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还是回归？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女性的伦理困境及其伦理解析

肖洒，黄曼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堕落还是回归？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女性的伦理困境及其伦理解析

肖洒，黄曼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山田宗树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源于真实素材。从伦理的角度考察，表面上看，松子的悲剧源自父爱的缺失，及其导致的性格缺陷，亦即家庭伦理困境。然而，从深层次来看，导致松子悲剧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来自于家庭，更来自于社会，亦即社会伦理困境。这双重伦理困境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其根源则是影响日本数百年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是日本社会伦理道德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表现。松子之死并非简单的杀人事件，其原因是多角度、多层次的，因此《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多元伦理问题。病态的男权社会导致了松子“被嫌弃的”、“倒霉的”一生，更决定了其注定的、必然的悲剧结局。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女性意识；伦理困境；伦理解析

一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下简称《松子》）是日本小说家山田宗树于2003年发表的一部轻悬疑女性小说。该部作品通过戏剧化的情节描写了女主人公川尻松子备受造化作弄，以致人生曲折的故事，令人唏嘘无限。《松子》这部小说源于真实素材，将执著于爱、勇敢追爱的川尻松子成功地塑造成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女性形象。该部作品在日本一经出版，销量斐然，受到业界众口交赞，好评如潮。根据该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和话剧也获得影迷、剧迷口碑相传，囊获大奖无数。

松子原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她家境殷实，父亲在市政厅上班，母亲是一位性格温顺的家庭主妇，自己更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聪明美丽、蕙质兰心，毕业于名牌大学，从事令人尊敬的职业，还有青年才俊仰慕……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她替犯下偷窃的学生出面顶罪导致被迫辞职，继而离家出走后，戛然而止。此后她的人生便每况日下：父亲与妹妹因她郁郁而终，弟弟因此与她断绝来往；自己更是为爱不惜沦落风尘、吸毒杀人，甚至锒铛入狱，换来的却是一次次被抛弃。从此她自暴自弃，犹如行尸走肉，被邻居称为“令人讨厌的松子”。直至13年后，与狱中友人惠子的偶遇重新点燃她对生活的希望。然而当她准备再次追逐希望时却被几名少年殴打致死，结束了不幸的人生。

作者山田宗树曾于1998年获得第18回横沟正史推理大奖，《松子》一书更是体现了他名副其实的逻辑表达功力。作品开篇就通过对松子之死的描写引出各色人物先后登场，同时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及对揭露真凶的期待。行文同时通过两种视角，即阿笙试图了解松子姑姑的第三者视角与松子自述的当事人视角来铺陈情节，描写了松子“被嫌弃的”、“倒霉的”一生。两种视角的叙述同时铺开、相辅相成、交叉发展，并且保持了逻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就在这种特殊的叙事手法下缓缓铺陈开来，让读者心生怜惜、不忍直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又感慨她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因何总是步履维艰。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真凶最终浮出水面。读者在恍然大悟的同时，也发现松子之死原来并非简单的杀人事件，其原因是多元多层次的。作者在铺展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揭示了松子之死这一悲剧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并在其中蕴含了更深层的哲理及对社会的反思。

本文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对该作品中主人公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她做出的伦理选择进行解析，同时对文中主要伦理结和伦理线进行解构，并对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进行伦理解读和反思。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1]5，它以文学的教诲功能作为基本立足点，以伦理选择作为理论基础，以文学文本为批评对象。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教诲功能看作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认为“没有教诲功能的文学是不存在的”[1]7。同时，它“从起源上把文学看作伦理的产物”[1]1，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的“道德指南”[1]4，是社会伦理道德在某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表现。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阐释其描写的社会生活现象背后的伦理原因，探究其蕴含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启示。文学伦理学批评建立了以“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伦理困境”（ethical predicament）、“伦理线”（ethical line）、“伦理结”（ethical knots）以及“伦理解构”（ethical deconstruction）等一系列批评术语为核心的批评话语体系，这也为我们将该理论应用到文学作品批评中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

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典型地、集中地反映人类社会道德现象，描写了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2]18文学的这一特征在《松子》一书中得到了典型体现。23岁的松子正值人生风华正茂之时，她品行端良、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体面，又得英俊老师爱慕，本应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现实却是：在一次修学旅行后被污盗窃，继而离家出走，直至沦落风尘、身陷囹圄，最终横死异乡。作品中，松子人生的预设轨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所构成的矛盾不仅富有浓郁的悲情色彩，更让读者心生疑虑：究竟是何种原因让松子偏离了原本的轨迹而走上另一条似乎本应与她毫无交集的人生道路？在爱情道路上经历过多次“寒彻骨”和大悲大痛的松子为何不仅没有幡然醒悟，反而执迷不悟，甚至越陷越深，直至赔上卿卿性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对主人公松子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她做出的伦理选择进行解析，对作品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伦理结进行解构。

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伦理困境是“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1]258。面对伦理困境时，人们往往需要做出伦理选择。伦理选择一是指人的道德选择，即人在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中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二是人在面临两个或更多的道德选项时做出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伦理价值[1]266。要理解松子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我们就必须“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1]258。松子面临的伦理困境一是来自社会，再则来自家庭。社会与家庭伦理困境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其根源都是影响日本数百年的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12世纪后，随着武士社会的形成以及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兴盛[3]，“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开始根植于日本社会，女性被打上劣等性别的标签。譬如，镰仓幕府时期，大圆国师无住法师在其著作《妻镜》中就提及女人罪孽深重。另一女性教养书籍《乳母草纸》则主张女性应深养闺中不经人事。到了江户时期，各种女训书籍更是层出不穷，如《内训》、《女小学》和《女中庸》等[4]，其共同点都是宣扬女性应和顺贞节、内敛淑静的伦理思想。这其中集大成者当属著名儒家学者、教育思想家贝原益轩仿效男子所用《大学》所著的《女大学》一书。书中不仅毫不隐晦地阐述了女性较男性卑贱的观点——“男子象征天，女子象征地”、“女人属阴性，阴则暗如黑夜。故而较之男子，妇人不明是非，不辨毁誉，不分福祸”、“凡女性在心性上的毛病是不柔顺、怨怒、长舌、嫉妒和智浅。女子十之八九有此五疾。此乃女子不及男子之处，时时自省，以求戒之”，更明确规定了女性应遵循“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日本传统谚语“女人在三界无家”也正是对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生活的真实写照。《女大学》所阐述的伦理思想在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被作为女性专用教科书为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所使用，当时的女性更是视学习此书为接受教育的象征。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谦卑与恭顺成为衡量女性美德的重要标准，日本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至19世纪末期，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在法律层面将父权至上、男尊女卑的习俗合法化。譬如《集会及政社法》通过立法剥夺了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力，《明治民法》则明确了家庭中女性的隶属地位，将妻子与子女一同划归为“无能者”，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和与家长（父或夫）平等的法律地位，而《教育敕语》、《女子教育训令》等教育法令则阐明了女性教育就是培养女子贞淑顺从的品质。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开始将女性解放的思想引入日本社会。二战后驻日美军主导了一系列政治民主改革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譬如1946年的《日本国宪法》确立了男女在劳动、教育、婚姻问题上平等的原则，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规定男女同校、教育机会均等，《劳动基准法》则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等，这些举措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改善。到70年代，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形态、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日本的女性主义运动迎来一个高潮。日本政府在1975至1985十年间共修改、制定了29项与妇女利益相关的律法[5]。此外，这一时期有关女性主义的出版物空前增长，如《女性学及其他》、《打造女性学》和《女性解放思想》等，而富有女性意识的小说也开始在日本文坛集中涌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高桥多佳子的《相似形》、大庭美奈子的《山姥的微笑》以及富岡多惠子的《稻草狗》等等。然而，尽管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提高，日本社会数百年来的男尊女卑、夫贵妻贱的思想依然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对此，我们从作品中松子与校长的对话可见一斑：

（田所文夫校长）“很好。休学旅行就是为女生举办的。男生上班后，会经常四处旅行，但女生结婚走入家庭后，很少有机会出门。”

我（笔者注：指松子）微微探出身体。

“但今后应该是男女平等的社会。”

田所文夫校长一脸错愕的表情。我恍然大悟，急忙低下头。

“对不起，我太自大了。”[6]12

从田所文夫的话语以及他“一脸错愕的表情”，我们看到松子身上的女性意识虽然已经开始觉醒，然而在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面对校长的质疑，她做出的回应不是以理据争，而是畏葸退缩。此后，松子更是惨遭校长强暴，她“前所未有的愤怒贯穿全身……一把推开丑陋的野兽，甩了他一巴掌”[6]20，却反遭校长威胁“你妄想我试图强暴你……别人也不会相信的，只会让你更加难堪”[6]22。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尽管也是社会系统中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其最主要的功能却被定位于传承血脉、服侍家庭。女性应当且只能有一个男性，以维持男性家族血脉的纯正，更是有义务为自己未来的丈夫保留贞洁。因此，被夺取“贞操”的女性也就失去了其最为重要的“价值”，被社会唾弃甚至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伦理道德观下，女性往往选择放弃自我或人格来保留自己对于男性和这个社会的所谓“价值”。基于此，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校长为何如此有恃无恐，也能体会到处于是勇敢站出来指控校长伸张正义，还是忍气吞声保全名声的伦理困境中的松子为何会选择后者的深层次原因：在男权中心长期处于既定传统的日本社会，70年代的松子其女性意识萌芽是如此卑微渺小，不堪一击，这使她既缺乏摆脱男权束缚的决心，也没有反抗不公现实的勇气。换言之，与其说是田所文夫倒不如说是男权社会的道德观念强暴了松子。

社会与家庭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建构。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和基本单位，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必然会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家庭表现出的种种特征又会影响社会的形成。此外，家庭还是重要的教化场所，在个人性格、品行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上起着重要作用。松子之所以在以后的感情生活中总是委曲求全，为了爱情不惜放弃尊严与自我，甚至为了养活情人沦落风尘，成为男性不折不扣的附庸，与其成长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她悲剧的一生正是始于在陷入勇敢面对还是一走了之这一家庭伦理困境时所做出的伦理选择。要理解这一伦理困境的形成和其伦理选择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借助于作品中主要伦理线和伦理结的分析与解构。

三

伦理线是指文学作品的线性结构，“伦理线的作用就是把伦理结串联起来，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结构。在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伦理线的表现形式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leading ethical track）”[1]265。作品中松子前后身份的巨大反差和她自身意识与行动的矛盾构成了极具张力的道德冲突与社会冲突，两种冲突交织在一起，围绕松子展开，生成一明一暗两条伦理主线。松子对纯洁爱情与幸福的追求为明线，而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救赎则为暗线。在这两条伦理主线上存在多个伦理结，形成了本部作品复杂的伦理结构。所谓伦理结，就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1]258。文学文本中伦理结的数量以及解构的难度决定了文本的复杂程度。通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我们可以对文本进行解读从而阐释“伦理线上伦理结的形成过程，或者对已经形成的伦理结进行解构”[1]259。纵观松子的一生，似乎每一次的不幸都是因男人而起，然而她在追求纯洁爱情的旅途中总是不能从上一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跌到、爬起、又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但却从不向命运低头认输，始终坚信并追求真爱。在松子之死这一悲剧的情节发展中，松子与每一个男人或亲情或“爱情”的伦理关系便构成了作品重要的伦理结。对伦理结的解构可以帮助我们揭开松子悲剧一生的内在原因。

作品最主要的伦理结是松子对父亲复杂而又矛盾的感情，这也是后续多个伦理结形成的基础。松子出生于二战后一个典型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则是一位家庭妇女。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1]7。在日本，父权的至高无上由来已久。二战后尽管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废除了传统的父权制度。然而，女性在就业方面的明显劣势促使已婚女性往往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日本家庭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必然导致家庭经济与地位的不对等，从而使得家庭权力通常掌握在男性手中。松子的家庭正是这样一个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家庭，父亲居核心地位，是家里说一不二的权利拥有者。这一点在松子向母亲借钱时，后者的回答可以佐证：“我要先问你爸爸”[6]67。当松子央求她不要告诉父亲时，她却说道：“这怎么行……这种事，必须爸爸同意才行，他是一家之主。”[6]67母亲既没有答应松子的要求，也没有仔细询问松子是否遇到困难，甚至连表示关心担忧的话语都没有，反而语带训斥。此外，作品提到松子母亲的部分寥寥无几。我们可以推测，松子家庭中，父亲不仅提供家庭的经济支持，同时也维持家庭的情感支持。换而言之，除养家糊口外，父亲还承担着培育子女和对其社会化进行引导的责任。小说中松子离家出走时带走的只有父亲那个用过多年的旅行袋，正是她对父爱强烈依赖和渴望的象征。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女子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六[7]。国立大学毕业又在学校担任班主任的松子不可谓不优秀，甚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然而，努力奋斗背后的动机却又如此简单：“我从小就拼命读书，只要我在学校考取好成绩，就可以博取父亲的欢心，获得父亲的称赞，赢得父亲的认同”[6]86。学业与工作上的出众并未使松子成为家庭的宠儿。相反，妹妹久美由于长期卧病在床得到父亲更多关爱。父母在言谈行为、情感关爱上的过度偏心往往导致子女之间或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与不和睦。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提到“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父亲对久美的“温柔体贴”，对自己的“吝于展露笑容”，无异于一根倒刺，深深扎入年幼松子的内心：“当我发现父亲的眼中依然只有躺在病房中的久美时，我更加感到悲伤。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对父亲来说，久美比我重要”[6]79。从那时起，渴求父亲关爱的松子对其言听计从，甚至宁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连大学考什么科系，毕业到哪里工作都一一听从父亲的建议。她相信，“只有努力成为父亲眼中理想的女儿，才能从久美身边把父亲抢回来”[6]86。然而，松子十数年如一日的努力似乎并没有换回父亲对自己的疼爱。当她不得不向父亲借钱时，父亲不但一口拒绝，还因她告诉久美约会一事而指责她过于自私不考虑妹妹的处境。长期以来的求而不得，使松子对父爱产生了极度的渴求，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维护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形象。松子始终生活在被忽略的阴影下，因此形成了畸形的生存观念，刻意讨好而不顾自己的真实需求，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她的爱情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为其一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然而父亲真的不爱松子吗？当然不是。我们可从文中父亲的日记管窥一斑：自松子离家后的每一日，父亲的日记都以“没有松子的消息”结束。松子父亲的爱是深沉而又隐忍的。松子多年的求而不得似乎只是误会。对此伦理结进行解构，我们可以探寻这一误会因何发生，又有何启示。

如果说，与父亲的关系决定了松子一生的走向，那与龙洋一两次命运的交集则揭开了她悲剧一生的序幕，并最终将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松子与龙洋一前后两次伦理关系也构成了作品另外两个主要伦理结。两人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学校。作为龙洋一的老师，松子对后者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修学旅行途中，看见这个“问题学生”在车上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她忧心忡忡，郁郁寡欢；旅馆钱财被盗，龙洋一疑点重重，松子对此心知肚明，却以一己之力为之抗辩，甚至不惜盗用同事钱财来瞒天过海，还向旅馆谎称是自己行窃。虽然这背后的动机除了关心、保护学生，也有维护自己形象的考量——“保住我身为班主任的面子”[6]53，“至少，我希望佐伯俊二（笔者注：松子的同事，也是她的追求者）认为我是个为学生着想，年轻而优秀的教师”[6]56。我们不难推测，松子这种想要维护自己在佐伯俊二心中形象的单纯想法正是源于长期取悦父亲的心理习惯。不幸的是，龙洋一并不领情，反诬松子企图嫁祸自己，从而导致她被学校辞退，最终离家出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龙洋一的诬陷只是导火索，促使松子出走的真正原因是对父亲复杂的情结。我们可以从松子的内心独白看到她做出选择的心路历程：“辞去教职根本无所谓，但我无法忍受让父亲知道这件事”[6]86；“我不断努力，只为了再听一次他的笑声。如果这次成为问题教师遭到免职，我这十五年来的努力都泡汤了”[6]87。很明显，此时的松子面临两难的家庭伦理困境：一旦父亲知道被免职一事，多年的努力即付诸东流，更是对自己的彻底否定。要想不面对父亲只能一走了之。然而，日本的家族制度以主从关系为基础，要求子女一定要向自己的父母报恩[8]，离家出走则意味着打破这种关系，是对家庭的背叛。对松子而言，得到父亲的关注和肯定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只要能不面对父亲失望的样子即便被打上“背叛者”的烙印也在所不惜。她的离家出走不仅揭开了自己悲惨一生的序幕，也给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深爱自己的父亲仅仅三个月之后就因忧思过重离开人世；妹妹久美与母亲在她离开后深受打击，精神恍惚；弟弟纪夫则将她视为家庭的背叛者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原谅她。这一伦理结的解构过程，也是松子性格轮廓渐渐丰满的过程。我们发现，一方面松子善良、天真，另一方面却又冲动、简单。这一切跟她始终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以及家庭教育在其性格培养与完善等方面的缺失不无关系。

山田宗树笔下的松子聪明美丽，单纯率真。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命运的磨难、不幸的遭遇都不能磨灭她对爱情的向往与憧憬。多年后，与龙洋一的见面本应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龙洋一一句简单的“我现在也很喜欢老师”[6]294即点燃了松子的爱情之火，让她心潮澎湃：“照亮我内心的温暖的光，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光是什么呢？”[6]295当然，松子并非没有犹豫和挣扎：“这个让我内心纠结的甜蜜悸动是什么呢？”[6]295然而，理智与情感的抗争只在一瞬间就败下阵来：“一股暖意渗透到我全身。包覆着我的心的外壳出现了裂痕，慢慢开始破裂，赤裸的感情破茧而出”[6]296。再次陷入爱情的松子又一次迷失了自我，放弃了工作，以为委曲求全是真爱，哪怕被家暴、被威胁、被放弃，即便亡命天涯也不能阻止她想与龙洋一成家生子的意愿：“不论是下地狱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我都要跟着他”[6]313。然而，面对松子殉道般的爱情，龙洋一最后选择了弃她而去，并因为谋杀田所文夫而再次锒铛入狱。这成为击垮松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其精神支柱彻底崩塌，她也因此自暴自弃，放任自己做个城市里的边缘怪人，并最终被一帮不良青少年打死。松子与龙洋一在此阶段的伦理关系构成作品中最重要的伦理结之一。作家安排松子与龙洋一在十二年后相遇，可能正是暗示这是命运的轮回①日本文化广受中国文化影响。中国文化中“十二”为一轮回。比如，姚卫群在《佛教的“轮回”观念》一文中就提及：“十二因缘（十二支）的理论是早期佛教缘起思想的主要表现形态，也是佛教轮回观念的重要理论基础”[9]61。，松子悲剧的一生由其开始，也因其走到尽头。

另外，作品主要伦理线中还存在其他多个伦理结：蓄意威胁、公报私仇的校长；穷困潦倒、自许甚高的作家男友；攀权附贵、毫无担当的有妇之夫；木讷少言、心存爱慕的经理；不劳而获、如附骨之疽的皮条客；碌碌无为、移情别恋的理发师，等等，不一而足。随着这些伦理结的建构与解构，松子因何而死及其缘由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得以揭示：松子的悲剧正是基于父爱的缺失（或者说松子认为的缺失）所导致的极度渴望男性关爱的心理。对于松子而言，爱情恍如毒品，为了爱情，尊严、自由、肉体直至生命都可以放弃。这一畸形的心理无疑是其爱情悲剧和人生悲剧的催化剂。

四

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日本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仍被钉上了“女主内”及“贤妻良母”的标签。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山之音》中就用向日葵来比喻男性和女性：男性如居于花盘正中的花蕊，是社会的中心，是旺盛生命力的代表；女性如围绕花蕊而生的花瓣，位于社会的边缘，是男性的附庸和装饰。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中，日本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通常都是全职家庭主妇，没有经济来源，顺从丈夫、贤惠持家是传统所认可的良家妇女形象。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中也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除主人公这一典型以外，《松子》这部作品中对其他多位女性的刻画也呼应了日本的社会现状。

首先来看母亲这一角色。作品有四处提到母亲，除了第一次与松子有过简单对话，其余对母亲的描写都是一笔带过，松子对母亲的情感也自始至终只字未提。即便松子两年后的回家探望也只是为了追忆父亲。对松子而言，父亲即是家，父亲亡去，家也就不复存在：“我再也不会回这里了。我没有理由回来，也无家可归了”[6]185。松子对仍在世的母亲无丝毫留念，这与她对父爱的依赖形成强烈对比，也不由得让我们心生困惑：松子对父爱的渴求萦绕其一生，为何对母爱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珍视之情？甚至母亲被撞倒后发出的呻吟声也未能阻止她出走的脚步。与松子相处时间更多的母亲为何不仅未能填补女儿心中父爱的空缺，在松子困惑痛苦之时更是未能给予丝毫的帮助和指引？作品中母亲这一角色似乎无关紧要，甚至是可有可无，然而，这样的安排正是作家有意而为之。松子母亲是典型的、为男权社会所认可的女性，她敬爱丈夫、操持家事，但细思之下却是如影子一般的存在：在家中不受重视，没有话语权，亦没有经济支配权，只能依附丈夫、儿子。家中无论大小事情，她总是唯其夫马首是瞻。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品中母亲为何像父亲一样也将更多的关爱给予了生病的女儿久美和家中独子纪夫，独独忽略了品学兼优、看上去不需要操心的松子。她是“贤妻”，但未必是“良母”。所谓的“女主内”只是对其生活和工作空间的限制，真正“主内”的却是父亲，独自承担着家庭事务和孩子思想与道德上的教育责任。正是母亲在家庭事务和子女教养中话语权的缺失导致了松子性格上的缺陷，是其最终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内因。

不同于第一种传统型的女性，作品中刻画的第二种女性，性格果敢，不拘泥于家庭，甚至可以做到男人也不能企及的事业。这类女性的代表就是松子的狱友惠子。相比松子，惠子出狱后通过自己的打拼过上了枕稳衾温、优雅体面的生活。作者通过阿笙的视角描绘了这位年近五十，却依然风姿卓越、性感迷人、排场阔绰的董事长：“可能三十岁左右吧……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成熟美女”[6]220。惠子这一角色的性格特点十分明显：如同男性一般的强势、坚持、果断、有魄力。作品中对惠子这一性格特征有较多描写，比如狱中的惠子因其男性化性格充当着女囚犯“男友”的角色，在监狱里深受欢迎；与阿笙谈及监狱往事时，唇边露出“坚毅的笑容”。不仅如此，惠子的外貌亦如男子：“只有这个狱友的头发特别短，像个男人。不止头发，她那明亮的眼睛和紧闭的双唇，显得很威严，轻松盘腿而坐的样子怎么看都像个男人”[6]238。不难看出，这样的描述正是隐喻了她出狱后的成功与其男性化特质密不可分。作者或许也是借此隐喻并渲染日本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忽视：只有男人，或者具有男性品质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卡罗尔·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中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将男女两性各自拥有的道德品质归为“正义的伦理”和“关怀的伦理”。前者与正义和权利相关，体现的是男性心理特质，而后者则与关怀和情感相关，体现的是女性心理特质[10]215。《松子》这部作品所刻画的女性中，刚毅果敢的惠子和温柔体贴的松子正是这两种心理特质的典型代表。然而，在阿笙的女友明日香身上我们却能看到这两种心理特质的整合与完善①欧文·弗拉纳根和凯瑟琳·杰克逊认为“正义伦理”和“关怀伦理”互为补充，应整合在一起[11]628。。明日香是本部作品刻画的第三类女性，也可说是新世纪女性的代表，其发展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一方面，她独立而有主见，在与阿笙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甚至敢于独自追捕令人胆寒的“杀人凶手”（笔者注：阿笙与明日香一度认为相貌凶恶的龙洋一是杀害松子的凶手），另一方面，她温柔体贴，富有同情心，对从未谋面的松子多次表露出同情和哀伤，不乏女性特有的感性。在追寻真凶的过程中，明日香的心理特质得到完善与发展，其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她也渴望爱情，但为了追寻曾经放弃的理想，却可忍痛与阿笙分手。作为新一代新女性的代表，明日香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的幸福，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彻底摆脱了男权主义的束缚，完成了新时代女性的自我解放。

五

“文学作品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和映射来表达作者的伦理思想和哲学观点，从而实现其教诲功能。我们只有对其进行解读才能对现实生活予以启迪”[12]160。《松子》这部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悲情、曲折的一生。纵观整部作品，松子命运的改变发生在离家出走之后。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出走这一题材的描写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剧的女主人公娜拉就是离家出走女性的典型。娜拉这一形象的塑造被普遍认为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解放妇女的“独立宣言”。但是易卜生的描写在娜拉出门之后戛然而止，“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13]279。娜拉出走之后会发生什么？易卜生这一开放式结尾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在当时那种同是男权中心、将女性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出走后的娜拉会真正得到解放吗？她又会有何种结局？鲁迅先生对此给出了他的答案，认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4]2。《松子》这部作品，姑且不论其创作的灵感是否来源于出走的娜拉，其中女主人公松子离家之后的结局却印证了鲁迅先生的预言，故乡与家已在触不可及的远方，幸福更是杳杳不知来处，只有不断堕向人生的深渊。

然而，作品中的松子为何会离家出走？出走之后为何不能“回来”？个中原因发人深省，其中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关键一环，并且对成长过程中松子性格的完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与矛盾构成松子离家的另一推手。年幼时的松子是快乐的、被父母宠爱的公主，然而随着妹妹病重，父亲更多地关注生病的孩子，松子竟认为妹妹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父爱，于是通过努力学习、顺从父亲来争宠。然而松子为何会有这种误解？如果松子的父亲或母亲能及时消除她的这种错觉，在其成长过程中满足她对关爱的渴望与需求，松子之死的悲剧就缺失了重要的一环，也许就不会发生。然而，正如伯努利提出的大数定律，当试验次数足够大时，随机事件A出现的频率，总是稳定于某个数值P附近。换而言之，无论是源自家庭及成长环境的内因，还是所有“遇人不淑”的外因，最终都指向松子必然的悲惨结局。另外，虽然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忽略与轻视的确是松子悲剧的外因，然而该部作品中也刻画了成功的、坚强的女性（如惠子），还有美好的、有梦想的女性（如明日香）。不难发现，她们共同的特点便是情感与经济的独立，不依附于男性而生活。因此，当代社会中，对女子的家庭教育也应注意其情感独立性的培养。

随着松子之死真凶的揭露，作者通过隐喻反映了作品深层的伦理呼唤。行文最后揭露的真凶竟是一帮青少年，一群相对松子来说还是孩子的人。从某种程度而言，孩子象征着纯洁，而松子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纯洁的幸福和爱情，她不图财富、不慕权势，只求真爱。然而，在松子自暴自弃几十年，好不容易找回步入正常生活的希望并为之努力时，却最终被“纯洁”杀死。松子之死真凶的揭露既是隐喻，也是讽刺。作者是否同时在讽刺日本青少年保护法，我们未尝可知，但是基于对文本的伦理解读，也可理解为这是作者对病态社会、男权社会以及不合理法规的讽刺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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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4

A

1001－4799（2017）06－0035－07

2017-03-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4YJC740033

肖洒（1979-），男，四川成都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黄曼（1982-），女，湖北英山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熊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