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祭祀文化与“中国”认同

徐 洁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清代祭祀文化与“中国”认同

徐 洁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中国古代，民族有华夏与夷狄之别，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民族文明程度较高，在华夏周围则分布着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被泛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因华夏居中，所以自称“中华”或“中国”。古代历史上，屡有少数民族侵扰中原，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形成过程中，历代儒者多歧视周边少数民族，有“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然而，各少数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且颇具“中国”认同意识；他们多以“炎黄子孙”自居，清代的满人也是如此。他们认同炎黄为其先祖，不断吸收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强化“中国”认同意识。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对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数千年的过程，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最终形成定局[1]。在文化体认层面上，清代统治者的“中国”认同意识的表现之一就是其对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吸纳与传承。本文即拟从这一视角探讨清代统治者的“中国”认同意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清朝通过祭祀“炎黄”等历代帝王，以显示其接续传统的帝系帝统

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帝王的这样一个人物系列，后世对他们的祭祀则构成了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人认为，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等，是这些帝王人物的杰出代表。秦汉以后，各朝对历代帝王祭祀不断，并经历了从祭祀华夏始祖——汉民族帝王到祭祀多民族帝王、从祭祀帝王本人到以贤臣陪祀的发展过程。

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却也将历代中原王朝祭祀先祖的传统继承过来了。清朝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对象中，列于始祖地位的是三皇五帝，炎帝、黄帝即在其中。清朝皇帝祭祀“炎黄”，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更是他们自认是“炎黄子孙”的一种表现。可见，清代统治者自觉接续中国传统的帝系帝统，并以中华正统自居[2]。

清朝十分重视炎帝祭祀，远溯古制，近承元明,并将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提升到至高无上的规格。清代的炎帝祭祀除了帝王庙祭之外，还有传心殿祭、先农坛祭、先医庙祭、炎帝陵祭等不同的形式，而每种形式又各具特色[3]。清代的炎帝祭祀可视为统治者认同传统儒家学说中民本思想和重农观念的表现。

除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就是对之后历代帝王的祭祀。不过，在清朝入关前，对历代帝王的祭祀还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倾向性。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努尔哈赤曾派人祭拜金太祖和金世宗，希望“二帝英灵，昭鉴而默佑之”[4]，从而能在与明朝的争锋中获胜。入关不久，即在京城西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5]2525。北京的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而全盛于清，其建筑规格形制不亚于紫禁城，属于宫禁之地[6]。清朝皇帝曾多次就相关祭祀颁布谕旨，或命修缮改建庙宇，乃至书写牌位、匾额、楹联、碑文，亲临致祭。

顺治二年(1645)，恢复历代帝王庙祭祀大典，并增祀了少数民族帝王，这是针对明朝相关制度做出的重要调整。明嘉靖时期，外患迭乘，在新一轮的华夷之辨中，重新确立了“正统”标准——认为元朝统治者本属夷狄，不可为中国帝王正统，于是在历代帝王庙中罢祀了元世祖君臣[7]，由此明朝历代帝王庙中就没有了少数民族帝王。当年三月，顺治帝允准了礼部奏请的增祀少数民族帝王，以“昭帝王功业之隆”的建议[8]130。这次增祀辽金元三代帝王，表面上是为辽、金两朝树立正统地位，实际上其根本意图是要借此来树立清朝自身的正统地位，以表明清朝接续中华帝统的正当性。史载，“岁以春秋仲月诹吉，遣官致祭，著为定典”(《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一九《群庙考一》，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己亥)；顺治十四年正月，又定亲祭历代帝王庙仪[9]。顺治十七年，又因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未混一天下”，决定罢祀此三人[8]1051。

不过，康熙帝即位后，则又强调上述三人的开创之功，遂重祀之。康熙临终前颁布谕旨说：“朕意以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有明国事，坏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神宗、光宗、熹宗不应崇祀，咎不在愍帝也。”[10]838这道谕旨的理念，相比于明嘉靖帝及顺治帝的做法，可谓完全超越了民族界限，也使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内涵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亲诣历代帝王庙行礼。他继承康熙的理念，改变明朝只祭祀开国之君的成法，增祀了143位守成之君，使得历代帝王庙中祭祀的帝王从原有的21位增至164位，陪臣从原有的32位增至79位。另外，在致祭三皇神位及历代君主时，都改行三上香大礼(《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2)，规格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

乾隆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十分关注。乾隆二十九年(1764)，对历代帝王庙进行了重大改建，使其成为一座最高等级的皇家庙宇。乾隆“以南北朝不当意存轩轾”[11]为由 ，对历代帝王的位次排序进行了厘正；他还婉转地批评了顺治皇帝只增祀辽金帝王的做法，似欠公允[12]。他衡量前代帝王入祀与否的标准，是以“中外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为着眼点的，因此，他认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应当纳入帝王统系之内[13]。乾隆朝增祀了晋、宋、齐、陈、魏、后唐、后周诸朝帝王；通过这次增祀，少数民族政权诸帝王在历代帝王庙中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强化[14]。

清代统治者认为各少数民族同样是“炎黄子孙”，而康有为也称“满洲云者，古为肃慎，亦出于黄帝后”[15]，严复亦认为满汉“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16]，当代则有学者认为“满族之祖源肃慎为黄帝孙‘般’的后代”[17]，等等。

不过明清易代之际，一些汉族遗民认为满族建立的政权是“夷狄窃夺天位、染污华夏”[18]，故采取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雍正帝为维护其政权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遂以“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平等观念来对抗具有强大势力的“华夷之辨”。雍正并不讳言满族是“夷狄”，但认为“夷”不过是地域上的概念，孟子就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19]696，同样道理，“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19]697，“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19]150。可见，华夷之分在于是否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是否建立了大一统王朝。雍正将传统观念中的大一统核心——华夏“中原之国”与四周夷狄“属地属国”整合考量，形成了华夷无别、中外一体的“大中国”理念，已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20]。而清代的历代帝王庙祀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也可谓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延续不断的历史见证。

二、清朝通过祭祀关帝及先祖，以表现对传统忠孝观念的认同

(一)祭祀关帝，弘扬忠义

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准则中，“忠”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忠孝的观念起源很早，“夏道尚忠，复尚孝”[21]。《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这里“忠”指“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但及至后世，臣忠于君几乎成为“忠”的唯一含义。关羽就是作为忠君爱国的典范而被后世历代褒封的。他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 的精神符合儒家推崇的道德准则，因此崇尚忠义的心理是形成关公信仰的一大动因[22]。宋徽宗曾四次加封关羽，封其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等，宋高宗则封其为“壮缪义勇武安王”等；元文宗也曾封关羽为侯为王；明朝曾封关羽为“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等[23]。可见，关羽在不断地被神化，经历了“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过程。

清入关前，即在赫图阿拉修建关庙，奉关羽为神；皇太极又在盛京地载门为关羽建庙，并钦赐书有“义高千古”的匾额[5]2525。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又视关羽为护国之神，将关羽神像请进宫中，接受高规格的祭祀[24]。史载皇太极喜读《三国演义》，“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25]1，以使满族子弟“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6]。

入关后，清帝对关羽的加封可谓持续不断。顺治九年(1652)，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封“三代公爵”“圣曾祖”“光昭公”“圣祖”“裕昌公”“圣考”“成忠公”等号。乾隆元年(1736)，封“山西关夫子”；二十五年，改关羽原谥号“壮缪”为“仁勇”；三十一年，易京师地安门外关帝庙的正殿及大门“绿瓦为黄”[5]2525；乾隆帝还赞扬关羽“力扶炎汉，志节凛然”[27]。嘉庆十八年(1813)，封赠“仁勇”之号。道光八年(1828)，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光绪五年(1879)，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28]，崇为“武圣”，从而与“文圣” 孔子齐名。

又，清朝在历代帝王庙中单独建有关帝庙，尊崇可谓非凡。有学者据《钦定大清会典图》中《历代帝王庙图》推断，作为庙中庙的关帝庙应是在乾隆二十九年大修以后建造的[27]。从关帝的祭祀规格看，祭品陈设中有牛一、羊一、豕一，这种“太牢”的祭祀标准说明关羽享受到了帝王级的待遇，超过了孔子。

为弘扬忠义，清代还祭祀忠臣、贤良。昭忠祠之祀始于雍正二年，是为祭祀“尽忠报国之臣”及“力战敌忾、舍生取义”之忠勇之士；贤良祠之祀始于雍正八年，祭祀为国效忠宣力、勋绩懋著之贤臣[29]。

(二)祭祀祖先，推行孝治

孝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认为孝是 “百德之首，百善之先”。满族最初文化较为落后，伦理观念比较淡薄，但在入主中原以后，积极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和儒家思想，对孝道思想取认同态度。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清朝皇帝崇尚孝道，首先体现在祭祀祖先方面，通过祭享之礼以彰显“报本返始”的理念，并由此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清朝统治者在保留满族原有祭祖习俗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宗庙祭祀制度，由此建立了完整严谨的宗庙祭祀体系；既有举行祭祖大典的太庙，又有供皇家内廷祭祖的奉先殿、寿皇殿、安佑宫、绥成殿等。早在关外时期的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就在盛京建立太庙，追尊始祖、高祖、曾祖、祖父为王，奉祀“四王”于太庙后殿；上清太祖谥号，奉祀太祖帝后于太庙前殿。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就在北京设立太庙，奉祀太祖帝后和太宗；五年，改建太庙，奉祀太祖、太宗于中殿；追尊“四王”为帝，庙号“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奉祀四祖帝后于后殿，并保留原盛京太庙，称“盛京四祖庙”[30]。

清朝统治者除了立庙祀祖，追展孝思之外，还把推行孝道和国家统治实践结合起来，顺治和雍正分别撰著《御注孝经》和《御纂孝经集注》两书，并颁行天下。《孝经》有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早在汉代就有“举孝廉”的制度，并为以后历代所继承。清代设立孝廉方正科，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之一。且清代皇帝自身事亲至孝，以此垂范臣民。如乾隆帝“侍奉孝圣宪皇后极为孝养，每巡幸木兰、江浙等处，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养。……后崩后，上于后燕处之地皆设寝园，凡巾栉、杝枷、沐盆、吐盂无不备陈如生时，上时往参拜，多至失声。又于园隙建恩慕寺，以资后之冥福焉”[25]21。清朝统治者在政治、道德、法律、教育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了“孝”的观念，使“孝”成为社会道德的核心规范，达到了以孝治天下的目的[31]。史载：“人敦实行，不务荣名，忠孝节义，视为当然。”[32]

三、清朝通过祭孔以彰显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道统

清王朝系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需要理论论证支撑其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遂逐步为清朝统治者所接受[33]。孔子是儒家道统的象征，历代中原王朝对孔子及其后嗣的谥封、祭祀(如唐朝封孔子三十五代孙为文宣公，北宋封其后嗣为衍圣公)，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并使得尊孔本身与现实政权的合法性间具有了密切的关系[34]。清朝通过对孔庙释奠制度的继承和改造，以彰显其对儒家道统的传承，并从而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

早在入关前，皇太极就于崇德元年(1636)“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5]2532，以彰显清朝之“崇文重道”[35]。皇太极的这一举措，可以说为清朝后来推行“文治”及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36]。

再者，清代也继承了加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的制度，且对衍圣公可谓优礼有加。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加封衍圣公孔兴燮为少傅兼太子太傅[8]361。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亲至曲阜祭孔，对曲阜“圣物”倍加赞赏，并命扩建孔林，又特命孔子后嫡孔尚任在诗礼堂为之进讲经书([清]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一一)；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又重修孔庙。雍正也非常重视传统儒学，曾言“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分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19]905；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衍圣公孔毓圻病逝，雍正曾下谕悼念。乾隆帝则曾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亲诣阙里致祭。

清朝帝王还通过经筵学习来树立自身尊崇儒家的形象，并指导现实政治。经过宋明理学对儒学官方哲学地位的进一步巩固，至清代，儒学统绪得到更加系统的梳理——学者熊赐履曾撰《学统》，列出了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到董仲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四个系列数百人的儒学传承体系[33]。清朝统治者遂利用儒家固有的道统理念来重构华夷之辨，从而标榜满洲统治的正当性[37]。如史载康熙帝“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此圣贤训辞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10]899。而雍正不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且在中外文化发生冲突时，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雍正五年，他在召见西方传教士、驳斥罗马教廷关于信仰天主教就不能祭孔祭祖的规定时说：“作为一个满洲人……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 ……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38]；“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五六)因此，有学者认为清朝“皆合中国旧来崇尚，无复夷风”，“皆能用中国贤明之君为法，定天下固自有气度也”[39]。

清代统治者的“中国”认同意识是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相伴而生的，其对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吸收与弘扬就是其“中国”认同的表现之一。清代对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的继承，除了前文所论述的几个方面外，还体现在祭祀天地、社稷等国家祭礼方面。清朝皇帝通过一系列隆重的国家祭祀典礼，昭示清朝已得中华统绪之正。清代祭祀文化中渗透出的“中国”认同意识，可谓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一个显著表征。

[1]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J]．清史研究，2005，(4)．

[2] 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J]．清史研究，2011，(2)．

[3] 黄爱平．清代的炎帝祭祀及其文化内涵[J]．理论学刊，2009，(6)．

[4] 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3．

[5] 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傅华．北京西城文化史[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32．

[7] 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9-141．

[8] 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 [清]昆冈，刘启端，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433[M]//续修四库全书：第8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00．

[10] 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492．

[12] 许伟．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历史特点的历代帝王庙祭祖体系[C]//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3] 黄爱平．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J]．清史研究，2011，(2)．

[14] 王秀玲．清朝历代帝王祭祀与民族国家认同[J]．前沿，2015，(5)．

[15] 康有为政论集[M]．杨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669．

[16] 严复集[M]．王栻，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245．

[17] 王明珂．炎黄子孙是谁？——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N]．中华读书报，2009-11-11．

[18] [清] 雍正帝．大义觉迷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174-175．

[19] 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 陆勇．清初“华夷观念”的解读与中原王朝合法性重构——以“曾静案”和杭世骏命运为视角[J]．北方论丛，2015，(3)．

[2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03．

[22] 刘福燕．关公传说视域下的关公信仰探究[J]．宁夏大学学报，2012，(7)．

[23] 沁水县志三种[M]．田同旭，马艳，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426．

[24] 王政尧．清代关羽崇拜对“关戏”发展的影响[C]//朱诚如，王天有．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25] [清]昭梿．啸亭杂录[M]．冬青，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 《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G]．王炜，编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

[27] 李宏坤．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

[28] 朱正伦，李小燕．城脉：图解北京坛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4-135．

[29] 刘中平．论清代祭典制度[J]．辽宁大学学报，2008，(6)．

[30] 姜舜源．清代的宗庙制度[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3)．

[31] 王星月．清朝孝文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7-8．

[32] [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M]．李洵，赵德贵，主点校．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5351．

[33] 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J]．史学理论研究，2005，(2)．

[34] 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M]．济南：齐鲁书社，2004：137．

[35] [清]嵇璜，刘墉，等．清朝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2309．

[36] 史革新．皇太极时期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J]．河北学刊，2008，(11)．

[37] 刘方玲．清朝前期帝王道统形象的建立[D]．天津：南开大学，2010：20．

[38] [法]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C]//清代西人见闻录．杜文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9] 孟森．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7．

2016-12-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

徐洁(1969—)，女，吉林洮南人，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辽金史、东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