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
——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

赵 红 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长春 130033)



慕容鲜卑“中国”认同观念探讨
——以前燕“中国”认同形式多样化为中心

赵 红 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长春 130033)

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远遵周室，近准汉初”，就前燕的“中国”认同而言，主要体现在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的在国号上的历史认同；《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以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认为东胡系民族是黄帝有熊氏的后代，将慕容鲜卑说成是黄帝(有熊氏)后代的华夷共祖的民族认同；前燕两次“德运之争”由慕容儁朝所奉行“水德”到慕容暐朝改奉“木德”之转变的正统观上的国家认同，寓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于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中，演绎着慕容鲜卑前燕“中国”认同在观念在形式呈现出的多样化、复杂化特征。

一、五燕历史认同：慕容鲜卑以“燕”为国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民族融合、文化碰撞为主题，被列入五胡十六国序列的前燕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从“勤王杖义”(311)至“已为天子”(352)的历史性转变。晋人不承认北方的十六国为“中国”，后人有否认十六国为“中国”者，也有认同十六国与古之列国相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这些政权与古之列国无异，反对将十六国等政权称为僭伪政权，承认这些政权是“中国”。前燕“中国”认同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早在三国时期，分裂政权已存在“中国”认同。历史认同是魏蜀吴“中国”认同的根源，与前燕不同，魏、蜀、吴均为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否自称“中国”，后继各政权均认同其为“中国”。

前燕的建立者慕容鲜卑的少数民族身份是客观存在的，不若三国时期的蜀国、吴国虽然没有自称“中国”，后继各个政权在使用“中国”指称政权时，均承认魏、蜀、吴三国是“中国”。华夏汉族及其所建政权即便不自称“中国”的传统，也不会被否定其政权的中国属性。对慕容鲜卑而言，则不仅要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认同汉族传统文化等“中国”认同，前燕君臣对“华夷之辨”现实的认识，促使其亟需加深对 “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远遵周室，近准汉初”，就前燕的“中国”认同而言，主要体现在以周初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和汉初封卢绾于“燕”重建燕国为继承对象的在国号上的历史认同。

从传国玺的情况来看，前燕奉东晋为正统。《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廆》载：“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于其营。候获皇帝玉玺三纽……宋诙劝廆献捷江东，廆使诙为表，令裴嶷奉之，并所获三玺诣建康献之。”[1]卷23在从悉独官那里“获皇帝玉玺三纽”后，慕容廆并未借机称王称帝，而是听取宋诙的建议将三枚玉玺“献捷江东”，并“使诙为表，令裴嶷奉之，并所获三玺诣建康献之”。将所得玉玺献于东晋，承认东晋为正统王朝。

前燕“中国”认同历程曲折。尽管慕容鲜卑的前燕政权儒化水平相对较高，仍无法改变其“非华”之现实，如高瞻“以忧卒”，至死都未为慕容廆朝竭心效力。慕容廆破崔毖后，获将军高瞻。在崔毖与宇文、段氏、高句丽合谋征伐慕容廆时，高瞻力谏以为不可，并没有被崔毖所采纳。崔毖兵败，高瞻随众归降于慕容廆，慕容廆署高瞻为将军。慕容廆敬高瞻姿器，高瞻称疾不起，慕容廆多次亲临探望，推心置腹，言“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1]卷23高瞻“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长期称病不起。高瞻之举代表了一部分中原士人虽已身归前燕，却因前燕尚为胡族政权而不愿侍奉，消极抵抗，可见一斑。

前燕虽以重儒称雄东北，但在一些士人眼中前燕仍为“夷”，而有别于“华”。至晋穆帝永和元年(345)二月，“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号所居新宫曰和龙宫，立龙翔佛寺于山上。”在“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之后，慕容皝自称燕王。是年冬十月，“皝以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燕王”[1]卷25，从此不再奉晋正朔。元玺元年(352)夏四月，“燕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箓，以御四海者也”[1]卷26，有符应预示前燕国运当兴，合“三统”，有“五色”，符“五行”。晋永和八年“戊辰，僭即皇帝位。于正阳殿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建元元玺，国号大燕，郊祀天地，时晋永和八年也。庚午，下令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皝为太祖文明皇帝。时晋适遣使诣儁，儁谓之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天子矣。’乃改司州为中州，置司隶校尉官，建留台于龙城，以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委留务。”[1]卷26自此前燕自称中国。

慕容鲜卑后继者建立政权均以“燕”为国号。淝水之战中前秦军队受到重创，慕容垂所率3万人奉命进攻郧城，未参加淝水之战得以全军而退。苻坚兵败后，慕容垂之子慕容宝劝他乘机起事兴复燕国，慕容垂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后，慕容垂在借口扫墓前往邺城时收罗慕容氏旧部，招附丁零、乌桓、屠各部众欲兴复燕国。太元八年(383)底，慕容垂借丁零翟斌起兵叛秦之机开始复国。翌年(384)，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建元燕元元年，定都中山，慕容部正式复国。淝水之战后，使被前秦征服的各部落发现了复国的机会。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起后燕、西燕、南燕诸政权，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和战乱之中。南燕灭亡之后，慕容鲜卑在中原地区不再有自己的政权，慕容鲜卑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下，开始了比较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进入中原的慕容鲜卑此后大多加入到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之中。

二、前燕民族认同：慕容鲜卑“有熊氏之苗裔”

慕容鲜卑为东胡后裔，是东部鲜卑的一个分支，祖先居住在鲜卑山。关于慕容鲜卑的早期历史，史籍中缺少完整的记载。《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和《晋书·慕容廆载记》中虽有一些零散记述，却语焉不详。慕容鲜卑先世经历了从檀石槐时期居住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的中部大人“慕容”这样的“塞外蛮夷”，通过莫护跋入居辽西主动吸纳汉文化以及木延、涉归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使慕容部成为“渐慕华风”的东北古族。慕容鲜卑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开始逐渐接受汉文化，在进入辽西地区以后迅速发展。

《晋书·慕容廆载记》提到，慕容廆“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2]2803，认为慕容廆是“有熊氏”的后裔，即黄帝的后裔，是正宗的炎黄子孙。《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廆》的记载与此略有差异，慕容廆“本出于昌黎之棘城。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次以君北夷”[1]。称慕容廆是高辛氏也就是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后裔，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在于，都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华夷共祖”思想，前燕的民族认同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内聚力。

关于慕容鲜卑族源的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慕容廆的“十一世祖乾归者(乾归，《述异记》作乾罗)，见神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1]。乾归说可视为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君权、神权分离与君权神授之典型事例。关于慕容氏的来历，史书记载：“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2]2803慕容廆曾祖莫护跋率部徙入辽西后，见到燕代地区汉人多戴步摇冠，今辽宁朝阳三燕时期的墓葬中常出金步摇，如北票房身晋墓、北燕冯素弗墓、朝阳县下田草沟晋墓等[3]。当时作为汉文化因素的步摇冠确实流行于辽西。不论慕容氏的名称是否起源于步摇冠，莫护跋部在入居辽西以后，都曾经历过由“秃头宴饮”到“敛发袭冠”，已在与汉族杂居过程中逐步接受汉文化，使得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得以迅速发展，成为慕容鲜卑文化认同的起点。慕容氏名称见于史书记载的另一种说法是，“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2]2803，初入辽西的慕容鲜卑对汉文化的了解达不到如此程度，不大可能取如此深奥意义的汉字为族名。从慕容二字的汉字内涵立论，也是前燕对中国文化认同的例证。

各少数民族普遍认同并强调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夷共祖思想在《晋书》中关于各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记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载，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是“大禹之后”[2]3205，欲“复大禹之业”[2]3205，将自己视为黄帝后人。《晋书·苻洪载记》中对前秦政权的建立者氐人苻洪的记载为，“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2]2867，有扈氏为大禹之后，也是黄帝的后人。《晋书·姚弋仲载记》载后秦建立者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2]2959，有虞氏即帝舜。《晋书·慕容云载记》中被冯跋拥立建立北燕政权的高云之祖父高和是“高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2]3108，高阳氏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高句丽亦将黄帝看成自己的祖先。

显然，慕容与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名称多是出自对少数民族语词的汉语音译。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以比较语言学为视角，认为鲜卑二字在汉语中古音为ba-yang，其所标识的原单词不论出自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还是出自突厥语族，其含义都应是“富”，是北方民族对君长的美称[4]55。鲜卑与乌桓风俗相近,以部落名称或姓氏，均出自其部落著名首领的名字，“慕容”之称可能出自檀石槐三部的中部大人“慕容”这位部落首领的名字。

三、前燕国家认同：正统观从“水德”到“木德”

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以后，多自称“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认同所呈现的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待慕容鲜卑民族“中国性”问题的态度及其认同问题，两晋中原政权对慕容鲜卑的认识不同阶段表现各异。慕容鲜卑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认同汉族儒家传统文化等“中国”认同，前燕君臣对当时“中国”的理解、认识和认同，也是体现着慕容鲜卑“中国”认同发展变化。

前燕在自称中国之前，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慕容廆先世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慕容廆时期将汉制应用于政治统治层面上，“设郡以安置流人”[2]2805、“选官以起用儒士”及“注重法制与农业”，慕容鲜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慕容廆也将其政治主张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廆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2]2808。

前燕所承德运应是“水德”还是“木德”曾有争议。也曾改“水德”为“木德”。《晋书·慕容儁载记·韩恒传》载：“俊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俊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俊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俊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2]2843慕容儁群臣多以前燕承晋正统为“水德”。在“水德”已商定后，韩恒提出前燕应承赵正统为“木德”。前燕符瑞为龙，在龙、凤、麒麟、虎、皮幔胡“五虫”中，龙为“木德”，与承赵为“木德”相符。“后终从恒议”，慕容儁朝后期改前燕“水德”为“木德”。

《晋书·慕容暐载记》：“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2]2851前燕德运更为“木德”，《晋书·慕容儁载记·韩恒传》中记的似为慕容儁后来听从韩恒的建议将前燕由承晋为“水德”而改事赵为“木德”，《晋书·慕容暐载记》与《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六·慕容暐上》则是(建熙七年)秋九月，慕容暐听从镇律郎郭钦的奏议，承石虎的水德为“木德”，“镇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虎水为木徳，从之”[1]卷28。前燕更改徳运的朝代和过程上有所差别，在前燕灭国前确已将徳运更改为“木德”。

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先主张按“五德终始”学说承晋正统为水德，后改为承赵正统为木德。从由四库馆臣在《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金德运图说》的图表来看，前燕奉行的是“木德”，但在其中却未能体现出前燕由慕容儁朝时所奉行的“水德”到慕容暐朝改奉“木德”之转变。石赵自称中国，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据赵旧都”，是以战国时期华夏人建立的赵国为继承对象，自视为“中国帝王”。十六国时期的石赵政权依据正统的重要理论根据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学说，自称承继西晋金德为水德而自为正统。

苻秦则主张继承前燕木德为火德。前秦历史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外学者多有关注并在其论著中有所涉及，大多将前秦纳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的南北对峙与统一、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汇聚与升华的角度加以宏观考察。拓跋鲜卑人建立以“魏”为国号的北魏政权，北魏最初主张承苻秦正统为土德，亦即承袭前燕、苻秦而来。北魏后改为承晋正统为水德，后分裂为西魏、东魏，又发展为北周、北齐。东魏、西魏主张袭用北魏的德运为水德；北齐、北周则主张继承北魏、东魏和西魏正统为木德。这些政权都自称“北朝”，为后来史家所承认，都是“中国”。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争先恐后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中国性”问题进行研究，即对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对“中国”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中国”认同问题进行研究，突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自称“正统”以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等问题的研究，“中国”认同观念及其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特征。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自称“北朝”，具有与“南朝”是一家的思想认识，实际上是他们具有“中国”认同意识的一种思想表现。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后分裂为西魏、东魏，又发展为北周、北齐，这些政权都自称“北朝”，并为后来史家所承认。北方民族建立的各政权中，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政权对“中国”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中国”认同问题为代表，在正统观承继序列中承上启下，突出了五胡十六国的中国性问题，为后继政权自称中国，自称北朝奠定舆论基础，故而择前燕以为东北民族政权被纳入中国古代民族政权“中国”认同之始。

[1]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2]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周亚利.朝阳三燕、北魏遗存中反映出的汉文化因素[J].辽海文物学刊》，1996，(1)；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J].文物，1977，(5).

[4] [日]白鸟库吉著.东胡民族考：上编[M].方壮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016-1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苍海郡研究”(2016B290)

赵红梅(1977—)，女(满族)，吉林珲春人，副所长，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与东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