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吕洞宾传说、信仰与岳阳楼文化

梅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吕洞宾传说、信仰与岳阳楼文化

梅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位于湖南岳阳古西门城头的岳阳楼，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与黄鹤楼、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岳阳楼之所以能成为天下名楼，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吕祖传说、道教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宋代岳州是祭祀吕洞宾的两个中心之一，也是吕洞宾仙传最早的产生地之一，在吕洞宾信仰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岳阳楼与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他在岳阳楼上的题诗广为人知，后来演化为宋代流传极广的松树精故事；庆历年间岳阳楼开始刻其诗作、挂其画像，之后相继有塑像、木刻像、石刻像出现于楼内，明清时代又在岳阳楼旁修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附属建筑，供奉其香火。岳阳楼俨然成为“孚佑帝君祠”，并有道士驻守管理。吕祖的神仙文化是宋以来所形成的岳阳楼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岳阳楼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岳阳楼；吕洞宾；传说；神仙文化；道教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西门城头，北望长江东流，下临洞庭波涛，气势不凡，辉煌瑰丽。岳阳楼相传始建于三国时，其前身为东吴大将鲁肃阅兵楼，自唐朝始，渐成为“迁客骚人”、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之胜地。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它与黄鹤楼、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由于历史原因，古黄鹤楼、滕王阁已不复存在，唯有岳阳楼一直以挺拔古朴的身姿矗立在洞庭湖畔，保持着清代的原貌与格局。岳阳楼之所以能成为天下名楼，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之一与宋以来植根于道家道教的吕祖传说、道教的推动存在密切关系。在岳阳楼文化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吕洞宾信仰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关于岳阳楼的研究有不少论著，但目前学术界对吕祖传说及信仰与岳阳楼文化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只有何光岳《吕洞宾与岳阳楼》[1]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不过学术界对吕洞宾的研究成果丰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资料和有意义的借鉴。在此不揣浅陋，就相关问题试加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诗题·传说·戏曲

吕洞宾，名岩，号纯阳子，洞宾乃其字，八仙之首，千百年来数不清的传说，使他成为妇孺皆知的神仙。以道教八仙、全真祖师名世的吕洞宾，其在道教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历年以来，关于吕洞宾的研究亦复不少①代表性作品如康豹：《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吴光正、刘玮译，齐鲁书社2010年版。关于吕洞宾研究概况，详见张贤珠：《20世纪吕洞宾研究综述》，《励耘学刊（文学卷）》2011年第2期；党芳莉：《八仙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吴光正：《二十世纪国际八仙研究论著索引》，载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感谢赵建勇老师惠寄是书）等。。关于“历史上”的吕洞宾，学界的考证众说纷纭②李裕民：《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载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尹志华：《吕洞宾生平事迹考》，《中国道教》2007年第4期；冯广宏：《吕洞宾形迹考》，《文化遗产研究》第二辑；吕作芳、吕作昕：《奇人吕洞宾生卒年代及身世再探——对李裕民先生〈吕洞宾考辨〉一文的考辨》，《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黄镇国：《吕洞宾身世初探（上、下）》，《三清会刊》（台）第40、41期；黄维廉：《吕洞宾传》，《宗教研究》（台）1986年第1辑、《中华文艺》（台）1984年第8卷第166期等。。一般认为吕洞宾传说起于北宋初，至北宋末年，“已成为巫师、商人、道教徒、佛教徒和文人学士等不同群体广泛尊崇的人物……围绕着吕洞宾的一切传说在宋朝时就已经使事实与想象的成份难以区分”[2]536～537。南宋以后，随着全真教对吕洞宾崇拜的吸纳，吕洞宾信仰迅速扩展。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的崛起，吕洞宾成为大众文学、戏剧舞台上的常客，赢得大众的喜爱与崇拜，对民间传说、宗教、文学、绘画与戏曲作品等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吕洞宾传说最早的出现地，较早研究八仙传说的浦江清明确指出“据我看见的材料，洞宾传说，起于庆历，而发源地在岳州，后来传布开来”[3]；卢晓辉①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见《全宋笔记》第二编，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参见卢晓辉：《论宋代吕洞宾传说的流传》，《阅江学刊》，2011年第6期，第131-134页。陈尚君亦认为张书所记为最早（党芳莉：《八仙信仰与文学研究——文化传播的视角》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党芳莉[4]98均认为在今陕西西安一带；法国学者洪怡沙则认为从对吕洞宾有记载的文献看，10世纪末有江西和陕西，11世纪中叶时有岳州[5]373。鉴于吕洞宾相关记载不断被发现，有专家提出多源说，但认同“岳阳城出现于吕洞宾最早的诗词中”，是“最重要的祭祀地之一”[2]544②岳阳吕洞宾相关传说见童咏芹：《七十二仙螺：洞庭湖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岳阳楼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岳阳楼诗词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对吕洞宾信仰有精深研究的康豹认为就地域分布来说，在宋代，吕洞宾崇拜遍及今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山西、陕西、浙江各省。吕洞宾专门的仙传故事出现于北宋末期，最早的中心就是岳州（即今湖南岳阳）。现有的证据表明，岳州也是祭祀吕洞宾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圣地之一（另一处是永乐，在今山西芮城县）[6]80。上述无论哪种说法，均肯定岳阳在吕洞宾传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岳阳楼与吕洞宾拉上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0世纪末宋代社会上流传的托名吕洞宾的诗歌已有100多首③署名吕洞宾的诗歌数量不少，仅《全唐诗》卷856至卷859就收有252首又二句，同书卷900另收其词30首，“除宋代所传部分诗歌外，其他可以说全部是后人假托之作”（马晓宏：《吕洞宾著作考略》，《中国道教》1988年第3-4期、1989年第1-2期）。，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岳阳楼所题七绝，《全唐诗》录为：“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无人知晓这首诗最初写于何时，目前所见以《谈苑》最早著录。活跃于北宋初年的杨亿（974-1020），曾参修《太宗实录》、《册府元龟》。《谈苑》为其同乡黄鉴所记杨亿晚年议论，成书于杨亿死后仁宗初年，记太宗、真宗朝事，所言诸人事迹可与史传印证。此书虽已佚，但记吕洞宾事为多种宋代笔记所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43《吕先生》曰：

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洞宾诗什，人间多传写，有自咏云：“朝辞百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有“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山川”之句，大率词意多奇怪类此，世所传者百余篇，人多诵之。[7]560～561

此诗版本较多，“朝游”或作“朝辞”，“岳鄂”或作“百越”、或作“北越”、“北海”、“北粤”，“苍梧”或作“三吴”，“袖里”或作“袖有”，“朗吟”或作“高吟”或作“醉吟”。即使同引《谈苑》，各书文字也不完全相同。如《宋朝事实类苑》引为“朝辞百越暮三楚，袖有青蛇胆气粗”；《增修诗话总龟》则称“朝游百海暮苍梧，袖有青蛇胆气粗”；《岩下放言》则是“朝游岳鄂暮苍梧，袖有青蛇胆气粗”。之所以产生不同，恐与吕洞宾传说最早是以口头方式流布有关[4]84。此诗流传很广，不仅笔记中有载，相关诗集中有收集，而且元明戏曲（如元曲《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就引为“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小说（《东游记》在记吕仙度化老妪故事末尾有“朝游蓬岛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至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亦有传录，在许多地方的吕祖殿前亦有此诗。山东泰山东路山脚下道观王母池主殿后的七真殿，殿前柱上的诗联即为：“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8]60。

在后来的吕洞宾传说中，将此诗与岳阳城南“松树精”故事联系在一起。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王巩（1048—1104后）《闻见近录》记叙最早：

岳州唐白鹤寺前有古松……吕洞宾昔尝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顶而下……洞宾诘之，曰：“我，树神也。”洞宾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言讫，升松而去。洞宾即题于寺壁，曰：“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惟有千年老树精，分明知是神仙过。”[9]15～16

到第一部岳阳志书——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中，便已有吕洞宾度松树精之事的记载：

吕云过岳阳日，憩城南古松荫，有人自梢而下，来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识先生。幸先生哀怜！”吕因与丹一粒，赠之以诗……[10]80

相关记载还分别见于张舜民《画墁集》及叶梦得《岩下放言》等书（详下）。张舜民和叶梦得都曾提到此诗与赠“老树精”诗题于岳阳白鹤寺墙上。

元以后，关于吕洞宾的戏曲、小说等受此传说影响很深。马致远的仙道戏《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描写了吕洞宾云游人间，救世济人，饮酒于岳阳楼、度柳树精成仙的故事。此戏熔吕洞宾岳阳楼题诗与松树精故事于一炉，不仅将一个隐于市井的神仙之潇洒风流、玩世不恭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机锋妙趣，流于字里行间[11]99。元末明初人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故事情节与《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如出一辙，说的是吕洞宾度脱岳阳城南的柳树精。元末明初人贾仲名的《吕洞宾桃李升仙梦》讲的是吕洞宾度脱两个树精：桃树精和柳树精。到明代戏曲、小说中，亦多有“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回目。此外尚有元无名氏的《吕洞宾戏白牡丹》、《吕翁三化邯郸店》、《吕纯阳点化度黄龙》、明代周宪王《吕洞宾花月神仙会》等杂剧。现存的早期有关吕洞宾的传记体小说是郑志谟的《吕纯阳飞剑记》，提供了民间流传的吕洞宾故事的早期版本，该书由明万历间著名的“闽书林萃庆堂余氏”刊刻。晚明时期吴元泰创作的章回小说《东游记》第二十三至二十九回以吕洞宾为故事主角。这些戏曲与小说中的吕洞宾故事大多与岳阳有关，显示了在民间传说文本中广泛存在吕洞宾与岳阳楼之关联，成为吕祖传说的一种母题。

吕洞宾在岳阳的传说能得到广泛传播，与庆历（1041—1048）、元丰（1078—1085）年间两位著名郡守滕宗谅、李观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浦江清认为滕宗谅（子京）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位贤太守。重修岳阳楼，楼挹洞庭之胜，加以范仲淹作记，名重天下，享誉中外。游览的人必定很多，于是造出仙迹[3]。此说有一定道理，说明了岳阳楼吕祖传说流布及岳阳楼文化兴起的条件。滕宗谅大修岳阳楼之后，不仅恢复原楼诗刻，还增刻了一些晚至宋朝的诗文。从滕子京特意修书请范仲淹作记来看，他对于如何打造岳阳楼名声一定有慎重和细致计划。作为对道教有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有道教信仰的滕宗谅①范仲淹的《滕子京以真箓相示因以赠之》一诗可以佐证：“泰山采芝人，吏隐清淮滨……与君置青山，解冠松桂间。服此上清箓，上清庶可攀。无为尘土中，草草凋朱颜。”参见《范文正公别集》卷1，范能浚编集《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417页。来说，借助民间已有流传的吕洞宾故事，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希望让更多普通人关注此楼，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绘制吕洞宾像、刻诗其上等）。从已有研究看，吕洞宾的传说一定要早于庆历间，庆历年间滕宗谅对吕洞宾传说整合和有意识地打造，则使之更有生命力，传播亦更为广泛。

元丰年间（1078—1085）李观任郡守时，文学与道教活动在岳阳楼得以继续繁荣发展。李观，字梦符，江西宜春人，1042年中进士，元丰年间任岳州太守。1086年被任命为江州太平兴国观知观，后任虔州总督，之后不久退任南岳庙住持。李观显然是一位亲道教人士，“实践派道士”。相传他曾两遇吕洞宾，一次在衡山，一次便在岳阳楼。据活跃于宋仁宗朝的刘斧所著《青琐高议》前集卷8，李观可能熟悉吕洞宾最著名的炼丹词《沁园春》[2]546。

相关史料还为我们呈现了当时记录吕洞宾传说及诗题的石刻状况。叶梦得（1077—1148）绍兴年间致仕退居卞山时所作的《岩下放言》载：

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云近岁常过城南一古寺，题二诗壁间而去。其一云：“朝游岳鄂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其一云：“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时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大古松，吕始至时，无能知者，有老人自松颠徐下致恭，故诗云然。先大夫［父］使余诵之。后得李观所记洞宾事碑，与少所闻正同。青蛇，世多言吕初由剑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气炼剑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盖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者，区区百骸，亦何足言！弃之则为佛，存之则为仙，在去留间耳。洞宾虽非余所得见，然世要必有此人也。[12]275

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明确记载吕洞宾此诗的确写在岳阳楼上②据载自唐代张说常与士子登楼赋诗，首开岳阳楼碑廊之先河后（《太平寰宇记》卷113《岳州·巴陵县》：“岳阳楼，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篇列于楼壁。”），岳阳楼碑碣文化一直昌盛至今。，但到了他那个时代墨迹已抹磨不清了，只有石刻留存下来了：

岳阳楼上有吕先生留题云：“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今不见当时墨迹，但有石刻耳。先生名岩，字洞宾，河中府人，唐礼部尚书渭之孙。……李观守贺州，有道人陈某，自云一百三十六岁，因言及吕洞宾……后年余，李守岳阳，因访前事，果城南有老松。[10]79～81

《岳阳风土记》所记与《岩下放言》略同，叶氏所见李观碑，当为《岳阳风土记》所说之石刻。对于此石刻，张舜民《画墁集》卷8《郴行录》做了如下描述：

辛卯登岳阳楼，楼有碑极大，乃前知府李观所记吕洞宾事迹……吕憩于（白鹤）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于吕，吕问之为何？乃曰：“某松之精也，今见先生过，礼当候见。”因书二绝句于寺前壁间：“独自行兮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郡人因构亭，名曰吕仙亭云。[13]65～66

辛卯乃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当时在岳州天庆观有位80多岁高龄的老道告诉他，观门上的两首诗是吕洞宾在至道年间（995—997）所题，郡人争刳墨迹治病，“今字字刳痕深寸余，而墨迹不减”[13]66。

从上述史料记载来看，早在贺州时，李观就听说了松树精的故事，到岳州（1078—1085）后，特意到城南调查，在天庆观老道士处得到证实后，便在松树前建造亭子，岳阳楼上竖碑，予以说明。这些对于松树精故事的传播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滕宗谅、李观两位知州前赴后继大力推广，吕洞宾岳阳楼题诗广为人知，松树精故事在宋代社会广为传播，成为北宋时期流传最广的吕洞宾事迹之一[14]。受此影响，此后，各地山川名胜、寺院道观的一些佚名题诗逐渐附会于吕洞宾名下，作为神仙显迹人间的证据[4]82。北宋以来流传的吕洞宾岳阳楼题诗、松树精的传说，加之郭上灶的传说，经不断演化，特别是全真教徒将有关故事合为一体后，被文人吸收融汇，金元以后不断被改编成戏曲粉墨登场，盛传于南戏、杂剧、传奇和明清小说中[15]。

二、画像·塑像·石刻像

中国人对神仙、祖师崇拜的形式多样，而念经、挂画像或立塑像在家中或庙宇里供奉、立祠奉祀则为主要方式。

随着吕洞宾传说的流布，吕洞宾的画像亦随之出现。至迟在北宋庆历年间，在岳阳楼已有吕洞宾画像。范致明于12世纪初就见过岳阳楼所藏吕洞宾的画像：

庆历中，天章阁待制滕宗谅坐事谪守岳阳。一日有刺谒云回岩客，子京曰：“此吕洞宾也，变易姓名尔。”召坐置酒，高谈剧饮，佯若不知者，密令画工传其状貌。既去，来日使人复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夜半去矣，留书以遗子京。”子京视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阳楼传本状貌清俊，与俗本特异。[10]79

吕洞宾曾会晤岳州知州滕子京之事，南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亦有记。滕子京请人绘了吕洞宾像，“置于岳阳楼，岳阳祖像，盖始于此”[16]25。画像上的吕洞宾是一个优雅之士，根本不像其他地方的吕洞宾画像。

因无画像留存，已无从知晓岳阳楼最早吕洞宾像的真容。我们可以看看宋代文人画像中的吕洞宾。陈杉曾分析了三幅宋代文人道画中的吕洞宾形象，第一幅为南宋梁楷《吕洞宾像》，全身立像，看起来像一位超凡脱俗的隐士。第二幅为南宋佚名《吕洞宾过洞庭图》，此画是根据吕洞宾得道后游玩于岳阳，三醉岳阳楼的故事而绘。画中精彩地描绘了吕洞宾于岳阳楼醉酒后飞渡洞庭湖的场景。画上可见水波微兴，吕洞宾长袍广袖，踏波而行，尽显飘逸的神仙之姿。画中的吕洞宾不仅具有仙人之神通，还具有文人的扮相和风骨。第三幅南宋佚名《吕洞宾过岳阳楼》①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出版的《宋画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编了海内外的宋画精品1500多件，是迄今最权威、最完整的宋画编纂集成。该书中收录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吕洞宾过岳阳楼》画作，为该画作首次见于国内著录。界画，绘吕洞宾以飞仙之姿过岳阳楼的场景[17]。对此画的绘制年代，杜浩远有不同意见。他以画面形式内容为基础，从吕洞宾和岳阳楼的传说内容与画作内容的对比，画面中建筑人物等景物的内容和笔墨特色以及鉴藏印的辨析等角度对该画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此画乃明代临仿宋画之作[18]。但无论是确认为宋画还是明代人临宋画，都显示出宋代对吕洞宾过岳阳楼已有图画形式记载。此画为界画，绢本设色团扇形作品，主要描绘吕洞宾在岳阳楼飞升上天、众人观看祭拜的场景。岳阳楼掩映在树木葱茏中，双层小楼为三重檐式歇山顶，图中人物包括士子、胥吏、妇女、儿童、小厮、店小二等。空中是吕洞宾掠空而过的身影，但见他身背宝剑，白衣飘飘，头巾随风飞舞，一派仙人风采。从上述画中可以看出，吕洞宾更多是仙人形象。北宋末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9曰：“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艺祖（引者按：即赵匡胤）初受禅，仙人自后苑中出，留语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见。今岳阳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云。”[19]225这里的岳阳吕洞宾仙人像与上述文人画中形象当大致相同，或可推测岳阳楼中吕洞宾像当与此类似。

随着全真教对吕洞宾的吸纳，将吕洞宾信仰推向新的高度。全真教试图将众多传说转变为成型的信仰体系，吕洞宾画传的出现正是基于全真教教徒的这种努力而出现的新图样，其后的吕洞宾图像特征逐渐固定下来，道教色彩随之增强，头巾、长袍、宝剑、葫芦成为其标识性的图像元素[20]。

自庆历以后，岳阳楼虽不时被破坏，吕祖像不时被毁坏，但随着每一次楼阁的复修，都会出现他的新肖像。他和岳阳楼之间似乎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除了传统的肖像画，在岳阳楼还不断出现吕洞宾塑像、木雕像、石刻像等。

南宋许棐《樵谈》云：“自己之仙，真仙也，不求真仙而求绘钟塑吕，惑矣。”[21]2大概南宋时对钟吕塑像供奉已比较普遍了[22]。根据洞庭湖的传说《七十二仙螺》①童咏芹：《七十二仙螺：洞庭湖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另有氏著：《岳阳楼的传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八仙的传说》，群益堂1986年版），滕宗谅曾命人按吕洞宾画像做了一尊塑像置于岳阳楼。当然这只是传说，但在岳阳白鹤寺祠堂中有一尊吕洞宾塑像则见诸宋代笔记[23]844～845。

岳阳楼吕洞宾木雕像，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起于清乾隆五年（1740）重修后。时一楼有吕洞宾睡像，正做“黄梁梦”的他手托下腮，醉意朦胧。在三楼的大木案上，则是他的坐像，两旁侍立的是木雕童子，生动地刻画了传说中吕洞宾曾度化柳树及桃树二精成道的故事[1]。

岳阳楼吕洞宾的石刻像，20世纪初尚能见到几幅，叶慈曾描绘了其中一幅。它由清著名画家王佶完成于同治三年（1864），刻在石板上。王佶笔下的吕洞宾拿着个大枣，和传统版本中带着葫芦和神剑、一脸威严的吕洞宾形象很不一样[24]35。

光绪三年（1877），新任岳州知府黄河青主持对岳阳楼进行小修。岳阳楼现存黄河青刊刻的碑刻载：“光绪丁丑，奉命来巡是邦，西城岳阳楼为帝君停云地，因筹款筑城并加修葺。工竣摹刻原像于石。”[25]97

岳阳楼上最著名的石刻像则是“孚佑帝君遗像”，乃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于高6尺、宽2尺6寸的石碑上，立于岳阳楼一楼入口处。据说是吕洞宾的自画像，来源于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家藏[1]。此画刊刻不久，英国《伯灵顿杂志》就予以了介绍[24]35。民国年间锦棠在游览岳阳楼时曾专门提到此画：“走进底层，有个石碑，刻着吕纯阳的像，上题‘孚佑帝君遗像’，是光绪年刻的，跣足露臂，如醉如癲，据传，吕仙借酒癫，曾三醉岳阳，即在此处，这也就是三醉亭的命名来历。”[26]此外，岳阳楼壁间还有光绪九年（1883）黄世煦摹刻宋内庭本“吕仙遗像”、同治六年（1867）湖广总督官文因梦见吕洞宾而摹刻的“吕祖仙师真像”，均栩栩如生，精致灵动，为明清碑刻精品。

嘉庆七年（1802），因见岳阳楼吕洞宾香火甚盛，素以卫儒贬道自居的巴陵知县陈玉垣愤愤不平，提出将岳阳楼上的吕洞宾像迁移到楼南道观吕仙亭，楼内供奉曾游历洞庭或登临此楼的屈原、杜甫、孟浩然、韩愈、范仲淹、岳飞等人木像，令人瞻仰，以利教化。但因其他官僚士绅固执抵赖，无法实行②陈玉垣：《岳阳楼二首》之二。作者自注云：“余谓岳阳楼当奉屈左徒栗主，以杜工部、孟襄阳、韩文公、范文正公、岳忠武王配食。诸君子忠义文章，宜享名胜，令人瞻仰，有以扶掖名教。若吕洞宾像，城南旧有吕仙亭，移供亭中可耳。”黄寿：《雪夜同仲丹登岳阳楼》第三句下（馨香谁赞陈侯议，戎马空怀杜老忧）作者原有注：“陈推官议以屈左徒祀楼中，而以少陵诸贤配食。”参见湖南省方志编纂委员会：《岳阳楼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247页。。看来，吕洞宾驻守岳阳楼已为地方官员及士绅所认同，成为岳阳楼的标识文化。

岳阳楼上的吕洞宾画像曾给进京的晚清越南使臣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有关岳阳楼的汉文诗中几乎没有不提及吕洞宾像的，如潘辉益《岳阳楼晓望》（1789）诗序：“楼在岳州城，俯临洞庭湖。阁上奉吕仙像，板屏刻范文正记文。”潘辉注《过岳阳楼（二首）》（1825）诗序：“上层祀吕仙像，下层板屏刻范公记文。”李文馥《登岳阳楼》（1841）诗序：“楼三层，上一层奉吕仙吹笛骑鹤像，下层刻范文正公记文。”[27]

1984年岳阳楼大修后，原主楼三楼的吕洞宾雕像移至三醉亭二楼神龛，2007年迁至岳阳楼以北100米处的吕仙祠，其余石刻像则集中于碑廊。

画像、塑像、石刻像等是吕洞宾与岳阳楼发生关系的符号化及岳阳楼吕祖文化的丰富化，是由传说而扩充的过程。岳阳楼存有吕祖画像、塑像及碑刻这一事实揭示了一点：即岳阳楼还有宗教之作用，说明此地是祭拜吕洞宾之处。的确，岳阳楼一直是大众祭祀吕洞宾的场所。民国年间，岳阳楼“最上一层，供着吕祖的像，道貌岸然，栩栩如生。许多游客，都在这里顶礼求签，状极虔诚”[26]。就连游览此楼的官员也不能免俗，明张元忭《巴陵游览记》曰：“予以使事赴长沙，既抵巴陵，为除夕前一日，传舍闭矣。乃往游君山……翌日别君山……登岳阳楼。夜宿公馆，闻爆竹声，稍动故乡之思，而城中萧然特甚。改岁为癸未元旦，诣公所，称贺毕，携榼再登楼酹吕仙。已，布座命酌。”[25]281～282张元忭因事去长沙，路过岳阳，游览君山与岳阳楼。元旦时，到府署，携众人再登楼，特地祭拜吕仙。也因此之故，岳阳楼至迟从明代始，已形成由道士住持岳阳楼“供奉吕祖”，收取香火费，兼接待游客，洒扫庭院等事宜的局面[25]179。

三、亭子·祠堂·庙宇

根据文献所记载吕洞宾传说，自北宋以来，在岳州修建了一系列纪念性建筑。吕洞宾遇城南松树精的故事广为人知。李观守贺州时便听闻此事，一年多后，李贺调任岳州，亲到城南察访此事，果见古松枝繁叶茂。白鹤寺僧人向他道出原委。李观便在白鹤寺旁古松树边建了过仙亭[10]81，亦称吕仙亭[13]66。此亭后来被改建成祠宇，洪迈曾载：“淳熙十六年，章騆为岳阳守，闻城南老松之侧有吕公祠宇，因往瞻拜。”[23]844元代以后，此祠有道士驻守。由于吕仙亭地处城南高埠，前瞻洞庭，后瞰南湖，又濒临古代直航君山的南津港，乃是游湖赏月之佳景，故成为文人游赏之地，留下诗词众多。民国年间吕仙亭仍存，从照片《民国初期吕仙亭》[28]45可以看出是有一定规模的道观。洪怡沙、曾金兰以《夷坚志》和《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为主要资料，认为很可能南宋时期已有无数吕洞宾的祠祭地，常附于庙宇内，构成后者的小庙①参见［法］洪怡沙：《南宋时期的吕洞宾信仰》，岑咏芳译，原载《Journal Asiatique》1997年第285卷第2期，后收入《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七辑（宗教史专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6-375页；亦收入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论丛》；曾金兰：《传说与传教——白玉蟾对吕洞宾信仰的推动》，《世界宗教学刊》第15期（2010年)，第39-42页。。朱越利以为大约自10世纪末起，吕洞宾开始成为民间崇拜的神仙，各地相继出现了吕洞宾祠庙及所谓遗迹[29]，遗迹主要有附会的吕洞宾宅、故居等，纪念性祠庙最早记载见之于南宋，据现有资料，北宋年间偶有为吕洞宾立祠造像者，但不普遍。相比较而言，岳州对吕洞宾的崇祀时间是较早的。

明清以后，岳阳楼除主楼奉祀吕祖像外，还建造了与吕洞宾相关的附属建筑。

岳阳楼南侧的仙梅亭，又名仙梅堂，始建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李自成起义军与明守将大战岳州，岳阳楼毁于战火。次年，推官陶宗孔除重修岳阳楼外，还在楼左筑掌大室，附筑了仙梅亭。严首升有《仙梅堂记》叙其事。“崇祯十二年六月晦，古岳阳楼灾。其明年冬，余衔天子命至其地，则郡守告成事矣。楼左筑掌大室，附耳为仙梅亭。讯之云：‘建楼时，掘东南隅数拿，获石，长尺许，阔三之一。石上有墨迹，斜折一枝，错落数萼，墨高于石，可半米。凌凌然，具衔霜茹雪之致，观者诧为神物。此仙梅堂所由与楼伊始也。’”[25]283～28《4大清一统志》亦有类似的记载。陶宗孔重修岳阳楼之时，出土了一方上有梅花似的墨迹的奇石，时人以为神物，故建亭置石以寄。建成后，引起轰动，“居人过客，怂恿观成……盈城罢市，相顾动色，人人如有所获”[30]272，盛况空前。关于仙梅石的神奇，明末清初杨柱朝《仙梅记》专门有描述：“胜国崇正（祯）辛卯岁，楼不戒于火。郡守戴公、司李（引者按：当为礼）陶公倡议重修。忽于楼之址得石一片，上有画梅一枝，……宛若人工镂就者，及以手摩之，则润滑如砥，了无痕迹，梅与石无辨也，咸仙梅呼之。因置诸楼之左畔，而亭以居焉。”[31]378原来此石非同一般，不仅枝萼如画，灿然可人，而且用手抚摩便了无痕迹，梅与石浑然一体，难怪号称“仙梅”。

清初楼宇倾圮，石已不知去向。乾隆三十三年江西丰城人熊懋奖就任巴陵县丞后，一直有心寻访奇石。八年之后，他重修岳阳楼，并捐资建亭，将竣工之时，“适村民于灶觚下获之，持以献。石虽未完好，而疏影横斜，尚留其半”[25]290，乃临摹一石以代之，置于亭中。同治六年，仙梅亭大修，更名为留仙亭，由大书法家何绍基题写匾额。光绪六年（1880），移址重修，恢复仙梅亭之名。

最初仙梅亭之“仙”，并无确指，杨柱朝、严首升之记认为仙梅石是自然神物，却并没有将它与吕洞宾发生关联，“石之有画文，譬天之有云气，万象百怪，无所不可，何独于梅而异之，天下岂真有神仙出没人间哉！”[25]284但至迟清康熙年间，已有将此梅与吕洞宾相联系的说法了，称之为“纯阳之梅”。李遇时《重修岳阳楼记》载：“先是楼左有屋数楹，以有纯阳之梅在，谓之仙梅亭，然而其实非亭；今于故址建亭，以副厥名，此则更新以为弦也。”[25]2871825年越南使臣潘辉注由岳阳北上时，曾游览岳阳楼，在《过岳阳楼（二首）》其一：“藻刻雄文推范老，梅枝归迹忆回翁。”[27]所谓“回翁”即吕洞宾。看来“纯阳之梅”的附会说法影响还是很广泛的。

在今岳阳楼北侧，有座端庄华丽、红柱碧瓦的二层二檐歇山顶式的方亭，名三醉亭，始建于清代。据清同治《巴陵县志》，乾隆四十年，岳阳楼曾有一次大修。主持修葺的知县熊懋奖在楼右侧原宾馆的前厅废址上，“别建望仙阁”，因传说吕洞宾曾在岳阳楼醉酒题诗“朝游北越暮苍梧，袖有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后，一直飞到君山睡觉，故名望仙阁；在岳阳楼对面的君山上也建有朗吟亭来纪念他。隔着一湖碧水，亭与阁遥遥相对，使得秀美的湖水山川更显出气韵。同时，在岳阳楼左侧复建仙梅亭，从此奠定了“一楼两阁”的格局，使岳阳楼更加端庄雅致，高峻奇伟。

可惜的是望仙阁建成后不久就倾圮了。道光十九年（1839）春，阴雨连绵，岳阳楼基浸灌坍塌。是岁末至次年底，代理岳州知府翟声诰“固其址而培其基”，修复望仙亭，并改名斗姆阁，以供奉北斗星神而命名。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多次在岳州激战，岳阳楼阁遭到毁灭性破坏。同治六年（1867），湖广总督曾国筌拨岳卡厘税，恢复岳阳楼主楼旧观，将斗姆阁进行全面修缮，使之灿然一新；并根据“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诗意，将斗姆阁改为三醉亭；又从岳阳楼二楼辟一阁道与亭相通，以亭作士宦游宴场所，以减少名楼火患。

光绪初年，岳阳楼基又出现了坼裂现象，已是摇摇欲坠，面临倒塌的危险。再度出任岳州知府的张德容于光绪六年（1880）动工大修岳阳楼。

岳阳楼一直矗立在城西门上，下临洞庭湖，常年受洪涛侵蚀、冲毁之灾。从稳固岳阳楼基出发，张德容做了岳阳楼建筑史上大胆的决定，将楼址后移六丈多，建在巴丘山顶高敞处，不仅使楼基免遭洪水波涛冲刷，而且使楼台更加雄伟壮观，楼观视野更为开阔。与此同时，仙梅亭、三醉亭等附属建筑一并上移，与主楼组成“品”字形的布局，并形成了一组以岳阳楼为中心的园林式的建筑群，从而出现了“大湖南北形胜之地，以斯为雄”的新气象[32]。

吕洞宾信仰的人群涵盖面广，既有文人士大夫、官员，更有社会各底层民众，可以说是社会各阶层。南宋时期已有不少吕洞宾的祠祭地。“随着自立的民间祠庙的增多，以及道士的支持，吕祖被更重要的宗教建筑群所接受：道观和佛寺和天庆观”[5]385。岳州在北宋末在传说中吕洞宾度松树精之地建亭纪念，后因亭建祠，祠中有吕祖塑像，供人祀奉。元以后，此祠成为著名的道观——吕仙亭。明清以后在岳阳楼景观建设中，与吕洞宾相关的附属建筑不断出现，显示出岳阳楼与吕祖传说、信仰之间的紧密关系。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三个侧面，探讨了吕洞宾传说、信仰与岳阳楼的联系。

吕洞宾大概是唐末五代时人，怀才不遇，三举进士不第，后经点化，修道成仙。吕洞宾传说开始流行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成为传说中的八仙中心人物，至今仍为大众所津津乐道，影响不衰。这主要与全真教的大力宣传、戏曲、说唱文学的影响有关[11]94～106。中国传统的道教，也像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吸收人民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来丰富宗教的内容，随时把群众中产生重大影响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神化”，变成宗教崇拜的偶像，以吸引广大的信众。吕洞宾传说出现不久便与全真教南北宗发生了深刻联系，到了元代，被封为“纯阳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列为道教全真派北五祖之一，道教宗派祖师，尊为吕祖、吕帝。全真教派极力推崇吕洞宾，为他在各地大量修建庙宇，编造他的各种奇迹和遗迹，甚至为他编辑了诗集，在收集各地传说的基础上，编造仙传，以扩大影响[33]149。元明时期，吕洞宾频繁地在戏曲、小说中登场露面，借助于通俗文学（在古代也是对普通大众最为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的传播，于是广传民间，尤其博得了民众的广泛喜爱和喝采，正如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4所云：“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即关羽），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34]192在中国民众的信仰世界里，吕祖与观音、关羽是香火最盛的神祇，其盛况一直持续至今。在传说世界里能够保持如此长久的生命，可以说是罕见的一例[35]。

今之岳阳是吕洞宾传说、仙传较早的出现地，在其信仰史上有重要地位。宋初吕洞宾传说流布不广，宋太宗时所编《太平广记》首六十卷网罗上古至五代数百名神仙事迹，不及吕洞宾就是证明。其传说仙话在真宗朝举朝奉道求仙的氛围下才纷传开来。或许是受悠久史官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人造神往往皆有所据，大多先有其人再有其神话。吕洞宾由人到仙到神的过程亦不例外。《岩下放言》言吕洞宾传说“好道者每以为口实”，所谓口实，无非是借吕洞宾传说以证神仙之实有。这些传说不断被补充和更新，逐渐加进了民众的愿望和寄托，成了神仙传说，以至被奉为神明，造像立祠，受人香火[36]。这是吕洞宾与岳阳楼发生关系之背景。在吕洞宾传说演进过程中，庆历、元丰年间二位著名岳州郡守滕宗谅、李观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整合与打造，在岳阳楼上刻吕诗、供奉画像、立碑，在城南传说地建祠，等等，使吕洞宾信仰在北宋时初次被地方化。对吕洞宾的祀奉（包括居家和立祠祀奉），南宋时期才广行于社会各阶层，而岳州两次地方官员对吕祖文化的建设却先行一步，确立了吕祖信仰在地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岳阳楼吕祖文化能够流传、发展的基础。此后，无论是官方主持的岳阳楼的修缮或重修，吕祖信仰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画像、塑像外，还增加了与吕洞宾传说相关的附属建筑。其间虽有个别以卫儒贬道自居的官员想撤掉吕祖像而代之祀奉屈原等人的设想，却没能成功，反映了地方文化中对吕洞宾信仰与岳阳楼关系的认同。

据前文所述，在宋代两位郡守一系列举措中，都有道士的身影，或受道教之影响。也就是说吕洞宾的地方化不能忽视道士及道教在其中的作用。据今人研究，吕洞宾著作除宋代所传诗歌外，其他可以说全部是后人假托之作。两宋之际所传吕洞宾书，皆出此时倡内丹修炼的道士之手，很可能是张紫阳一派的道士①参见马晓宏：《吕洞宾著作考略》，载《中国道教》，1988年第3、4期，1989第1、2期。。北宋末年关于吕洞宾生平履历说法较多，但自吕洞宾岳州自记碑出现之后，不同说法就逐渐泯灭了。此碑出现于徽宗时或更晚，“亦道流所为”[36]。在传说中吕洞宾的身份由隐士而为神仙、道士[37]，相信道士也是背后的主要推手。自岳阳楼与吕洞宾发生联系后，道教、道士逐渐主持楼阁的管理，岳阳楼俨然成为“孚佑帝君祠”，岳阳楼文化意蕴也随之扩大。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的诗词匾联中，也反映在越南汉文诗词中。清代，越南使者去京，须经过岳阳，岳阳楼是他们不会错过的登临之地。陈益源对越南汉籍图书文献进行研读，辑录近百篇越南使臣与岳阳楼相关诗文，提到最多的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屏刻及忧乐意识，其次便是吕仙像、吕仙传说：诸如胡士栋《登岳阳楼》“吕翁醉后谁飞度，远浦纷纷泛舳舮”、潘辉益《岳阳楼晓望》“传道吕仙三度醉，喜观范老一篇文”、吴时位《登岳楼台（其一即兴）》“重修匹手归滕子，三醉豪襟属吕仙”、斐文禩《次韵和蓬海都转登岳阳楼之作》“吕仙已去湘灵渺，鸿雁余哀满碧寻”、黎贵惇《登岳阳楼诵范文正公记文有感，次韵答岵斋》（引者按：秦怙斋为中国伴官）“且谈回道士，剑横吟风秋”、李文馥《登岳阳楼》“觞吟仙家余雅兴，庙堂名迹重先忧”、阮保《过岳州府登岳阳楼》“三醉旧游传胜迹，先忧底意诵遗文”等等[27]。

在中国古代，楼阁是建筑的主要种类之一，岳阳楼能从众多楼阁建筑中脱颖而出，成为楼阁建筑的代表，虽与它的形制及地理位置有关，更与它独特的文化内涵相关。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题岳阳楼》诗中云：“天下忧乐出民间，肝胆肺腑见先贤。登临墨客诗千斗，世人偏爱醉后仙”[25]257，道出了岳阳楼文化的两个重要内涵。吕洞宾身上存在着两重身份，他是道教全真派祖师，也是大众口头传承的仙人、民间江湖艺人、工匠的祖师；同时他傲视礼俗，放浪形骸，吟诗好酒，率性而为，倜傥风流，与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名士风气相通，在他身上又寄寓了众多文人的理想与情怀。清末曾任江西督军的李秀峰为岳阳楼题有一副对联：“吕道士太无聊，八百里洞庭，飞过去，飞过来，一个神仙谁在眼；范秀才亦多事，什么先、什么后，万家忧乐独关心。”此联颇为独特，正话反说，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上联诙谐，作为陪衬，下联愤极，才是重心，看似调侃，实有深意，甚是精彩。不管是神仙还是凡夫，是诗人还是剑侠，是偶像还是散仙，吕祖的神仙文化都已成为岳阳楼文化中一朵奇葩，是岳阳楼颇具特色的、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38]。

［附注］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地方道教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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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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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资助项目：15JJD770011

梅莉（1965-），女，湖南常德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暨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史、历史文化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