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问与人的自觉追求

李云鹏 张云云

摘 要：人应该追求什么？但丁和歌德以《神曲》与《浮士德》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人性觉醒、人性大解放、人文主义反思、“浮士德难题”到理性与非理性之争，人的自觉追求过程虽然漫长艰难，却留下了人类自我觉醒的印记。

关键词：《神曲》 《浮士德》 自觉追求 人性

正如幼童在成长时会问“我是谁”一样，人类在经历漫漫懵懂之后也会问“我是谁”，这就是人类追寻自我的开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这段征程中的两座丰碑，《神曲》和《浮士德》则是顶端的明珠，它们的光芒不仅照耀各自的时代，还为继续前进的人们指明道路。

一、人性的子夜

（一）《神曲》的使命。《神曲》成书于中世纪晚期。随着科学发展与世俗势力的扩大，教会实力已经滑坡。而在赎罪等问题上的种种勾当让教廷以上帝名号宣扬的统治权威也受到冲击，作为思想统治的基石——原罪说，自然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为创造顺民，原罪说认为人性源于禁果，但神性优先人性的枷锁已经松动，人们开始思考人性到底是善之花还是恶之花？精神上的牢笼已经打开了，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性？该不该顺从人性？《神曲》的任务就是解答这些问题。

（二）三界之旅的解答。相对以往宗教题材的书籍，《神曲》肯定了人性而不是回避，但丁构造了一个人性大观园，它是但丁对现实的审判，将人按德行而不是教义判决。这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当发现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伪君子与阴谋家时，我们要绝望和迷茫吗？不，人性才是人世的真正准则，“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①。

但丁不会强塞一个准则。他通过三界将人性罗列出来，直观地解释什么是人性：它是复杂的集合，指挥着人行善作恶，但不能压制它。他认为正确的处世方法是类似进修的，正如书中的历练和升华。维吉尔象征着理性，引导人们游览地狱、炼狱，这是告诫人们如何走出迷途——以理性与智慧分辨罪恶、远离歧路、洗净污点，而不是跪在神坛下发抖。

（三）伟大突破中的时代局限。《神曲》为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萌发开了好头，但局限也是明显的，但丁无法超越教义，因此理性的维吉尔无法引领但丁达到人性的制高点，这是留给神性的贝雅特丽齐的。不仅如此，但丁对中古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力支持，同时认为教廷还是权威的。故《神曲》可以揭发教廷的勾当，但总的来说，这是出于个人的不满，但丁始终在封建的边缘徘徊。

《神曲》的局限体现了但丁不可逾越的障碍——思想体系本质属于中世纪。他憎恶封建制度的恶劣行径，又希望它回到所谓的正轨上，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所以但丁只能算新旧交接的节点。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神曲》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第一声鸡鸣，其影响力向整个西欧扩散，诱发了人性的大解放。

二、人性的大潮

（一）客观条件的具备。文艺复兴下的西欧政治环境进一步变化，随着“黄金诏书”的颁布，教会从此沦为陪衬；地方势力进一步膨胀，皇权名存实亡。资产阶级开始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其价值观随之具备了更大的影响力。

（二）偶像的异化。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以利益为核心，是注重现世的，与神学彼岸价值观刚好相反，这导致人们崇拜的偶像（精神支柱）倒向追求物质的自身本体。

什么是人？拉伯雷塑造的巨人是人的巨大化，是人类伟大生命力的抽象体现。与自然力量的人格化偶像不同，新偶像是人的神化，是对自然的自信以及对自身“宇宙精华，万物灵长”的肯定。文艺复兴中后期，人对本身的认识更加深刻，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麦克白这样的凡人甚至反英雄被接受。人们的偶像基本脱离了自然力量而转向了自身，不再推崇《神曲》中洗净人性而成圣的模式，不再自卑地接受完整的人性。如果说《神曲》是把人性当作盆栽，现在人们则把人性看作是自然树木。

（三）文艺复兴的瑕疵。《哈姆雷特》中描绘的丹麦宫廷是阴谋与罪恶的舞台，实际是莎士比亚对文艺复兴的反思，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都绝对符合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人性驱使，但结局却不是理想主义的。

人性大潮同时打碎了神学枷锁和旧道德秩序，但却未建立新的准则，原因我们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无法独立接管社会，他们要与封建妥协，这种现实下不可能建立新道德准则。对于封建主们，教会虽然是他们的竞争者，但也是思想武器，教会的崩塌使之失去了让人们接受道德准则的能力。

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人性的释放实际成了疯长，许多人文主义者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延宕，当然这源于社会基础，而不能否认文艺复兴的成果。

三、人类追寻的叩问

（一）激流涌动的《浮士德》时代。在文艺复兴影响下，人们重拾了人性，从神学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但封建主们为了应对反抗的升级，统治更加严酷。资产阶级一面向封建势力争夺政权，却又借它的力量压制平民，使得同时期的大部分起义与革命成了两者的分赃大会。但此时依然迎来了第二次人性大解放——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虽然道出了人性受压迫的现实，却没有指明矛盾的根源和解决方法，启蒙运动的进步性就在于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开始争取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就需要文艺复兴未完成的东西——道德新准则和人在追求上的新规范，在这方面歌德的贡献无可比拟。

（二）歌德一生的记录、困惑与思考。歌德丰富的一生经历了世界的巨变，也是一个阶层的缩影，但歌德没有当局者迷，他以准确的笔触记录和反思了一代人的苦闷。神坛废弃后，人们迎来的现实是对人性的扼杀，顺从人性反而造成了人性的滑坡，歌德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思考：拿什么真正地解放人性？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浮士德》“五次追求”中的人生目标都是自我价值的升华。浮士德完成了走出小我的突破，从本能欲望走向了辉煌，应了“太初有为”四个字。当到达“最美的一瞬间”时，人类自我追求的真谛便揭示了：对高尚不断追求并从中不断自我超越，这就是“浮士德精神”。

相比《神曲》，《浮士德》体现了几百年来人在自我追求上的战果。得益于自然泛神主义与无神论思想，《浮士德》脱离了神学的束缚，假借上帝泽被苍生的“他救”宣扬了人当自强的“自救”，肯定了在现实中努力的意义，给予了人性尊严：人都有资格拥有高尚人性，否定了封建等级观。歌德还以浮士德抨击了无休止放纵人性的行为，唾弃了对封建势力的幻想。

（三）歌德的接力棒：《浮士德》难题。“有两个灵魂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分道扬镳：一个怀着强烈的情欲，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另一个却拼命要脱离尘俗，飞向先辈们的地方。”②这就是著名的浮士德难题。浮士德追求升华时，梅菲斯特则想引他堕落，这象征人性的两面，歌德的独特就在于对此是辩证看待的。“人的行动太容易松弛，他很快就爱上那绝对的安息。”③梅菲斯特越想浮士德堕落，为他服务就越卖力，正如在崇高与卑鄙驱使下，文明才得以不断进步。

浮士德难题也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问题。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处事理念上，前者偏向过程合理，后者追求效益最大。从理性角度来看两者已经超越了善恶的范畴。无论是善恶还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都源于价值观念的偏重，但这种对立统一像硬币的两面而不可缺少。浮士德难题难在平衡两者，歌德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后世许多人们试图解答，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又被否定。

四、结语

随着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浪潮和科学对世界的解剖，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变，歌德的隐忧变成了现实：人迷失了自我。“人把人作为工具”④，人类在理性指导下荒诞地被自己的文明集体物质化、虚无化、否认化。“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在阴霾中瑟瑟发抖，精神上的荒原终于来了，非理性思潮也在呼喊人更高层次的回归，人要做自身的尺度，人类应该是主人而不是奴隶，不盲目于外界，而是独立支配自身。在自我追求进步的进程中，人类面临的压力会更加复杂，但这也意味着自我追求升华的征途永不止步，这条道路纵使荆棘遍地，人类也会一路凯歌。

参考文献：

[1] [德]歌德.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2] [德]歌德.诗与真[M].李咸菊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

[3]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4] [意]薄伽丘，布鲁尼.但丁传[M].周施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 [意]但丁.神曲[M].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6] [德]歌德.浮士德[M].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7] 初瑶.《神曲》的宗教情怀及其“灵”性[J].外国文学研究，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