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熟人社会人情异化及其治理——基于恩施州“整酒风”的考察

卢飞



农村熟人社会人情异化及其治理——基于恩施州“整酒风”的考察

卢飞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基于湖北恩施州“整酒风”的调研表明：农村社会人情异化主要体现在人情仪式的异化和人情性质的异化，其主要表现为人情往来中的“要面子”、“拉关系”与“谋财”等异常行为；乡村社会原有的人情往来面临着规范缺失和控制弱化，加之人情往来中的面子焦虑和利益博弈、熟人社会礼尚往来的人情环境阻碍了有效赏罚的实施，进而导致人情异化问题的产生。要有效治理这种人情异化现象，必须建立回归人情常态的有效规范，规范村民人情往来的自主权；构建人情规范管理体系，进而实现有效赏罚的实施。

熟人社会；人情异化；治理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侵蚀以及农村社会的转型，村民的思想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农村社会传统人情文化受到冲击，“人情标准”也朝着碎片化方向发展，致使部分农村地区的人情往来出现了异化现象，即在人情仪式上和人情功能上出现一些不符合农民日常生活惯常的现象[1]。这不仅侵蚀着农村淳朴的社会风气，滋长了各种传统陋习，还使农村人际关系染上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进而导致人际关系日趋离散与分化，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当前学界对农村社会人情异化现象主要从宏观的社会变迁和微观的个体化视角两方面进行研究。前者强调人情异化是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后果。杨华、欧阳静基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视角，指出人情变异容易在原子化的农村地区发生，人情法则变化的结构性力量丧失，而国家建构的规范又没有成为普遍的行为规范[2]；贺培育、黄海则指出市场化原则逐渐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在人情面子的权力寻租中，人情面子观的情感性成分消减，工具性的经济利益交换成分凸显[3]；张秀琴等认为，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传统性等特征的人情社会也在向具有开放性、进取性和革命性等特征的理性社会转变[4]。个体化视角研究者更加强调人情往来过程中行动者的主观倾向性，相对忽略了客观社会环境对人情异化的影响。贺雪峰认为，在当下农村人情交往过程中，行动者普遍遵循着名和利异化的逻辑[5]；谭伟梅认为，在农村社会的人情往来中，“情感性”动机逐渐弱化，“功利性”动机日趋上升[6]；余练认为，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逐渐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日益加剧的趋势，村民之间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7]。

文献的回顾与梳理表明，相关研究将人情异化的原因更多归于社会结构变迁、人情市场的开放与行动者的个体化等层面因素，虽然对人情异化有相当的解释力，却忽视了宏观和微观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强调社会行动是个体权利和社会规范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个体总是按照社会规范去行动，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是有价值的行动；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则是“越轨行为”或“异常行为”，必须要进行有效规范[8]。当前农村社会中的人情异化现象，显然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异常行为。要想真正理解农村社会的人情异化现象，必须把个体权利与社会规范这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即既要关注个体自身的问题，更要把农村社会规范作为重要影响因素来予以关注。有效规范实现的前提是个体确认他人有权要求控制他的行动和封闭系统中有效赏罚的实施，其出现的过程是：个人行动(微观)→规范(宏观)→实施赏罚措施于个人或个人遵奉规范(微观)[9]。按照这一逻辑，有效规范理论可以对农村人情异化现象进行解释，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研究视角。

为探讨人情异化成因与有效规范的议题，笔者选取恩施州部分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自古以来该地区就有红白喜事要“整酒”热闹的民俗。以增强村民之间亲密感为诉求的“整酒”自然无可厚非，然而现在部分村民为获取高额人情礼金设立各种“整酒”名目，给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每户除婚丧嫁娶外，每年还要吃“无事酒”送礼支出最低约为3 000元，最高的甚至达到上万元，约占家庭总支出的60%①。恩施部分农村地区的人情异化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部分村民“无事整酒”的现象较为突出，如家里建房倒层板就要整一次酒，父亲大寿几个儿子轮流整酒，致使“无事酒”歪风肆虐；二是当地存在“隐蔽性”的人情仪式，不同于以往大操大办的人情仪式，部分村民甚至发展出“中间人”来联络村民到指定酒店或帮忙传递人情礼金，以促使人情往来的完成。

笔者拟在对恩施州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基于有效规范理论视角对当地“整酒风”的人情异化现象进行分析，并探寻其治理策略。所使用的质性材料主要来源于对恩施州普通村民和村干部的实地入户访谈，还有一些材料来源于部分网民在论坛或贴吧上的讨论与看法。

二、人情异化的主要表征

以往关于人情异化的研究更多地是从人情费用增加、人情名目增多、人情范围扩大、人情关系的不稳定等几个方面来论述，笔者主要从“要面子”、“拉关系”与“谋财”等方面来阐释其人情异化的主要表征。

1．人情仪式异化：“面子”观念盛行

在传统农村社会的人情活动中，仪式是核心，是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如宗教仪式可以形成集体意志并有利于社会整合[10]，而人情仪式同样也可以唤起村民之间的“共同情感”，从而强化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近年来，恩施农村地区的人情仪式出现“去传统化”现象，即人情往来中传统的联络情感的仪式逐渐异化为村民中的“面子”观念。豪华高档的酒宴和高额的礼金收入逐渐成为村民关注和攀比的焦点，部分有实力的村民通过置办豪华酒宴和讲究各种排场，来获得村庄面子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乡村能人ZAQ在家为儿子办生日宴，摆了 60 桌左右的酒席，村民几乎全部到场，包括以前不存在人情来往的村民都参与“送人情”；而且ZAQ以前是在外做生意的，其生意上的朋友较多，到场人数不少于500 人。ZAQ置办的酒席质量高档、排场较大，并给“送人情”的客人都准备了大礼包。这个宏大的场面立刻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谈资，村民都觉得 ZAQ儿子的生日宴办得很有面子。这让ZAQ自己也颇为自豪：“本来大家都是要面子的，再怎么说咱在村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办事不能显得小气了，容易让别人笑话。”

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人情仪式大操大办可能还承受得起，但这种“要面子”行为，也刺激了其他村民，他们也开始模仿，有的甚至不惜借钱来举办“豪华型”人情仪式。村民DWE的家庭收入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下，消费水平一般，但为了庆祝孩子上大学(专科)，他在高档酒店给孩子办升学宴，而且凡是来参与送人情的客人都会有礼包，包括40元每包的香烟和糖果等礼品，这远远超出其消费能力和一般升学宴的标准。DWE让升学宴成为其“面子竞争”的手段，而且最终的花费远远超出所收的礼金总额，给自己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对那些被迫送人情的村民来说更加是有苦难言，村民LZY说：“以前还是婚丧嫁娶等大事才办酒席，现在的人情仪式哪是用来拉近感情、维持关系的啊，明显就是圈钱的嘛，一家接一家，一次又一次的，碍于面子吧，你躲都躲不掉。”

村民LCG是位76岁的老人，见证了村里近几十年人情消费和人情仪式的变化。在问及对村内人情消费变化的看法时，老人说道：“以前村里有人结婚，婚礼热热闹闹的，婚姻仪式也是经由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而现在村里大事小事都大操大办，为了显示身份和财力，办酒席的档次越来越高，有的家庭结婚用车高达15辆，请个流动歌舞团都要万把块。”

当地部分村民“无事整酒”行为使得人情往来充满炫耀性，成为村民“面子”的重要体现。如ZAQ办高档酒席，彰显了自身财力和社会地位，并在乡村场域的面子竞争中获得一种畸形满足；而对部分家庭来说，主动把大部分可支配收入用于“整无事酒”，如DWE超出自己经济实力办升学宴,同样也是一种要“面子”行为。而对那些勒紧裤带主动参与“送人情”的普通村民来说，归根到底也是熟人社会中的“面子”行为。

2．人情性质异化：“拉关系”与“谋财”的工具

中国是人情社会，人情往来兼具社会性和经济性：一方面是村民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再生产；另一方面，村民在随礼过程中又体现出理性计算的特点，具有一般经济行为的特点，同时也起到互相帮助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就使得人情消费独具中国特色[11]。农村社会传统的人情来往相对稳定，村民之间基本上是按规矩办事，通过人情仪式有选择性地维系和强化社会关系，人情中的“关系通过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得以再生产”[12]。这也是乡村社会关系得以维持、延展的一种有效途径。而现阶段部分村民把人情往来作为“拉关系”和“谋财”的工具性手段，打破了人情交往的平衡和稳定性。当下人情往来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加强交流、增进情感，而是朝着“拉关系”和“谋财”的功利方向异化，成为村民谋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村民ZCR说：“现在的人盖个楼甚至要请五次酒——打地基一次，浇第一层楼板一次，浇第二层楼板一次，浇第三层楼板一次，装门框刷墙壁一次，整酒成了‘募集资金’盖楼的一条捷径。”他提及此事一脸无奈：“恩施现在少部分人的确脸皮子厚，变着花样整酒。首先他不告诉你做什么直接叫你去吃饭，等到了指定地方已近百来人了，主人就坐大厅收人情礼金，没有专门写人情账的，本人吃到过好几家这样的人情酒了，实属无赖。平时关系好，不去吧今后见面尴尬，去了吧又觉得特别吃亏。”村主任YT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民风纯朴，大家走亲戚，即使是有人整酒，我们也就是背篓里背点鸡蛋、腊肉或其它土特产。”“后来，慢慢演变成不但婚丧嫁娶要整‘母酒’，升学、搬家、生日、满月、开张也要整‘子酒’，还有的人家利用‘中间人’偷偷整酒，把人情当成了捞钱的手段，百元大钞成了菜票，这样无休无止的人情债将所有人都旋进去了。”

通过对上述几位村民和村主任的访谈可知，部分村民打破常规增加人情名目，如“盖个楼整五次酒”、“子酒”、“母酒”等等，其“无事整酒”主要目的是为了“捞钱”。更为讽刺的是，村民整酒由原来的公开敲锣打鼓转为家庭聚会，后来逐渐发展为网络化组织整酒，即整酒之人与被请之人无需见面，由“中间人”帮忙递“红包”，这种隐蔽性的人情往来既达到了圈钱敛财目的，又避开了严禁整酒的条规律令。而大多数村民即使对“无事整酒”的圈钱行为有不满也不会当面表达出来，仍然努力维持着彼此间的人情关系；尤其是面对村庄能人“无事整酒”时，他们甚至主动“送人情”，希望相互之间能“沾”上关系，如ZAQ儿子的生日宴，村民几乎全部到场，他们就是实践着“尽量贴上去”的关系逻辑。这充分说明村民间人情交往的功利意识日益增强，而感情因素、伦理观念从维系人际关系主要纽带的地位上逐渐淡化和消失。至此，人情往来过程中的情义尽失，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利益往来。

三、人情异化的诱因分析

科尔曼借用行动者控制权的范式对有效规范进行了界定：首先，规范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行动者之外的其他人拥有影响行动者的权利；其次，有效规范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措施。而转型期的农村社会，面临着控制弱化和社会失范的现实问题；受人情行动外在性的影响，村民的行动权利无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出现盲目从众的“无事整酒”行为；还有熟人社会中礼尚往来的人情环境阻碍了有效赏罚的实施，导致规范的社会约束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人情异化问题。

1．社会规范约束力弱化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地区，部分农民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理性意识逐渐增强、行为选择带有工具导向的特征；再者，现在的农村地区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特别是中青年群体大量流向城市，致使村落过于疏化和人口结构变化，政府公共服务无法下沉[13]，加之村落熟人社会的消解和经济理性原则的渗透，直接导致过疏化的乡村社会规范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局，直接导致了人情异化现象。

首先，原子化的农村社会弱化了传统社会的交往规范。恩施地区的部分村民长期在外务工，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经历着市场化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迁，传统社会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人际联接的纽带作用逐渐弱化，传统人情往来的社会规范的制约因素逐渐消解，使得村民从乡村共同体的交往规范中“游离”出来，以致于他们开始纯粹工具性地看待人情往来，一方面通过大操大办、讲排场的行为来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置办各种“无事酒”达到“谋财”的目的。因此，恩施州部分农村地区打破了传统规范和平衡，村民之间这种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情往来，使得相互之间很难形成关系长久、稳定的预期，进而加剧“整酒风”的盛行。

其次，经济理性原则向农村社会渗透，侵蚀了传统社会的人情规范。在日益开放的乡村社会，受到现代消费主义的不断侵蚀，部分村民的人情消费观念逐渐发生改变，而经济理性原则更是将人情往来直接带入利益化的交换时代，致使传统的人情规范无法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部分村民就会借此契机整无事酒来谋利。经济理性使得部分村民觉得送出去的人情必须要在短期内收回，要不然自己就会在人情往来中处于吃亏的状态，因此出现越来越多为收回人情礼金而办的酒席。这不仅导致人情消费升级，还加剧了乡村人际关系的功利化，进而导致陷入利己主义的小圈子，致使“无事整酒”越来越严重。

另外，族群认同的消弭却也带来了乡村人情规范的弱化。恩施州地处武陵山区，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文化习俗相互交融，民风民俗也都在经历着深刻的改变，进而导致各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渐消失，共同体的特质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了跨越民族差异的村落共同体。但在市场和国家权利的双重冲击下，村落共同体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规范，不能很好地形成约束和整合各民族的行为习惯，很难达成一致行动。因此，尽管族群认同的消弭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大了各个民族村民间的人情往来，却没有形成一致的人情规范来对村民“无事整酒”加以约束和管制。

基于此可以看出，恩施部分农村在流动性加剧、经济理性原则侵蚀和族群融合的过程中，村民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原有乡村社会的人情规范正在逐渐失去约束力，人情和道德不再具有引导与制约村民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功能，而与新形势相适应的理性社会规范尚未建立或无相应的约束力，新的乡土社会秩序难以形成，为“整酒风”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成为当地人情异化的重要原因。

2．面子焦虑与利益博弈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人情往来是互惠的交往行动，整不整酒或参不参与也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行动自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在当前农村社会的面子焦虑和利益博弈中，人情仪式和人情性质发生异化，部分村民把整酒作为敛财和炫耀的手段，严重损害其他村民的利益，致使部分村民为防止“吃亏”而盲目跟从与效仿，致使“整酒风”屡禁不止。

村民LYH：“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看望父母。70多岁的母亲告诉我，她这个月‘送人情’已经花了1 200元，左邻右舍、远亲近戚的，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不去面子上过不去；去吧，资金吃紧、也是勉为其难。今年我妈都送了7 000多块钱，我妈和我爸马上满70岁了，他们下半年也想整个酒，把送的人情收回来。从老妈的言谈举止中，我明显感觉到了她的压力和无奈。”

村民XDY：“没办法啊，你不整酒有人整啊，有些人就是这么不自觉，他们纯粹通过整酒来赚人情礼金，但我们不能一直往外送不回收，经济上也吃不消啊，这不新修了楼房嘛，我们也该办个酒宴庆祝一下啊。”

村民们的访谈，可以清晰呈现出其在整酒或参与人情往来中的行动逻辑：乡土社会实质上是一种人情社会、面子社会，熟人之间不去肯定不行；而本来不存在人情关系的“左邻右舍、远亲近戚”如果送来“请柬”拒绝参与，当再和事主见面时大家都会觉得很别扭，自己也会觉得过意不去，这就会对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多数家庭在人情来往中，更多的是碍于“面子”而跟风送人情，并不会因为别人办“无事酒”而拒绝参加。

另外，部分村民整酒并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庆祝，而是为了回收礼金，在这个人情往来过程中，情感性意义式微、功利性意义凸显，如果村民总是处于“送人情”的状态，无论是面子竞争还是经济收益都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村民LYH的母亲就竭力要求整酒。在乡村文化场域中，热闹的整酒场面和炫耀性的人情仪式，不仅能证明主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而且还可以赚取大量的人情礼金，所以对于其他人情参与者来说，最佳的策略当然是“以牙还牙”。于是，部分村民在个体利益偏好的驱使下，大胆地、不厌其烦地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整酒，“无事整酒”便成为大家共同的占优策略，最终在这个“要面子”的乡村场域中，村民逐渐卷入人人痛骂而又人人参加的“无事酒”游戏中，致使整酒深陷“囚徒困境”，并形成“整酒风”。

3．熟人社会“法治“与”礼治“冲突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并不是依靠外在权力来推行的[14]，而是从教化中形成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而“无事整酒”行为的出现恰恰反映出乡村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弱化和缺失，社会约束力缺失，要想遏制“整酒风”就需要借助外在的权力来规范。针对恩施州“无事整酒”现象，当地政府曾在全州开展狠刹“违规整酒风”专项治理活动，提倡移风易俗，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遏制部分村民借“整酒”之名行“敛财”之实。这主要是因为法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部分村民不同程度的反对，即“法治”和“礼治”产生了冲突，传统的熟人社会环境不利于有效规范的实施。

最近，鹤峰县村民TZL在为整酒的事发愁，前几个月他已经送人情近3 000元。目前他家正在修建楼房，他打算通过整酒把送出去的“人情账”再收回来，下地基的时候已经举办酒席，现在楼房封顶了又要整酒，被村书记制止，TZL表示：“在村里，人情往来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我们是利用自己合法的财物来进行整酒，你凭什么说是‘无事酒’啊，难道我家盖房子不该有乔迁之喜吗？再说了，这本来就是讲究人情往来的，我们人情送出去了，难道不该收回来吗？”

村民LYJ认为：“人情往来嘛，来不来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况且这种选择并不违法。若说整酒涉及到铺张浪费，那也只是个人的生活作风和品德问题。可以提倡人情活动中杜绝大操大办、减少浪费就好，但你不应该禁止整酒啊？”

利川某村书记TXW说：“他们瞎整酒、变着花样整酒，包括升学、盖房子、办寿宴等，把人情关系利益化，根本就没有人情味；但是针对他们这种事你也没法管，他们觉得遇到这种喜事就该庆祝一下，而且大家都在这样做，也是多年传承下来的民风民俗……。”

村书记TXW指出当前恩施地区人情异化的现状，并指出了“禁酒令”在熟人社会中的实施困境，而村民TZL和LYJ则表达了他们对“禁酒令”的不满：TZL觉得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应该是长期稳定的人情关系、应该遵循礼尚往来的人情规则，自己家盖新房子办酒席庆祝乔迁之喜是人之常情，是符合乡村社会人情规则的，而“禁酒令”的实施让他们的人情账有去无回、至少是近期无法通过整酒来收回，这让他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吃亏的状态。而村民LYJ则认为人情往来是个人的私事，是人情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应该多加宣传和引导，而不应该搞“一刀切”或利用政府权力加以干预。

当地政府狠刹“违规整酒风”的专项治理行为不仅没有获得被惩罚者的支持，同时也没有得到部分深受其害的村民支持。被惩罚的群体反抗依据是在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自己有权利决定参不参与整酒，而政府的“禁酒令”有何依据呢？正如吴毅所说，“法治精神虽然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的思想和生活层面，但是，当在某个特殊的事件中法与情处于悖论的两端，且依法处置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会影响到熟人社会的基本生存秩序和伦理之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可能不但不会选择法治，反而会躲避法治”[15]。因而地方政府无法实现对“无事整酒”的村民的有效惩罚，进而产生人情异化现象屡禁不止。

四、人情异化的治理策略

人情异化的实质就是人情往来成为村民炫耀和谋利的工具性手段。传统乡村社会，人情规范有足够的社会约束力，村民处于“我想”整酒却“不能”的状态；而农村社会处在社会转型阶段，村民在人情来往中，其行动自主权的滥用和有效赏罚无法实施致使人情往来的有效规范无法建立，社会约束力缺失，进而出现“我想”并且“我能”无事整酒，导致人情异化问题的产生，所以要想人情常态回归就要围绕村民的行动自主权和有效赏罚来探寻相关治理策略。

1．规范村民人情往来的自主权

人情仪式的炫耀性和人情性质的功利化，使得村民在人情行动中容易受到他者的影响，处于一种盲目跟风的状态，造成“整酒风”、“无事整酒”等现象的出现。要有效规范村民自主权，必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治理。

首先，政府要引导、规范农村的整酒行为。主要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和村庄公示栏等信息平台，积极倡导农村开展移风易俗、不操办婚丧嫁娶以外的其他各类整酒活动，或通过开展“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专项清理活动，规范整酒当事人的自主权，可以有效减少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现象。

其次，改造和重塑村庄中良性的人际关系，培育良性人际交往规范。一方面，家有红白喜事，邻居、亲戚朋友到场，这是从古至今民间的传统习俗礼节、人之常情，但是不要碍于面子而不去拒绝吃无事酒；另一方面，人情往来是一个“欠人情-还人情”的循环往复过程，不能因为暂时的人情付出就觉得自己处于吃亏的状态，就谋划“无事整酒”获取人情利益来达到眼前的利益平衡，这样只会导致 “无事整酒”现象愈演愈烈。

2．构建人情规范管理体系

在恩施州的宣恩、利川、咸丰和鹤峰等地调研过程发现，利川和咸丰县的“整酒风”愈发普遍，而经由政府和村民联合实施规范措施的鹤峰和宣恩，尽管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受到部分村民不同程度的反抗，整酒风却得到有效的治理。因此，若想促使农村人情来往常态化，当地政府就要应该与村庄内“公”的力量的紧密结合来构建人情规范管理体系，进而促进有效赏罚的实施。

第一，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和党员移风易俗的带头作用，以约束和治理村民“无事整酒”行为。村干部和党员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决抵制“无事整酒”的不正之风，起到关键性的模范带头作用。第二，积极组织和发动村里有声望的长者对“无事整酒”行为进行制约，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具体赏罚细则，以此遏制部分村民的私利膨胀，约束部分村民的“无事整酒”行为。第三，当地政府是村治主体，对村民有一定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应通过完善村规民约，让村民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并从面子观、人情账中解脱出来，从而将乡村人情往来维持在一个相对均衡、相对规范的状态。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构建起“村干部+有声望的长者+村规民约”的人情规范管理体系，并通过加强管制、强化监督、有效赏罚等系列措施，形成长效管理机制，进而有效遏制“整酒风”的泛滥。

注释：

① 相关数据来源于恩施州鹤峰县统计以及经管部门作的入户调查。

[1] 宋丽娜．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1：34．

[2] 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对当前原子化农村地区人情的一项考察[J]．中州学刊，2011(5)：117-121．

[3] 贺培育，黄海．“人情面子”下的权力寻租及其矫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57-60．

[4] 张秀琴，司汉武，张利国．人情社会与理性社会[J]．理论月刊，2009(6)：69-72．

[5]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7．

[6] 谭伟梅．试论当前农村人情消费的“关系化”倾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8)：60-62．

[7] 余练．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J]．人口与社会，2014(1)：60-65．

[8] 佟庆才．帕森斯及其社会行动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1980(12)：60-62．

[9]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14．

[10]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49-561．

[11] 金晓彤，陈艺妮，王新丽．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行为的特征与基缘——以豫南杨集村为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123-129．

[12] 王雨磊，王宁．人情债与人情味：农村宴席中的关系再生产[J]．中州学刊，2012(4)：107-111．

[13] 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9(7)：28．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15] 吴毅．情理还是战胜了法治[EB/OL].http://mp.weixin.qq. com/s?__biz=MzA3NzIwODA1MQ==&mid=400036751&idx=1&sn=fe8916a0fd765b630bc5bc8aa1a2cc97&scene=0#rd．

责任编辑：曾凡盛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n acquaintance community and its governance:Based on the survey of “Zhengjiufeng” in Enshi of Hubei province

LU Fei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of “Zhengjiufeng” in Enshi, Hubei province,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mainly reflects in the alienation of ceremony and property, which mainly manifests as the abnormal behaviors, such as “Yao -mianzi”, “La-guanxi” and try everything for money, etc. The original humanity pattern in countryside faces the trouble of norm deficiency and control feebleness.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of favor actions affects the right of villagers' independent action, the courtesy demands reciprocity in humanity environment hinders the effectiv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which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According to deep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the issu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advice to govern the alienation: to establish effective norm returning to normal humanity to regulate the rights of humanity of villagers, to complete the public principles in rural society to implement effectiv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cquaintance community; the alienation ofhumanity; governance strategy

10.13331/j.cnki.jhau(ss).2017.04.012

C912.82

A

1009–2013(2017)04–0078–07

2017－05－3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11&ZD036)。

卢飞(1989—)，男，安徽泗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