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去中国的小船》中村上春树的中国观

⊙周晓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浅析《去中国的小船》中村上春树的中国观

⊙周晓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作为日本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村上春树的中国观不仅是时下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有机部分，同时也可视为某种标志性的存在。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和他的中国观，在受日本文化立场和价值标准影响的同时，也镌刻着村上个人的心理印记。《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创作初期的作品，明显透露出村上彼时的中国观，更多的是村上从个人情感和精神层面书写了中国形象，反映出村上对于中国人所怀有的特殊感情。而从村上的中国情结探源，进而具体分析小说中出现的中国形象，可以归纳总结出村上从中流露的对中国的观念与态度——充满愧疚感又有隔阂的不释然以及文化想象中渴慕的精神栖息地。

村上春树 《去中国的小船》 中国观 中国形象

从古至今，中日两国关系特殊而敏感，因此不少日本作家都对中国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在文学作品中借由中国反思日本社会。村上春树也不例外。

作为当今日本文坛上无法被忽视的一位作家，村上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阅读。村上在中国元素上看似不经意的营造却传达着自己独特的中国观。村上虽然并不具备夏目漱石等本国前辈作家那样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同时既没有关于中日战争的亲身体验，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也并未亲自游历过中国，但他的目光却久久地停留在中国之上，其笔下的中国元素所透露出的厚重感让人不能忽视。

发表于1980年的《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文学创作初期一篇比较具有私人性质的小说，围绕主人公“我”与三个中国人的往事展开，从个人情感和精神层面书写了中国形象，反映出了作者对于中国人所怀有的特殊感情，从中也流露出村上文学创作初期的中国观。

一、村上彼时的中国情结探源

（一）村上的个人经历

村上1949年出生于京都，后全家迁至兵库，并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村上称：“我是神户人，那里有不少中国人，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中国人，我生活的周围一直有中国人，‘中国情结’对我而言是很自然的。”这些浸透到村上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元素无论如何都会很自然地成为其人生中无法被忽略的符号，而他的“中国情结”也的确在作品中屡次得到表现。《去中国的小船》就是这样一部据作者亲身体验写出的更具有真实情感的短篇小说。

战后的日本宣扬“和平与民主”，但是被这样教育着成长起来的村上对自己所处社会的“民主性”产生了怀疑：他注意到了自己周围的中国人是怎样在这个社会中被伤害，注意到了日本人也同样在自己的社会中“静静地被当作微不足道的消费品给彻底抹去”。现实与自己受到的教育之间的反差让村上开始发现并探求日本社会的“暴力性”——“那个旧有的国家体系或者意识体系”及其根源。由此所产生的怀疑导致了村上历史意识的萌芽。除此之外，村上春树父亲的经历也是其历史意识及中国观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因。

村上的父亲在战前是京都大学的学生，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大学期间曾被征兵派往中国战场。村上在采访时曾说，在他孩提时代听父亲讲过某件在中国的经历，虽忘了具体是什么，但他清楚地记得那种可怕的痛苦感觉，这种始于家庭内部的情感传承在精神上对村上影响深远。在被记者问及“你没有问及父亲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时，村上做了如是回答：“不想问……那对父亲来说必定是心头之痛。因此对我来说也是心中的伤痛。”战争使其父亲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村上从父亲那里产生了对中国最初的印象，而“中国”带给他的这种精神体验是沉重的、不愉快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带给他这种体验的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通过父亲传承给他的精神创伤。这也是村上对中国产生疏离感的一个原因。村上之所以会对中国如此重视，正是因为社会暴力和战争暴力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创伤，“中国”背后的历史和战争是他思考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村上创作之初的作品中就有中国元素出现。

（二）彼时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整体想象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因此，彼时日本社会整体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也就是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整体想象，一定对村上的中国观有着不容忽视的些许影响。

除此之外，村上春树的中国文化情结、对中国的个人文化心理倾向也是影响其中国观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下文结合文本，具体分析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及剖析村上的中国观时另作补充说明，此处暂不赘述。

二、《去中国的小船》中国形象分析

《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题材的短篇小说。作品中共有三个中国人形象出现，分别是“我”小学时代遇到的中国老师、大学时代一起打工的中国女孩和二十八岁时遇见的中学时代的中国籍同学。可以认为，村上的中国题材小说，其实是这位日本作家的艺术真实理念和客观认识标准的一种再现。这种认识的根据在于作家从师生关系、男女之情和友人交往中所表述的日本式的怪异而伤感的情绪体验。

1959年距离中日战争结束十五年左右，虽然日本是扩张侵略的一方，但作为战败国，国家社会经济甚至精神信仰都遭受重创，战争带来的伤痛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弭，由此也可以理解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排斥，因此“我”会有这样的情绪也属正常。但是当“我”以黯淡的心情去参加考试时，所见所闻却出乎意料：外表清爽、行为乖巧安静的中国小学生们，整洁明亮的教学环境……“我”之前的负面情绪消解了。而就是在这样的一所中国人小学里，“我”遇到了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中国人——中国人小学的教师。

在考试前中国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就如同“我”看到的中国小学生一样难忘：“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和睦相处，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我们两国之间……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但是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相互尊敬。”

作为中国人的小学教师对一群日本小孩进行“两个国家要相互尊敬才能和睦相处”的教诲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教导。从中读者可以隐约读出村上对中国人怀有的“愧疚之情”。藤井省三也认为村上表达出对中国人的原罪意识。也许，这段精彩的教导正是村上作为一名战后日本作家温和的基于日本文化立场的一份宣言。

第二个中国人是大学时期一起打工的中国女孩，对她“我”怀有本能的好感。

在一次工作中由于女孩的失误导致作业顺序混乱从而使她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从“我”帮助她平复情绪开始，两个人开始变得熟稔。女孩一家在日本的生活并不是很惬意。正是这样一个完全在日本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女孩却仍然无法为日本社会所接纳。而“我”则是女孩难得能相处融洽而开心的朋友。轻松愉快的氛围传达出“我”使女孩感受到的快乐、温暖和信任，也传达出“我”希望与中国女孩保持亲近关系的愿望。但是“我”却在无意之中将其送上反方向的列车，这可以说是“我”对于女孩信任的背叛。也许，这里同样有着村上关于中日关系的隐喻，不论是曾经“师从”的辉煌古代中国，还是正在经历崛起与复兴的中国，日本的“羡慕”和“嫉妒”，竞争与纠缠造成了“潜意识”里“送往相反的方向”的欲望。

第三个中国人是“我”久别重逢的高中同学，“我”不记得对方的名字，对于他的面孔也毫无印象，直到他说自己是专门找中国人，借着同胞情谊兜售百科事典为生时“我”才猛然想起来。然而在“我”的记忆里，“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这样一个与“我”相比并不差的人，只因为身份是中国人，所以到现在都只能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中，若离开同胞的情谊便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由此可见，这样一种日本社会给予的漠然和疏离以及生存的压力才是让这个中国人“磨损”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日本社会给予中国人的冷漠和伤害，“我”却不可思议地对这个中国老同学感到亲切。“我”误以为他向“我”推销百科事典时的漠视以及后来明白自己推想错误时的愧疚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感情之一。而最后告别时“我”想要说些关于中国人的什么而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来，这样一种“沟通”上的困难，复杂的不释然情怀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村上春树的中国观

（一）原罪和愧疚感，隔阂中的不释然

从中国小学生的活泼天性被压抑、中国老师被淡忘、中国女孩被背叛可以看出日本社会给予中国人的是冷漠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伤害，而“我”对他们的感情却是亲切、愧疚以及不释然。

除了对中国民族性格、精神文化层面的关注外，作者也关注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比如《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作为纪实性报告文学能够进入作者的视野，可见对于中国历史和日本对华侵略史作者是有所了解的。而作者尽管借中国老师之口表达出对中日美好未来的期待，却也明白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历史这堵厚厚的高墙，以及日本人“逆反性欲望”所带来的伤害使得两国人民在情感上越走越远。也许就是因为村上通过史书对侵华战争有了清晰的了解，才明白对中日两国未来的期待是如此难以实现。

林少华在《去中国的小船》一书的序文中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村上对中国人还怀有好感、愧疚等难以释怀的感情。在《为了灵魂的自由》一书中他认为，中国和中国人还是他反省日本战前那段充满血腥暴力的历史和追问当下日本国家姿态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因素，而这正是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愧疚感”和“原罪意识”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由于熟知历史与自我认知，村上中国观的基底中有知识分子式的对“原罪”的担当和愧疚感、罪责感，同时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价值立场，这种愧疚又与因为历史问题而产生的天然的疏离与隔阂混杂，从而充满着一种难以释怀、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

（二）文化想象中渴慕的精神栖息地

村上对中国的兴趣并不只是来自对身边中国人的关注。村上关注中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可以成为“乌托邦”似的精神寄托。在小说第五节中，作者这样写道：“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街市，不知为什么，这景致弄得我甚为黯然伤神。城市生活者那如同举行某种年度仪式般地陷入像日常熟悉的浑浊的咖啡果冻一般的精神幽暗再次笼罩了我。脏兮兮的楼宇，芸芸众生的群体，永不停顿的噪音，挤得寸步难行的车列，铺天盖地的广告牌”——在这样的日本社会中，“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边的草原。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

村上在这之前并未到过中国，却对中国抱有如此美好的想象，甚至于把中国当作小说主人公的救赎之地。“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由此可见，“中国”在这一层面上来讲指的并非是现实中的中国社会，而是“我”思想的产物。日本与中国的对比是如此鲜明，越来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现实的日本带给以“我”为代表的日本人的是压抑和苦闷，社会体制这一囚笼给“我们”带来了精神的束缚，理想和价值观的崩坏和破灭之后，“我”却因心怀中国而说“丧失与崩溃之”后“无所畏惧”，向往着灵魂的自由。“中国”与压抑、脏乱的城市相对应，成了“我”精神世界中的理想栖息地。虽然村上是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无法摒除千年以来中国文化的魅影，潜意识里仍怀有一种淡淡的、普通日本人所怀有的中国文化情结。村上就是这样通过对诗意世界的营造，表达他对现实世界——日本后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反叛，为那些心灵需要救赎的都市青年人提供一个灵魂寄托场所。

以上两点就是对《去中国的小船》中村上流露的对中国的观念与态度的剖析——充满愧疚感又有隔阂的不释然以及文化想象中渴慕的精神栖息地。在《去中国的小船》之后，村上又陆续创作出很多包含中国形象的作品，而且不仅仅是从个人精神情感层面言说中国，更是从文化、历史、现实层面进行书写。村上的创作仍在继续，关于他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中的中国观，仍有很多地方可供深入研究与解析。

[1]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去中国的小船[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杰·鲁宾著.冯涛译.倾听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袁晓艳.村上春树中国观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尚一鸥.村上春树的中国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9（3）.

[5] 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作 者：周晓晨，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