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与空间建构
——纳博科夫小说《玛丽》的文本解读

王 丹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流亡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与空间建构
——纳博科夫小说《玛丽》的文本解读

王 丹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探讨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特征，要从其创作的空间要素与象征意义出发，探讨作家跨文化、跨地域的多种空间体验所造成的身份困境及其应对策略。《玛丽》作为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小说中所蕴含的“空间化的时间观”奠定了纳博科夫此后多部小说空间主题的基调。从小说《玛丽》开始，纳博科夫的创作就具备了一种流亡作家的世界性视野，并凸现出一种从家园转向家宅、从宏大转向细微的写作趋势，反映出作家对人类共同价值和理想存在空间的深切关注。

纳博科夫；空间；家宅；流亡；《玛丽》

纳博科夫是著名的俄裔美籍作家，《玛丽》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俄文版书名《玛申卡》），1926年前后于柏林完成。对于研究者来说，这部小说不仅标志着纳博科夫初现文学天赋，而且意味着他开始主动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身民族文化与身份焦虑的双重精神困境。与纳博科夫后期的幻想式文学创作不同，《玛丽》的文本中包含了多处自传性的真实内容。因此，《玛丽》这部寄托着作家最真实情感的小说，在纳博科夫的众多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我们解读和研究他的跨文化写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玛丽》的创作语境与空间意图

在以往的纳博科夫小说研究中，《玛丽》通常被看作一部以时间主题为中心的作品。由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寓意较之纳博科夫的后期作品更为单一明朗，研究者们极少注意到小说中所呈现出的空间要素并将其与纳博科夫的创作策略联系起来。实际上，《玛丽》中所蕴含的“空间化的时间观”奠定了纳博科夫此后多部小说空间主题的基调。

这是一部关于回忆和等待的小说，也是纳博科夫第一部试图重返“心灵上的俄国”的作品。

小说故事发生在1924年4月的柏林，加宁是一位流亡柏林的俄国青年军官，与其他流亡者合租在狭小的公寓里。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宁看到阿尔费奥洛夫等待重逢的妻子的照片，发现居然是他的初恋情人玛丽。自此他便开始了对玛丽及两人恋爱经历的追忆。

回忆和等待是与时间密切相连的两个行为，因此小说在写作时自然出现了三个时间向度——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两个相反方向的时间指向：现在的“我”对过去的“我”的追思，以及现在的“我”对未来的“我”的想象。表现在文本中，就是主人公加宁对于往昔的留恋，以及对于玛丽到来的期盼。于是，在加宁的世界里，玛丽成了那个联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两个时间点在回忆中合二为一。对于加宁来说，在玛丽到来前的这六天里，时间停止了流逝，而且进入了一种如痴如醉的绵延状态，成为空间性的存在。

在小说中，加宁将自己的生活封闭在昏暗破落的公寓中，也将自己与玛丽的感情置入封闭的空间记忆中。对玛丽的渴望夹杂着对故乡的热切思念，他将自己所失去的俄国的一切浓缩在玛丽身上，而几个小时后，她就要来了。加宁决定在玛丽到达车站的当天代替阿尔费奥洛夫去接站，后者在前一晚的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于是加宁将阿尔费奥洛夫的闹钟调慢了三个小时，那时他应该已经带着玛丽远走高飞了。可以说，后来在纳博科夫笔下其他人物形象身上出现的偏执，都可以从加宁这里找到源头。

从创作动机上看，纳博科夫自《玛丽》开始的小说都存在两种倾向：其一是试图从多种文化的交会碰撞中寻求一种能够延续自身民族记忆和民族语言纯洁性的文化属性；其二是希望通过新的环境和流亡生活的经历构建与众不同的自我属性，是对个体意志的发扬。“如果说前者追求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与过去相联系，那么，后者则寻求的是一种相邻性，一种与所处地理位置的和谐，它是一种空间性的延续性。”①二者在纳博科夫身上达到了互补的一致。这也能够解释为何俄侨评论界围绕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俄国性”问题长达数十年的纷争——纳博科夫是少有的能够将自身的民族属性完美地融入异国文化的俄国作家。换言之，纳博科夫的小说追求的是一种世界性和全人类价值，对多元文化和共同人性的精确把握足以使他屹立于世界文坛。

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始于20世纪20年代，适逢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没落和现代主义小说的异军突起。社会思潮所带来的小说叙事形式的革命正与纳博科夫艺术至上和自由主义的创作观不谋而合。于是纳博科夫开始在作品中建构一种新的空间形式来适应杰姆逊所言现代社会文化的“空间性现实”。在传统小说那里，景观和空间描写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的；而在纳博科夫笔下，一景一物都充满了生命力，是个体自由意识的延伸，地理空间和视觉景观被视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混合了情感、记忆、想象和经验认知，甚至是对存在状态的一种隐喻。

另一方面，流亡生活所带来的身份混杂与居无定所也使纳博科夫重新思考时间叙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为记忆形式依赖于人的存在环境，而长期的漂泊使纳博科夫对于时间的感知发生了断裂和错位。频繁的迁移使纳博科夫失去了对家园和居所的依赖感，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建立在地理空间基础上的情感的失落。这种失落感是现代社会人类的一种普遍经验。这种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将原本被地域界限所分割的多种文化因素杂糅在一起，提供了空间记忆并置的可能性。纳博科夫将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空间体验赋予笔下的人物，他对小说空间场景极富针对性的描绘和对空间隐喻的使用突破了以往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实体景观概念。

《玛丽》中的俄国膳宿公寓就是对俄国流亡者生存境况的最好的空间写照。这个日夜都能听到火车轰鸣的柏林市郊地铁线旁的公寓，有着昏暗的门厅，光秃秃的狭窄的过道。在臭烘烘的深处潜藏着厨房、女仆的小房间、一个肮脏的洗澡间和一间窄窄的厕所。这里分别住着寡妇房东多恩太太，年老的诗人波特亚金，棕色眼睛的丰满姑娘克拉拉，两个爱傻笑的芭蕾舞演员科林和戈尔诺茨维托夫，新来的阿尔费奥洛夫和沉闷抑郁的俄国青年加宁。他们在此的生活就跟公寓里那些满是灰尘、破旧不堪的家具一样了无生机。加宁曾经是个俄国军官，到柏林后为了生计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饭店里端盘子，推销俄国小圆面包、润发油，甚至去电影片场做群众场面的临时演员。波特亚金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过去六个月里一直在办理去往法国的签证手续，却迟迟无法动身。这群俄国人就处在日复一日枯燥乏味、无所事事的状态中。纳博科夫通过阿尔费奥洛夫之口说，过去在俄国的生活就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因此，昏暗、破落的俄国膳宿公寓就成了这些流亡者生存状态的空间象征。

在一次次的迁徙和旅途中，纳博科夫感受最深的是不同地域和文化带来的空间经验的碰撞。对他而言，时间和历史的延续感被革命、战火和独裁统治等频繁中断，空间体验代替时间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种地域和文化上的“局外人”体验使作为一个流亡作家的纳博科夫具有了双重视角：新的空间体验总是不自觉地被拿来与过往的俄国生活作比较，从而使回忆中的“家园”通过这种带有他者的印记审视和比较得以呈现。

二、《玛丽》的空间场景与象征意义

《玛丽》的第一章充满了隐喻色彩，对于整部小说空间场景的建构有着独特的作用。小说开篇是主人公加宁与阿尔费奥洛夫被困在公寓突然停止运行的黑暗电梯中，后者对这一突发情况泰然自若，试图与加宁找些共同话题来打发时间，他自来熟地向加宁介绍自己以及即将到来的妻子玛丽。而加宁则不耐烦地回应他提出的任何话题，狂躁地试图通过一切办法打开电梯。这是一个充满隐喻的场景：黑洞洞的电梯，封闭的空间，“不知道几点钟了”，以及对可能得吊上一整夜的担忧。两人的生命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向前运动，因为他们失去了计量生命的时间刻度。

可以说，纳博科夫对小说形式的创新正是源于他对传统时间叙事模式的重新思考。受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理论的影响，纳博科夫也将时间明确区分为“应用时间”和“纯粹时间”。前者是借助钟表和日历来测量的时间，而后者则是“纯粹的时间，可感知的时间，有形的时间，没有内容和背景的时间——这便是我的人物在我的赞同下描述的时间”②。可以认为，纳博科夫关注的并不是时间本身的物理特性，而是旨在重新创造小说中的时间状态，通过考察“时间的本质，而不是它的流逝”③来将这种有形的、可感知的、静止的时间具象化成为一个或多个立体的空间片段。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也认为，尽管存在相对化和贬值，空间仍旧取决于绝对化或柏格森意义上的绵延。《玛丽》中的电梯场景显然是纳博科夫这一时空观的文学展示。

有趣的是，纳博科夫似乎有意凸显小说中这种空间性，并暗示读者思考其深刻内涵。在被困住的短短的十分钟里，阿尔费奥洛夫提到了两次“象征意义”：

“看来我们还不得不吊上一夜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样相遇有点象征意义吗，列夫·格列博维奇？当我们踩在大地上时我们互不相识，而我们恰巧同一个时候回来，一起走进了这个玩意儿。”

“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加宁阴郁地说。

“啊，我们停了下来，在这片黑暗中一动不动这个事实呀。还有我们在等待。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老作家——啊，对了，叫波特亚金——和我争论我们这种流亡生活的意义，这种永远的等待。”

电梯恢复运行后，“猛地一晃，在四楼电梯平台边上停了下来”。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打开电梯门，咧嘴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人按了电钮我们才上来的，可是这里并没有人。”

“真是个奇迹，”阿尔费奥洛夫重复道，“电梯上来了可是这里并没有人。这也具有象征意义。”④

我认为，纳博科夫想通过阿尔费奥洛夫表达的空间的“象征意义”有三重：

首先，两位主人公带有巧合色彩的相遇是小说空间架构的基础。加宁在公寓里住了一段日子并打算在星期六搬走，而阿尔费奥洛夫刚刚搬进来，打算在星期六迎接他即将到来的妻子玛丽。表面看来星期六这个日期成为两个陌生人的时间交接点，这栋破旧的膳宿公寓成了空间上的交接点，但在相遇的这一刻，他们双方却都不知道实际上是与两人分别有过感情经历的玛丽使不相干的两人有了交点，玛丽是二人人生的重叠部分，在接下来的六天里，他们将共同思念和盼望玛丽。显然，纳博科夫是借助玛丽这个形象触发两人关于故乡的空间记忆，形成更深层次上的交融。

其次，加宁等人在柏林的生活就如同被困在这部电梯里，被困在现在或者说当下这个空间化的生存状态里，踟蹰不前。在他的身后是甜蜜的回忆、是流亡前的自由，是故乡的一草一木，眼前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生活。他彷徨、苦闷，对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不满，却又不知会持续多久，该如何改变，该往何处去。加宁处在人生的黑暗当中，对他来说就如同这部冰冷停滞的电梯，时间感消失殆尽，只能凭借在黑暗中的摸索确定自己的空间方位。他的生存只是被动的等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看不到希望和梦想，公寓旁日夜呼啸而过的列车提醒着他故乡已经一去不返。

再次，纳博科夫希望用俄国膳宿公寓这个破旧、保守、愈加失去生命力的象征空间来将自己“轻装前行”的意识赋予主人公加宁。灯亮了，电梯恢复运转，阿尔费奥洛夫以为是有人按电梯才将他们解救出来，实际上却没有人，暗示着以加宁为代表的这群俄国流亡者在异乡的空守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一直等待的人生转机实际上并不会主动来临，因为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在于自身的自我醒悟。因此，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加宁作为唯一一个敢于并且有能力离开公寓、走向新生活的人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

另一方面，为了凸显场景的空间形态，纳博科夫采取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为加宁寄宿的公寓房间编号，即将前一年的日历撕下来贴在房门上。于是阿尔费奥洛夫的房间成了4月1号，加宁的房间是4月2号，以此类推。纳博科夫似乎有意将其用来对应故事所发生的一个星期的时间跨度。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反映出纳博科夫的态度——偏爱用空间居所而非时间线索作为记忆的载体。这种编号方式联结了时间与空间，由此，房屋或者居所这种生存空间的微缩形式被时间化了，反过来，时间也被形象地空间化了。加宁等人被困在封闭的空间（电梯）中，居住在日期表标示的房间中，无疑是流亡者们被囿于异乡的生存现状的一种隐喻。

加宁身上的阴郁气质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多余人”形象，从而让同时代的俄罗斯读者一眼就能将他认出来。然而，纳博科夫并未停步在已有的传统的文学模式中，在小说结尾，纳博科夫笔锋一转，加宁出人意料地放弃了蓄谋已久的接站，选择去城市另一头的车站，用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一买了一张火车票奔向未知的远方。加宁对于玛丽还爱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一切都未曾变化”的基础上的，而在即将见到玛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意识到了这种愚蠢。“当加宁抬头看着幽静的天空中的房顶架时，他清晰而无情地认识到他和玛丽的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它持续了仅仅四天——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天，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枯竭，他已经感到腻烦了；现在玛丽的形象和那行将就木的老诗人的形象一起都留在了幽灵之屋里，这屋子本身也已经成了记忆。除了那个形象之外，玛丽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⑤加宁终于意识到玛丽对他来说只存在于回忆中，而现在他期待见面的则是别人的妻子，他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于是加宁找到了被困扰许久的关于生活意义的答案，终于摆脱了无形中的囚禁感，走向自由，走向新生。

玛丽始终没有出现在这部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说中，但她所象征的生存空间——过去的另一种生活、那无法返回的俄国，已经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形式，贯穿于加宁在柏林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他走到哪里，“玛丽”将永远陪伴着他，给他以慰藉。 随着加宁选择踏上未知的旅途，纳博科夫的理想存在空间——彼岸世界的影子还不像他后来作品中那么明显，但很显然，已经有了雏形。

三、从家园到家宅：纳博科夫的逆向思乡

作为一个崇尚自由意志的流亡作家，一个外来者和陌生人，纳博科夫始终处在异质文化的“他者”处境。他必须首先面对其自身与现实生活存在的巨大差异性与对抗性，进而找到与多种异质空间协调一致的有效方式。在不断流亡的时空旅途中，纳博科夫发现无论如何也难以再找回他俄国童年的那种归属感，便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自我放逐”。在小说《玛丽》中，纳博科夫曾借主人公加宁之口表达自己内在的情绪：“逆向的思乡，即渴望去到又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欲望在春天却愈加强烈起来。”⑥纳博科夫这种消解离愁的独特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保持个体独立性的“精神流亡”，“设想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同于周围人居住的地方，设想一个既不同于被抛在身后的地方，也不同于将要到达的地方”⑦，从而在挥之不去的乡愁和融入异乡之间保持艰难的平衡。

流动性的居住方式决定了纳博科夫是以空间形式而不是时间线索承载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从俄国到欧洲，再到美国，受到两次大的迁移的影响，纳博科夫体会到不同文化空间的巨大差异性，给他带来混杂多元的空间经验。他从俄国的村庄和山野步入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再到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就像从一个世界步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形成了工业社会与传统乡村之间的强烈对照。这种对照在纳博科夫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造成了他自我存在空间的分裂：他灵魂的一半思念着故乡俄国的山林湖泊，广阔的麦田和宁静的庄园；另一半则愉快地接受了舒适便捷的现代工业化产品，嘈杂的城市生活和鼓励个性自由的美国精神。

当记者问到纳博科夫是否还会返回俄国时，他回答道：

“我不会再回去了，因为很简单——我所需要的俄国的一切始终伴随着我：文学、语言，还有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正是在美国，我找到了与我的思想最紧密契合的最佳读者。在美国我找到了精神上的家园。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⑧

尽管如此热爱美国，然而纳博科夫在此居住的20年，却未曾拥有一所住宅或一处真正意义上的房产。汽车旅馆、出租公寓、酒店、乡野、公路都是他流动性的居所。对此，他解释道：“没有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满足。……我如此愤懑，迫使自己远离俄国，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滚动。有时，我对自己说：‘这可是一个安家落户的好地方。’但我会马上听到内心传来雪崩的轰响：一旦我栖身于地球一个特定的角落，我就会毁掉成百上千的远方所在。”⑨对纳博科夫来说，失却了情感寄托的处所就不能再称之为“家”了，他深知不可能再在故乡以外的地方找到家的感觉，因为他已经将自己所需的一切带在心中，居所不过是容身之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主动选择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纳博科夫的流亡也可被视为一种加宁式的保有自我的逆向思乡。

与此相对应，在开始用英语写作后，纳博科夫小说的空间向度也从家园转移到了家宅。

纳博科夫意识到家宅或居所对于自我存在的重要意义，于是在后期的小说《普宁》中将这种情结赋予与自己经历相仿的普宁：

普宁三十五年来居无定所，受尽折磨，晕头转向，缺乏一种内心深处的安宁，他早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耐烦了，如今他独自住在一所四面无邻的房子里，对他来说真是无比高兴，十分满意。……普宁甚至怀着感恩的惊讶心情，认为根本就没发生过俄国革命，没有背井离乡，没有移居法国，没有加入美国籍……⑩

普宁的最大愿望，就是拥有一所跟这一样的房子，因此，在他决定第二天就要买下这所理想的房子时，被辞退的噩耗像个晴天霹雳打破了普宁对于未来的所有美好期待。他只好收拾行装再次踏上了流浪的旅途。纳博科夫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普宁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宅的机会，暗示着普宁坚守自我的渺茫可能。对于人类是否能够拥有不被侵犯、个性自由的自我空间，纳博科夫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从生存空间被替代、被挤压的负面美学视角，揭示了个体空间存在的价值。

可以说，家宅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生存空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承载着我们的生命、时间与历史的变迁，人类建构诗意的居所，反过来也被居住空间所影响。就如同本雅明所言的机械复制时代，人类为了保有自我而从公共空间缩回室内，“居室是失去的世界的小小补偿”。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和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本宁静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像神话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一样，现代人也日渐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而成为被外界建构并颠覆的分裂性主体。于是人通过把世界缩影化来占有世界，而居所/家宅作为世界最本真的角落，成了保有自我意识和生存空间的有效途径。

纳博科夫意识到这一时代语境的转变，在小说的题材选择上也逐步由宏大转向细微，由家园转向家宅，并形成了细节至上的创作观念。这种创作策略的改变与他创作生涯中所经历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也是同步的。因此，无论是小说主人公们对于居所可望而不可即的执着，还是现实中纳博科夫主动选择的“精神流浪”，实质上都是一种作为他者身处异乡的退守：时刻提醒自己俄国已经一去不返，而逆向的思乡——“永远在路上”——成为最后一丝精神慰藉。

四、结语

《玛丽》的这种逆向思乡成为此后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一个起点，就如同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文本中构建起一种家园感（sense of home）。现实中的家园一经失落，不可重得，无法再复原成本来的模样。因此，纳博科夫在文本中重新塑造了多重空间，可视为一种想象、一种虚构、一种缅怀和追寻本源的情绪。《玛丽》中的家园和居所实际上成为一种空间象征，这种象征性的空间较之作为地理背景或场景的功能性空间要深刻和复杂得多。在小说的结尾，纳博科夫将加宁的顿悟设置在车站这样一个极富流动性的空间，无疑是对空间所具备的多种可能性的一种隐喻和期待。换言之，从小说《玛丽》开始，纳博科夫的创作就具备了一种流亡作家的世界性视野——对人类整体空间和普遍人性的关注，并在此后的文学生涯中始终坚持这一创作主旨，开创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纳博科夫式的文学世界。

注释：

①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③⑧⑨Vladimir Nabokov,Strong Opinions（Penguin Books，2011），p1973，p157，p8—9，p23.

④⑤⑥纳博科夫：《玛丽》，王家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25、9页。

⑦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⑩纳博科夫：《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编辑 王秀芳

Cross-cultural Writing and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Nabokov’s Mary

Wang Dan

In this paper,with a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elements and symbolism of Vladimir Nabokov’s novels,we try to probe into the author’s identity crisis which caused by his cross-cultural and cross-regional experience.And the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argu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Nabokov’s very first book.As it connotes a“spatialized point of view of time”which has set the tone for those spatial themes of his later works.Furthermore,we hold the opinion that,since the novel“Mary”,as a writer in exile,Nabokov gradually began to have a cosmopolitan view in his pieces.Within these pieces,there’s a changing trend from grandeur to subtlety,and from homeland to house.This trend reflects his deep concern for common values and ideal existence space of human beings.

Nabokov;Space;House;Exile;Mary

G125

A

1007-905X（2017）06-0107-05

2017-03-02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600947）

王丹，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