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蒋鹏翔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蒋鹏翔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仪礼注疏》；顾千里；经学文献

在《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的版本系统中，清嘉庆张敦仁刻本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究其文献价值，最突出者约有两端：(1)此前合刊本之分卷皆遵循经注本的结构，“散疏入注，而注之分卷，遂为疏之分卷”[1](P3)，张本打破此惯例，改以单疏本卷次为准绳，分五十卷。(2)此前合刊本无不辗转衍生自明嘉靖陈凤梧刻本，而陈本之经注实根据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等书摘录汇纂而成，[2]张本则首次将宋严州刻经注单行本与宋景德刻单疏本作为合刊基础，就其文献来源而言，相对于旧本可谓彻底重建。此两端经张敦仁《重刻仪礼注疏序》明白揭出，世已习知，但其编刊格式渊源何自，尚未见专门研究者。考论张本格式之来历，不仅有助于发现编者心曲，也是探明其成书过程的必经之路，今试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按张本虽系张敦仁出资刊行，实由顾千里任编校之责，故本文多举千里之名，望读者谅之)。

刊行于清嘉庆以前的《仪礼注疏》目前所知共有七种版本，分别为明嘉靖陈凤梧刻本、明嘉靖汪文盛刻本、明嘉靖应槚刻本、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万历北监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与清乾隆武英殿本。虽然后六种均以陈凤梧本为祖本，但在不断翻刻的过程中，其行款也在逐渐变化。陈凤梧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大黑口，双鱼尾；汪文盛本系覆刻自陈凤梧本，故二者行款格式全同；应槚本始改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李元阳本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北监本同李本；汲古阁本为左右双边，其余与北监本相同；殿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约而言之，陈凤梧本、汪文盛本是《仪礼注疏》的最初形态，应槚本是从十行本变为九行本的过渡环节，李元阳本则代表着九行本面目的正式确立，后之北监本、汲古阁本皆与李元阳本大同小异。只有武英殿本较为特殊，虽其本质上仍属于陈凤梧本的衍生品，但清代乾隆时期的官方学者已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校改，行数亦由旧本之九行变为十行(非复古之意)，所以其与李元阳本代表的九行本之间的承继关系体现得远不如北监本、汲古阁本那样明显，严格地说，武英殿本是一个较新但不是全新的独立版本，对于旨在探讨《仪礼注疏》形态流变的学者来说，缺乏参考价值，姑置勿论。

应槚本虽已改为九行，但其与陈凤梧本大同小异，仍然是正文每行顶格，注文作双行小字，且在注文开端无强调性的标识，故当视为从十行本到九行本的过渡版本。李元阳本则仅每篇经文首句顶格，其余均抬头空一格，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将经文下之注文改为单行，字体略小于经文，又在注文开端加刻阴文“注”字，以示提醒。后之北监本、汲古阁本均沿袭李元阳本的格式(惟北监本改“注”字标识为阳文，稍有变化)，故可认为李元阳本才代表着九行本面目的正式确立。纵观从十行本到九行本的形式变化，不难感觉到注文所受重视程度的显著提升。张本虽然是新编版本，其面目仍与以陈凤梧本为代表的十行本系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正文半叶十行，每行顶格，注文作双行小字，无特别标识，疏文开头均冠以用圆圈围住的阳文“疏”字，疏文的正文中经之疏文、注之疏文的开端均用一小圈与上文隔开等等。这固然可用于佐证主事者编刊张本时对古本面目的继承，但更深层的意义却是透露出其对后世九行本系统刻意强调注文的做法的不满，换言之，即使不便过于提升贾疏之地位，至少也应保持郑注、贾疏形式上的相对平衡。

张本为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与过去所有的《仪礼注疏》行款均有所不同。何以用此行款？因为主事者顾千里意在沿用当时视为宋刻(实为元刻)的注疏十行本的格式，[3]准确地说，是沿用“宋刻”注疏十行本之《尚书》《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的格式，而“宋刻”注疏十行本之《周易》《毛诗》《论语》《孟子》均为行十八字，又稍有不同。何以不列其余二经之行款？因为所谓“宋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并无《仪礼注疏》，仅用杨复《仪礼图》充数；至于《尔雅》，阮元《重刻宋板注疏序》明言自己当时未见宋刻合刊本，不得不据黄丕烈所藏宋刻《尔雅疏》重编，可知亦不在顾氏参考范围之内。张本与阮元所藏“宋刻”注疏十行本有何关系？顾千里代张敦仁编刊《仪礼注疏》，即因阮元据己藏“宋刻”十行本重刻《十三经注疏》之事而起。清嘉庆五年(1800)，阮元设诂经精舍于杭州[4](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称为“十三经局”[1](P4))，延揽学者校勘正经注疏。嘉庆六年(1801)，顾氏应邀赴杭州校经。嘉庆七年(1802)，其与同仁矛盾激化，被迫退出，返回苏州。[5]按顾氏所以有机会参与该役，应归功于当时主持汇校工作的核心人物段玉裁的推荐，段氏《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云：“虽阮公盛意而辞不敷文，初心语看完注疏考证，自顾精力万万不能，近日亦荐顾千里、徐心田两君而辞之。”[6]而其所以辞职，亦主要缘于其与段氏关于注疏合刊时间早晚的观点分歧。[7](P28-30)虽然可以肯定嘉庆初年汇校群经并编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阮元重刻注疏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因为阮刻注疏定本迟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方得成书，所以通常认为在汇校阶段，尚无重刻注疏的正式计划。果如此，则仅仅参与汇校且半途而废的顾千里亦应与重刻注疏之事无关矣。然而顾氏为张敦仁代作的《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序》却透露出一些特别的信息。[8]

南雍本世称十行本，盖原出宋季建附音本，而元明间所刻。正德以后，递有修补，小异大同耳。李元阳本、万历监本、毛晋本则以十行为之祖，而又转转相承。今于此三者，不更区别，谓之俗注疏而已。近日有重刻十行本者，款式无异，其中字句，特多改易，虽当否参半，但难可征信，故置而弗论。[1](P132)

其所称十行本，即阮元视作宋刻的十行本注疏，亦即嘉庆初年据以汇校群经的基础文献。顾千里称该本係元明间所刻，诚为笃论，但此观点必非经局中人乐于接受者，则当时顾氏与校经同仁争论之问题，除注疏合刊时间之早晚外，十行本朝代之归属恐亦是一端。《考异序》落款为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而云“近日有重刻十行本”，虽未明言，却不难推考。首先，在存世的据十行本注疏重刊的清代刻本中，无成书于嘉庆十一年之“近日”者。时间最接近的乾隆六十年(1795)和珅影刻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相去亦达十一年，显非“近日”。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嘉庆十一年前，阮元已开始重刻十行本注疏。

清乾隆时，卢文弨遍校群经，并率先提出注、疏、释文其初各自单行，后乃合刊，转增错讹之说。其乾隆四十六年(1781)《周易注疏辑正题辞》云：“余有志欲校经书之误，盖三十年于兹矣。……盖《正义》本自为一书，后人始附于经注之下，故毛氏标书名曰‘周易兼义’，明乎向者之未尝兼也。此亦当出自宋人，而未免失之卤莽。”[9](P85)乾隆五十六年(1791)《重雕经典释文缘起》云：“古来所传经典，类非一本，陆氏所见与贾、孔诸人所见本不尽同。今取陆氏书附于注疏本中，非强彼以就此，即强此以就彼，欲省两读，翻致两伤。”[9](P24)时人于是益知旧本注疏之不足据。嘉庆三年(1798)，卢氏弟子臧庸作《重雕宋本尔雅书后》云：“近日读经之士，多思重雕十三部注疏，而未见有发轫者，盖因资费浩繁，善本亦难一时具得。故镛堂意以古人校刊书籍，必得善本而勿参以己意，亦不取其兼备。试约同志于十三部中不拘经注义疏，得一宋本，即为重雕，无则宁缺，庶得友朋分任，力既纾缓，而所刊之书复无私智臆改之失，不数年间，十三部之注若疏亦可渐备。奚必一人一时合而为之，始称雄快哉。”[10]可见嘉庆初年学界已迫切期望重刻注疏，故汪绍楹云：“然则阮氏之立诂经精舍，辑《校勘记》，得谓非文弨启之哉。于是因校勘而择版本，因版本而议重刊。暨嘉庆初元，当时学人，已议者纷纷矣。”[7](P26)是阮元有重刻注疏之缘由。

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二云：“嘉庆十一年冬十月，纂刊《十三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成。”[11]《考异序》所云重刻十行本之时间为嘉庆十一年八月之“近日”，正与《校勘记》完成之时间相衔接。其间虽有数月之出入，考虑到《校勘记》卷帙浩繁，刻版必非短期可成，故在嘉庆十一年八月之前，《校勘记》当已基本定稿，随后开始重刻注疏，亦情理之常。是阮元有重刻注疏之时间。

阮元既访得多种“宋刻”十行本，卢文弨手校之《十三经注疏》亦辗转归于其手(萧穆《敬孚类藁》卷八《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云：“抱经先生手校十三经注疏本，后入山东衍圣公府，又转入扬州阮氏文选楼，阮太傅作《校勘记》实以此为蓝本。”)。[12]《校勘记》刊版始成，阮元云：“此我大清朝之《经典释文》也。”[11]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经过编撰《经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训练与协作，当时精舍中聚集的学有专长的经生数量更臻于极盛(以李锐、徐养原、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人为代表，顾千里时已退出)。无论文献资源还是人才储备，均能够满足重刻《十三经注疏》之需求。是阮元有重刻注疏之条件。

阮刻《十三经注疏》凡四百一十六卷，胡稷《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后记》称重刻历时不过十有九月(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秋)，[13]且《后记》罗列的以卢宣旬为首的江西地区辅助团队中无一人以经学见长，其学术能力较诸精舍群生相去不啻霄壤，仅仅依靠他们，要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全书的编校、刻版工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更从侧面证明阮元重刻注疏，必肇始于《考异序》所言之嘉庆十一年八月以前，而非阮氏自序所记之嘉庆二十年。

综合目前所见材料，我们可对当时情状作一推测：嘉庆七年，顾千里因与校经同仁矛盾激化，不得不中途退出，但此后顾氏仍继续关注经局事业之进展。阮元据己藏“宋刻”十行本注疏主持编撰《校勘记》，复欲据之重刻注疏，也可能在汇校过程中，就已开始讨论、草拟重刻注疏之体例、格式等问题，顾氏对此必知之甚详。了解相关背景后，再读顾氏《合刻仪礼注疏跋》，不难感觉到其中有深意在焉。

或问居士曰：“汲古毛氏刻十三经，凡十数年而始成，而居士云非善本也，古余先生合刻《仪礼注疏》，乃一大经而难读者，仅改岁而成，而居士云本莫善矣，何谓也。”居士笑曰：“吾语汝乎。夫毛氏仍万历监刻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善也。古余先生以宋本易之而精校焉，熟雠焉，此其所以善也。且其所以善，先生自序固略言之，曷不姑就所言，取此五十卷者并世所行者而读之乎。茍不能读也，抑读之而犹不能知也，则亦可以无与于论《仪礼》矣。若夫刊刻岁月，则迟而善可也，速而善亦无不可也，又岂深识者所当计耶。”问者不得居士之指而罢，遂举以书于后。丙寅。[1](P261)

顾氏就注疏文献所提出的观点，大多在今天已得到科学的证明，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即使是志趣相投的经局同仁，也多有反对其说者，甚至还因此迫使他中途退出。于是当顾氏从经局返回苏州时对黄丕烈发出这样的感慨：“近日喜讲古书者竟无其人，苏杭两处古书之多与讲古书人之多，杭远不如苏。此种话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14]其所谓“不能读”或“读之而犹不能知”之人，自应包括经局中固执谬见之诸公。顾氏性情刚烈，不易屈服，经此遭遇，必有以报之。既知阮元在汇校之后，拟据“宋刻”十行本重刊注疏，那么自己沿用“宋刻”十行本之行款，独力编校《仪礼注疏》，正可与彼燕行，世有能读注疏者，当可明辨高下。张本书末署“嘉庆十一年六月重刊行”，阮刻于嘉庆十一年八月之“近日”亦有成书，二者时间如此接近(张本或稍早)，断非巧合。当时阮刻十行本究竟刻成几种，今难确指(可能只是试印的样本)，然顾氏称其“款式无异，其中字句，特多改易，虽当否参半，但难可征信”，显然不及张本之精。此番竞争之结果有三：1、阮元重刻注疏之事暂歇。汪绍楹云：“阮氏之重刊宋本注疏，始因顾、段之争，轩然大波。从顾则茂堂实为前辈，袒段则义有未安。是以迟至二十年段氏殁后，始行肇工。”[7](P33)今知“肇工”实始于嘉庆十一年，则起初阮元似仍打算站在“袒段”的立场上重刻注疏，但张本的刊行凸显了阮刻样书的缺陷，且其缺陷在当时环境下难以得到妥善的弥补(不仅仅因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终于导致重刻工作搁浅将近十年；2、给阮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除夕阮元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序》时仍称：“徒以学力日荒，政事无暇，而能总此事(指编定《清经解》)，审是非，定去取者，海内学友惟江君暨顾君千里二三人。”[15]推重之情，一至于斯；3、张本成为阮元重刻注疏的底本。嘉庆十一年，阮元开始重刻注疏时，当如其自序所言，拟用宋刻单疏本与所见经注本合编《仪礼》，但当嘉庆二十年正式开雕《仪礼注疏》时，却改取张本作为底本。阮刻《仪礼注疏》因此成为其重刊《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种直接翻刻自同时代之新编本的经书。阮刻素以据宋本重刊为自身的最大优势，竟不惜作此更张，则其对张本的真实评价如何，已毋庸赘述。简而言之，顾千里沿用经局拟定的体例、行款，率先编出了更优秀的注疏合刊本，并用不指名的方式委婉地批评了经局几乎同时刊成的重刻十行本；阮元虽迫于人言，中止了与顾氏在校经事业上的合作，却最终决定直接采用顾氏新编之书作为自己重刻注疏的底本，只是同样刻意避谈其名号及底本之来历。彼此关注又彼此讳言，这种关系无疑是分外微妙的。

张本对书名的设置是其形式方面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张本之前，《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的分卷均同于经注本，经文分十七篇，合刊本亦分十七卷，故陈凤梧本及衍生自陈凤梧本的合刊本的正文卷端皆题“仪礼注疏”。张本则不然，其以单疏本之卷次为准绳，单疏本分五十卷，张本亦分五十卷，于是与经注本之十七卷产生分歧，顾千里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在经文十七篇的各篇首卷卷端上方刻“仪礼疏卷第几”，下方刻“仪礼卷第几”。这种做法自然会让人联想到“大题在下”的古书旧例。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三“大题小题”条云：“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如‘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此小题也，在前；‘毛诗’二字，大题也，在下。陆德明云：‘案马融、卢植、郑康成注三礼，并大题在下。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亦然。’盖古人于一题目之微，亦遵守前式而不敢纷乱如此。今人率意纷更，凡疏及《释文》所云云者并未寓目，题与说两相矛盾而亦不自知也。《汉书》《三国志》毛氏汲古阁版行者犹属旧式，他本则不尽然矣。”[16]但其性质实大相径庭。所谓大题在下，其上方小题必从属于下方大题，如汲古阁本《汉书》首卷卷端上题“高帝纪第一上”，下题“汉书一”，《高帝纪》即《汉书》中之一篇。而对张本来说，其卷端所题上方之“仪礼疏”即代表《仪礼》经注疏之集合，下方之“仪礼”则仅仅代表《仪礼》经文，这几乎可以理解为“大题在上”的范式，与旧例背道而驰，因为《仪礼》经文是被包含在《仪礼》经注疏之集合中的。

何以认定张本卷端的“仪礼疏”代表《仪礼》经注疏之集合，而不是如其字面意义那样代表贾公彦之单疏？因为张本除了每篇经文的首卷卷端会同时题“仪礼疏”与“仪礼”之外，其余各卷卷端皆只题“仪礼疏”，不题“仪礼”二字，但全书每卷均完整地包含经、注、疏三部分的内容，也就是说其实质仍是“仪礼注疏”，只是编刊者坚持用“仪礼疏”冠名罢了。关于此点，还有一个例证：张本每卷卷尾也会像大多数古籍一样，刻上书名，作为本卷的结束。其卷尾所刻书名多与卷首保持一致，或作“仪礼疏/仪礼”，或作“仪礼疏”，但卷二的卷尾题为“仪礼注疏卷第二”，与卷端所题“仪礼疏卷第二”不同，这显然是写样刻版时的疏忽，却恰可证明在编刊者心中，“仪礼疏”与“仪礼注疏”的含义是相同的。借单疏之名代表经注疏之集合并非顾千里的首创，在南宋注疏合刊本初兴之时，就已常见类似写法，如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尚书》《周礼》《礼记》经注疏合刊本，卷端分别题“尚书正义”“周礼疏”“礼记正义”，宋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八行本《左传》经注疏合刊本，卷端题“春秋正义”(八行本《礼记》《左传》均系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重要参校本，故顾千里至迟在杭州校经时便已知晓此例)，可证在注疏合刊初期，以疏文之名代表经注疏之集合即成通例，张本书名，意在复古而已。

最后对本文所考作一小结：张敦仁刻《仪礼注疏》的面目整体上与陈凤梧本较为接近，但其每行字数係据当时所谓“宋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题写则参考宋刻八行本之旧例，并根据《仪礼》自身特点进行了适当调整。张本格式所以与之前通行的监本、毛本、殿本均有明显区别，是为了强调疏文在经注疏集合中的地位，这是由顾千里校读《仪礼》经注疏的理念所决定的。顾氏编刊张本，意在与经局同时刊刻的十行本注疏相媲美，故其在大体沿用经局拟定之格式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最终得到阮元的高度认可，阮刻《仪礼注疏》即直接翻刻自张本。作为阮刻《十三经注疏》底本中唯一的清刻本，张本值得研究经部文献的学者加以特别的关注。

[1] 顾千里.顾千里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廖明飞.仪礼注疏合刻考[J].文史，2014(1)：185-207.

[3] 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54-389.

[4] 徐雁平.诂经精舍：从阮元到俞樾[J].古典文献研究，2007(1)：244-249.

[5] 李庆.顾千里研究(增补本)[M].台湾：学生书局，2013.

[6] 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 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J].文史，1963(3)：25-60.

[8] 李庆.顾千里著述三考[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2)：59-60.

[9]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 臧庸.拜经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 张鉴.阮元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 萧穆.敬孚类藁[M].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4] 黄丕烈.黄丕烈藏书题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 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6] 卢文弨.钟山札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Research onYiLiZhuShuZhang Dunren Edition’s Format Source

Jiang Peng-xiang

(Yuelu Academg，Hunan Uu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YiLiZhuShupublished by Zhang Dunren in Qing Dynasty JiaQing period is the best one in YiLiZhuShu edition system.Actually，its author is Gu Qianli who used two Song Dynasty editions to compile it.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 comparing to other similar editions.Zhang edition’s format is mostly like Chen Fengwus edition，but Gu set its word count by the reference to the ten line edition，and its title has some innovations，too.After analysing the source of Zhang edition’s format，we could get a much deeper insight about its forming process and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uan edition.At the same time，it reflected Gu’s ritual academ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boutYiLiShu’s important status.

YiLiZhuShu；Gu Qianli；Confucian classics

礼学易学研究专辑

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核心是礼学与易学。梁朝皇侃曾经说过：“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此辑3篇礼学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论文，另有1篇易学论文，皆言之有物，有感而发，探讨了礼学、易学中的某些问题。

(陈戍国教授、兰甲云教授)

2016-10-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058)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12AZD077)。

蒋鹏翔(1980—)，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经学文献学。

G256

A

1008—1763(2017)03—0039—05

主持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