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出及其当代启示

杨鲜兰，王雄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出及其当代启示

杨鲜兰，王雄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信仰产生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亦是如此，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诞生于现代信仰萌芽之初和中华民族救亡运动实践之中。20世纪初期，我国经历了传统儒学体系崩塌的阵痛，“孔教会”、“国教运动”的起伏，以及“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之后，知识分子提出了现代信仰的概念，将信仰分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与此同时，一批进步人士在民族救亡运动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奉与追求，提出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但成为一个政党的信仰，其基本内容也成为了全体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出，对于当今构建国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信仰；现代信仰；社会实践；先进文化；先进分子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诞生于20世纪初期，与现代信仰的概念几乎同时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旧的信仰体系崩塌，新的信仰体系尚未形成，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追寻救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对宗教信仰的反思与超越，提出了现代信仰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传播，通过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文化以及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为适应中国社会改造与发展需要的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人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大门。

一

“信仰”一词源于佛教用语，“原义为深信三宝而钦仰之也。《法苑珠林九十四·待语引习报颂》曰：‘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唐译《华严经》：‘人天等类同信仰。’”[1]其意思是对佛、法、僧三宝的崇信和依靠，强调修行之初，须立持坚定的信心，毫不动摇。“信仰”一词在儒学经典中使用不多，直到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20世纪初期，“信仰”才成为我国知识分子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现代信仰概念也由此提出，其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对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的批判——现代信仰的启蒙

民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治环境混乱，政客信用败坏，国人期盼的共和体制未能出现。此外，辛亥革命击垮了传统儒家思想在我国的主导地位，但国民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又未能及时跟上，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种种残酷的现实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不满与失望，甚至出现了希望以自杀求得唤醒国人的悲壮事件。康有为等人认为这是国人信仰缺失所致：“新道德未成，而旧道德先废，则令举国人民在无教化之中。”[2]864正是意识到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道德废与立之间所出现的信仰真空，康有为等人发起了将儒学发展为儒教，进而成为国教的国教运动。康有为等人建立的孔教会先后在我国掀起了两次国教运动的高潮，“从1913年起到1917年大规模请愿止，国教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围绕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进行，后一阶段则以1916年的国会为中心展开”[3]。虽然孔教会发起的“以孔教为国教”的国教运动未获得成功，但是国教运动在全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远远超出今人之想象。国教运动发起的原因有很多，与儒学在我国思想和文化领域有着极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民国初期国人信仰的缺失，特别是道德信仰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信仰危机造成的。

这场争论开启了国人对现代信仰的思考。反对者虽然反对将儒学宗教化作为国人的信仰对象，但是普遍都在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以何为国人的信仰对象。1914年1月23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对用什么代替宗教作为国人的信仰作了如下思考：“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易之？（一）伦理学说耶？东方之说耶？西方之说耶？（二）法律政治耶？”[4]255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写道：“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5]从胡适、陈独秀的思考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寻找一物代替宗教成为国人信仰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对于信仰的思考，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从宗教的局限中摆脱出来，这也为现代信仰概念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国教运动结束以后，国人对现代信仰的思考并未停步。1917年1月，陈独秀撰文《再论孔教问题》，率先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6]的主张。蔡元培一向力主“以美育代宗教”①1938年2月，蔡元培在为《居友学说评论》所作的“序”里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说’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并于1917年4月8日，在北京神州学会作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1919年2月，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提出了“社会不朽”的观念，以解决信仰问题[7]。再后来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以哲学代宗教”，即“以儒学代宗教”。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自孔子以来，中国就走上了“道德代宗教”之路，后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等等思想。可以说，这些思想都与孔教会、国教运动的争论和批判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些思考，表面上看是寻找宗教的代替物，实际上是为国人寻找信仰的对象物，均是期望在国人精神世界建立起新的信条和依靠。这种以他物代替宗教的做法，既是当时改造国人精神世界的主流思想，同时也是进步知识分子对国人应选择何种信仰的共同认识，即不可以宗教作为国人的普遍信仰。这种共同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够进一步提出现代的信仰概念，但是提出了“当以何为国人信仰”这一潜在问题。

（二）“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现代信仰概念的确立

国教运动开启了国人对现代信仰的思考，这些思考一直延续到不久之后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提出了现代信仰的概念。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有关人生观的演讲，后来与朋友丁文江谈及此次演讲的内容时，双方发生了争论。不久，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批评张君劢的观点，从而拉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论战起初是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与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的论战，“这一阶段的论战主要是柏格森派主观唯心主义与马赫派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论战”[8]。论战后期，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也加入了论战，论战的焦点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论辩。“科学与人生观”的这场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现代信仰的概念在这场论战中被正式提出。在此前的“美育代替宗教”、“科学代替宗教”之类的主张中，进步知识分子还在担心提出“信仰”的概念会不会走上“儒学宗教化”的老路，到了这场论战，他们在“人生观”问题的研究上首次分析了“信仰”这一概念。张君劢将“对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义的信仰”分为三大类，即“有神论与无神论”、“一神论与多神论”、“个神论与泛神论”，提出了“无神论”的信仰，将信仰与宗教割裂开来，可以说是一大进步。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对现代信仰的概念进行了论述，“大家都说，‘凡人不会无信仰’，这是对的。有人说，‘人人有个信仰，便是人人有个宗教，信仰便是宗教’，这是不对。……古代把一切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美学等皆混合于宗教，现在它们一一脱离了宗教，自己独立起来，宗教亦没有话说。……但现在还不曾立一个信仰学，把宗教附属在他的底下”[9]329。吴稚晖提出要建立“信仰学”，并将信仰学分为宗教的信仰（即宗教学）与非宗教的信仰。他认为他所提出来的“新信仰”不是“虔城隍拜土地”的旧宗教信仰，而是“乡下老头儿”的信仰。这种将信仰的概念脱离宗教的束缚，即是现代信仰思想的最初体现。胡适应邀为亚东图书馆1925年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他总结归纳了吴稚晖的提法，并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生观作为信仰的内容，“总而言之，我们以后的作战计画（划）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是宣传我们信仰的新人生观”[10]22。

这场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虽不是讨论信仰本身，但人生观、信仰均是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场关于人生观的讨论中，当然会涉及到信仰的相关问题，甚至提出了现代信仰的初步概念，即把信仰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对现代信仰的内容和内涵进行了表述，这也是这场论战的主要成果之一。

二

由人生观的讨论到价值观的嬗变，由现代信仰的萌生到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的产生，直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伴随着我国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折。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的产生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的产生有一个过程。个体的信仰构建，离不开信仰心态的萌芽，信仰心态是“对信仰内容所持的坚定不移的肯定态度为核心的知、情、意的统一”[11]45。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一“千年未见之变局”，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进步人士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实践活动之中，并在其中形成了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的信仰心态。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失败再到辛亥革命后的乱象，从器物救国到制度救国再到文化救国的思想转变，一批批进步人士在民族救亡实践中前赴后继、愈挫愈勇。在这场民族救亡运动中，尽管他们的信念不尽相同，选择的道路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人，前后的救国思想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寻求民族救亡道路的信念和决心是一致的，即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的信仰心态从未改变。

与众多进步人士一样，李大钊少年时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立下了“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壮志，较早地树立了“救国为民”的信仰心态。在寻求民族救亡道路的过程中，他起初是一位“立宪派”学生运动的骨干，“清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天津学生发起第四次立宪请愿运动，李大钊作为骨干之一是积极参加者”[12]。在看清满清政府的真面目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民族救亡运动的胜利。辛亥革命结束后，李大钊寄希望于北洋政府，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政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当时中国社会黑暗的政治现实，很快动摇了他对北洋政府的信心。此外，随着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不断深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李大钊逐步看清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这彻底摧毁了他对西方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美好希望，发出了“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3]565的感叹，并立下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14]3的三大信誓。李大钊思想的这一转变，也是当时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的写照。陈独秀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毋庸讳言者也”[15]99。李大钊与一部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面对西方列强伪善的本质，纷纷抛弃了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挽救中国的方案，并又踏上了探寻挽救国家危亡的新征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深陷启蒙运动中进退维艰的李大钊等人一个新的希望，他们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发现了一条崭新的救亡道路，即在民众启蒙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取得国家的独立与解放，进而摆脱帝国主义的压榨。从此之后，在民族救亡的道路上，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将自己的信仰心态驶离了西方资本主义，将目光转向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1918年，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率先公开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成为“中国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圣火‘盗’到我国的‘普罗米修斯’”[16]35。虽然在这些文章中，依旧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他的信仰心态已经明显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他毫不掩饰地指出：“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3]600如果说，此时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还是朦胧的，那么他1919年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所讲到的“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14]18，则已经是非常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民族独立和解放实践活动中的信条，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并彻底与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放弃了学习西方国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梦想，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走上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在此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不但先后完成了自己信仰心态的转变，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影响了一大批进步人士的信仰心态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列宁领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告将放弃俄国在中国侵略所获得的一切土地，无条件归还中东铁路，放弃领事裁判权。苏俄政府这一举措，与当时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强取豪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也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也迎来了新的高潮。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董必武等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告别了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一部分进步人士的信仰心态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大多数人起初只是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认同的过程，远远还未达到构建信仰的高度，更谈不上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之外，更源于他们在寻求民族救亡道路过程中，早已将个人得失与生死置之度外。新文化运动后期，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救国梦想再次受挫，面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面对俄国与中国相似的基本国情，身处迷茫与困惑中的他们，非常自然地希望中国能走苏俄的道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打倒资本阶级……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逐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4]34。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加上此时国人对孔教会与国教运动批判的硝烟还未散尽，在国人还在民族救亡运动中思考“当以何为国人信仰”的时候，早期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形成以后，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对象。同时，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艰难前程作出了清晰的预判，作好了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1919年元旦，李大钊曾这样描述国外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13]606也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铸就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初心，在革命实践中，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从马克思主义信仰心态的形成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出，既是我国现代信仰启蒙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救亡运动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1920年6月，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曾经讲到，“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17]436，“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17]554。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共同信守的‘主义’”，完全可以理解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他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过程的时候，直接用了“信仰”一词，“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事情，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8]131。1921年6月，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小册子在汉口出版。作者田诚的生平目前虽然不是很清楚，但这本小册子“体现了中共一大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最高水平……这是否是党有组织的文宣活动，虽然目前没有材料能够证明，但至少在客观上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大造舆论。鉴于中共一大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中文资料，《阶级》就显得弥足珍贵”[14]190。小册子中讲到实行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几个层面，“还有一层，更是要紧的，就是主义的信仰。我们对主义没有信仰是不成的，因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所以我说只有共产主义是合科学的，不是为乌托邦的理想，是解散（放）人类的明星，为我们所不得不信仰的”[19]7。从这份建党前夕党的重要宣传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对象已成为共识，这种共识，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国家和民族救亡道路中的共识，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寻求“当以何为国人信仰”时的共识，更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朴素感情的共识。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纲领，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容具体化、系统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内容体系。历史表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进步人士的革命理想和斗争实践终于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确立。

三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成为信仰的对象，起源于我国现代信仰萌芽之初，形成于我国现代信仰发展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诞生，并非源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目崇拜。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上个世纪初期，一批进步人士怀揣救国救民理想，在不断尝试、不断追寻救国道路中逐渐确立的现代信仰，是现代信仰萌芽的产物，是救国救亡运动实践的产物；是先后经历了对宗教救国与教育救国的反思、科学与玄学的讨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争辩、西方民主共和的尝试等等之后，最终确立的现代信仰。回顾历史，立足现实，我们不难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第一，社会实践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和动力。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走着的认识路程。”[20]287实践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随着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的认识和知识必然也要跟着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进步人士投身于中国社会实践，在看清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之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很快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崇高理想。信仰产生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信仰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本内容产生和丰富于人们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赢得了全国各界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困难局面，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但成为一个政党的信仰，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搞清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及其演进，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就能明白，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1]10。纵观历史，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领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胜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会荆棘丛生，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构建的新基础和新动力。“当代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都需要给出有力的解释，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概括，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实践课题来确立理论主题，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经验、中国梦想进行科学正确的解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本质要求”[22]，也是新时期不断巩固、扩大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必由之路。

第二，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吸引力需要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信仰是精神现象，与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信仰在20世纪初期，之所以能够为大批进步人士所接受和认同，文化的激烈交锋是机遇，文化的自我认知、自我反思与自我觉醒是重要原因。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动摇了我国封建专制文化。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批批进步人士深感中华传统文化的不足，开始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以期望挽救民族于危难之际，先后经历了器物救国和制度救国的尝试，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然而，旧民主革命并未实现国家的独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显著，国人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就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比较、相互涤荡、相互融合，使先进文化获得认知、认同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而且，体现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很强的相通相融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不断实现着现代转换。

当前，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局面，给我国的主流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质疑，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受到冲击。因此，要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吸引力，关键在于不断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观，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会引领和整合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动摇。唯有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会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信仰才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需要发挥先进分子的进步性和引领作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在我国得到了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既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也有国民党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虽然他们身份不同、信仰不同，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进步的力量，走在历史潮流的前端。他们的主张和思想对广大民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引领作用，如李大钊，无论是在宣传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时期，还是在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总能带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在民族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正是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斗争，中国人民才不断觉醒。青年中的一批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胸怀中国的前途命运，努力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径，这种引领作用，不断掀起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运动的新高潮。

今天，我国处于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期，普通大众在信仰的选择上容易多元，容易迷茫。但不论在哪一个时期，人们学习和模仿社会进步人士，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进步的天性永远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发挥我们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应该体现出先进性和高标准，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起到典型示范和榜样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1]160，“信念坚定，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21]162。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正确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能自觉抵御“四大危险”和应对“四大考验”，才能引领社会民众树立正确的信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有一批人文社科领域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忧国忧民，勇立时代潮头，开思想先河，救民族危亡，探崛起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具有更强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时代需要相结合，深入实际，勇于和敢于直面问题，回答好时代课题，总结好中国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3]12。

第四，构建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坚持对错误思潮的不断批判。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广泛认同与确立也并非一帆风顺，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经历了从探索到构建的过程。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救国道路的选择上百般求索，改良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屡试屡败，甚至一度陷于迷茫，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才逐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另一方面，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也经受了当时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质疑，并且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的论战中不断得到巩固。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遭受到多方面的诋毁，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有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相混淆，贬低、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理论的科学性。在国内，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大行其道。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和民众原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受到极大冲击，邓小平同志曾经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4]382～383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建设性，也在于其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构建者们必须明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可能是宗教式的“顿悟”，或只是简单“仪式化”后的皈依，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当中，战胜各种风浪的考验，勇于同各种错误的思潮作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和巩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 周俊生.源于佛经的抽象名词[J].汉语学习，1987，（6）.

[2]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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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11；B27

A

1001－4799（2017）06－0042－07

2017-04-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7BKS013；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资助项目：17Z020

杨鲜兰（1965-），女，湖北麻城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王雄（1979-），男，湖北大冶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