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经济动因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

赵海月 韩 冰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经济与管理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经济动因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

赵海月 韩 冰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以新通讯技术和数字化网络引领的经济社会变革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最为显著，它不仅使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发生了阶段性的新变化，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对于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三降一去一补”所需要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数字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革动因归于数字化和网络化产生的影响；“技术资本主义”把其革新因素归因于技术革新对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认知资本主义”则认为这种革新的动力是知识和创造力的正外部性；“资本主义4.0”同样把知识和高新技术作为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制高点。这些因素成为驱动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新生事物，而是因为它们在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或者说是主导地位，从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变革。随着新通讯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的联动作用，打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壁垒，非物质化经济的影响将会逐层递进式地由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联动作用中必然面临着同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结构和价值模式等方面的转型升级。

数字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4.0

随着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以新通讯技术和数字化网络引领的经济社会变革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最为显著，它不仅使当代资本主义形态发生了阶段性的新变化，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分析梳理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及其经济动因，正确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三降一去一补”所需要的新动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认知展现

在众多关于资本主义新形态或新阶段的论述中，比较主流并且得到多方面认可的观点，既有以数字化发展为重心的“数字资本主义”，也有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的“技术资本主义”，还有以非物质劳动为出发点的“认知资本主义”。甚至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过了危机的阵痛转型期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4.0”阶段，等等。

(一)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是由美国学者丹·希勒在其著作《数字资本主义》中系统提出来的。这位美国传播学教授首先从电信史的发展为起始点叙述了引起数字化革新的互联网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并把这种发展的根本原因归于美国工商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扩展业务范围的需求与美国政府顺应这种需求所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随着跨国公司在海外分支机构的发展，在把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带去的同时也带去了电信网络技术和设备。因此，发端于美国的网络技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脚步走向了全球。其次，丹·希勒分析了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广告、营销、商品与服务领域之后对资本主义的市场、消费与流通领域的阶级结构产生了三重变革，即“整个媒体界，其中包括因特网，正在经历一场三重转变：从‘大众’营销转向‘阶层’营销，从国家营销转向跨国营销，从广义性营销转为个性化营销。”*[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最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以一种前瞻性的视角阐述了网络技术对传统高等教育制度的渗透与冲击，并指出由于公司教育的迅速发展，公司教育向高等教育渗透的趋势不可逆转。同时，提出了教师讲课提纲的版权问题、教师在实行公司化管理的高校中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

丹·希勒并没有确切定义“数字资本主义”，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状态，即“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丹·希勒成功地抓住了资本主义当前发展中最突出的特征——数字化，并且对其在媒体、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和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但是，他只是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和阶段性总结，并没有对数字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轨迹进行前瞻性的展望或预测。同样，他对数字化在传统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冲击和教育模式公司化的趋势做出了精准的判断，并提出了高校教育中的版权和知识产权的新问题，却没有结合高校教育机构的特殊性提出针对这些新问题的协调解决路径。由此，我们不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理论，但其准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新动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技术资本主义

“技术资本主义”一词，并非道格拉斯·凯尔纳首创，但他对技术资本主义的阐释却是最为全面的，不仅包括了经济学，而且也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时代经历着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重组、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各种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既给我们生活、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又对我们认知和改造世界提出了新挑战。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定位新技术的本质并探究其社会影响效应，“重新定义自然、社会和人类现实，需要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图绘来描述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文化认同性和体验的出现”。*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六卷)，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在经济方面，凯尔纳采纳了Luis Suarez-Villa对“技术资本主义”的理解，认为其是建立在技术革新基础之上的新市场资本主义形式，尽管这种新形式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的发展趋势却有增无减。“正如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有形的原材料、工人和资本，技术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无形’与‘创新’”。*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六卷)，杭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在其之上，机器设备和技术等固定资本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比例逐渐高于可变资本投入比例，并逐渐取代工人劳动力的这种变化作为“技术资本主义”到来的标志。

凯尔纳特别强调了当前美国、西欧等国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这一社会阶段，社会性质虽然未发生改变，却不同于以往社会，技术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以一种新组合(new configurations)的方式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凯尔纳还运用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辩证法分析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将导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并且创造许多新的社会组织、文化和日常生活模式，技术创新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等内在经济规则将继续支配生产、分配、消费，并且持续影响社会、政治、文化领域，资本仍然作为支配性力量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中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而且，由于现今大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资金大多来自企业，新技术的应用范围依然由资本投向决定。

尤其是技术资本主义中的政治和文化也被技术所影响，使得技术和资本主义重组，最终表现为技术政治和技术文化这一批判理论。在技术文化现象产生的过程中，文化将不再由宗教、社会习俗、伦理原则等因素决定，技术成为影响文化的主要因素。虚拟社区的发展作为技术文化社会的一大特征，会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不断扩展促进技术文化现象逐渐扩大。凯尔纳还更为侧重计算机、信息和媒体技术这种具体的狭义层面的对政治的影响，既关注传统模式的公众讨论和印刷媒介，也关注计算机网络和电子媒介对政治的影响。同时，还强调了技术政治对民主变革的积极作用。他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首先服务和保证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公司的利益；保证教育引导公众的作用，而不是操纵或愚弄他们。

凯尔纳很准确的把握了技术在资本主义现阶段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及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并且初步把“无形”和“创新”作为这一阶段区别于之前的鲜明特征，虽然避免了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倾向，但是其理论中更多的偏向了技术革新通过电子媒介和计算机网络对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而缺乏更深层次的关于造成和扩展这种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因素。虽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政治和技术文化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由先进劳动力带动的生产关系变化的表象。凯尔纳对“技术资本主义”批判性地阐述，尤其是他对其依然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精准定位，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新变化、新特征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认知资本主义

“认知资本主义”是由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扬·穆里耶·布唐和他的同事共同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新阶段的论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经济不断非物质化，“获取知识和创新的收益成为积累的核心问题，并且在生产利润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非物质的知识产权和知识成为具有新价值的无形资本正在逐渐取代部分有形资本。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人与物变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智能的复杂整体，人们的劳动已经从注重结果的生产向着过程转移，向着生产性劳动转移，从人类工作的劳动力分离到一种“由计算机武装起来的创新活动的大脑以活动的方式用互联网链接起来”。*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2011，Pvii.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断地根据阶级斗争和技术条件变化而改变自身形式从而实现了“总体的范式转移”，依此将资本主义划分为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作用下，建立在非物质资本积累之上的“认知资本主义”，“就如同起源于大曼彻斯特工厂的工业资本主义打破了实质为奴隶制为基础的重商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现在开始显现一种前所未见的规模产生。”*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2011，p48.

在定义什么是认知资本主义时，穆里耶·布唐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另一种资本积累制度，这种积累由成为核心价值和产生核心价值的知识组成，并指出了其某些标志性特征。首先，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数据发展使得非物质比重的增长不仅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在社会合作互动认知的过程中创新型知识形成的无形资产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技术进步不再依靠外源性资源，而更多的是由知识拨款和技术的使用成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关键变量。集体智慧跨地区合作范式的加强，使得“头脑间合作”的不断增长，这也意味着劳动力能量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逐渐下降，工业大机械式的死劳动转向了日益增长的创新性活劳动。“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被定义为用商品生产商品，那么认知资本主义就是通过知识生产知识并且通过生活生产生活。”*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2011.p55.其次，劳动分工和它的组成部分也再次发生了变化，已经变为更多的运用脑力劳动，劳动分工趋向由复杂工作变为单一工作，并根据知识概念分离人工执行。这种变化导致了传统的生产和销售概念已经被颠覆，已经不能用简单的用资本或劳动力的尺度衡量商品的价值，更多的加入了多元性投入因素，如“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再次，随着市场的日益复杂，管理不再仅仅通过规模经济工具，而更多的寻求于学习型经济的发展。曾经是基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基准的个人绩效概念正在随着经济转型而逐渐衰退，而非物质性商品的发展也促使信息商品或知识商品呈现出其学习型过程、使用、折旧、增值以及专属征用条件等与物质商品不同的特殊属性。这些都是非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化经济为基础衍生出的与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明显区别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发展为“认知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点，既涵盖了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的变化、价值模式的转变，也有知识经济对生产模式的冲击等。这些特征既是西方发达国家在非物质劳动影响下产生的标志性特点，也将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加快自身发展最活跃的动能因素。

穆里耶·布唐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阐述，一部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提出的，另一部分则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又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其抽丝剥茧式的理论分析，让我们对非物质劳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的日益非物质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而且在这种发展趋势当中创造力或者被称之为创新被放在了舞台中央，创造力作为认知资本主义最为活跃的生产力正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和变革。

(四)资本主义4.0

“资本主义4.0”是由英国的阿纳托莱·卡列茨基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总结，以及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进入4.0阶段的经济、政治、金融的变革和发展趋势的展望。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认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遵循某条固定规则运行的体系，“它是一种适应性体系，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当这一体系受到深刻危机的严重威胁时，便会演变为一种更适应新环境的新形势，以替代原有的形式。”*[英]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Pxi。我们也可以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不断波段式演进的体系，这一体系从各种危机中蜕变并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延续其自身和维系其发展。资本主义4.0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以不同的角度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把一次次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个节点，不断地作出调整以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进阶。阿纳托莱·卡列茨基把2007年到2009年间发生金融危机及其衍生事件视为第四次资本主义彻底转变的转折点，正如第三次资本主义转变的催化剂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危机，第二次资本主义的分裂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及第一次资本主义转变的基础是1803年到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他把这种第四次资本主义转变称之为“资本主义4.0”。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对资本主义每一个节点都做了细致的划分和解析。首先，资本主义1.0：古典资本主义繁荣发展了100年左右，起始标志为1776-1815年期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国富论》；1870-1914年期间资本主义经历了该阶段最为繁荣的美国黄金时代，或者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7-1932年期间是资本主义1.0的分化期，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分化的顶峰，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资本主义走向前所未有的崩溃。摆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我革新，要么绝迹于世。资本主义制度选择了变革和重生。蜕变于战时经济危机中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阿纳托莱·卡列茨基称之为资本主义2.0：起始时间为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金本位之时和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试行“新政”为标志；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1946-1969年期间这一凯恩斯主义黄金时代的阶段；而1971年国际货币制度的崩溃给资本主义2.0造成了致命一击，通货膨胀、能源危机、金本位制崩溃使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又一次挑战。在此次滞胀中诞生了资本主义3.0：起始点为1979年6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和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之后1984-1992年期间的撒切尔-里根政治革命和经济理论界的货币主义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了这一阶段的稳健时期；一直到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进入了又一个蜕变期，即将要开启的“资本主义4.0”阶段。

在应对2007-2009年期间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已经像从前一样开始适应新的环境，摆脱这一濒危体制的病态特征，像以往那样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手段。伴随而生的资本主义4.0已经清楚的表现出一个与以往都不同的自适应的混合式经济特征。这种混合经济将联合政府与企业合作，还会将正常的竞争市场审慎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地达到透明和高效，并能够针对变化的情况改变其体制结构、规则及经济原理以趋向一种平衡发展。在展望资本主义4.0的发展趋势中，阿纳托莱·卡列茨基把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定位在知识、高新技术和文化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上。其中，教育行业可能将会是政府最有可能退出的一个领域，成为服务供给增长最快的部门，但是学校到底是由公共部门经营还是私有企业经营好，目前尚不清楚。而全球金融寻求重新平衡的迫切性将会促使所有国家都会经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并且在不断尝试中形成新型金融体系，该体系既能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又能保留金融自由与革新的主要优越性。当然，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虽然只是在经济、金融、政治方面对“资本主义4.0”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但他对新阶段资本主义制度中市场和政府的全新混合式平衡发展关系的论述无疑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新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二、“非物质化”经济驱动的必然结果

“数字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变革动因归于数字化和网络化产生的影响；“技术资本主义”把其革新因素归因于技术革新对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认知资本主义”则认为这种革新的动力是知识和创造力的正外部性；“资本主义4.0”同样把知识和高新技术作为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制高点。这些因素成为驱动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新生事物，而是因为它们在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或者说是主导地位，从而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变革。不管是数字化或者是高新技术，归根到底都是知识和创造力相结合迸发出来的智慧结晶。知识和创造力通过人们的劳动包含在劳动产品当中，且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扩大、新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和知识产权的完善，这种生产非物质属性产品的劳动我们可以称之为非物质劳动。事实上，随着新技术和数字信息化的高速发展，非物质劳动的作用显著增强，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既包括传统服务行业广泛采用新技术扩大经营范围、改变经营模式，也包括新型应用技术、科研、信息、咨询、设计等行业成为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主流发展方向。同时，文化、娱乐、体育、旅游、保健、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部门的快速、多方位发展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非物质化”的新动能。

首先，在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上，非物质劳动已经具有明显区别于物质劳动的特征，非物质劳动生产者通过使用计算机、影像设备、VR、通讯等手段的应用来实现某种知识、体验、经验或者情感等直接作用在消费者身上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处在相同时间轴中的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和消费，不仅打破了传统工作时间的界限，而且突破了传统产品的原有价值模式。其关键不再是人类简单劳动力的支出，而是知识复合型创造力的支出；生产过程变成了增殖的过程；脑力劳动的社会化和其产品直接被纳入经济中变为商品的形式。这种特征在新科技和互联网发展基础上的后工业经济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并且这种特征不断地渗透进入工业部门，使得工业部门也不得不面临企业转型的革新。

其次，随着“非物质化”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业务的重点不再是确保生产过程的完成和检验以及对原材料市场的监督和协调，而是转移到建立在对信息的处理与协调基础之上的营销体验。企业生产的目的也不再是向消费者交付合格的产品，而是更多地为消费者提供高效长期的优质服务。产品的生产方式也突破了原有模式，尽可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甚至生产的数量和规格直接与需求挂钩。例如，淘宝某服装销售网店，在缝制出样板服饰之后开始接受消费者预定，消费者交付一部分定金或全款之后店家再组织批量生产或小规模个性化生产，最后在约定期限内把生产出的产品通过物流发货交付到消费者手里，完成整个交易过程。这种整合了消费者和市场信息的生产销售模式，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技术支撑、发挥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动性和创造性的市场。

再次，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价值模式正逐渐改变其形态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活动、社会心理和生活意识。人们不仅把“品牌”接纳为商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越来越把“数字免费”产品融入工作生活当中。“品牌”作为一个非物质要素使得我们在选择目标商品的时候，会倾向于购买价格更贵一些的品牌商品以保证在使用过程中能获得更有保障的产品体验和售后服务；而“数字免费”产品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以极快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大到操作系统Linux,小到各种应用软件，我们获得的新闻、音乐、电影、游戏和日常软件等都是免费的。当然“数字免费”产品并不是真的免费，其收费总是在其后续服务项目中或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广告商提供的广告费用中，其经济价值取决于与客户的长期联系。“品牌”和“数字免费”产品都是人们的非物质劳动与人们自身累积的知识和创造力相结合生产出的非物质产品，这种非物质产品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成为了变革经济体制的新动能。

以上非物质劳动及非物质化经济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甚至是人们的认知结构都具有革新性的改变。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人们的创造力随着知识、技术、文化等因素的积淀，逐渐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数字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4.0”等新形态论，看似正是这种迸发的递进式积累与社会、经济、生活联动而在社会经济制度上的表现。因此，在新科技和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中，凝结了人们知识和创造力的非物质劳动才是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的动力内核，而随之同步产生“非物质化”经济更是产业结构和价值模式变化和转型的新动能。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联动中，非物质化经济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变革性的新动能，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也会趋向最活跃的动力因素——非物质化经济。在中国，2015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4%”。*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6年3月18日第1版。非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化经济因为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符合发展趋势的必然要素，才能使之成为驱动第三产业升级和其他部门转型的动能。只有更好的理解和诠释非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化经济的特殊性以及这种发展产生的良性效应，才能正确分析把握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更好地进行和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非物质化经济驱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样化和阶段性的经济模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并不相同，但是，随着新通讯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化的联动作用，打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壁垒，非物质化经济的影响将会逐层递进式地由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联动作用中必然面临着同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结构和价值模式等方面的转型升级。对此，我们要分辨出非物质化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以及具有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能动良性效应，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非物质化经济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中消除了受生产者和销售者控制的独立信息与消费者之间的壁垒障碍，网络信息使得交易的透明度得以增加，深刻改变了市场经济机制。随着全新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关系的形成，我国正在朝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由消费者发起并主导的经济模式演进。市场正在分化成两个世界化市场：传统全球市场和电子全球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互补式发展加速了非物质化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的步伐。

其次，非物质化经济的发展更符合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产业结构变革的新动力。非物质化经济规避了传统工业经济高消耗资源及产生大量废弃物的弊端，不仅包括了以生产资本管理和开发而不是实物产品的交付作为中心的服务经济，而且也包括了以信息和新通信技术和以互联网为媒介实现的知识传递和跨地区集体合作产生的新兴行业。它为生态社会和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解决方案，也为产业结构变革提供了强劲动力。

最后，随着非物质劳动及其产品范围的不断扩展，非物质化经济不仅改变着传统服务行业，也改变着工业部门的经营模式，使更多的工业部门在制造设备的基础上转向为用户提供跟随产品终身的专业技能服务。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广泛应用，高技术服务业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上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并促使工业经济趋向更高级的形态、更复杂化和精细化的劳动分工、更合理化的产业结构发展。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相互交织的上升式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经济行为将向着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保障、知识传播、创意设计、生态旅游、娱乐消费等方面汇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已成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随着非物质化经济持续推动经济模式和价值模式的不断演变，作为与传统经济相异的“新经济”也将推动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声望，并且使中国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信心愈发坚定。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非物质化经济也展露出第一、二产业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作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非物质化经济不仅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在产业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同时也大幅度地扩展了非物质化经济发展的广度，为发展“新经济”和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优质动能。也就是说，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中国的非物质化经济必将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对此，现阶段既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平稳过渡，加快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也要增加知识技术积累、促进全民创新力的提升、完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和促进知识经济成熟化。“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6年3月18日第1版。以“互联网+”行动引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发挥传统全球市场和电子全球市场两个世界市场的互补性，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知识文化产业软实力，以非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化经济为驱动力，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使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使生活性服务业精细化，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社会面貌、生活水平和生态文明等实现整体跃升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

(责任编辑：栾晓平)

2017-02-06

赵海月，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 冰，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界下制度治党理论研究”(编号：16YJA810005)的部分研究成果。

F03

A

1003-4145[2017]04-01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