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思阅历与诗体建构的中国化
——论冯至《十四行集》对西方诗学的借鉴与突变

田 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诗思阅历与诗体建构的中国化
——论冯至《十四行集》对西方诗学的借鉴与突变

田 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沉寂许久的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创作了中国诗坛的第一本《十四行集》，集中体现了他在诗歌美学上的探索，呈现出的诸多独特的审美质素均源自现代西方的诗学主张。《十四行集》中的辩证哲理承袭了歌德的“蜕变论”思想，既有对原始生命力的追寻，又在艺术与自然的融合中揭示“公开的秘密”，还有关于历史人物的精神境界升华。《十四行集》以孤独感等人生经验为创作动机与表达内容，这一诗学主张与英美的“纯诗说”不谋而合，十四行诗中灌注的直接或间接的双向经验导入所蕴含的深层奥义，揭示出富有特殊的审美韵味的个体生命体验。在诗歌形式的选择上，冯至尝试并接受适当形式约束的美学原则，深受里尔克“特殊的实验”的影响。冯至的诗学探索从思想到经验再到技艺，将西方的十四行诗内化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质素，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十四行诗体。

诗思； 诗体； 中国化； 冯至； 《十四行集》； 西方诗学； 借鉴； 纯诗

朱自清在谈到中国新诗发展阶段时，把冯至的《十四行集》设定为“中年”的代表，在批评过往稚嫩的诗句后朱自清颇为乐观地说：“但近年读了些十四行，觉得似乎已经渐渐圆熟；这诗体还是值得尝试的。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意气风发的浪漫青年逐步收敛起强烈情绪的喷薄之笔，《十四行集》的出版，标志着沉思冥想的灵魂空间与反思进取的生命气息过滤以往耽于幻想的情怀。唐湜也说:“冯至在40年代初写出了中国的第一本《十四行集》，深沉而真挚，是里尔克的沉思的哲理诗的结集,对以后有很大影响。”[2]《十四行集》作为冯至诗学价值到达巅峰的艺术品，晶莹剔透的诗艺令人望其项背，与西方诗学有千丝万缕的渊源，在借鉴西方诗歌体式的同时，“冯至的十四行诗既是中国十四行诗成熟的标志,又代表着中国十四行诗的最高水平”[3]。

一、《十四行集》对歌德“蜕变论”思想的哲理探寻

冯至创作《十四行集》缘于一次偶然的观察与瞬间的灵感。据诗人回想，他“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4]201。现代的飞机与古代的鹏鸟在诗歌的世界里自由融合，翱翔蓝天的现实与期待高飞的梦想跨越时空的界限，连接古今虚实的乃是一种灵动变化的思想，最后两节诗行便是有力的证据：“他们常常为了学习/怎样运行，怎样降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便光一般投身空际。”飞行员通过长期的磨炼；掌控飞机的运行，让过往驰骋天际的美梦成真，诗人在消解传统稚嫩幻想的过程中，彰显出理想生成与转化的美感，美梦却在瞬间又转变为“旧梦”，被遗弃至“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希望与失望似乎同时产生，又不断循环，就好似飞机的升降，也恰如在天空和地面频繁切换的飞行员。

《十四行集》从开篇便携带着锐意创新的诗学理念，这种灵动不拘的审美风格实际上是对歌德“蜕变论”思想的借鉴。冯至在译介歌德著作的同时，还深入探寻了不同阶段的歌德思想，中年歌德的“蜕变论”思想给冯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蜕变”的本质即是演化中窥探“原始”的魅力，歌德异于常人的品质在于“他在高级植物中看到原始植物(叶)，在高级动物中看到原始形体(脊椎)，在矿物中看到原始石(花岗石)，在人的现象之后看见神的、原始的创造力(爱)。——从这些原始现象中蜕变出宇宙的万象，这就是歌德的蜕变论”[5]58。在对高级生态系统的回溯中感悟原始伟力，在逆向思维的引导中把握动态的演化过程，歌德运用独特的视角在发掘基础的同时形成“蜕变”的核心思想。

冯至在致敬歌德的诗中写道：“好像宇宙在那儿寂寞地运行，/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从沉重的病中换来新的健康，/从绝望的爱里换来新的营养，你知道飞蛾为什么投向火焰，/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歌德》)蛇脱旧皮与飞蛾扑火虽然伴随着巨大的苦痛，甚至是深沉的悲剧，但象征着希望与新生，就像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演进一般，人生的疾病与情感也处于不断的更替与变化之中。冯至以诗歌的形式高度评价了歌德精微的洞察力。

“蜕变论”的“原始”反观固然重要，但与之对应的“高级”现象更具存在价值，它蕴含着诗歌对自然的阐释作用，回馈给自然崭新的意味。“自然无私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供人欣赏或研究，无所隐藏，但它自身内的矛盾、它的规律，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这又好像还有不少的秘密。歌德把这种情况叫作‘公开的秘密’。”[6]诗作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能够完美地诠释自然，探寻隐匿在自然背后的奥秘，揭示出的“公开的秘密”即是现代人的审美诉求与普遍感受，冯至曾翻译过歌德的一首十四行诗《自然与艺术》，它道出了两者的关系：“自然和艺术，像是互相躲藏，/可是出乎意外，又遇在一起；/我觉得敌对业已消失，/二者好像同样吸引着我。/这只在于真诚的努力！/只要我们用有限的光阴/投身艺术而全意全心/自然就活跃在我们心里。”[5]144诗人应努力调和人工技巧与客观规律，将二者在限定的空间中有机融会，在淳朴的自然中流露出智慧的曙光，褪去那“原始”包裹，彰显出哲理美感。

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将自然的“公开的秘密”由外在形象升华至内在品质的象征。例如第三首诗歌描摹出有加利树“无时不脱你的躯壳，/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神圣伟岸的有加利树不仅洗涤了城市的喧闹，更是诗人精神的有力依靠，他从中获得了仁爱与奉献的思想启迪。又如第四首将人生与“一丛白茸茸的小草”联系在一起：“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寂静无名的贵百草在山野的一角绽放与凋零，象征着一种纯洁与高尚的情操，诗人在祈祷中渴望贵百草一般的平凡人生。

运用自然揭示人生奥义是一种相对含蓄的隐喻手段，“蜕变”的生成建立在作为“第二自然”的诗歌艺术的基础之上，自然的演绎与人生的发展实现了无间的融合，但对人自身的存在探讨将更为直接地展现庞杂丰富的精神世界。冯至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蜕变论是歌德思想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这个学说不仅运用在生物的演化上边，也用以解说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他以极大的魄力写出浮士德一生的‘蜕变’，浮士德从前一阶段痛苦的克服换取了下一阶段愉快的新生。”[7]219

冯至在《十四行集》中直接描写人物的诗歌有五首，有中国现代的蔡元培、鲁迅，中国古代的杜甫，西方的诗人歌德、画家梵·高。它们几乎都蕴含着一种精神裂变升华的张力。例如冯至称赞“杜甫的贫穷在闪烁发光/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被誉为“诗圣”的杜甫被冯至赋予了神的崇高光环，因为其批判现实的热情铸就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篇。《兵车行》中对士兵疾苦的抒写及《石壕吏》中对残酷的统治阶级的控诉等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杜甫个人的命运颠沛流离、充满坎坷，最终在穷困潦倒的隐居与流放中走向消亡。虽然充满着对政治的希望，却又在质疑中猛烈抨击，“杜甫的这种矛盾在当时是不能避免的，也只有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才能感到。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进步：诗人不只诉说他个人的哀愁，而进一步诉说人民的痛苦，不只爱他的家族和朋友，而进一步爱他的国家”[7]348-349。杜甫的“大进步”正是基于普遍人性与整体社稷的考量之上的精神蜕变与境界提升，在跳出个人狭小圈子之后的博爱精神。

二、《十四行集》对英美“纯诗说”经验的双向摄入

冯至在给友人的书信里讲:“我去年暑假在北平时,我曾经幻想过我的将来的诗,要望那方面努力:作一首诗,像是雕刻家雕塑一座石像,想不到来到德国遇见Rilke的诗,他后半的诗多半是一座座的雕刻。——我简直为了它而颠倒了。”[8]里尔克的诗歌和罗丹的雕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不仅仅是水银泻地般的情感流线，更是如磐石般坚硬厚重的经验。在创作十四行诗时，冯至也将经验作为诗歌创作的起点与基石：“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4]201冯至创作十四行诗的出发点是“体验”，诗歌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对见闻感悟的重新整合,展示富有特殊的审美韵味的个体生命体验，到达与“体验”响应的“纪念”目的。

冯至关于“诗歌需要的是经验”的美学观念的形成有英美纯诗派的影子。“纯诗”原本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理论基石，它力图排除一切道德说教的外在因素，在神秘、暗示与音乐的作用下让诗歌具有最纯粹的美感。然而，英美诗坛质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纯诗观，将经验纳入纯诗的诗学范畴。美国纯诗学者罗伯特·潘·沃伦指出诗歌与一切经验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凡是在人类的经验可获得的东西都不应被排斥在诗歌之外。”沃伦还认为衡量一个诗人是否伟大的标准“取决于他能够在作诗上掌握的经验的范围大小”[9]。冯至在提及创作十四行诗的缘由时也说道：“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这种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后来通过适当的语言安排，渐渐呈现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形体。把这些形体略加修整，就成为一首又一首的十四行诗，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预料到的。”[7]94无论是通过阅读汲取的知识，还是耳濡目染的心得感想，都储存在人的意识深处，形成了无法磨灭的经验，诗人利用诗歌的语言将获取的经验再现于笔端，以规律的文字、和谐的音节将经验溶解在十四行诗中。

冯至十四行诗中的经验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类型。直接获取的经验乃是诗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所见所感。时代的影响建立起经验的外部框架，抗战岁月的体验给诗人的创作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冯至虽然隐居在大后方的深山中，但对时代的变迁有着敏锐的捕捉力：“中国自从戊戌政变，经过辛亥革命、‘五四’、北伐，直到这次抗战，几乎每过十年都有一次划时代的变化，时代和个人的关系，一次比一次密切，人的时代意识也就一次比一次强烈。”[7]335战争在时代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无法回避的主题，冯至也感受到战争的硝烟，他用诗歌记录着一位英勇战士的阵亡：“你在战场上，像不朽的英雄/在另一个世界永向苍穹，/终归成为一只断线的纸鸢。”(冯至《给一个战士》)战争塑造出保卫国家民族的勇士，也令无数的生命陨落。

在战争的摧残中人逐步异化，在压抑与苦闷中，孤独占据着诗人灵府的中心。以《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为例，诗人让我们感受到孤立无援的极限困境。外部世界与生命本体似乎处在天涯两端,他与实物“也有千里万里的距离”。此外,人类在审视与打量客观世界时，也不由自主地发现世界的模糊化，就连普通的“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对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物，人们也丧失了基本的掌控力。人们对作为主体的自我认知在茫然中显现出难以言传的无助感，“好像自身都不能自主”。现代人彷徨迷失的尴尬处境诠释出生命本身的荒诞色彩，也引发了我们普遍的孤立无助的共鸣。英国纯诗论者墨雷阐述了经验的暗示效应：“诗歌乃是一种整个经验的传达。不管我们(因为自己是道学的人们)赞成那传达出来的经验，但是这对于我们，总是一种召唤。”[10]209冯至在传递自我与大众孤独感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们的孤寂共鸣，表现出经验的传感与延续。

《十四行集》中经验的承接与展现表露出具体的人际交往与温情回顾。例如冯至对鲁迅的称赞建立在浓浓的师生情谊的互动之中，冯至清晰地记得：“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冯至《鲁迅》)诗人援引了鲁迅《野草》中的最后一篇《一觉》，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描述了与冯至的交往：“我忽然记起一件事：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11]这位安静的青年指的便是冯至，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通过与鲁迅的接触，冯至发现了其在绝望中的反抗精神，这给予了冯至深刻的影响与鼓舞。

与直接经验相对应的是一种间接体悟。死亡主题在《十四行集》里经常出现。冯至诗歌里的“死”早已脱离了基本的生物学概念，诗人抒写死亡并非单纯生理现象的再现，它已经内化为心理虚幻的精神酝酿，英国纯诗论者雷达在《论纯诗》中说：“诗的一切神秘与幻术，都可以用一个名词表示，即是想象。”[10]192诗人调动自我的想象力去揣度死亡的原因并反思生存的意义：“为了一个玩具的毁弃？/是为了丈夫的死亡，/可是为了儿子的病创？/啼哭得那样没有停息，/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与死亡相对应的哭声道出了人世间的凄凉，“框子”一样的闭塞环境传递出生存停滞的压抑感，“框子”外面的死亡更是一种虚无的寂寥。诗人运用想象猜测着一个家庭死者与生者的不同心境，更是对死水般的人生反思。

死亡的沉重不能致使颓废与堕落,它应该成为反观生存的一面明镜。冯至的诗歌创作受到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极限境遇中人的选择意义，在向死而生的生命冲动中，死亡改写了生命鲜活的存在方式，固化有限的生命形态得以蜕变,逐渐逼近宇宙万物的永恒性法则。《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展现出这种现代主义的死亡观：我们犹如“秋日的树木”，将一切有机物“都交给秋风”，留下残存的外壳，被掩埋在尘土里，与陈旧的自我告别；生命借助死亡从外在的具象中剥离，升华为精神的内核，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正如布拉德雷对诗断定：“诗是一种惬心的想象的经验”[12]，在沉思死亡本身之后到对生存的反思，进而有对死后的浪漫畅想，实质上“是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真实书写，是诗人在现代性夹击中无法摆脱的自我存在焦虑的诗性呈现”[13]。

三、《十四行集》对里尔克“特殊的实验”诗体的个性改造

《十四行集》的最后一首诗常被视为冯至诗学实验的“思想”归宿:“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诗集为何呈现出十四行的形态呢？冯至运用十四行体，并非想要平移西洋的诗歌形式，也更不是想让其植根于中国诗学的土壤，李广田在评论冯至《十四行集》时指出其艺术魅力：“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14]冯至对此表示认同：“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4]202

正如里尔克给友人基贲贝格的夫人的书信中所言:“但正是：给十四行以变化、提高、几乎任意处理,在这情形下是我的一项特殊的实验和任务。”[7]96“变格”的使用让固有的十四行诗成为“最自由”的表现形式，突破了一般层面上“静止、固定的诗体”。里尔克指出传统十四行诗刻板僵化的弊端，如果遵循既定规则去创作十四行诗容易走入生搬硬套的歧途，里尔克在给一位名叫卡卜斯的青年的十封信的开篇便抨击诗歌创作追随潮流的媚俗之举：“不要写爱情诗；先要躲避那些太流行太普通的格式：它们是最难的；因为那里具有很多好的或是一部分精美的流传下来的作品，从中再表现出自己来，是需要一种伟大而熟练的力量。”[15]3表面上看似强调诗歌题材选择的多样性，但“格式”一词已经从内容伸向形式，如若创作局限在前人设定的经典范围内，那就毫无创新可言，因此里尔克“特殊的实验”实际上是在遵循内心情感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束缚的自由释放，在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中也在努力践行自己的主张，独特的诗风正是由于“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文字对于他，也就成为不是过于雕琢，便是从来还没有雕琢过的石与玉了”[16]。里尔克的天然去雕饰的风格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实验”中完成的，简约得体的形式包涵着深邃的哲理，他在点评卡卜斯的十四行诗中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把你的十四行诗抄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它很简练美丽，是在很适当的形式里产生的……在别人的笔下又见到自己的作品。”[15]29

里尔克“特殊的实验”塑造了冯至的诗歌美学精神，冯至的诗学尝试仅受到局部形式的约束，显得活泼生动且无局促感，冯至非常反感拼凑诗歌的字数、行数和韵脚，为了满足形式的需求而“把诗写得呆板没有生气,或是堆砌华丽的辞藻,让人读了,喘不过气来”[17]8。里尔克的“实验”与冯至的设想完全一致，试图摆脱传统十四行诗体的局限，大胆地“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17]12。冯至借“变体”营造出独特的节奏韵律，令其极富个性化色彩的十四行诗体游离于格律的“镣铐”，变化多端的节拍让诗歌语调灵动自然，无形中建立起清新简练的审美效应。脱离束缚的新十四行诗正如冯至本人所期待的那样，思想与格律彼此独立，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诗人的“思想能在十四行的结构里运转自如”[7]97。

《十四行集》中诗句分段较为均衡，四四三三的段落排列形式营造出行云流水般的通畅格局。然而，在《十四行集》中，只有12首严格遵循韵体段式相对规范的样式，剩下的15首诗歌或多或少存在变异的情况，在韵律的使用上也没有完全对应起承转合的标准样态，多变的诗歌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十四行范式。冯至还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那里取来多音行的形式，部分诗歌为了保持自然的语调，并未机械地复制每行诗音数完全一致的法则，例如有10行是10音、4行是9音的第2首诗。长短诗行齐整排布的第8首诗，在每段的最后一行使用9音，其余诗行均为8音。《十四行集》的每首诗大致在音数和节拍数上，保持着相对稳固的经典样式，符合十四行诗体的构建准则，但又不会深陷传统的框范,在总体的诗行长度及诗行内部的各行长度与节拍数等维度自由地转换变动。尽管西洋十四行诗的组织被冯至打散并重组，但它依旧体现了十四行诗基本的审美诉求与价值。

基于上述分析，《十四行集》从思想基础到创作理论再到艺术形式，无不受到西方诗学的影响。歌德的“蜕变论”具有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冯至在诗歌实践中灵活转化枯燥的哲理，表现出对变化中的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深度思索。英美的“纯诗说”有别于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宗教神秘气息，强调经验中的想象，冯至的十四行诗将形而上的“经验”具体落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有现实的刺激反映，也有反抗现实的死亡幻想。里尔克的“特殊的实验”是在诗歌形式和音乐性上做出的尝试与规范，冯至在十四行诗的创作中吸收有益的养料，并融入中国古典诗学的格律与审美诉求，实践中虽有不够圆融之处，但这种勇敢的诗学主张令《十四行集》脱离西方格律束缚，带有民族化的特色。

[1]朱自清.新诗杂话：诗与哲理[M].上海：作家书屋，1947：35.

[2]唐湜.翠羽集：多样的中国十四行——读钱光培《中国十四行诗选》[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162.

[3]陆耀东.论冯至的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2):147-173.

[4]冯至.冯至诗选:《十四行集》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5]冯至.冯至全集:第8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冯至.冯至学术精华录: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270.

[7]冯至.冯至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8]冯至.1931年4月致杨晦、废名、陈翔鹤的信[J].新文学史料，1988(2).

[9]沃伦.纯诗与非纯诗[G]//赵毅衡,编选.卞之琳,等译.“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03.

[10]梵乐希.现代诗论[M].曹葆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1]鲁迅.一觉[J].语丝，1926(75).

[12]A·C·Bradley.为诗而诗[J].李健吾,朱佩弦,译.一般(上海)，1927(3).

[13]方长安.死亡之维与新诗研究的反思[J].江汉论坛，2004(4):67-69.

[14]李广田.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J].明日文艺，1943(1)：10.

[15]里尔克.给一个青年的十封信[M].冯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16]冯至.白发生黑丝:里尔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6.

[17]冯至.冯至选集:第1卷 诗文自选琐记(代序)[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李法惠]

The Chin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Poetic Content a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etic Style —The Refer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Poetics in Feng Zhi’sTheCollectionofSonnets

TIAN Y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In the early 1940s, Feng Zhi createdTheCollectionofSonnets, the first one in Chinese poetic circles, which reflects his aesthetic exploration of poetry and presents his many unique aesthetic qualities stemming from the modern western poetry views. The dialectical philosophy inTheCollectionofSonnetsfollows Goethe’s “metamorphosis” thought. His poetry view, using the life experience in his collection, such as aloneness as creation motive and content, happens to be the same as the theory of “pure poetry”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choice of the poetry form, deeply influenced by Rilke’s “special experiment”, Feng Zhi tried and accepted appropriate form of aesthetic principles. His poetic exploration from thought to experience, then to skill， transforms the western sonnets to new qualities with Chinese lo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creates the poetic style of the real Chinese sonnets.

poetic content; poetic style; Chinization; Feng Zhi;TheCollectionofSonnets; western poetics; reference; pure poetry

2016-10-08

武汉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纯诗’诗学视域下的中国新诗研究”，项目编号：2015111010203。

田 源(1987— )，男，重庆市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新诗、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I207.22

A

1002-6320(2017)01-006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