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西方传统真理观的超越

骞 真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真理观的超越

骞 真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无非是一部围绕真理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思辨的历史。一直以来，各个流派哲学家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对真理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是每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不可避免的任务。文章通过对比分析西方传统真理观中的符合论与融贯论，从而阐明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的形成过程与内涵，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实践理论的真理维度和对传统真理观的现实性超越。

真理；符合论；融贯论；实践论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哲学家作为众多职业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在面对如此多变的环境过程，寻找真理，追求真理，自然而然地成为其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印记。如柏拉图所说：“眼睛盯着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1](P220)由此，哲学与真理变得密不可分。真理问题首次在哲学史上出现可追溯到古希腊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区分。巴门尼德认为：“知识的两条路：一条路是只有‘有’存在，‘非有’不存在，这是确证的途径，真理在这条路上。另一条路是‘有’不存在，‘有’必然是‘非有’关于这个完全是非理性的道路。”[2](P293)在这里，巴门尼德通过分辨意见和知识来区别存有与非有的区别，这也使得哲学第一次具备逻辑分析的萌芽。自此以后，真理问题就成为西方哲学家们不断探索的对象。

一、两种西方传统真理观

在对真理进行思辨与探讨的过程中，虽然各个流派的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陈述略有不同，但在整体西方哲学史上逐渐形成两种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符合论以及融贯论。

符合论主要强调事实与理论的一致性。这里的事实与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与客观，也就是说，当我们描述对象的时候，对对象所进行描述的命题和对象所处的状态是一致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理论是真的，这是真理。这一观点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一段话被认为是符合论的经典描述：“在对立的陈述之间不允许有居间者，而对于一事物必须作为一加以肯定或否定，无论它是什么。这首先对规定什么是真和假的人来说十分清楚。因为一方面，说在着的不是或不在的是人为假；另一方面，说在着的是和不在的不是的人则为真。”[3](P98)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用的“一”可以理解为必然的、无疑的，这里的目的在于对肯定和否定的解释说明，也可以理解为下判断。和巴门尼德的相似之处在于这样的描述其实更接近形式逻辑的表达方式，但就其质料来说仍然具有很大的符合论性质。

自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家们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沿袭了这样的真理符合论传统。尤其是近代经验论者们对其理论的传承，因为符合论本身就是通过经验的观察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离开经验符合论将失去支点，这也是符合论的弊端。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康德所提出的真理不是知识与对象的一致，而是对象能否与知识的一致性，虽然实现了认识论方面的“哥白尼革命”，但仍未跳出符合论的限制。

针对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观，近代以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为主的唯理论者们提出融贯论的真理观。融贯论是把真理理解为判断之间、命题之间、信念之间的融贯性。就是将命题放入系统中去理解其真假，而不是单纯地考察其个体。其中，黑格尔的整体真理观称得上是融贯论的典型代表。“真理，作为一个实存，其真实的形态只能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体系”[4](P3)。这就是典型的融贯论思想，在研究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中抽掉了客体自身的存在方式，而将客体放置在整个系统中做出判断。融贯论认为实存的现实的事物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不能仅仅把客体看成一个抽象的表征，必须将其放在整个体系或者与其他事物的融贯中去肯定事物及其真理。

符合论与融贯论在哲学的历史上都具有很大的价值，然而，二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弊端。符合论的最直接的缺陷在于其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在判断客体与理论是否一致之前，我们就已经对客体做出名称的规定，这个客体的名称不是其本身就有的，而是主体所赋予其上的概念，而后符合论又认为，这个被规定的客体与所赋予名称的理论相符合，然而它忘记了，理论本身不是客体自在的，而是之前所赋予客体的。而融贯论的错误在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却把经验不可靠作为批判符合论的依据，用纯粹的理性来解释真理。这就完全割裂了主客体之间的联系，并且忽略了真理的特殊性，试图通过系统的普遍性为整个范畴提出普遍的真理，这就忽视了主体的实践性。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5](P134)。因此，对于真理的问题，既不能在纯粹的理论方面观察，又不能脱离理论而只看客观事物，必须站在实践的角度去理解，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

二、马克思实践论真理观的形成与内涵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根本标志，同时也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标志。“从前一切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P133)。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从而阐明了自己哲学与之前旧形而上学哲学方面的根本不同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其实践理论诞生的标志，然而一个理论的形成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其必然有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性过程，对其实践论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实践论真理观的价值。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过程都离不开三部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并认为这三部著作分别代表了马克思实践观的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和成熟时期。毫无疑问，这三部著作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但是本文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这三部作品的重要性，而是马克思实践观的形成过程中另外两部常被忽略的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

关于马克思实践理论的萌芽代表通常都被认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忽视了马克思于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通常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被认为是马克思颠覆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然而却没有看到其实践观的内容。马克思在“序言”中的阐述的内容虽然并不多，但其思想的转折点已经非常明显，“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想象的历史和自己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不仅批判这种现存的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因此，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5](P7-8)。这里的法哲学是具有否定意义的哲学，因为它带有神圣、封建的性质，是和黑格尔那种国家的概念属于同一种东西，而马克思在这里就提出要用实践去推翻它，而不是在思想领域之内做斗争，必须同现实相联系。“如果说，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只有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反过来说，德国人之所以有可能从现实人抽象出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整个的人”[5](P9)。这句话和“提纲”中第一条的表达方式很接近，只是此刻的马克思还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实践观念，再比如，“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P9)。“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P16)。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思想已经转变，只不过以往的研究仅仅注意到发生马克思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却忽视了这里马克思实践观点的转变，显然，这个阶段的马克思已经有了实践观的萌芽，随后才是“手稿”中我们所看到的实践思想的进一步转变。

除了“手稿”中的实践理论的观点，《神圣家族》也贯穿着一些实践论的线索，“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他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6](P191)。与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同，马克思在这里用尘世的物质生产和天上的云雾来比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且批判了“神圣家族”从自然界以及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实践之外去寻找历史过程的思辨本质，此时的马克思的视野已经从早期的青年黑格尔派完全转向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这是一种根本方法的转变，是一种以实践为真理维度的转变。

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经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最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全形成。作为其实践真理观的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之前提到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P134)。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早期知识分子范围内的普及，实践真理观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比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7](P284)，到最后才发展成为我们熟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实践真理观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实践真理观是以实践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以实践为真理维度，既不对对象进行词句上的解释，也不强调真理的特殊对象，而是用实践去衡量真理所具备的尺度，用实践检验真理的价值。

三、马克思实践论真理观的现实性超越

真理作为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后，其内涵也会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更完满、更成熟的领域。在当今时代下，各个有关真理的派别层出不穷，这不仅歪曲了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有关真理的讨论，还将真理问题置于功利主义的边缘。而马克思实践论真理观批判继承了西方传统真理观的合理内核，将实践这一概念作为整个真理问题的支点和着力点，并吸收传统的符合论与融贯论，是对真理问题在当今时代下的最好的解释，真正地实现了真理问题的现实性超越。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实现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以客体是否符合命题为出发点，因而只看到真理的相对性和特殊性而忽略了真理的普遍性。而融贯论则过于强调真理的绝对性，只是将真理作为一个体系去了解，并没有看到其相对的一面，尤其是黑格尔的整理真理观彻底地脱离了真理的相对性方面。真理就其历史来看，所谓的绝对性是具有相对性的绝对性，其整个是受实践所制约的相对真理构成的我们看到的绝对真理。而相对性也是相对于真理的绝对性而言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二者在实践的制约下对立统一地存在于主客体的统一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以实践为标准，以主体为尺度，从根本上实现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这是对以往传统真理观割裂二者关系的一大超越。

其次，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蕴含深切的人文关怀色彩。传统西方真理观都是对客观的事物做出自己的规定，而忽略人这一主体的价值，把人这一主体抛弃在真理问题之外而完全忽略真理的主体性因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离开人所谓的真理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而马克思用实践来衡量真理的标准，其本质是以人为衡量真理的标准，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本人极大的人文关怀色彩。当然，这也是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背景中正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道主义理想的失落，从而成为激发马克思思想的动机。马克思一生的追求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大部分的著作中无不暗含着对人的关注，而实践的真理观作为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更是人文关怀的直接体现，这对于传统的只关注客观真理是一种新的超越。

最后，马克思的实践论真理观实现了对以往西方传统真理观的认识论超越。无论西方的是符合论还是融贯论，在对真理问题做解释的时候都没有脱离认识论的范畴，而只是在词句的范围内与真理打交道，当离开词句便得不出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它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发音、一个单纯的名称，因为它是通过谓词来肯定主体的意义。而马克思的实践论并没有对真理的具体内容做出详细的解释和描绘，只是对检验真理的标准做出规定，即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说是真理。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140)这是一种对西方传统认识论的彻底颠覆，从西方几千年来在形而上学的哲学范围的讨论里跳了出来，以实践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为真理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尺度，从而真正地实现对传统西方真理观的超越。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苗力田.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刘馨元]

2016-12-19

骞真，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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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292(2017)01-0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