，第286页。。

战区仓储还是在粮站，与内线作战阶段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华东军区逐渐重视制度的执行。在济南战役开始前，代司令员粟裕发出指示，要严格遵守粮站的各种制度和手续，“杜绝使用红白条，以及乱用粮券随地提粮的游击习气”，不能因为战争而否定制度。④《关于济徐战役供给工作的指示》(1948年9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60页。第二，统一粮草票和完善支粮手续。济南战役时，华东财办统一印制山东新粮草票、马料票分发各兵团，宣布其他版本的粮草票一律停止使用。⑤《山东省支前办粮食部关于立即停用旧粮草票的通知》(1948年9月2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393页。在粮站的支粮手续上，部队凭粮票和驻部队特派员的两联证明信支取军粮。⑥《周张战役、兖州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52页。第三，关于粮站的设置，一般设一个总存粮点，下面各个纵队设一个总粮站为中心，在其周边设若干分站，其中一个分站要设在医院附近。工作人员一般由支前办或地方人员和部队后勤人员共同构成。昌潍战役中的明水阻击战中，由于战斗流动性非常大，设置流动粮站，随军行动，既保证军粮的及时供应，又避免后撤时的损失。⑦《周张战役、兖州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44页。济南战役的军粮在数量上准备较为充足，柳埠、田家庄、龙山设立大屯粮点，准备了近2个月的粮食，达1000万斤以上;每个纵队设1个50人左右的粮食总站，下属4个粮食分站，负责与各地政府或支前委员会接洽粮食供应事宜⑧《华野秋季会战战勤计划》(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586页。，保证了整个战役充足的军粮。但是供应的困难在于南线山路崎岖造成运输困难，粗粮多面粉少而影响部队生活;东线的面粉又太多，只好安置通风器(即用高粱秸捆起放在中间)，然后放倒，才免于霉烂。⑨《济南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8年)，《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第568页。

军粮的后方运输是相对于前线配给环节而言，主要指由地方支前机构负责安排民工将军粮从地方运到运粮总站及各粮站分站。⑩《山东兵团司令部、后勤部济南战役后勤工作各种规定》(1948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64页。此时还是以马车、牛车、独轮车、牲畜驮和人力担挑为主⑪《陈毅、邓子恢关于支前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总结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948年6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248—249页。，有水路的地方则用船只，偶尔用火车和汽车运输运载大批量粮食。人力运输方面，开始时是由群众义务运输，1947年10月华东军区开始试行包工运输队制度(以下简称“包运制”)，规定后方机关及部队之物资运输，一律由各机关部队组织运输队进行运输，按劳给酬，支付工资，以提高人民与部队运输的积极性。①《华东军区关于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包工运输队制度的通令》(1947年10月1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82—85页。由群众个别包运或集体包运粮食，这使运输效能大大提高，“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600斤者，现能运1400—1700斤。过去一天只走40—50里，今能走80—100里”②《陈毅、邓子恢关于支前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总结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948年6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251页。。次年，山东也实行包运制，“以工代赈，藉此帮助群众渡荒”。③《省粮食总局决定运粮新办法，提成包工以工代赈，保证前线供给，帮助群众渡荒》，《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3辑，第86页。中原局也学习此经验，1948年8月中原局发出通知，“决定废止一切支差义运，实行发价包运制度”，此费用有组织的由政府付，如果是就地动员的运输，由部队开支④《中原局关于实行发价包运制的通知》(1948年8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361—364页。。当然，制度的执行总是有一个过程，一般还是包运制与义务制相结合，“山东及南下以来一般是政治动员，实质是侧重政治强迫。火线上抢运粮食及伤员虽全是义务制，但浪费很大”⑤《刘瑞龙谈豫皖苏后勤工作》(1948年9月28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21—422页。。

因此，在战略进攻阶段，华东部队大兵团运动战大进大退、战况变化不定的特点，决定了军粮供应系统的灵活性或者说柔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及时的反馈与调整机制是战时军粮供应系统顺利运转的关键。此时，对战时军粮供应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进行巩固与调整，使之逐步适应了大兵团机动作战，保证了解放战争后期军粮供应系统的有序运行。

三、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部队军粮供应系统的有序运行

济南战役后，华东部队有巩固的后方解放区提供人力物力作为支持，后方物资得以源源不断集中转运送往前线。军粮供应系统经过两年多的初建与巩固调整，进入有序运行阶段。这一时期，支前区域从一个单独区发展为多个区联合供应，供应标准从分散走向统一，军粮来源从后方运送为主逐渐走向以新区筹集为主，组织机构更加健全，纪律和制度更加严格规范。下面以淮海战役为例，剖析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有序运作过程。

淮海战役战争规模大、战场转移快、供给线长、参战人员与服务人员众多，其军粮需要华东、中原、华北等区域的共同支持。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华东局、中原局、华中工委、冀鲁豫区党委、豫皖苏分局、苏北华东财办、华东军区后勤部、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华东支前委员会、山东支前委员会等团结协作，加上随军支前的几百万民工，城市支前的广大工人群众，以及在解放区和战区负责农业生产的农民，组成了党政军民相结合的军粮供应的强大力量。

(一)军粮的需求预测往往与军粮调剂结合进行，根据战况、参战人数和服务人数的变化而调整，贯穿着战役始终，在整个军粮供应系统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军粮的调剂涉及跨区域的由中央军委直接统筹安排，华东区域内的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华东支前委员会负责调度。淮海战役开始前一个多月，中央军委就指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局，要在淮海战役前必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⑥《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准备工作的指示(节录)》(1948年9月28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19页。淮海战役粮食初步布置好后，粟裕立即致电中央军委，计划共征借粮食1.5亿斤左右，可供50万人两个月吃粮。⑦《粟裕等关于淮海战役后勤工作布置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2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77页。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战争发展就超过预期速度，部队迅速进入江淮作战，主战场就转移到华中。山东的军粮运输速度跟不上部队转移速度，一时接济不上，而江淮尚未充分准备，粮食还未集结，造成前方出现一时供应脱节。中央军委迅速反应，预计“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①《中央军委关于统筹解决八十万人吃饭问题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948年11月1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36页。因此，华东支前委员会迅速组织山东粮食南运，华中支前司令部也马上行动，“由华中调度粮食5500万斤，每天保持运到前方80万到100万斤”，同时规定了调运粮食的路线和民站的设置路线②《华中对淮海战役的支前布置》(1948年11月19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38—539页。。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最后一天，中央军委再发命令，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达百万人，每月需粮约1亿斤，要求中原局速令豫皖苏分局筹粮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需要;还命令华北局速令冀鲁豫区调运1亿至1.5亿斤粮食供给华野部队需要。③《中央军委关于速调粮食供应前线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等电》(1948年11月2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45页。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开始前，根据中央军委指示④《军委对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简报的复示》(1948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册，第672页。，由华东、中原、华中、冀鲁豫在徐州召开四方联合支前会议对粮食的供应作出统筹安排。会议布置了战役第三阶段、休整期以及进入江淮后的具体粮食供应安排，大体确定了粮食调度的方向、来源、具体调度数目、运输方式、粮站配备，以及秤的标准与各种粮食直接的换算率等。⑤《刘瑞龙关于徐州联合支前会议情况向总前委的报告》(1949年1月3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726—728页。

(二)多种军粮筹措方式并举，实行军粮分区保障。淮海战役开始前一个月，华东支前委员会计划分三种方式筹措军粮，第一种是过境粮，明确安排部队将经过各地委各县所需要准备的加工粮，并尽量按1/3面粉、2/3小米比例。部队向战区前进时，还必须每人自带3天粮食。第二种是战地粮，即根据部队的作战位置，就地进行征借粮食。尽量由地方组织的征粮队进行征借，放到粮站，部队再向粮站付粮票取粮。第三种是调运粮，即根据部队需求量从各地委调运军粮。⑥《华东支前委员会对华东野战军秋季第二战役支前工作计划》(1948年10月13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48—453页。华东野战军“初入路西时，大部靠就地筹借，一、四纵及医院曾两天中每天只吃一顿”⑦《关于战区粮食供应情况简报》(1948年12月15日)，《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9页。。就地筹粮时，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发布的《华东野战军关于淮海战役粮食供应问题的通令》规定的借粮办法进行。以团为单位，由团政治处与团供给处组成借粮组，统一全团的征借调度，征借军粮时付给粮户粮草票和由团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书，保证战役结束后由地方政府偿还;陇海、运河以北地区，则以地方人员为主组成工作队，向群众征借，而后部队向粮站取粮。原则上只借每人平均大于1官亩地者，且每官亩地征借不超过10斤;个别地主富户可酌量增加。⑧《华东野战军关于淮海战役粮食供应问题的通令》(1948年11月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25—526页。由于中共部队进入的华中新区遭受严重灾情，再加上新区干部力量不足，影响了筹粮工作。于是，部队进入郯城后就立即着手就地借粮的工作，“有多借多，有少借少，没有的不借”，并组织支前生产委员会，把支前与生产相结合，宣传政策恢复生产，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另外，坚持土地复查和生产相结合，给群众发土地执照，使“群众生产情绪高，抢种抢收，得种便种，得收便收”⑨《刘瑞龙关于淮海、渡江战役支前后勤工作的日记》，刘瑞龙编:《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金盾出版社，1997年，第446，448，451页。。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是淮海战役战局变化最多最紧张阶段。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参战部队人数骤增至100万。此时，军粮分成南北两大战场分区保障，豫皖苏及淮北地区主要供给南战场部队，山东及徐州以东陇海路两侧地区主要供给北战场部队。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中，第7纵队20师财粮股长及民联科长和全部粮食干部分头到各区乡，配合当地政府筹措粮食，解决了政府干部少的困难，加快了征粮速度，解决了部队的供给。⑩《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后勤部淮海战役后勤工作总结》(1949年2月2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19页。

(三)军粮仓储的统一化与制度化。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军粮的非战区仓储主要是建立粮库集中保存，一方面在各县区建立县库、区库进行储存，另一方面建立各种严格的粮食制度以规范运作。以豫皖苏为例，建立了检查制度，即粮食入仓时由粮食检查组严格检查粮食成色，入仓后定时、下雨前后都进行检查;同时，建立了奖惩制度以及结账制度。①《豫皖苏行署关于建仓工作的补充指示(保管制度)》(1949年1月6日)，《河南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辑》下辑，第294—295页。

军粮的战区仓储是在屯粮区仓库保存。随着部队进入新解放区，华野的供应办法也迅速作出改变，之前由各分区分别负责供应各纵队，改为各分区运粮到屯粮区，屯粮区设在古邳、土山、窑湾一带，然后由屯粮区安排小车向各纵队随军粮站运粮。②《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部队进入新区解决给养问题办法的指示》(1948年11月2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44页。

地方上，华中实行粮食的统一支拨与严格仓储管理。粮食的支拨必须凭华中粮食局发行的粮草证和签发的粮食支拨通知书;粮食供应调度和运输调度权按级批准。在仓储管理方面实行以下几大措施:第一，建立仓库机构，粮食入库和提粮都要经过严格的规定手续;第二，健全支提制度，规定仓库只负责保管，由粮站负责粮食的供应，各部队机关一律凭粮草证向粮站提领;第三，强化组织领导，严格检查制度，每个区配备足够的专职粮食管理员，经常检查现粮;第四，坚决依靠群众保粮，以乡为单位，成立护粮委员会，村成立护粮小组。③《华中第一次粮食会议总结》(1948年12月1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97，600—602页。同时，加强检查保管、加工等环节，“以保证军粮干净，根绝砂子，去掉糠皮”④《华东支前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粮食供应的决议》(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90—891页。。

军队里，把各兵团后勤部加入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归其指挥，统一全军的粮食调剂。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向全军通报同时立下几大规矩:严格粮食支领手续，只能用山东粮票⑤后来战场转移到中原，中央军委同意山东粮票在豫皖苏境内使用。参见《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华东部队在豫皖苏境内使用华东钱粮票办法致中原局等电》(1948年12月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87页。，禁止用红白条与其他区域粮票取粮;凡领取粮食应本着领什么吃什么，以食饱为原则;不准擅自封闭冻结驻村粮仓;不准沿途截取后方转运的军粮;必须用米袋带足3天携行粮，吃空则在指定地点沿途补足。⑥《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后勤工作通报》(1948年10月21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66—468页。淮海战役开始前一天，代司令粟裕通令全军，重申必须遵守这些规矩。⑦《华东野战军关于淮海战役粮食供应问题的通令》(1948年11月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26—527页。

(四)军粮运输的多式联运与前线配给。淮海战役中，能够大量使用汽车、火车、人力小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相互衔接、转运而共同完成军粮运输过程。战役第二阶段时，由于铁路未通，山东大量粮食无法按时南下，原应由山东供应的北线部队全部由华中供应，随着战役的进一步进行，华中无法维持南北两线的供应⑧《华中粮食供应情况，建议作通盘打算，以确保前线食粮——华中向华东局的报告》(1948年11月27日)，《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上册，第471页。，供应陷入了紧张状态。于是，华东支前委员会紧急安排布置各地委用1.5万辆小车运粮5600万斤南下到屯粮区，同时拨款给新解放区收购500万斤粮食作为补充。⑨《华东支前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支援工作计划》(1948年11月24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51页。此外，华支加紧修复津浦兖徐段、徐宿段及陇海徐新段铁路，通过陇海郑徐段铁路先从冀鲁豫运小米2000万斤南下。⑩《刘瑞龙关于今后支前工作向华东局的报告》(1948年11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577—578页。同时在济南、兖州、新海、徐州等城市动员商人汽车从徐州运粮至萧县，共运粮4152786斤，虽然运输成本较高，但是速度快而且直达前线，迅速解决了前方的粮食困难。①《济南、淮海、渡江京沪三大战役支援工作总结(草稿)》(1949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719页。徐州解放后，几大战略区域连成一片，就可以充分使用铁路交通，豫西赶交的700万斤小米、300万斤小麦送到郑州、洛阳、巩县等处就用火车东运。②《邓子恢、李达关于粮食供应问题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1948年12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616页。如表2所示，淮海战役中，使用船只、汽车、火车运粮数量超过1亿斤，也可以看出各种交通工具所费时间与运费之差异。

表2 淮海战役中各种交通工具运粮统计表

此外，在军粮运输过程中，集散中心及沿线分站的设置也非常重要。集散中心主要设置在多条运输干线通过或连接的交汇点，具体在津浦路、豪山等地分别设立5个运粮总站作为军粮集散中心，负责接收集中和转运军粮。同时，在每条运粮路线上设立1个运粮站，了解本路线情况向运粮总站汇报;在总路口设立1个中心站，中心站负责每日与收粮点和发粮点联系;同时，在运粮沿线设立民站作为服务设施，约30里一站，每15里再设一个茶水站，解决运粮民工的食宿、茶水、医药、修理运输工具等困难。③《华东支前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粮食供应补充计划》(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892页。

军粮的前线配给是沿用战略进攻时期的做法。部队在进入战区以前带足两三天的粮食，从粮站分站到各伙食单位的运输则由部队负责。④《刘瑞龙谈豫皖苏后勤工作》(1948年9月28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424页。

如上所述，淮海战役中军粮供应系统的有序运作，有赖于党政军民合力对军粮进行需求预测、筹措、仓储、运输与前线配给等环节的运作，不断进行系统反馈与调整，调剂军粮，基本保障了部队及服务民工的军粮需求。仅山东就准备了1.53亿斤的粮食。据参战部队反映，“这次粮秣供给是外线出击以来，战役供给工作最好的一次”，比如2纵这次吃细粮占62.8%，吃粗粮占37.1%，后运粮占65.8%，自筹粮占34.2%。⑤《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后勤供给部一九四九年供给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228页。与此相对比，被包围的杜聿明部队则靠空投补充给养，“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转晴后恢复空投，“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但是仍然“每日不得一饱”。①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淮海战役亲历记》编审组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第44—45页。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部队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继续有序运行，随后的战役此处不再一一赘述，仅指出其供应的各具特点之处。

(一)整训期间，以新区筹粮为主要军粮来源，重视筹粮的程序与规范，目标是要能做到“既能保障军需，又能不致造成混乱，影响民生”。②《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草案)》(1949年4月1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131页。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根据部队的整训位置，划分各兵团的粮草供应区，设立粮站供应③《刘瑞龙关于整训期间各项供应部署》(1949年1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741页。。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军粮主要来源于就地征借粮食、缴获粮及原政府屯粮，不能依赖后方供给。部队要以团为单位，组成粮秣工作队，可利用当地保甲长等共同征借。④《中央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1949年3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87—188页。不久，华东支前委员会迅速作出的江南新区征借粮食初步方案显示，从4月底开始的5个月内，共需要粮食9亿斤，拟从苏南、浙江、皖南北、赣东北地区征借，在以上4个地区设立办事处或者与该区党委组成支前委员会⑤《华东支前委员会关于江南新区征借粮食初步方案》(1949年3月29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101—103页。。华东局指示要征借人员尽快进入负责地区设置粮站，协助屯粮，停止随军征借办法，实行统一屯积公粮和统一供应军队的办法。军队进入城市后主要靠缴获敌粮，不足时经过商会向粮商、粮行借用或定购军粮。⑥《华东局关于新区征借粮草的补充指示》(1949年4月7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141—143页。第三野战军对苏南新区制定了详细的筹粮办法，贯彻执行公平合理负担的筹粮政策，详细制定了农村各阶层的负担标准，不同等级农田的负担率、起征点以及减免原则等，其中城市筹粮称为支前献粮，概不归还。⑦《苏南新区筹粮办法(草案)》(1949年4月20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180—183页。各军师团均成立了筹粮委员会，并对筹粮工作队进行专门训练，了解中央政策要求。

(二)渡江战役的运粮管理与各种交通工具的熟练使用。渡江战役中，设立2个随军粮食总站，35个分站;2个二线补给总站，14个分站; 6个渡江运粮团，15个内河运粮团，并在扬州、靖江、唐闸三地分别设立运粮指挥所及泰州调运办事处等。此外，由于长江以北完全解放，山东、华中、冀鲁豫、豫皖苏四大区域连成一片，成为可靠而稳定的后方。同时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以及运河和淮河的水上运输使得大批量的军粮运输便捷许多，亦节省许多民力。用粮船随军渡江共运粮4260万斤。⑧《华东支前委员会关于渡江战役供应概况》(1949年2月18日)，《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第3辑，第330页。同时，继续保持组织私人汽车支前的做法，由公路运输部统一管理。迅速掌握江南的公营轮船和私有民船，接管公营船，民船实行包运制。

(三)渡江后上海战役前，在苏州召集后勤司令部部务会议，布置了各兵团的军粮主要来源于随军船运粮、后方支前粮、南京缴获粮、以及沿途筹借粮食等。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1949年工作报告》(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401—402页。“粮食，皖南及苏南、浙江部分地区较苦，大部分地区秩序还好，先吃敌遗弃之粮，城市筹粮，然后进到乡村借粮，作战地区粮食未运到部队，自筹一部”。⑩刘瑞龙:《京沪杭战役后勤工作简报提纲》(1949年6月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292页。上海战役时，苏南支前司令部在无锡设置直属粮食转运站，接收常州分区和无锡市的粮食，在罗店、黄渡、泗泾开设粮食总站，各分区将军粮集中到加工点，然后按照苏南支前司令部的布置有计划地进行军粮的加工。苏南各分区紧急筹集装大米的麻包25万条，以保证粮食及时发运。然后由交通部负责组织轮船和帆船运输。①《苏南支前司令部关于上海前线粮草调度补充决定的命令》(1949年5月18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下卷，第271—275页。整个上海战役的军粮供应有条不紊。上海解放后，后方的支援粮食还剩2000余万斤。②《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后勤供给部一九四九年供给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231页。

由上可见，解放战争后期的军粮供应通过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重视程序化与制度化，联合各方力量，逐步完善各环节流程，达到有序供应，充分保障了前线的军粮需求。

四、结语

军事物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由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物流要素所构成的，为军队提供物资保障的特殊物流系统”，其链式结构包括采集环节、运输环节、生产加工环节、仓储环节、包装环节、使用环节。③王宗喜、徐东编:《军事物流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42—43页。战时军事物流系统，与平时军事物流系统的最重要区别之处在于其运行环境和各种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如作战环境不确定性、军事需求不确定性、库存不确定性、物流系统协调不确定性等。④焦红等:《军事物流系统战时运行环境与不确定因素分析》，《物流技术》2009年第7期。如图3所示，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军粮供应系统面临大兵团运动战，战况变化多，战线流动性大，军粮需求人数多、时间紧急，同时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工具。尽管如此，党政军民依然全力以赴、合力保障，通过军粮的需求预测、筹措、仓储、运输与前线配给等环节的运转，不断进行系统反馈与调整，调剂军粮，构建了能够支持大兵团运动战的军粮供应系统。1947年5月华东局的讨论会上，时任华东局副书记的邓子恢说，“征收保管调节运输，一定要健全粮食系统才成”⑤《华东局关于支前工作的讨论》(1947年5月22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524页。，1948年9月周恩来给各军区及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中提出“统一后勤补给系统”⑥《统一全军后勤补给系统及其分工》(1949年9月19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军粮供应系统就是这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东部队的战时军粮供应系统的构建与运行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可供借鉴。

图3 华东部队的战时军粮供应系统

(一)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持和付出是保证军粮供应的决定性因素。解放战争中，民力动员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连妇女和老人也踊跃参加后勤工作。“她们学会了掌犁掌耙，完成秋收秋耕;她们缝洗磨面，几千万斤面粉是她们磨出来的……后勤任务繁重时，她们也和男子一样推车送面，修桥修路;丈夫生病她们出担架，甚至有些老太太，也拿枪站岗放哨”⑦《刘瑞龙谈北线三个月后勤概况与今后方针》(1946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5册，第36页。。解放战争第一年，仅平邑⑧今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5区“摊煎饼3.25万斤，碾米14万斤，14个运粮大队运粮20万斤”⑨《刘瑞龙谈保证战争长期供应的几个问题》(1947年7月)，《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9页。。淮海战役期间有100多万民工热烈支援前线，比如“滨海县很多运粮民工把带的干粮吃尽了，甘愿自己挨饿，不动车上推的1粒粮食，讨饭运粮到前方，又从前方讨饭回家，仍继续支前。下雨下雪，河水结冰，路上泥烂不能车运船运，民工们就冒着严寒和雨雪，用肩膀扛军粮上前线，克服了冬季运粮的困难”⑩《刘瑞龙关于整训期间后勤工作的讲话》(1949年1月2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774页。。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回忆淮海战役时认为，“共军的民众组织极为严密，消息灵通，每一战役都发动群众大力支援，并以游击队截断我军后路”，“进入共区后，则群众皆倾向共军”①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4—5页。。因此，朱德在全军后勤会议上说，“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也做不到”，“今后在这方面要走群众路线，保持群众的力量”②《朱德在全军后勤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2月26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中卷，第646—647页。。周恩来在会议上也深情地说，“我们的革命战争依靠人民，后勤工作也是依靠人民……现在的正规化战争，还是依靠人民的力量”③《后勤工作应加重、加快、加大》(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593—594页。。

(二)发展农业生产和按区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为保障军粮供应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央决定在解放区继续实行土改政策，争夺区和新区则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表明，供应华东野战军的大部分区域，即“华北、华东……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中原局所属江淮河汉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实行分配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同时要“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这种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④《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28—1330页。。因此，保证了新区筹集军粮工作的顺利完成。另外，华东局把支前与生产相结合，组织互助组实行计工算账。在济南战役中，在调用民力上采取非战区调剂战区，以全省之力支援济南战役。各村几乎都成立了支前生产委员会，民工支前时就由生产互助组(由妇女、老年人、儿童、复员军人等半劳动力组成)帮忙生产，或者安排人代耕、代种、包耕、包种等，保证生产与支前两不误。⑤《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两年多支援前线工作的初步总结》(1948年11月)，《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下册，第723、734页。

(三)坚持军民融合，实行军政民一体化保障，确保支援战争力量的有效发挥。在华东局领导下，华东地区各级政府建立了各级战地委员会或支前委员会，与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共同担负保障工作，统一调度使用整个华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援战争。而淮海战役过程中，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支前范围更是扩大到华东、中原、华中、冀鲁豫等地区，集数省之力实行跨区域军政民联合保障。在整个军粮供应的过程中，大部分运输都要依靠民工完成。因此，华东地区不仅建立了一整套的民工的动员、整编、调拨使用和行政管理机制，而且各地支前机构专门在军粮运输路线上建立了民站，民站可以调拨周围10里村庄的民工，实行接力运输。⑥《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为加强民站工作，实行接力运输的指示(摘要)》(1947年3月18日)，《第三野战军后勤文献资料选编》上卷，第429页。民站不仅完成招待民工食宿的任务，还帮助解决军队的供应困难，比如“沂源之南麻民站，在蒋匪重点进攻时，马草极缺，动员该村儿童团1天割草800斤供应部队。葛家集民站在主力军路过时，动员群众烧水20大锅，招待部队，彻夜工作”⑦《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关于两年多支援前线工作的初步总结(附本六)》(1948年11月)，《华东部队革命战争年代后勤史料汇编(1937—1948)》下册，第851页。。

解放战争中，中共带领军政民将分散的农村资源整合起来，用以集中供应战争需要。通过统合战时党政军联合工作机构，聚合农村各方力量，不断巩固与调整军粮供应的流程、策略与制度，保障了大兵团运动战中的华东部队军粮供应。解放战争中华东部队的军粮供应工作，逐渐走上制度化和现代化的轨道，为后来的抗美援朝等战争的战时物资供应保障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干部福州350003)

(责任编辑薛承)

The Study on the Army Provisions Supply of the East-China Force in the Liberation W ar——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ng and Operating of the M ilitary Logistics System in W artim e

Chen Jia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the government，m ilitary and peop le in East China paid a lot of effort for protecting the commissary.From the angl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wartimemilitary logistics system，the commissary system in East-China force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initial establishment，consolidation and adjustment，and the orderly operation.At the same time，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rations demand forecast，financing，warehousing，transportation and frontline ration and other links，they continuously carried on the feedback and adjustment of the whole system.By the effort of the government，soldiers and civilians，the comm issary system which could support a large campaign was constructed.The rich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e process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defense and m 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driving them ilitary and civilian integration today.

D231;E296.4

A

1003-3815(2016)-03-006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