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蛙》男权的削弱

内容摘要：莫言的小说《蛙》借作家蝌蚪的视角，运用四封书信和一幕话剧的形式，展现了作为乡村妇产科女医生姑姑50多年的人生经历，从而反应出中国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推行带来的变革，直触人心。小说通过作家蝌蚪和日本杉谷义人的四封信来讲述姑姑的一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看待在东北高密乡生活的人们从建国初期到计划生育实施再到改革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松动的人生百态和交织在其中的人性的复杂与光辉。而在这一段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与姑姑、王仁美、小狮子这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的对立的蝌蚪这一男性人物在小说中猥琐、怯懦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蛙》 男性人物 女性形象

小说《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民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1]，自打小说出版以来就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其以独特的男性视角来观察姑姑这个医术高超、爱恨分明、刚硬有力的女性形象。除了被现在学者津津乐道的被莫言塑造非常成功的以姑姑万心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小说中的蝌蚪这个人物形象也值得我们深思。

蝌蚪原名万足，乳名小跑，蝌蚪是他的笔名。小说以他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以写给日本杉谷义人的四封信和一幕话剧展现了以姑姑万心为核心人物，东北高密乡为背景的生活变迁。而在莫言的笔下，蝌蚪相对于姑姑万心、王仁美、小狮子、陈眉的果敢，可以说蝌蚪是很中庸、忍耐的活着的。

一.自我的深刻拷问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作家，但是比起姑姑万心的雷厉风行和前妻王仁美的泼辣决断，“我”显然缺少了男性的决断和刚强，而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式的犹豫和怯懦。王仁美偷偷怀了二胎，家里人基本上都知道，唯独“我”蒙在鼓里，直到被揭发才知道，劝说王仁美打胎无效后很快就选择生下来，去说服姑姑，可姑姑态度强硬，“我”却无可奈何；姑姑要抓王仁美打胎，“我”没有强硬的站出来保护她，而是默默跟着姑姑去抓王仁美，从而后来间接的导致王仁美的死亡；王仁美死后，姑姑要““我”娶小狮子，尽管我不喜欢她，但是因为姑姑说适合，“我”还是顺从的答应了；小狮子背着“我”代孕，虽然一开始很生气，可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顺其自然，归根结底“我”内心也是想要一个男孩，只不过这些隐秘的想法被小狮子实行了，“我”还冠冕堂皇的斥责她。“我”是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带有自古以来知识分子苟安、顺从、怯懦的中庸的思想烙印。在刻画蝌蚪这个形象时，其实莫言也是对自我的毫不留情的拷问，反省自己身处于当时那个环境下，自己求全安稳的心理。莫言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蛙》这部小说也是我自己对人生几十年的回顾，在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掩藏着很多个人的私念和私心。《蛙》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重要的意义是面对自我，是面对自己内心进行挖掘，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2]可以由此推断出蝌蚪正是莫言以自己为原型，加以艺术的虚构变形塑造出的一个人物形象。姑姑万心也是莫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姑姑，确有其人。可见这部小说相对于《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魔幻色彩浓重的小说较高地还原了现实。小说《蛙》于2009年出版，莫言正直44岁已过了不惑的年龄，现在可以去掉伪饰站在一定的历史的高度对过往发生的事情进行反思，拷问自己的灵魂。这正巧应了莫言所说：“每个作家最后面的肯定是自我，所谓一个作家的反思、文学的反思，最终都是要体现在作家对自己灵魂的剖析上。如果一个作家能剖析自己灵魂的恶，那么他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眼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3]

二.对现实的深刻反映

从1986年出版的《红高粱》开始，莫言开始寻找对民族血性的力量，他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英为主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敢爱敢恨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的枷锁，彰显了人性美。特别是戴凤英临死前的一段话：“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我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4]一段酣畅淋漓的自白，道尽了个人的极端自由。显然，他塑造这些土匪式的英雄正是要给孱弱的中华民族、现代人庸庸碌碌的生活状态开一剂良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享乐主义涌入中国，国人经济上富裕了，但是在精神追求上越来越匮乏。在1995年出版的《丰乳肥臀》更是以一个恋乳癖上官金童的视角来写，他是中西混血儿，也是当代中国的影射，西方的文化大量涌来，中华民族在精神方面没有越来越强大，而是越来越孱弱，反而是哺育了中華民族的母亲历经磨难，顽强生存。再到《蛙》中的蝌蚪，本来是带着正义追赶抢钱的小男孩的，在被小男孩和两个凶悍的女人污蔑围攻后，狼狈逃跑，最后只能装死来躲过一劫。在对警察的哭诉控告失败后，是阿Q式的自我消解。他劝诫自己：“这是上帝在考验我，忍了吧，能忍则安，我是胸有大志的人，我是正在创作一部话剧的作家，这些遭际和感受，都是上等的素材。大人物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就是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之苦难、之屈辱……就这样想着，先生，我感到心胸开阔了，呼吸顺畅了，眼睛明亮了，力气慢慢恢复了。”[5]蝌蚪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在北京人民剧场的遭遇毅然回到家乡，就是想有尊严的生活，没想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却完全变了样，为蝌蚪熟悉向往的淳朴的高密民风被充满现代气息的生活改变，袁鳃和小表弟名义上开了牛蛙养殖场，实际上却是代孕公司。传统伦理道德正在被商业化、利己主义所取代。而“我”面对这种情况，虽然气愤却也不知不觉中成为消费者。可以说08年的高密正是现代中国的缩影，正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物质与利益的夹缝中，国人的精神艰难生存，正如蝌蚪式的慢慢被侵蚀而不自知，唯唯诺诺、首鼠两端、自我消解，逐渐沦为精神的侏儒。吴义勤说：“莫言的《蛙》并不是要理性的探讨、批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6]小说后半段，莫言恰恰表示了对现代生活的担忧，对现代国人生存状态的一种鞭挞。

三.对女性的歌颂

莫言对《蛙》中的男性形象都着墨不多，陈鼻、袁腮、郝大手、秦河都是浮光掠影，一闪而过。而相对于男性人物形象，莫言在很多作品里都表现了对女性毫无保留的赞美和歌颂。莫言说：“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女儿。”[7]《蛙》里的核心人物万心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她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行计划生育前期，她凭借高超的医术为高密乡的产妇们接生，非常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非常落后的接生方法。这是她人生的黄金时期，她是活菩萨，是送子娘娘。第二个阶段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姑姑是公社卫生院妇科主任，并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身体力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经她的手2800个未成形的生命终止孕育，甚至间接造成了张拳的老婆、侄媳妇王仁美、王胆的死亡。她掌管生育和死亡，是象征着女娲一样的存在。尽管在后期她残害了无数生命，莫言后来也点出了“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8]正是这样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才激起读者对她的喜爱，因为她如此真实。而莫言对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喜爱，也正是对生育的崇敬，对孕育的崇敬。王仁美、小狮子、陈眉、王胆都是围绕着生育而凸显其性格特征。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塑造了一个有八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形象，他毫不掩饰对上官鲁氏的赞美，上官鲁氏既有莫言母亲的缩影，更多的是祖国母亲的缩影。从清朝后期到新中国建立后的风风雨雨，历经磨难而踽踽独行。可以说，莫言对女性的赞美其实是对生育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对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赞美。因为有女性，所以有生育，才有传承。“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9]

四.结语

在莫言的《蛙》中可以看到对以蝌蚪为代表的男性权利的削弱和对女性毫无保留的赞扬和歌颂。这其中不乏作者对自我的反思和揭露更是对当前国民孱弱的精神的批判。莫言通过对蝌蚪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寓意不可谓不深远。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

[2]莫言.莫言文集：蛙[M].作家出版社，2012.

[3]莫言.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莫言.红高粱.花城出版社[M]，2011.

[5]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6]吴义勤.原罪与救赎[J].长篇小说选刊·特刊7卷，2010.

[7]莫言.小说的气味[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8]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9]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介绍：张佳雨，郑州大学文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