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先生逝世三十年祭

先師王力先生於1986年5月3日駕鶴西遊，到今年已經三十年了。哲人遠往，遺範長馨。

先生從一個農村青年成長爲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世所景仰的教育名家，靠的是心懷祖國、自强不息的精神、艱苦奮鬥的毅力。先生曾經説：“我這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先生在漢語語法學、音韻學、詞彙學、漢語史、中國語言學史、詩律學、古代漢語、方言學等各個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都有系統的開創性的成就。在文字改革、漢語規範化、推廣普通話、制定中文拼音方案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先生創作了大量詩詞、小品文，翻譯了大量法國小説和戲劇作品。

先生高風亮節，是真學者。獻身祖國教育事業；尊師重友，誨人不倦；謙虚謹慎，嚴於律己；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一、奮鬥一生

王力先生1900年8月10日出生於廣西博白縣岐山坡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王炳如公曾考取過秀才，教過私塾，當過小職員，又到印尼做過小生意，都没有太多收入，家庭人多，經濟比較困難。王力先生七歲進私塾讀書，十四歲高小畢業，無法上中學，輟學在家。十七歲教弟弟和村中幾個兒童讀書，當起了私塾教師。他决心努力奮鬥，創造新的人生。一邊認真教書，一邊刻苦自學。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一位李姓學生的家裏得到十七箱古籍，日夜攻讀，學問大進。二十一歲轉爲高中教師。他寫的一手好文章，又會做詩填詞，教學效果特好，待人真誠，謙恭有禮，爲大家所器重，在當地很有名氣。但他不甘心窩居村里，想尋求新的生活，創造新的天地。

1924年王力先生二十五歲。在友人的資助下，隻身來到上海，考入南方大學。因參加反對校長江亢虎搞封建復辟的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轉入國民大學就讀。他十分刻苦，在一年多時間裏，除了完成本科課程，還開始研究先秦諸子，撰成《老子研究》一書[注]王力：《老子研究》，商務印收館1928年版。，又寫了一些小説之類的文藝作品。[注]1924～1925年，王力先生在《小説世界》上發表過一篇短篇小説。計劃創作長篇小説《王鸞珠》，未寫成。王力先生没有上過中學，没有學過英文。初上大學，英語課聽不懂。最初幾次測試，成績只有幾分甚至零分，受到老師的嚴厲批評。他不泄氣，决心突上去，背熟所有的課文和單詞，期終考試居然得了一百分。一年之後就能看英文報刊，寫英文文章，連老師也吃了一驚。王力先生的語言天賦是許多人無法想象的。

1926年底，王力先生考上北京清華國學研究院。[注]當年清華國學院研究生入學考試的試題是要求學生回答“四個一百”：一百個古人名，一百個古人所處的朝代和他的主要著述；一百個古地名，要寫出它們是今天的什麽地方；一百部著作，要寫出每部著作的作者；一百句詩詞，要寫出每一句出自哪一首詩詞。給這一届研究生上課的老師是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四位國學大師。梁啓超主講中國通史，王國維主講《詩經》，趙元任主講音韻學，陳寅恪主講佛教文學。名師出高徒。四位大師學貫中西，高瞻遠矚，對王力先生的學術成長産生了極大的影響。清華國學院的學制通常是三年畢業。他選擇漢語研究方向，一年就完成了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注]《中國古文法》原計劃寫十章。因時間不夠,只完成頭兩章《總論》《詞之分類》。導師梁啓超非常欣賞，評爲“精思妙想，可爲斯學闢一塗徑”。導師趙元任則針對論文中出現的問題，寫了許多眉批，專挑毛病。其中一條批語説：“未知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並在“有”“無”二字下加了着重符號。兩位名師一褒一貶，看似矛盾，其實都是着眼學生的培養。梁看重文章的創新精神，趙則要求文章論證嚴謹，一絲不苟，不可草率。“言有易，言無難”一語尤爲重要，成爲王力先生的座右銘。他後來多次對人説：“趙先生這句話，我一輩子受用。”論文評審得到通過，只學了一年王力先生就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畢業了。

王力先生决心再向前進。1927年他接受導師趙元任先生的建議，赴法國留學。不懂法文，還用老辦法，突擊學習。不到半年，他就能聽能寫、能説、能閲讀法文報刊書籍，從初級、中級班跳到高級班。進巴黎大學攻讀語言學，師從貝爾諾教授和福敏教授。要交學費，要吃飯穿衣，錢没了，家裏生活困難，父母移居印尼同樣困難。怎麽辦？他决定半工半讀，自立更生。課業之餘，先後將二十幾部法文小説、戲劇翻譯成中文。通過葉聖陶先生幫忙，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文筆好，很受歡迎。既取得了稿費，解决了自己和老家的經濟問題，又促進了中法文化交流，王力先生還把自己培養成了著名的法語翻譯家。留法五年，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録》順利通過[注]王力：《博白方音實驗録》(法文本)，巴黎大學出版社1931年版。此書未出版中文本。，王力先生成爲一位名副其實的語言學家。

1932年王力先生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他教學認真負責，又努力科學研究，提陞爲教授。到1936年先生出版《中國音韻學》等專書5部[注]王力：《中國音韻學》，商務印書館，1936。1956年改名《漢語音韻學》，中華書局出版。，發表學術論文十四篇。

1933年《倫理學》《希臘文學》《羅馬文學》相繼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都是他在清華時應商務印書館之約而撰寫的。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北平危急，華北危急。王力先生隨學校南遷，經長沙抵達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中國抗戰勝利。這期間，先生在教學、科研和文學創作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先後出版《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等學術著作四部[注]王力：《中國現代語法》，1939年印發講義；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1944年版；中華書局1954年版。王力：《中國語法理論》，1939年印發講義；商務印書館1944、1945年版；中華書局1954年版。，發表學術論文三十六篇，還發表大量小品文。1939年按學校規定可以休假一年，王力先生借此偕夫人夏蔚霞到越南河內遠東學院進修。半年之內他掌握了越語，並撰成《漢越語研究》[注]王力：《漢越語研究》，《嶺南學報》1945年9卷1期發表。，他一天也没有放鬆過學術研究工作。

1945年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師生分批北返京津。王力先生卻應邀到達廣州，先生任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9年廣州解放，王力先生被任命爲廣東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和廣州市人民政府委員、華南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先生任中山大學教授兼語言系主任。儘管社會事務多，工作繁忙，他還是出版了四部學術著作、一部小品文集，發表了學術論文二十八篇。

1954年王力先生調到北京大學，在北大度過了三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他擔任過中文系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教科書編委會委員等七八個社會工作職務，教學科研任務十分繁忙。他都全力以赴，盡職盡責，雖經坎坷，决不稍懈。1954年招收首届漢語史研究生，編寫《漢語史稿》；1959年領導古代漢語課改，接著主編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古代漢語》新課本，使全國古代漢語教學面貌爲之一新。“文革”中王力先生和其他許多老先生一樣，遭遇極大衝擊。被戴上各種政治帽子，受批判鬥爭，抄家挨打，凍結工資存款，罰做重體力勞動，備遭人格侮辱。就是在這種萬般無奈的條件下，他也没有放棄自己的人生追求，堅持科學研究。有幾種學術著作竟是他白天接受批鬥，晚上回到家裏偷偷地寫成的。他把學術研究和生命看得同等重要，不可中斷。在北大的三十二年裏，王力先生總共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二十七篇，出版專書三十種，其中許多種是重量級的學術著作。其中《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清代古音學》《康熙字典音讀訂誤》是先生生前已經寫就，去世後才出版的。1984年先生已八十五歲高齡，還滿懷信心與中華書局訂約，編寫一部新型《古漢語字典》，没想到病魔正悄悄向他襲來，精力難支，只好將任務交給學生去完成。1986年5月3日，先生撒手人寰。爲祖國文化事業奮鬥一生，死而後已。1991年《王力文集》二十卷，約一千萬字，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王力先生一生的心血結晶，也是他留給中國學林的一份寶貴遺産，值得永遠珍惜。

二、學術豐碑

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各個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碩果累累。他又是著名翻譯家、詩人、散文家，揚名中外。他就是一座學術豐碑。

(一)語法學

王力先生創建了新的漢語語法體系。我國古代没有語法學的名目。漢語語法的系統研究開始於18世紀後期，大都是模仿西洋語法的框架。[注]18世紀有幾位西方人寫過漢語語法書。英國人艾·約瑟(Joseph Edkins)著有《上海話文法》；美國人高第丕和張儒珍(中國人)合著《文學書官話》，1986年。德國人加貝倫兹(Gabelentz)著《漢文經緯》，1881年。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新中國成立，漢語語法研究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898～1936)是語法研究興起階段。代表學者是馬建忠、黎錦熙先生。特點是模仿西洋語法建立漢語語法系統。馬建忠的《馬氏文通》是我國第一部古代漢語語法著作。[注]馬建忠(1845～1899)，字眉叔，江蘇丹徒人，留學法國。積十餘年勤學探討之功，模仿拉丁文法，撰成《馬氏文通》，於1898年出版。它用拉丁語法的間架來描寫古代漢語語法。馬氏説：“此書係仿葛郎瑪而作，先後次序，皆有定程。”[注]《馬氏文通·例言》。又説：“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徵繁引以確知華文之義例之所在。”[注]《馬氏文通·後序》。黎錦熙(1890～1987)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是我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語法著作，影響極大，前後印刷過二十四次，二十多年，學校教學語法大都以此書爲標準。它模仿英語語法，用圖解法分析漢語句子。黎先生自己也説：“《新著國語文法》的英文面貌頗濃厚，頗猙獰。”[注]《新著國語文法》第14版《自序》。當然這兩部書都是有價值的，不能否定。王力先生評價説：“《馬氏文通》可以説是富有創造性的一部語法書，它開創中國語法學的功勞是很大的，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注]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75頁。又説：“黎書作爲教科書來看，是一部好書，條理分明，分析詳盡。”[注]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81頁。

第二階段(1936～1949)是語法研究發展階段。代表學者是王力、吕叔湘、高名凱三位先生。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用西洋語言學理論作指導，從漢語實際歸納分析，建立新的漢語語法體系。[注]吕叔湘先生的代表作《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1942年初版，1956年修訂重版。高名凱先生的代表作《漢語語法論》，上海開明書店1948年初版，科學出版社修訂本。兩位先生的著作本文從略。王力先生1936年撰《中國文法學初撰》，1937年寫了《中國文法中的係詞》。他説：“從民國二十六年我在《清華學報》發表《中國文法中的係詞》的時候起，我開始覺悟到空談無補於實際，語法的規律必須從客觀的語言歸納出來的，而且隨時隨地的觀察遠不夠，必須以一定範圍的資料爲分析的根據，再隨時隨地加以補充，然後方能觀其全。”[注]王力：《中國現代語法·自序》。王力先生的《中國語法理論》和《中國現代語法》正是從漢語實際出發，建立以句法爲中心的現代漢語語法的新體系，成爲19世紀到20世紀漢語語法學發展階段的代表作。這兩部書章節完全相同，但各有重點。《中國語法理論》著重於理論研究，它將漢語同英語的語法差别，古代漢語同現代漢語的差别進行了比較，還涉及漢語同梵語、希臘語、拉丁語、德語、越語的比較，以及同蘇州方言、廣州方言、長沙方言、昆明方言的區别，簡直可以算作一部比較語法學。《中國現代語法》則着重於現代漢語語法規律的歸納和例句的分析。它把漢語句子分爲叙述句、描寫句、判斷句三大類，把漢語語法上的特殊結構分爲能願式、使成式、處置式、被動式、遞系式、緊縮式、次品補語、末品補語八大類，把副詞的範圍縮小爲一般不能修飾名詞的詞，把“了”“着”等字看作情貌的記號，全部內容，都是根據漢語本身的特點而確定的。他認爲語法是一個民族的語言結構方式，漢語語法就是漢民族語言的結構方式，不能以西洋語法作爲漢語語法的標準。語言學界普遍認爲王力先生這兩部著作反映了當時漢語語法研究的最高水準，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後來先生又出版了《中國語法綱要》[注]王力《中國語法綱要》，上海開明書店1946年初版，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再版，更名爲《漢語語法綱要》。,這其實是《中國現代語法》的簡寫本。新中國成立以後，王力先生還發表了《詞和仂語的界限問題》(1953)、《漢語語法學的主要任務——發現並掌握漢語的結構規律》(1953)、《漢語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1956)、《關於漢語有關詞類的問題》(1955)、《實詞的分類》(1959)等論文，對漢語語法的認識更加深入而全面，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二)音韻學

王力先生在中國音韻學研究方面有多種重要著作，貢獻巨大。傳統音韻學缺乏語言學理論指導和適當的記音工具，術語、內容大都晦澀難懂，學者往往如墜五里霧中。[注]如不送氣塞音和塞擦音，勞乃宣《等韻一得》稱爲“戛類”，江永《音韻闡微》稱爲“發聲”，錢大昕《古駕齋養新録》卷一稱之爲“出聲”，等等。王力先生於1936年出版《中國音韻學》，用現代語言學理論詮釋音韻學的有關問題，並用國際音標注音。這就把神秘的傳統音韻學變成了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科學。《中國音韻學》分爲四編。第一編前論，介紹有關語言學知識，漢語音韻學名詞，等韻學內容。第二編本論上，研究《廣韻》，講了《廣韻》的歷史，《廣韻》的聲母、韻母、反切、高本漢的擬音。第三編本論中，由《廣韻》上推古音，介紹了古韻二十六部(夏炘二十二部加穀、鐸、瑞、没四部)和高本漢的擬音。第四編本論下，由《廣韻》下推今音，講了《廣韻》以後出現的韻書和現代音。本書既能適當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多有創見。內容豐富，語言通俗，附有多種參考資料，便於學者閲讀。出版之後，得到學界的廣泛贊揚，影響深遠。不過書中某些觀點，王力先生以後有所改變。他在1955年《新版自序》中説：“這部書只代表我二十年前的意見，並不代表我現在的意見。”《詩經韻讀》(1980)，分四部分：總論、《詩經》韻例、《詩經》入韻字表、《詩經》韻讀(標出三百零五篇韻腳，注明上古音)。這是瞭解《詩經》用韻最好的參考書。《楚辭韻讀》(1980),也分四部分：《楚辭》三十部韻表、上古聲母表、《楚辭》入韻字表、《楚辭》韻讀。《韻讀》標出《楚辭》十篇全部韻腳，注明上古音。這是瞭解《楚辭》韻讀最好的參考書。《康熙字典音讀訂誤》(1988)[注]王力：《康熙字典音讀訂誤》，中華書局1988年版。夏蔚霞師母在寄給我的書的扉頁上留有如下附言：“王力先生這本遺著是1981年就交給中華書局了，直到去年8月纔印出來，而且一直没有給我知道，直到今年3月我知道後，並且看見印得很差，也難以贈人，幸虧你是王先生的高足，不管怎樣也要送給你做紀念的。蔚霞附記。”今師母辭世亦已十年。歲月怱怱，思之悽然。,這是訂正《康熙字典》音讀錯誤的書。康熙四十九年張玉書、陳廷敬等三十餘人參照明代梅膺祚《字比》、張自烈《正字通》而編成《康熙字典》，收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影響很大。以書出衆手，錯誤不少。清王引之曾作《康熙字典考證》，訂正錯誤四千二百多條。王力先生於1981年寫成的這本《音讀訂誤》，專門訂正《康熙字典》音讀上的錯誤，多達六千五百條，包括反切錯誤，直音錯誤，一音岐爲二音或二音混爲一音、張冠李戴、方音亂正音、避諱、葉音等等，對讀者正確認識《康熙字典》的注音錯誤大有幫助。王力先生的《漢語語音史》非常重要，我們放在下面再討論。此外，先生還出版了《漢語音韻》(1963)、《音韻學初步》(1981)兩本通俗讀物。發表了《類音研究》(1935),《南北朝詩人同韻考》(1936)、《上古韻部系統研究》(1937)、《古韻分部異同考》(1937)、《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其收音》(1960)、《古韻脂微質物月五部的分野》(1963)、《先秦古韻擬測問題》(1964)、《古無去聲例證》(1980)、《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考》(1980)、《朱熹反切考》(1982)、《朱翱反切考》(1982)、《范曄劉勰用韻考》(1982)、《漢語語音史中的條件音變》(1983)、《經典釋文反切考》(1984)等一系列有分量的音韻學論文，在不少問題上提出了新穎而精闢的見解，爲學界所贊揚。

(三)詞彙語義學

王力先生在詞彙語義研究上做出了特殊貢獻。中國傳統小學中有訓詁學。主要任務是解釋古代文獻的詞語意義。齊佩瑢説：“訓詁學也可以叫作古語義學。”[注]齊佩瑢：《訓詁學概論》，第1頁。訓詁學取得了很大成績，也有不足。王力先生發表了論文《新訓詁學》(1947)、《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1962)。他説的“新訓詁學，其實就是語義學，爲了顯示和傳統訓詁學方法上有所不同，才稱之爲新訓詁學。”先生認爲新訓詁學有六個方面的特點：一是要有明確的歷史觀念，把語言歷史的每個時代看作有同等的歷史價值，不能只注重漢以前的材料。二是用西洋語言學的擴大、縮小、轉移三種方式來説明語義演變，不限於傳統訓詁學本義、引申義的説法。三是既要注意語義和語言的關係，也要注意語義和語法的關係。語法也可以證明語義，語法的不同也會影響到語義的不同。四是語義的産生和演變不要受字形的限制。漢代有糖，而“糖”字始見於六朝；先秦已有“搶”字，而“搶劫”的意義近代纔出現。五是觀察詞義，要特别注意其細微的變化。利用前人收集的資料，另换一副頭腦去研究，也可以多有收穫。六是語義和文化有密切關係，語源研究有認識歷史的價值。“治”字從水，本義就是治水，太古時期確有洪水爲災。王力先生從理論上闡明了新訓詁學即語義學應當遵循的原則和方法，給語義研究指明了新的途徑，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

王力先生於1982年出版《同源字典》，並於此前發表《同源字論》(1978)，是漢語語源學研究的一大貢獻，它把漢語語源學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注]王力：《同源字典》，1978年完稿，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章炳麟《文始》是我國近代第一部詞源學著作[注]章炳麟《文始》，1910年在日本《敩林》雜誌上陸續刊登，後單獨出版。全書九卷，以韻部系統爲分卷依據。，它引進西方語根學説，建立漢語詞族，開創了現代詞源學的研究新路。從聲韻通轉去考證字義的通轉，擺脱了字形的束縛，讓人看到詞與詞之間往往有某種聯繫，詞彙不是一盤散沙，也有條理，這是了不起的成果。但是章氏的“成均圖”語音通轉過於寬泛，幾乎無一部古音不可轉入他部。再則章氏過於信奉《説文》，以所謂“初文”或“准初文”作爲語根，排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也就局限于了他的學術研究成就。王力先生《同源字典》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確立了判别同源詞的嚴格標準，要求同源詞語語音上必須韻部和聲母都相同或相近，並要以先秦古音爲准；語義上字與字之間要互有聯繫，或實爲一詞，或爲同義詞(但同義詞不一定同源)，或有其他各種聯繫。《字典》以韻部爲綱，聲母爲目，編排成書，收録同源詞四百三十九組，包括單字三千零五十九個。方法科學，內容豐富，審察謹嚴，結論可信，1986年獲北京大學科學研究一等獎。《同源字典》是20世紀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漢語語源學著作，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古漢語字典》，編寫一部理想的古漢語字典是王力先生的夙願。早在1945年先生就發表了《理想的字典》一文，提出“明字義孳乳”“定時代先後”“儘量以多字釋一字”等編寫字典的原則。1946年在《了一小字典》中作了部分編寫嘗試。20世紀60年代曾與商務印書館訂約編寫《古漢語字典》，因“文化大革命”風暴而中斷，寫成的50多頁稿紙也被抄家抄走。1984年先生應中華書局之約，决定編寫一部新型《古漢語字典》，按地支分爲十二集。他雄心勃勃，開始工作，打算四年寫成。他設計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在序言中概括了這部字典的八個特點。如强調字義的概括性、重視本義和引申義的聯繫、注意詞義的時代性、强調求證的重要性、正確地確定字的形音義、注明古韻韻部等等，許多見解非常精闢。這不是一部普通的字典，而是一部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著作。如果先生能夠親自完成編寫任務，當是中國字典編寫史上一個重要標志。當時先生已八十四歲高齡，仍每天堅持工作七八個小時。到1985年底，書稿已完成子、丑、寅三集和卯集的大半。不幸的是先生動脈硬化，夜不能眠，四肢乏力。預感到字典編寫已無法按期完成，遂於9月將編寫工作交給他的學生唐作藩、郭錫良、曹先擢、何九盈、蔣紹愚、張雙棣六人繼續做下去。1986年3月，先生病情惡化，醫生診斷爲急性單粒細胞白血病，於5月3日溘然長逝。1988年字典編寫按計劃完成，定名爲《王力古漢語字典》，200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釋義精確，義項合理，舉例恰當；按部首排列，每部開頭有總論；釋義之末大都附有“備考”“按”“辨”，或列舉同源字，提示讀者。基本上體現了先生所訂編寫原則和要求，極有特色。

(四)漢語史

在中國，王力先生第一個開設漢語史課程，出版《漢語史稿》，後來又出版《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開創了漢語歷史研究的新道路，是他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作出的不朽貢獻。[注]王力《漢語史稿》，上、中、下三册，上册由科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中、下册1958年出版。合訂本由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2005第10次印刷。王力《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王力《漢語語法史》，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王力《漢語詞彙史》，見《王力文集》十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54年，王力先生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主任，招收漢語史研究生，開設漢語史課程，撰寫漢語史講義，幾年內完成了《漢語史稿》，分上、中、下三册先後出版。上册講漢語語音發展史，中册講漢語語法發展史，下册講漢語詞彙發展史。1980年合爲一册，“緒論”“結論”之外，分爲“語音的發展”“語法的發展”“詞彙的發展”三章。80年代王力先生把這三章分别改寫的《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三部書出版，又有了新的面貌。

《漢語史稿》第二章“語音的發展”，以中古《切韻》音系爲基礎，上推古音，下聯今音，研究漢語聲母系統、韻母系統、聲調系統從上古到中古、中古到現代的發展變化。雖然只有十五萬字的篇幅，描寫不太細緻，各個時期的語音面貌及其變化綫索是清楚的。1958年改寫的《漢語語音史》出版，擴大爲五十萬字，提出了新的框架，分爲上下兩卷。上卷“歷代音系”，分漢語音韻發展爲先秦、漢代、魏晉南北朝、隋至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現代九個音系。每個音系都是根據當時的韻文、韻書、韻圖、反切而建立的，從聲母、韻母、聲調三個方面聯繫上下音系，討論其繼承、發展、變化，並評述古今學者的有關研究，從而作出適當的歷史性總結。下卷“語音的發展規律”，分九章討論：(1)語音無變化、漸移、分化、合流四種發展情况。(2)語音的自然變化：包括輔音變化、母音變化、聲調變化。(3)語音的條件變化：包括聲母對韻母的影響，韻母對聲母的影響，等呼對韻母的影響，聲母對聲調的影響。(4)語音的不規則變化：包括文字影響、方言和普通話相互影響、偶然性變化。本書概述了漢語語音的歷史面貌，清晰地勾畫出漢語語音發展的基本路綫，概括了漢語語音發展的規律，歸納出符合漢語語音發展的若干條例。它代表着王力先生研究漢語語音發展史最新和最後的巨大成果。

《漢語史稿》第三章“語法的發展”，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歷史形態學。分别論述名詞、單位詞、數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介詞和連詞的發展。第二部分：歷史句法學。分别論述結構詞法、系詞句以及詞序的發展，使成式、處置式、被動式、遞系式等結構的發展，語氣詞的發展，省略法的演變，“五四”以後的新興句法和句法的嚴密化。本書第一次全面勾畫出漢語語法發展的輪廓，是漢語語法史的開山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1989年《漢語語法史》單獨出版，調整了部分框架，增加了部分章節，改變了某些説法，如《史稿》以爲行爲單位詞(動量詞)“唐代以後，逐漸出現”。《語法史》則改爲“大約起源於南北朝時代，盛行於唐宋以後”，提前了幾百年。補充了大量書證。《史稿》語法部分共引書證二千六百零六條，而《語法史》引書證四千九百五十九條[注]董琨《〈漢語史稿〉到〈漢語語法史〉》，載《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第92頁。，內容更爲完備，更加豐富。

《漢語史稿》第四章“詞彙的發展”，共分八節，即：漢語基本詞彙的形成及其發展；鴉片戰爭以前漢語的借詞和譯詞；鴉片戰爭以後的新詞；同類詞和同源詞；古今詞義的異同；詞是怎麽變了意義的；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成語和典故。王力先生用現代詞彙學觀點闡述了漢語詞彙發展的基本情况，討論了漢語詞彙發展的一些問題，總結了漢語詞彙發展的許多規律，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以史帶論，以論促史，爲以後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開闢了道路。20世紀80年代先生將《史稿》的詞彙部分補充修改成《漢語詞彙史》單獨出版。增加了“同源詞”“滋生詞”兩章，將“漢語悠久光榮的歷史”一節擴充爲三章，即“漢語對日語的影響”，“漢語對朝鮮語的影響”，“漢語對越南語的影響”。其他章節也有增加，全書內容更加充實全面。

總之，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和《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彙史》開闢了漢語語音、語法、詞彙研究的新路，奠定了漢語語音、語法、詞彙歷史研究的基礎，促進了漢語語音、語法、詞彙歷史研究的發展，是漢語語言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貢獻。繼《漢語史稿》之後，不少漢語史著作相繼出版，如史存直先生的《漢語音韻史綱要》(1958)、《漢語語法史綱要》(1986)、《漢語詞彙史綱要》(1989)，潘允中先生的《漢語語法史綱要》(1989)、《漢語詞彙史概要》(1989)，孫錫信的《漢語歷史語法要略》(1992)，向熹的《簡明漢語史》(1993，2010)。不少漢語斷代史著作也相繼出版。這些都離不開王力先生的開創之功。

(五)語言學史

王力先生十分注重批判繼承歷代漢語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中國語言學史》(1981)和《清代古音學》(1990)兩部專書，發表了《中國語言的現狀及其存在問題》(1957)、《中國語言學的繼承和發展》(1962)、《略論清儒的語言研究》(1965)、《黄侃古音學述評》等論文。

《中國語言學史》是我國第一部研究中國語言學歷史的專著。它將中國語言學研究史分爲四個時期：先秦兩漢是訓詁爲主的時期。重點論述了識字課本《急就篇》、故訓彙編《爾雅》、方言著作《方言》、字書《説文解字》、聲訓之書《釋名》。六朝到明代是韻書爲主的時期。着重評述了反切的興起和應用，《切韻》系統等韻等多種韻書、韻圖的情况。還評述了這一時期出現的《玉篇》《字林》《五經正義》《正字通》等文字學、訓詁學著作。清朝是文字、聲韻、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説文》研究有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四大家。[注]段玉裁(1735～1815)有《説文解字注》三十卷，桂馥(1736～1805)有《説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朱駿聲(1788～1858)有《説文通訓定聲》十八卷，王筠(1784～1854)有《説文釋例》二十卷、《説文句讀》三十卷。古文字研究有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甲骨文學者，有吴大徴、容庚、王國維、郭沫若等金文學者。[注]羅振玉(1866～1940)有《殷虚書契前編》二十卷、《殷虚書契後編》二卷、《殷虚書契續編》六卷、《殷虚書契菁華》《殷虚貞卜文字考》《殷虚書契考釋》。王國維(1877～1927)，甲骨文著作有《戩壽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釋》一書，有全文著作多種都收在《觀堂集林》中。郭沫若(1892～1978)，有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契餘論》《卜辭通纂》《殷虚粹編》，全文著作《殷虚青銅器銘文研究》《西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金文叢考》《金文續考》等。吴大徴(1935～1902)，有《愙齋集古録》《恒軒所見所聞吉金録》《説文古籀卜》等。容庚(1894～1983)，有《金文編》《金文續編》《商周彝器通考》等金文著作。他們都有大量學術專著問世。古音學起自明代學者陳第[注]陳第(1541～1617)，字季立，著有《毛詩古音考》《讀詩拙言》《屈宋古音義》。，他提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的論斷，爲古音學定下了原則。清代古音學家有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等七家。顧炎武(1613～1682)著《音學五書》，分古韻爲10部。他是第一位離析《唐韻》爲古韻分部的學者。[注]顧炎武(1613～1682)，江蘇無錫人。所著《音學五書》包括《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江永(1681～1762)著《古韻標準》，分古韻爲十三部，區别侈弇，以入聲兼配陰陽。戴震(1723～1777)著《聲韻考》《聲類表》，分古韻爲九類二十五部。以入聲分立，祭、泰、夬、廢四韻獨立爲一部。段玉裁(1735～1815)著《六節音韻表》，分古音爲十七部，支、脂、之分立，創同聲必同部理論，主張古無去聲。孔廣森(1752～1786)著《詩聲類》，分古韻爲十八部，主張冬、東分立，合部從侵部分出，主張古無入聲。王念孫(1744～1832)著《詩經楚辭韻譜》，分古韻爲二十一部。[注]王念孫《古韻二十一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引《古音二十一部表》。主張至、祭、緝、盍四部獨立。江有誥(？～1851)著《音學十書》[注]江有誥《音學十書》現在流傳的有《詩經韻讀》《群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唐韻四聲證》《諧聲表》《入聲表》七種。另有《等韻叢説》附於《入聲表》之後。,也主張二十一部，比王念孫的二十一部少了至部，多了冬部。王念孫、江有誥都將閉口韻分爲侵、談、盍、緝四部。夏炘著《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説》，把王、江二氏的古韻學説融爲一爐。[注]夏炘，生卒年不詳，清安徽當塗人，江有誥的朋友。著《景紫堂全書》十七種八十一卷。音韻學著作有《詩經廿二部古韻表集説》二卷。章炳麟(1869～1936)初分古韻爲二十二部，後改爲二十三部。[注]章炳麟(1869～1936)，字太炎，通稱太炎先生，著《章氏叢書》。其音韻學著作大都收在《叢書》中的《國故論衡》和《音論》裏。他是第一個用漢字古韻23部音值的學者。黄侃(1886～1935)著《音略》[注]黄侃(1886～1935)，《音略》見《黄侃論學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定古韻爲二十八部，分古聲爲十九組。主張陰、陽、入三聲分立，是其優點。清世訓詁學的代表學者王念孫、王引之、郝懿行、俞樾、章炳麟等人。王念孫著《廣雅疏證》，主張“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考證精確，貢獻巨大。王力先生認爲，段玉裁在清代文字學上坐第一把交椅，王念孫在訓詁學上應坐第一把交椅。段玉裁、王念孫的著作是中國語言學走上科學道路的里程碑。王引之(1766～1831)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也主張就古音以求古義，他的許多解釋牢不可破，但“鹵莽滅裂處亦多”(章炳麟語)。郝懿行(1757～1825)著《爾雅義疏》和《山海經箋疏》。《爾雅》已有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清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氏《爾雅義疏》後來居上，遵循“凡同聲之字，古多通用”的原則，不拘泥字形，注釋精確。俞樾(1821～1906)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茶香室經説》《古書疑義舉例》等書，有校刊也有義疏。王力先生認爲其學識功力不及王氏父子，有的地方説服力不强。但《古書疑義舉例》很有價值，影響甚大。章炳麟有《文始》《新方言》《小説答問》《説文部首韻語》等語言方面的著作。其中《文始》探求由初文、准初文孳乳而生其他的字，是一本語源學著作。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是西學東漸時期，主要特點是語法學興起和發展。馬建忠、楊樹達、黎錦熙是語法學興起時期的代表。[注]楊樹達(1885～1956),湖南長沙人。語法學著作有《高等國文法》(1930)、《馬氏文通刊誤》(1931)、《詞詮》(1928)等書，其語法學特點是將新興的語法觀念與訓詁學相結合。王力、吕叔湘、高名凱三位先生是語法學發展時期的代表。以上諸家，《中國語言學史》都作了全面系統的分析，總結了他們的優點，也指出了他們的不足，實事求是，對後學者很有啟發意義。

《清代古音學》(1992)是王力先生逝世後纔出版的。評述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朱駿聲、夏炘、章炳麟、黄侃等學者的古音學成就和缺點，實事求是，十分精準。論文《黄侃古音學述評》原載1978年《〈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卷，文章認爲黄侃的古音學説有兩大貢獻，“第一是照系二等和照系三等分屬不同的古紐；第二是入聲韻部的獨立”。[注]所謂“入聲的獨立”，指黄侃把錫、屋、鐸、沃、德五個入聲韻獨立起來，讓它們和陰聲、陽聲鼎足三分。但是批評了黄氏“以古本紐證明古本韻，又以古本韻證明古本紐”的錯誤。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響。直到不久以前，也還有餘波存在。[注]2015年在湖南長沙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郭錫良教授的論文《上古閉口韻的分部問題》提到1936年《制言》雜誌發表的黄侃遺作《談添盍帖分四部説》和王力先生的《黄侃古音學述評》，立即引起某教授的激烈爭辯。

(六)詩律學

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是我國第一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詩詞格律的專著，開闢了詩詞研究的新園地。先生精通詩詞，在西南聯大任教時開設過《詩法》的課程，1947年完成《漢語詩律學》專著，1958年正式出版。[注]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8；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1979年版。書中全面闡述了詩、詞、曲的格律，系統講述了詩、詞、曲的語言特點，成爲全國第一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古典詩詞特點的專著，令人耳目一新。以後先生又出版了《詩詞格律》(1962、1977)、《詩詞格律十講》(1962、1978)、《詩詞格律概要》(1979)三種通俗讀本；發表了《中國格律詩的傳統和現代格律詩問題》(1959)、《詩律餘論》(1962)、《略論語言形式美》(1962)、《中國古典文論上談到的語言形式美》(1962)等有關詩詞語言的學術論文。這些作品分析詩詞語言的煉字及其不同於散文的語序，研究了詩詞的形式美：包括用韻的回環美、平仄的抑揚美、對仗的整齊美。這些都出自王力先生的研究心得，無論對我國語言學界還是文學界都有着重大的啟發意義。

(七)古代漢語

王力先生主編三結合的《古代漢語》，影響極大。解放以後，我國高校大都開設了古代漢語課程，教學內容各不相同。有的講成歷代文選，有的講成文言語法，有的講成文字音韻訓詁，有的講成漢語史。1959年王力先生主持北大的教學改革，建立新的古代漢語教學體系，編寫成一部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古代漢語講義》。他親自給北大中文系學生上大課，效果很好。1961年教育部召開高校文科教材編寫計劃會議，决定以北大《古代漢語講義》爲基礎，由王力先生主編一部國家級的《古代漢語》教科書。[注]《古代漢語》，王力主編，蕭璋、許嘉璐、郭錫良、祝敏徹、吉常宏、趙克勤、劉益之等先生參加編寫。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1982年出第二版，先後重印二十餘次。這部《古代漢語》把文選、常用詞、通論三部分結合起來。“文選”包括古文、辭、賦、詩、詞、曲各類體裁的作品；“常用詞”包括常見於古代典籍中的1200個單詞，每個單詞按本義、引申義、通假義的次序排列其義項，要求學生掌握。“通論”包括文字、音韻、訓詁、語法、古代文化常識、古代文體、古漢語修辭、詩詞曲格律等多方面的知識。全書規模宏大，內容豐富，解釋精闢。按此進行教學，自可大大提高學生學習古代漢語的效果。《古代漢語》由中華書局出版後，重印二十餘次，暢銷數十年，1980年榮獲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特等獎，影響巨大。王力先生從草擬計劃、主持編寫，到徵求意見、組織討論、修改定稿，都全力以赴，任勞任怨。配合古代漢語教學，王力先生又編寫了《古代漢語常識》(1979)、《談談學習古代漢語》(1984)兩本通俗讀物；發表了《〈古代漢語〉編寫中的一些體會》(1963)、《關於古代漢語的學習和教學》(1980)、《論古代漢語教學》(1980)、《爲什麽學習古代漢語要學點天文學》(1983)、《研究古代漢語要建立歷史觀點》(1983)、《漫談古代漢語的語音語法詞彙》(1983)系列論文。王力先生主編《古代漢語》，促進古代漢語教學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功勞巨大，無與倫比。

(八)方言

方言研究不是王力先生學術研究的主攻方向，但他有不少方言著作問世。他的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録》(1931)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翔實地描寫了博白方言的語音系統，很受稱贊。《兩粵音説》(1928)、《東莞方言》(1949)、《名山方言》(1950)、《珠江三角洲方音總論》(1950)[注]後三種是王力先生與錢淞生合作寫的。，都是研究粵方言的學術成果。先生還出版了《江浙人怎樣學普通話》(1955)，表明他對吴方言也有研究。此外，他還研究過漢藏語系的其他語言。他的《漢越語研究》(1948),發表之後很有影響；與錢淞生合作撰寫的《海南島白沙黎語初探》(1948)，也受讀者歡迎。

(九)文改活動

20世紀50年代，中國積極實行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漢語規範化，訂制中文拼音方案。王力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寫過《漢字改革的理論與實踐》(1936)、《中國文字及其音讀的推比法》(1947)等論文。1954年被任命爲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後又擔任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委員(1956),與陸志韋、黎錦熙先生一起成立三人小組，負責擬訂《中文拼音方案(修訂草案)》。王力先生兢兢業業，積極參與。提出採用拉丁字母的方案，使中國文化容易與西洋文化接軌，得到大家採納，表明先生的確是一位具有遠大現代眼光的專家學者。在以後的歲月裏，先生繼續努力，出版了《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1955)、《江浙人怎樣學習普通話》(1955)、《談談漢語規範化》(1956)、《漢族共同語和標準音》(1956)等有關通俗讀物，並發表了多篇論文。關於文字改革的有《漢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與魏建功、周祖謨合作，1956)、《文字改革筆談》(1957)、《關於文字改革問題應該經常展開辯論》(1957)、《關於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1960)、《親自看到的文化革命事蹟》(與周有光合作，1960)、《漢字和漢字改革》(1980)等。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有《在推廣普通話的宣傳工作中應該注意掃除一切思想障礙》(1955)、《論推廣普通話》(1956)、《談談在高等學校推廣普通話》(1956)、《爲推廣普通話和中文拼音方案而努力》(1978)、《推廣普通話的三個問題》(1980)。關於漢語規範化的有《論漢語規範化》(1955)、《漢語的規範化和語言的發展》(1959)、《現代漢語規範化的問題(總論)》(1959)等。關於拼音方案的有《方言複雜能不能實行拼音文字》(1957)、《中文拼音方案的優點》(1957)、《没有學過注音字母和没有學過外國文的人怎樣學習拼音字母》(1957)、《進一步發揮拼音方案的作用》(與周有光合作，1983)、《慶祝拼音方案公佈二十五周年》(1983)。20世紀50年代政治運動頻繁，這些專家也要配合發表文章；王力先生忙着撰寫《漢語史稿》，出版《漢語詩律學》，主編《古代漢語》等大部頭著作；教學任務又忙，還能寫出這麽多有關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漢語規範化、拼音方案的文章，其精力之旺盛，用功之勤奮，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不得不令人敬佩。

(十)《老子研究》和其他

《老子研究》(1928)一書是王力先生在清華時撰寫的。[注]王力：《老子研究》，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對書中“道”“自然”“虚”“静”等哲學概念，儘量從各章的文字脈絡中探尋其真正含義，糾正某些曲解。他在附記中説：“今人喜言歸納，實則恒用演繹。凡得己説者，則搜羅務盡；不利己説者，則絶口不提。舍其不利己説者而觀之，誠乎其不可拔矣，然自欺欺人，莫此爲甚。余爲是篇，於《老子》全書，幾無一語未經道及，宜無片面觀察之嫌。顧彼此相較，則吾術爲拙；往往一語齟齬，全章改作。非不知棄全取偏之易爲力，羞而不屑爲也。”這是王力先生第一部學術著作，已有深邃的見解，用功獨勤，鋒芒畢露，非草草者可比，至今仍爲《老子》研究者所重視。

(十一)詩詞小品

王力先生又是詩人。著有《龍蟲並雕齋詩集》和《王力詩論》。[注]王力：《龍蟲並雕齋詩集》，收詩詞九十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王力詩論》，張穀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收王力先生有關詩詞的論文十篇和詩詞六十六首。他在年輕時即已顯露出詩詞創作的才華，中年以後，馳騁詩壇，尤見功力。1965年《讀陳毅副總理對中外記者談話》的七律組詩，陳毅讀了，覺得很好，轉交《人民日報》發表，並寫信給王力先生説：“你現以寫七律上陣，形式是舊的，內容是新的。你寫得很好，十分欽佩。”王季思先生在《王力詩論序》中説：“他‘文革’以前的詩詞已勇於探索新路。但在意境、聲律的結合上，尚有未盡融圓之處。‘四人幫’粉碎後，新的時代風雲，激發了他前所未有的豪情壯志，創作上也達到了自由揮灑，左右逢源的新境界。正像他自述的‘情景交融神韻在，不須修飾自風流’。”(“情景”兩句見王力《題中國歷代詩話選》詩)王季思先生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王力先生又是小品文作家。出版了小品文集《龍蟲並雕齋瑣語》[注]王力：《龍蟲並雕齋瑣語》，上海新觀察社出版社1949年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收小品文五十八篇。，1942年到1944年先後爲《星期評論》《中央週刊》《生活導報》《自由論壇》《中央日報增刊》《獨立週報》開闢專欄，寫了大量小品文。題材廣及抗日戰爭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詞優美，議論持平，語言生動，諷諭巧妙，喜笑怒駡，皆成文章，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有的內容揭露了社會的黑暗面，痛斥時弊，對腐敗政治進行了尖鋭的諷刺。費孝通曾稱贊之爲“表演精彩”，群衆也喜歡閲讀。

(十二)譯著

王力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他從1929年到1936年先後翻譯出版法文小説和劇本二十一種。小説有莫洛亞《女王的水土》，紀德《小女的夢》，左拉《屠槌》(也叫《小酒店》)、《娜拉》，喬治桑《小芳黛》，都德《小物件》等，劇本有小仲馬《半上流社會》，嘉禾《我的妻》《賣糖小女》，拉維當《伯遼賚侯爵》，米爾博《生意經》，波多黎史《戀愛的婦人》，巴依隆《討厭的社會》，佘拉第《愛》，埃克曼、愛洛《佃户的女兒》，巴達一《婚禮進行曲》，以及《英里哀全集》(改編劇本六種：《丈夫學堂》《情仇》《斯加拿爾》《裝腔作勢的女子》《嘉爾西爵士》《糊塗的人》)，還譯有傳記《巴士特》(1933)，用舊體詩譯有法國詩人波特賴爾的詩集《惡之花》(1940)。王力先生譯作文字優雅，詞意信達。葉聖陶先生曾評價説：“信達二字，鈞不敢言，雅之一字，實無遺憾。”陳毅元帥曾讀過王力先生許多著作和翻譯作品，特别喜愛他翻譯的《莫里哀全集》，就是在戰爭年代，形勢緊張，戎馬倥傯中也把此書帶在身邊。陳毅元帥逝世後，其生平展覽中，仍然展出了他一直保存着的王力先生這部譯著。

以上是王力先生學術研究、詩文創作和譯著的大體情况。共計著作四十餘種，其中重量級學術專著十幾種，論文一百多篇。許多著作被譯爲英、法、俄、日、捷等文字。1980年在王力先生八十壽誕紀念會上，教育部長蔣南翔指出：“王力教授是我們文教界既篤於教學又勤於著述的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典範。”朱德熙先生説：“在治學方面，先生的特點是方面廣，舉凡語言學的各個門類如音韻、訓詁、詞彙、語法、詩律都曾涉獵過，而且都有成系統的專著。先生之學，證古論今，融會貫通，博大與精微兼而有之，所以能夠蔚爲大家。”[注]《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序》，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先生留下的《王力文集》20卷是珍貴的文化財富，我們應當認真學習研究，進一步發揚光大。

三、高風亮節

王力先生不僅學術上著作等身，是一代宗師，他一生熱愛祖國，尊師重友，虚懷若谷，誨人不倦的精神，同樣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王力先生是一位忠誠的愛國學者，他把一生貢獻給了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年輕時，他看到列强入侵，國家山河破碎，就發出過“一甌百缺，支那現象最傷心”的感嘆。他到歐洲留學，是爲了學習西洋科學知識，報效祖國，决不崇洋媚外，甘當西崽。在西南聯大，他寫了許多小品文，痛斥時弊，揭露社會黑暗，希望國家政治清明，百姓家給人足。1945年他撰有《七律》一詩，“書生漫詡澄清志，六合而今萬里霾”，憂心國家政治混亂，前途可憂，而知識分子空有報國之心，無可如何。解放前夕，由於敵人宣傳，廣州人心動盪。有人勸王力先生出國，説是憑他的聲望和學問，完全可以在國外當教授，拿高薪，還能繼續著述。王力先生的確在國外有許多關係，但他和當時也在廣州的陳寅恪先生一樣，從來没有想過離開祖國到外國去謀生。他决心留在大陸，因爲大陸是父母之邦，是中國學人的根！1949年廣州解放，王力先生對前途充滿希望和信心。“神州石破上天驚，海內喁喁望治情。欲使全民追大禹，龍門能鑿水能平。”[注]王力《贈朱光》詩，1949年。他努力學習革命理論，參加土改，還學習俄文，進步很快。他説：“我學了唯物辯證法，終身受用，把它用到治學上，就能科學分析研究問題。”此後三十多年中，他全身心投入教學和科研工作，堅决完成領導交來的每項任務，每天工作十小時，堅持不懈。他常對家人説，人生在世，不是爲了吃喝玩樂，而是要對國家和人民有所貢獻。在《文化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中，王力先生受盡折磨，有過絶望的念頭，但還是挺過來了，他捨不得自己的祖國，捨不得用來爲祖國服務的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也捨不得自己那個温馨的家。他白天挨批鬥，晚上仍然偷偷撰寫學術著作。如果先生没有一顆對祖國、對人民、對學術事業無比深摯的愛心，怎麽可能這樣做呢？粉碎“四人幫”以後，神州雨過天晴，前途似錦。先生精神振奮，壯志滿懷。1978年參加全國五届政協會議期間，他萬分激動，賦詩舒懷：“心紅不怕朱顏老，志壯何妨白髮多。相期報國爭朝夕，高舉紅旗奏凱歌。”1980年又在《庚申元旦遣興》中説：“漫首古稀加十歲，還將餘勇寫千篇。”先生這種愛國熱情和强烈的事業心，曾受到《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記者的贊揚。年逾八旬，他仍然積極參加全國政協活動，領導國家文字改革工作，孜孜不倦撰寫學術著作，直到1985年駕鶴西遊，實現了把一生貢獻給祖國學術教育事業的夙願。

在這裏我還要向夏蔚霞師母致敬。半個多世紀裏，師母與王力先生琴瑟和同，相親相愛。師母承擔了一切家務，在“文革”那些災難性的日子裏竭心盡力幫助先生安度難關，完成學術偉業，教育子女都成人才，做出了巨大貢獻。師母對於學生同樣十分關心愛護。師母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王力先生尊敬師長。他在清華國學院師從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位國學大師。對於大師們的教誨，都能深入領會，身體力行，終生不忘。王國維博古通今，學識見解、教書講課都是一流。他在課堂上卻往往説：“這個我不懂。”王力先生開始覺得奇怪，細細體會，就認識到這正是導師治學態度嚴謹的表現。《論語》上説：“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做學問的人，不懂就是不懂，不能不懂裝懂。王國維《人間詞話》説：“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做學問，就是要獨立思考，艱苦操勞，百折不撓，纔能求得正確的認識，達到最高的境界。導師梁啓超認爲王力先生的畢業論文《中國古文法》有創新精神，十分欣賞，評爲“精思妙賞，可爲斯學辟一途徑。”導師趙元任則注重論文的細節，加眉批指出“言有易，言無難”，論文還有毛病。王力先生從梁的批語中受到鼓舞，從趙的批語中受到鞭策。體會到做學問既要有創新精神，又要有求實態度。求新而不務實近於妄，務實而不求新近於迂。他謹記導師的教導，一生拼搏，終成大家。他不忘導師教誨之恩。王國維在昆明湖投水自殺，他悲痛難禁，賦詩哀悼：“似此良師何處求，山頽梁壞恨悠悠。一自童時哭王父，十年忍淚爲公流。”[注]王力《哭静安師》詩，1927年。梁啓超爲他寫的條幅，一直挂在書房裏，作爲紀念。80年代趙元任先生從美國來華，師生兩人白首相聚，無限高興，幾多感慨。王力還當面感激導師當年給他“言有易，言無難”的教誨，“一生受用，永志不忘”。

王力先生對朋友肝膽相照，坦誠相待，歷久彌堅。聞一多、朱自清學問淵博，品德高尚，都是王力先生的好朋友。在西南聯大時，王力先生給助手安排工作不當，助手有意見，作爲代理系主任的聞一多即把助手撤去。王力先生冷静想一想，認識到聞先生不是有意讓自己難堪，而是爲了愛護人才。事實正是如此。王力先生撰成《中國現代語法》，後來分成《語法》和《理論》兩部書出版，就是聞一多出的主意。聞一多還給王力先生講解革命道理，王力先生説：“這是我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1946年聞一多在昆明被特務殺害，王力先生悲痛不已。後來寫詩懷念，稱贊聞的“橫眉拍案鬼神驚，激發群倫萬古情”。[注]王力《懷一多》詩，1979。朱自清是王力先生的另外一位摯友，性格温和，但他很講原則。王力先生初到清華，爲了還債，忙於翻譯，寫小册子，放松了重點的科學研究，兩年未提昇教授。他向系主任朱自清詢問，朱笑而不答。這等於無言的批評，王力先生反省自己，知道了原因，努力出版專著，很快就解决了教授問題。在昆明，朱自清主動給《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寫了一篇五千字的長序，稱贊這兩部著作奠定了中國新語法基礎，爲别人所不及。王力先生後來談到這篇序説：“這簡直是一部書的‘提要’。這真是不尋常的友誼，我一輩子忘不了它。”1948年，朱自清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麵粉，顯示了他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贊頌。1981年王力先生還寫詩懷念這位情深義重的朋友。[注]王力《憶佩弦》詩，1980,有句云：“同心思我金蘭誼，知己蒙君琬琰章”，“荷塘月色今猶昔，秋水伊人已渺茫”，表達了先生對舊友的深切思念之情。葉聖陶先生曾經任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幫助王力先生出版過許多著作。兩人從此成爲好朋友，交往密切，王力先生十分尊重葉聖陶，主編《古代漢語》時將全部書稿請他審閲。葉一一審讀，十分認真，無一頁遺漏，可以説《古代漢語》也凝聚着葉聖陶先生的心血。王力先生八十壽辰，葉聖陶在會上滿懷激情朗誦了賀詞《水龍吟》：“祝君八十陳詞，非徒文字因緣久。燕南昔訪，鴻光吴語，宛逢鄉舊。割膽前年，聯肩問疾，親情何厚”云云。王力先生也熱淚眼眶，朗誦了答詞《水龍吟》，並説：“我是葉老栽培的，葉老對我的恩很深。”老舍、翦伯贊、吴晗、周予同、劉盼遂都是著名學者，王力先生的好朋友，“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迫害致死。尤其劉盼遂先生，被活活打死，屍體被倒栽到水缸裏，還誣稱他是自殺的。王力先生滿懷悲憤，寫了一首《五哀詩》[注]王力《五哀》詩，作於20世紀80年代。，表示悼念。可以看出王力先生和老一輩學者之間的朋友深情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無奈。

王力先生從教半個多世紀，弟子三千，桃李滿天下，是我國教育界的典範。先生誨人不倦，認真負責。，每教一課，都要先寫好講義，內容充實，觀點新穎，語言明暢，條理清楚。這是因爲他所講的，都是他研究過的成果。略加修改，就是一部完整的專書。他講課不快不慢，生動準確，容易聽懂。50年代講《漢語史》，每講完一課都要定時輔導。大家提出問題，進行討論，發揚民主，必要時先生作出解答。他要求學生獨立思考，不能只滿足於老師課堂上講的內容。研究生更要寫讀書報告、學年論文。交老師審閲，寫得好的，他會當衆贊揚。不滿意的，他會提出意見，青年老師講課講錯了的，他也會當堂糾正，嚴格要求。他常常對學生説：“科學研究並不神秘，第一要有時間，第二要有科學頭腦。有時間纔能充分佔有材料，有科學頭腦纔能對所佔有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具備這兩個條件的。”要充分佔有材料就必須珍惜時間，打好寬廣的基礎，知識範圍不能窄，不能孤陋寡聞，鑽牛角尖。科學研究要從大量材料中歸納出結論，不能憑空推演想象。先生寫的作品語言明白曉暢，化艱深爲平易，也教育我們，著書寫文章要注意語言表達，切忌佶屈聱牙，辭不達意，糊弄讀者。先生的教育既是嚴格要求，也是關懷，聽了如沐春風，一生受用。對校外的人，不論幹部還是工人農民，先生都是有問必答，從不拒絶，没有大學者的架子，真正做到了有教無類，爲大家所尊重。

先生謙虚謹慎，海納百川，長者風度，爲世人所景仰。他著作等身，影響巨大，名揚中外，但從不自詡高明。無論會上會下，都不議論别人。作爲《古代漢語》主編，他組織大家反復討論，發揚民主，聽取各種建議，决不獨斷專行。還向校外徵求意見，遇到好的見解，不管認識不認識，他都公開贊揚，校外來信，都親自回信，表示感謝。郭紹虞先生曾贊揚説：先生“不矝己長，不攻人短。是真學者，是好風格。威儀棣棣，是法是則”。這對王力先生的評價無疑是正確而真切的。

科學是發展的。前人開路有功，自應尊重，但不能墨守成規。章炳麟初定古韻爲二十二部，後將隊部從脂部分出，定爲二十三部。黄侃是章氏的得意門生，則定古韻爲二十八部，將入聲錫、鐸、屋、沃、德五部從陰聲支、魚、侯、宵、之五部獨立出來，與章説不同，是正確的。王力先生在《中國語法理論》和《中國現代語法》中採用葉斯泊生的“三品説”，認爲“詞在句中，居於首要地位者，叫作首品；地位次於首品者，叫作次品；地位不及次品者，叫作末品。”楊聯陞教授於1947年著文批評。[注]楊文登在《哈佛報》10卷1期，王均譯文登在1948年《中山大學文史集刊》第一册141頁。先生覺得有理，在1955年《中國語法理論·新版序言》中對“三品説”作了批判，以後棄而不用。先生曾説：“我應該鼓勵我的學生持不同意見。如果墨守成規，學術就没有發展了。近來有一種很壞的風氣，凡不肯墨守師法的人叫作‘叛師’。我認爲‘叛師’的説法是妨礙學術發展的。”[注]王力：《中原音韻音系序》，見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這充分表現了先生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懷。

王力先生的學術成果滋潤着一代代學子，先生的精神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