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三重自我建构加工中的相对优先性：来自ERP的证据*

王 沛 陈庆伟 唐晓晨 罗俊龙 谈晨皓 高 凡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上海 200234) (2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 510631)

1 问题提出

自我一直是心理学领域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自我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的认知结构(Leary &Tangney,2012),至少包含3种基本的表征形式暨三重自我建构：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即在自我认知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3种角度诠释自我：(1)从个体自身独特性的角度诠释自我暨个体自我;(2)从“个体‒他人”的二元关系角度表达自我暨关系自我;(3)从群体成员的角度表征自我暨集体自我(Sedikides,Gaertner,Luke,O'Mara &Gebauer,2013)。

三重自我建构理论的基本思想为众多学者所接纳,但在 3种自我加工的相对优势性问题上,却存在着广泛争议(Cross,Hardin,&Gercek-Swing,2011;Sedikides &Brewer,2001)。对此,学者们先后提出4种假设：个体自我至上假设、关系自我至上假设、集体自我至上假设以及情境性假设。

个体自我至上假设认为,个体自我是根本动力因素(Gaertner,Sedikides,Vevea,&Iuzzini,2002;Sedikides &Brewer,200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支持个体自我至上假设。如,Gaertner等人(2002)对这一领域内十几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其结果支持了个体自我的核心地位。最近他们通过4个行为实验进一步系统地探讨了该问题,结果发现,个体自我加工的优势效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他们由此提出自我的三层等级结构模型,主张自我是一个三层的等级结构,个体自我居于最优势地位,接着是关系自我,最下面的是集体自我(Gaertner et al.,2012)。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些研究也支持该假设。例如,Zhao等人(2009)对比了中国人的自我参照效应和群体参照效应,发现自己的名字和母校的名字比其他学校的名字诱发的 P3波幅更大、潜伏期更长,个体自我参照效应大于集体自我参照效应。Chen等(2011)发现,相对于集体自我来说,个体自我诱发了潜伏期更长、波幅更大的 P2,更小的N2,更大的P3和440～540ms之间的正成分。Fan等(2013)发现,相对于关系自我,个体自我诱发了更大的N2、P2和P3波幅,体现出个体自我加工的优势效应。这些研究在认知神经层面证明了个体自我的加工优势,支持了个体自我至上假设。

关系自我至上假设认为,关系自我是自我结构中的根本动力因素(Sedikides,Campbell,Reeder,&Elliot,2002)。人们渴望形成稳定的人际依恋,强化和保护他们的人际关系,抗拒现有关系的终结和社会排斥所产生的身心痛苦(Eisenberger,Lieberman,&Williams,2003)。在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手段开展中国人的自我结构的研究中,杨孝(2012)发现,关系自我加工比个体自我加工水平更高,表现为LPC平均波幅的差异,并且关系自我存在右脑和皮层中线加工优势。Zhang等人(2006)选取中国被试进行参照效应的研究发现,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在内侧前额叶上并没有显著的激活差异,后续研究也验证了该结论(Wang et al.,2012)。这表明中国人的关系自我与个体自我加工在加工优势上具有对等地位。

集体自我至上假设认为,集体自我是根本动力因素(Cross et al.,2011;Sedikides &Brewer,2001)。集体自我可以同时满足内群体同化和外群体区分的不同需求(Sedikides &Brewer,2001)。Johnson等人(2002)参考自我参照效应范式,以大学和家庭作为参照群体,发现群体参照与自我参照加工的成绩一样好,表现出群体参照效应。在此基础上,Fan等(2011)使用国旗探讨了中国人集体自我的参照加工,结果发现,本国国旗(集体自我参照刺激)比熟悉和不熟悉的国旗诱发的N1潜伏期更长,N2和P3的波幅更大。

然而,情境性假设却认为,3种自我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情境因素。自我分类理论表明,自我定义会随着情境而在个体自我和集体自我之间起伏变化,在群际环境下,集体自我起主要作用;而在群内环境下,个体自我起主要作用(Onorato &Turner,2004)。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境变量,对自我的认知加工具有深远影响。例如,相对于西方人,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Zhu,Zhang,Fan,&Han,2007)。此外,不同的文化启动也会影响自我认知的加工。如,采用双文化被试的研究发现：若启动个人主义文化,自我参照会显著激活内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若启动集体主义文化,自我、母亲和陌生人三种参照条件下的脑区激活差异就会减少(Chiao et al.,2009)。总之,以上研究表明,三重自我的相对加工优势可能会随着社会情境的改变而改变。

此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情境对于社会认知的巨大影响(Reis,2008;Smith &Semin,2007),自我认知是社会认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情境对自我加工的影响不容小觑。上述3个假设(个体自我至上假设、关系自我集体至上假设、自我至上假设)之间实证证据的不一致性,可能也正是由于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使然。为此,三重自我建构理论以关系为基点来重新解构自我,该理论明确指出情境因素会影响哪种建构倾向被激活,成为当前情境中主导的自我建构倾向。实际上,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群际关系也罢,各种各样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情境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的关系其实也代表着不同的情境。按照情境性假设的观点,不同的关系会产生不同的情境,随着情境的改变,不同的自我也会在加工优势地位上发生相应的改变。

综上所述,虽然 4种假设均有实证证据支持,但是各种证据之间又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同研究关注的对象并不一致。首先,以往研究通常会把自我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而不对具体的自我成分进行区分,更有甚者会粗略地把自我等同于个体自我来研究。其次,很多研究都只关注其中一种或两种自我成分而忽略其他成分,很少有研究把 3种自我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第二,即使是支持同一个假设的实证研究,结论也经常不一致。例如,支持个体自我至上假设的研究中,Zhao等人(2009)的研究只发现个体自我与集体自我加工在 P300上的差异,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个体自我与集体自我的加工差异在 N2、P2等早期加工阶段就已经显现出来(Chen et al.,2011;Chen,Zhang,Zhong,Hu,&Li,2013;Fan et al.,2013)。第三,三重自我建构的研究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目前,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主要采用自我参照范式或 oddball范式的变式。虽然这两种范式在研究自我时各有优势,但是对三重自我建构的探讨来说可能并不适合。首先,二者都不关注关系的加工。这可能与三重自我建构的核心思想背道而驰。其次,二者都是通过研究他人来间接推断3种自我之间的关系,这种间接性推断得出的结论也值得商榷。

为了更好地克服以上问题,本研究借鉴启动范式的思想,使用启动范式的变式在认知神经层面把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争论提供方法学上的新见解和加工时程上新的认知神经科学证据。既然三重自我建构理论以关系为基点,那么在具体的实验任务中就需要具体体现出被试对于关系的认知加工。如果把启动和靶子刺激都换成具体的人,要求被试判断前后出现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从三重自我建构理论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关系,对 3种自我进行直接探讨,并且可以避免以上两种方法带来的问题。

本研究在梳理分析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以往关系自我研究中,一般会侧重于重要他人的研究。其中,家人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羁绊,对于自我具有极其重要的生存价值和繁衍价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动阐释了中国社会对这种价值的重视。而Cai,Sedikides和Jiang (2013)在新近的研究中也指出了家庭自我在关系自我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呼吁对于家庭自我应该予以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选取的关系自我是家人。此外,考虑到本国总体上属于父系社会,与以往ERP研究选取的关系自我对象为父亲(Chen et al.,2013;Fan et al.,2013)相同,本研究重点关注父亲这一角色。集体自我则选取前人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国籍这一对象。

2 方法

2.1 被试

有偿招募大学生19人,10男9女,年龄21～28岁,平均年龄为24岁,所有被试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神经系统疾病史,无脑部外伤史,均为右利手。实验完成后给予一定报酬。

2.2 材料

实验材料由启动‒靶子刺激对构成。启动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我”启动,该类别下包含 3个子女的名字,分别是被试自己的名字、本国熟悉他人的名字和外国熟悉他人的名字,如“小布什”。第二类为“家”启动,该类别下包含 3个父亲的名字,分别是被试自己父亲的名字、本国熟悉他人的父亲的名字和外国熟悉他人的父亲的名字,如“大布什”。第三类为“国”启动,该类别下包含两个国籍的名称,分别为“中国人”和被试熟悉的其他国家的名称,如“美国人”。靶子内容和“我”启动的内容一样。被试在正式实验之前需要完成一份《自由书写人名问卷》,该问卷包含了所有在正式实验当中会用到的人名。

八类启动对应9种实验条件,每种实验条件下又分为一致和不一致两种情况,总共 18种实验条件。其中,“我”启动和“家”启动对应的6种条件下,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各为 50个试次,不一致条件下两个子类各为 25个试次。由于本实验只对一致条件下的行为和 ERP结果感兴趣,为了分离出一致条件下“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本国熟悉他人”这两种条件,所以“国”启动对应的两种条件下,一致条件和不一致条件分别设为100个试次。

2.3 程序

被试来到实验室之后,首先阅读和签署“被试知情同意书”,做好EEG采集之前的准备工作之后,每个被试单独在一个灯光柔和且隔音的房间里,端坐在距离计算机屏幕大约70cm的一张舒适的椅子上完成实验。

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要求被试完成一份《自由书写人名问卷》,主试会根据被试提供的人名对实验材料进行相应的修改。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1.0编程。刺激呈现在屏幕中央,背景为灰色,字体均为30号,黑色Courier New体。所有试次呈现刺激的顺序如下：首先呈现注视点“+” (随机250～350ms),紧接着呈现启动刺激(随机1000～1200ms),之后是一个随机250～350ms的空屏,然后出现靶子刺激,该靶子刺激设置为按键消失,最长呈现时间为 2000ms,待被试做出反应后,出现1000ms的空屏,之后开始下一个试次。

被试需要又快又准地对启动和靶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具体来说,当启动为“我”启动时,被试需要判断启动和靶子是否是同一个人;当启动为“家”启动时,则需判断启动和靶子是否是同一家人;当启动为“国”启动时,则需判断启动和靶子是否是同一国人。是按“一致”键,不是按“不一致”键。在正式实验前,主试详细跟被试解释实验任务,确保被试完全理解实验任务之后,再进行 24试次练习以供被试熟悉实验程序。

在正式实验中,被试共完成1000个试次,各种实验条件下的试次混合在一起,随机呈现,每个区组 200个试次,区组之间设置休息,被试休息完了之后开始下一个区组。

2.4 数据的记录与分析

实验通过 E-prime 1.0呈现刺激,记录和收集行为数据。使用NeuroScan Synamps2 脑电记录与分析系统采集和分析脑电数据。 采用 64导Ag/AgCl电极帽记录头皮62个电极位置的EEG以及水平眼电(HEOG)和垂直眼电(VEOG),电极排列按照国际10-20标准。水平眼电记录电极放置于两眼外眦外侧1.5cm处,垂直眼电记录电极放置于左眼眶上下1cm处。以左侧乳突为参考电极,对侧乳突为记录电极,前额接地。AC采样,采样频率为500 Hz,滤波带通为 0.05～100 Hz。头皮电阻小于5 kΩ。对记录到的原始脑电数据转换为双侧乳突参考,剔除眼电伪迹。分析Epoch为1200ms (含靶刺激前200ms作为基线)。去除超过±100 μV的伪迹,叠加平均得到每个被试在每种实验条件下正确反应的 EEG (叠加次数均在 38次以上)。对得到的ERPs数据进行30 Hz (24dB/oct)的无相移数字滤波器滤波。

根据以往研究,本研究目的以及ERP总平均波形图,对于ERP数据只分析3个参照对象“我”、“家”、“国”一致条件下 N1 (50～130ms)、P2 (130～220ms)、N2 (220～320ms)和 P3 (320～600ms)的平均波幅,选择 15个电极位置,分别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3(参照层面：“我”,“家”,“国” )×5(电极位置：额区即F3/Fz/F4,额中区即FC3/Fz4/FC4,中央区即 C3/Cz/C4,中央‒顶区即 CP3/CPz/CP4,顶区即P3/Pz/P4)×3(单侧化：左脑即 F3/FC3/C3/CP3/P3,中脑即Fz/FCz/Cz/CPz/Pz,右脑即F4/FC4/C4/CP4/P4)。方差分析的p值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校正。

3 结果

2名被试的脑电数据伪迹过大,1名被试的数据采集不完整,该 3名被试的数据被剔除,最终用于行为和ERPs统计分析的被试为16人,9男7女,年龄21～28岁,平均年龄为23.9岁。

3.1 行为结果

对正确率进行3(靶子：自己、本国熟悉他人、外国熟悉他人)×3(启动类别：“我”、“家”、“国”)×2(一致性：一致、不一致)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后发现,并无任何显著效应。

剔除错误反应试次以及大于3个标准差的反应时数据之后,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只对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分析。

对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3(靶子：自己、本国熟悉他人、外国熟悉他人)×3(启动类别：“我”、“家”、“国”)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靶子(

F

(2,14)=21.47,

p

<0.001,partial η²=0.754)和启动类别(

F

(2,14)=4.12,

p

<0.001,partial η²=0.936)的主效应均显著,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4,12)=3.17,

p

=0.054,partial η²=0.514。对启动类别的事后多重比较表明,当靶子是自己时,“我”层面的平均反应时(560.97ms)显著小于“家”层面的平均反应时(662.45ms),

p

<0.001,且显著小于“国”层面的平均反应时(704.24ms),

p

<0.001。“家”层面的平均反应时也显著小于“国”层面的平均反应,

p

=0.007。当靶子是本国熟悉他人时,“我” (611.48ms)、“家” (683.49ms)和“国” (783.14ms)层面的平均反应时之间均差异显著,

p

<0.001。当靶子是外国熟悉他人时,“我” (717.84ms)、“家” (678.77ms)和“国” (758.93ms)层面的平均反应时之间均差异显著,

p

<0.001。

3.2 脑电结果

由于本研究的实验目的是对自我进行探讨,因此脑电结果只呈现靶子为自己时,“我”,“家”和“国”一致条件下的对比情况。

N1：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电极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F

(4,12)=29.24,

p

<0.001,partialη²=0.66,单侧化的主效应显著,

F

(2,14)=5.63,

p

=0.02,partial η²=0.45。对电极位置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发现,额区诱发了最负的 N1 (‒3.77 µV)。对单侧化的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中线诱发了最负的 N1(‒2.38µV)。

P2：

参照层面的主效应显著,

F

(2,14)=6.57,

p

=0.01,partial η²=0.48,其他各因素的主效应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

s <2)。对参照层面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发现,“国”层面的 P2平均波幅(2.82 µV)显著大于“家”层面的P2 平均波幅(1.71 µV),

p

=0.006,也显著大于“我” 层面的 P2平均波幅(0.84 µV),

p

<0.001,“家” 层面的 P2 平均波幅显著大于“我”层面的P2平均波幅,

p

=0.032。

N2：

参照层面和单侧化的交互作用显著,

F

(4,12)=6.02,

p

=0.005,partial η²=0.286,其他各因素的主效应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

s <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我”层面下中脑的N2平均波幅(3.56 µV)显著小于右脑(2.97 µV),

p

=0.028。

P3：

参照层面的主效应显著,

F

(2,14)=7.77,

p

=0.005,partial η²=0.526,电极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F

(4,12)=10.74,

p

=0.001,partial η²=0.417,其他各因素的主效应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

s <3.5)。对参照层面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我”层面的 P3 平均波幅(6.6 µV)显著大于“家”层面的 P3平均波幅(5.17 µV),

p

=0.001,也显著大于“国”层面的 P3 平均波幅(3.96 µV),

p

<0.001,“家”层面的P3平均波幅显著大于“国”层面的P3平均波幅,

p

=0.004。

图1 一致条件下参照对象为自己时的“我”,“家”,“国”ERP总平均图

图2 一致条件下参照对象为自己时的“我”,“家”,“国”ERP地形图

4 讨论

本实验通过类似于启动的范式,利用时间分辨率达毫秒级的 ERP技术,对 3个参照对象关于“我”、“家”、“国”概念的加工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发现,在行为指标上,正确率和反应时符合我们的假设,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Gaertner et al.,2012),对不同的参照对象来说,均表现出中国人的个体自我相对于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加工优势,还有关系自我相对于集体自我的加工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研究所使用的实验任务的有效性。

在脑电指标上,结果表明,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无论是P2还是P3都表现出参照层次的加工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 3个成分的参照层次的加工差异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对于P2平均波幅来说,集体自我显著大于关系自我且显著大于个体自我,对于 P3平均波幅来说,个体自我显著大于关系自我且显著大于集体自我,这说明,当参照对象是自己时,个体自我并非在加工过程当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早期加工中,可能“家”或者“国”这种对个体自我至关重要的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加工更占主导,一直到后期加工阶段个体自我的重要性才突显出来,占据更多认知资源。

以往研究表明,自我相关信息在早期就会表现出加工优势(Müller &Kutas,1996;Tacikowski &Nowicka,2010),这与本实验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前人研究在研究自我时,往往关注的是个体自我层面,采用的研究策略通常是把自我跟其他人进行比较,如名人、陌生人或者一般熟悉他人。本研究立足三重自我建构理论,把自我进一步细分,探究自我的3个成分：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各自的加工特点,并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它们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而得出更加精细的结论。

P2成分可能反映了对刺激特征的快速侦查,易敏感的刺激会得到更多关注(Thorpe,Fize,&Marlot,1996),另外,生物重要性更强的刺激也更容易得到注意(Carretié,Mercado,Tapia,&Hinojosa,2001),但是这种注意缺乏高级的认知加工和认知控制资源的分配(Dehaene &Changeux,2011)。对于P2来说,和本研究采用相似实验材料的研究发现,自己名字比“中国人”诱发了更大的 P2波幅和更长的P2潜伏期(Chen et al.,2011),集体自我和个体自我均诱发了更大的 P2且差异不显著(Chen et al.,2013),这也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实验范式的不同所致,Chen等人的实验采用的是三类 oddball范式,该范式虽然是一个经典范式,但是用来研究自我,特别是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不要求反应的试次过多会极易导致被试的参与度下降,另外,该范式只是简单呈现词汇标签,只是呈现“中国人”三个字的话,可能并不会使被试意识到这三个字和自己的关系,不对这种国籍身份进行凸显的话,很难说明“中国人”这三个字就是代表了集体自我。而本实验的范式很好地避免了上述缺点,被试由于是对启动和靶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当启动为“中国人”时,靶子为被试自己名字时,被试很容易就会把国籍身份和自己联系起来,从而启动被试的集体自我。

N2通常被认为与注意的转换机制相联系(Folstein &van Petten,2008),对于N2来说,本实验并未发现当参照对象为自己时,“我”,“家”和“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表明当被试在加工“我”,“家”和“国”时,并未出现注意的转移,这三重自我具有相同的生物重要性和心理突出性。正是因为被试把这三重自我同等视之,均包含在自我结构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以往研究发现,集体自我比个体自我诱发了更大的 N2,个体自我和集体自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N2和P3的加工阶段(Chen et al.,2013),这也可能与实验任务的不同有关。

P3通常被认为是人脑在晚期加工阶段对中枢控制加工的朝向反应(Campanella et al.,2002;Compton,2003),对于P3来说,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了当参照对象为自己时,个体自我在晚期加工中的优势地位,这也和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Gray,Ambady,Lowenthal,&Deldin,2004;Miyakoshi,Nomura,&Ohira,2007),这也与Chen等人(2013)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在 P3上个体自我相对于集体自我的优势效应,进一步证实了 P3在自我研究中的有效性。

本研究使用 ERP技术,在认知神经层面上首次把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对比,探讨三者的加工时程特点,并首次使用启动范式的变式对三者的加工优先性进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为以后该领域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研究还需要更多地使用该范式来进行研究,以进一步为该范式在探讨三重自我建构加工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三重自我建构理论的研究,为三重自我建构理论中的争论提供新的解答。本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情境性假设的观点,但是对该假设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结合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中国人的三重自我建构究竟哪种自我占据加工优势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加工阶段,对自己的个体自我加工并不一定始终保持优势地位,在加工的早期,自己的关系自我占主导,然后是集体自我占主导,直到加工后期,个体自我才逐渐占领加工优势。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反思和改进之处。首先,本研究只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可能会得出更加有趣和有意义的实验结果,本研究的结论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其次,关系自我中涉及的关系种类繁多,本研究中只选取了可能对被试来说最具意义的家庭自我来进行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对关系自我进行进一步细化,分类型进行深入探索。最后,未来研究还需要探索相关的额外变量,以期得出更加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Cai,H.J.,Sedikides,C.,&Jiang,L.X.(2013).Familial self as a potent source of affirmation:Evidence from Chin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4

(5),529‒537.Campanella,S.,Gaspard,C.,Debatisse,D.,Bruyer,R.,Crommelinck,M.,&Guerit,J.M.(2002).Discrimination of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in a visual oddball task: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59

(3),171‒186.Carretié,L.,Mercado,F.,Tapia,M.,&Hinojosa,J.A.(2001).Emotion,attention,and the 'negativity bias',studied through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41

(1),75‒85.Chen,J.,Yuan,J.J.,Feng,T.Y.,Chen,A.T.,Gu,B.B.,&Li,H.(2011).Temporal features of the degree effect in selfrelevance:Neural correlates.

Biological Psychology,87

(2),290‒295.Chen,J.,Zhang,Y.X.,Zhong,J.,Hu,L.,&Li,H.(2013).The 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versus the collective self:Evidence from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Neuroscience Letters,535

,30‒34.Chiao,J.Y.,Harada,T.,Komeda,H.,Li,Z.,Mano,Y.,Saito,D.,Iidaka,T.(2009).Neural basis of individualistic and collectivistic views of self.

Human Brain Mapping,30

(9),2813‒2820.Compton,R.J.(2003).The interface between emotion and attention: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2

(2),115‒129.Cross,S.E.,Hardin,E.E.,&Gercek-Swing,B.(2011).The

what

,

how

,

why

,and

where

of self-constru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5

(2),142‒179.Dehaene,S.,&Changeux,J.P.(2011).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conscious processing.

Neuron,70

(2),200‒227.Eisenberger,N.I.,Lieberman,M.D.,&Williams,K.D.(2003).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302

(5643),290‒292.Fan,W.,Chen,J.,Wang,X.Y.,Cai,R.H.,Tan,Q.B.,Chen,Y.,Zhong,Y.P.(2013).Electrophysiological correlation of the degree of self-reference effect.

PLoS One,8

(12),e80289.Fan,W.,Zhang,Y.X.,Wang,X.,Wang,X.Y.,Zhang,X.Y.,&Zhong,Y.P.(2011).The temporal features of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evoked by national flag.

Neuroscience Letters,505

(3),233‒237.Folstein,J.R.,&van Petten,C.(2008).Influence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mismatch on the N2 component of the ERP:A review.

Psychophysiology,45

(1),152‒170.Gaertner,L.,Sedikides,C.,Luke,M.,O'Mara,E.M.,Iuzzini,J.,Jackson,L.E.,&Wu,Q.P.(2012).A motivational hierarchy within:Primacy of the individual self,relational self,or collective self?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8

(5),997‒1013.Gaertner,L.,Sedikides,C.,Vevea,J.L.,&Iuzzini,J.(2002).The" I," the" we," and the" when":A meta-analysis of motivational primacy in self-defin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3

(3),574‒591.Gray,H.M.,Ambady,N.,Lowenthal,W.T.,&Deldin,P.(2004).P300 as an index of attention to self-relevant stimuli.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0

(2),216‒224.Johnson,C.,Gadon,O.,Carlson,D.,Southwick,S.,Faith,M.,&Chalfin,J.(2002).Self-reference and group membership:Evidence for a group-reference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32

(2),261‒274.Leary,M.R.,&Tangney,J.P.(Eds.).(2012).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2nd ed.).New York,NY:Guilford Press.Miyakoshi,M.,Nomura,M.,&Ohira,H.(2007).An ERP study on self-relevant object recognition.

Brain and Cognition,63

(2),182‒189.Müller,H.M.,&Kutas,M.(1996).What's in a name?Electrophys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spoken nouns,proper names and one's own name.

NeuroReport,8

(1),221‒225.Onorato,R.S.,&Turner,J.C.(2004).Fluidity in the self-concept:The shift from personal to social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34

(3),257‒278.Reis,H.T.(2008).Reinvigorating the concept of situ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12

(4),311‒329.Sedikides,C.,Campbell,W.K.,Reeder,G.D.,&Elliot,A.J.(2002).The self in relationships:Whether,how,and when close others put the self “in its place”.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12

(1),237‒265.Sedikides,C.,Gaertner,L.,Luke,M.A.,O’Mara,E.M.,&Gebauer,J.E.(2013).A three-tier hierarchy of self-potency:Individual self,relational self,collective self.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8

(1),235‒295.Sedikides,C.,&Brewer,M.B.(2001).

Individual self,relational self,collective self

.New York:Psychology Press.Smith,E.R.,&Semin,G.R.(2007).Situated social cognit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6

(3),132‒135.Tacikowski,P.,&Nowicka,A.(2010).Allocation of attention to self-name and self-face: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84

(2),318‒324.Thorpe,S.,Fize,D.,&Marlot,C.(1996).Speed of processing in the human visual system.

Nature,381

(6582),520‒522.Wang,G.,Mao,L.H.,Ma,Y.,Yang,X.D.,Cao,J.Q.,Liu,X.,&Han,S.H.(2012).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close others in collectivistic brain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7

(2),222‒229.Yang,X.(2012).

The relational self-reference effect and its brain mechanis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杨孝.(2012).

关系自我参照效应及其脑机制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

湖南师范大学,长沙.]Zhang,L.,Zhou,T.G.,Zhang,J.,Liu,Z.X.,Fan,J.,&Zhu,Y.(2006).In search of the Chinese self:An

f

MRI study.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49

(1),89‒96.Zhao,K.,Yuan,J.J.,Zhong,Y.P.,Peng,Y.S.,Chen,J.,Zhou,L.P.,&Ding,D.Q.(2009).Event-related potential correlates of the collective self-relevant effect.

Neuroscience

Letters,464

(1),57‒61.Zhu,Y.,Zhang,L.,Fan,J.,&Han,S.H.(2007).Neural basi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self-representation.

NeuroImage,34

(3),1310‒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