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间性视阈中的韩国汉诗《古诗十九首》拟作

李鹏飞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一、问题的发生

在推行长达半个世纪的“去汉字化”运动以后，2016年5月12日，韩国宪法法院举行《国语基本法》有关使用纯粹韩文的条款是否违宪的公开辩论，其所讨论的汉字是否是韩国国文等话题，折射出韩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下的纠结心理。韩国学界在评价古代汉文学是否表达了韩国人的思想情感时，常在否定与认可的两极间逡巡，如上世纪70年代学者李庆善质问“从语言方面来看，汉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是没有坚实根底的畸形。以此畸形的工具，无论何等老练的工匠，如何可能‘比国文更好地表达了朝鲜人的思想和情感’呢？”①李庆善：《韩国比较文学论考》，汉城：一潮阁，1976年，第6页。其极端之处，甚至将汉语文学视为畸形工具作成的赝品文学而完全取消其价值。中韩建交后情况有所改变，“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②柳晟俊：《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52-57,158页。。

应该承认，韩国古典文学是汉语与韩语、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的杂糅式文化产品。杂糅（Hibridity）源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他说“不同的文化在接触时，并不是完全的分离，而是一种相互碰撞，相互影响，这种碰撞和影响造就了文化上的混杂化”③David Huddart，Homi.K.Bhabha，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p.7.，由此创造出一个新事物并生成文化间性的存在样态。《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十九首》）历来被称为中国五言诗之母，在慕华情结笼罩的朝鲜李朝，《十九首》也曾出现一波拟作的热潮，深刻影响了韩国汉诗及韩国国语文学。《十九首》的诸多拟作和其他衍生作品是文学交融的极佳例子，是东亚汉诗共同美感在文学间性中渐次生成的生动个案。

二、文学互动与第三空间的发生

1598年，援朝抗日的明军将领吴明济与朝鲜士人接触后欣喜地发现，“其人率谦退揖让，其文章皆雅淡可观”④祁庆富：《朝鲜诗选校注》，沈阳：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55页。。李朝文人的儒家士风与汉诗文修养，得到吴明济的深刻认同。其后吴明济选编340首汉诗成《朝鲜诗选》，收录朝鲜前代名作以及吴明济与朝鲜士人的诸多唱酬作品，这是朝鲜汉文学成绩在中国所得到的前所未有的认可。随后，兰芳威《朝鲜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中对朝鲜汉诗都收录众多。在选家的诗学视野中，朝鲜汉诗是汉文学正宗，其美感经验亦得到诗家的认同。

有明一代，中国与朝鲜李朝政治关系较为融洽，双方使节往来频繁。无论是朝鲜使节燕行还是中国使节出使，双方人员的诗赋外交活动极其密切，朝鲜有多部汇集使节唱和作品的 《皇华集》存世。这种文学互动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朝鲜汉诗风气受到明朝文坛的直接沾溉。朝鲜诗人对明代文坛风气颇为了解，许筠（1569-1618）《鹤山樵谈》曾说：“名人以诗鸣者：何大复景明，李崆峒梦阳，人比之李杜。一时称能者：边华泉贡，徐博士祯卿，孙太白一元，王检讨九思。何李之长篇七律俱善。”①[韩]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许筠全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81年，第358页。以崔庆昌（1538-1582）、白光勋（1537-1582）、李达为代表的“三唐诗人”，终结宗宋诗风，开启宗唐新潮，朝鲜诗学从重理重道向重个人抒情过渡，与明代诗坛同步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

明代前后七子对《十九首》非常推崇。前七子中，何景明有《拟古诗十八首》一组，李梦阳、康海、徐被卿、边贡、王九思等各有几首作品。后七子中，李攀龙有《古诗后十九首》一组，王世贞、宗臣、吴国伦、徐中行等也有零散作品。前后七子的《十九首》拟作创作热潮，最终扩散至朝鲜诗坛，并引发了同样的审美风尚。朝鲜李朝前期，《十九首》的拟作之风开始兴盛，前中期诗坛曾有近十人写作《十九首》拟作。 其中，成伣（1439-1504）、柳梦寅（1559-1623）、申钦（1566-1628）都有完整拟作一组，权斗经（1654-1724）有拟作十五首。

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朝使节唐皋、史道赴朝宣读嘉靖皇帝登极诏书，照例与朝鲜诗人文学唱和频繁，临别时其作《留别国相李相》赠朝鲜李荇，其诗为：

行行重行行，已到离别时。离颜人共见，别况谁则知。鸭江一分首，两地各风吹。胡马与越禽，北风与南枝。生地自有限，所适不可移。相思岂相见，有梦常相随。莫愁去时路，且倒会时卮。与君期痛饮，醉中相别离。

李荇随之次韵一首：

萍逢两相值，邂逅亦暂时。形影一已异，会合那得知。夜月莫须出，天风休更吹。月明有惊鸟，风吹无定枝。我怀只如此，耿耿终不移。愿将耿耿怀，常作魂梦随。且歌白云篇，莫劝金屈卮。醉中意逾苦，此别非生离。

朝鲜诗家任璟《玄湖琐谈》记载，史道归国时朝鲜士人以诗相送之作众多，而史道唯独欣赏这一首，“及其还也，诸公以诗送之，长篇杰句，郁烨璀璨，而华使皆不许可。独容斋绝句‘明月莫须出，天风休更吹。月出有惊鸟，风吹无定枝。’华使称赞不已”②[韩]任璟：《玄湖琐谈》，赵季，[韩]赵成植：《诗话丛林笺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99 页。。

史道的诗全仿《行行重行行》，深受明代复古诗风影响，而李荇的诗，除“会合那得知”似“会面安得知”外，其诗已脱去形似的羁縻，气象更高一筹。其“萍逢两相值”句，兼用曹植《浮萍篇》“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杂诗》“转蓬离本根，飘颻随长风”、《诗·郑风·蔓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形影一已异”句用曹植《杂诗》“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月明有惊鹊，风吹无定枝”句用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白云篇”取汉高祖“秋风辞”；“莫劝金屈卮”用孟郊《劝酒》“劝君金曲卮”。这首诗虽然化用语典众多，但却能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而离形得似，吟唱出的离别主题真切动人。由此可见，朝鲜诗人的诗歌创作早已脱离亦步亦趋地追随，不只是他们的某些作品被中国诗人刮目相看，其整体的诗学风貌也有了很大发展与变异，极大扩充了汉诗美学的丰富性。

霍米·巴巴提出，在经历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的混杂化（Hibridization）之后，“某个文化的特征或身份并不在该文化本身中，而是该文化与他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存在的模拟空间。这个空间既不全是该文化又不全是他文化，而是两者之间接触交往的某个节点，这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中。 ”③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4,p.204.中韩诗人的频繁诗歌唱和、笔谈及作品的双向传播，无疑都是第三空间生产的强劲动力，尽管文化强势方的中国诗人常忽视其中的韩国本土因素，但东国诗人却是在暗中较艺中操作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化编织。文化的强势与弱势双方，在文化遭遇、杂糅的第三空间里，也互相建立了对方的主体性，对韩国诗人而言，汉诗这种文化过渡性空间是民族意识、民族美学觉醒的启发者。在此，韩国诗人悄悄抵抗着中华使者的傲慢，并反思性地创造了韩国的民族文学。

三、抒情美学的兼容与变易

霍米·巴巴发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遭遇语境中，弱者常在“模拟”强者文化的过程中渗入大量本土文化的观念，诸如孟买的印度人以印度教的理论来误读《圣经》之类，形成一种新的“似像非像”的混杂文化。这种对强势文化“本真性”与“纯粹性”的消解，令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愿望变为泡影，“模拟既是相似又是威胁”①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 Press,1994,p.91.。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模拟”所包含的借用与模仿也是多种文化交融而重生的过程。在学习中国诗歌的同时，韩国文人的自主意识暗流同样在强烈涌动着，他们采取多种策略做无声的抵抗。学者曾注意到高丽文学在学习中国文学时，有意避开元代文学而以传统唐宋文学正宗自居的想象，“这种文化认同与民族本位的冲突、文学接受与文化自尊的矛盾，反映了在强势文化的传播压力下，相对弱势的文化体试图摆脱控制、保存差异性的努力”②樊葵：《论同源文化传播的选择性——以高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受容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6期，第135页。。朝鲜朝的诗人同样有着类似的文化情结与诗学选择。

《十九首》在东亚流传期间，各国受本国美学影响，对《十九首》的美学血脉的引入各有偏重，创造了不同风格的杂糅物。《十九首》作为五言诗初创时期的抒情美典，以游子、思妇为抒情主人公，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生命价值的珍视、人类普世情感的表达是《十九首》的诗学主旨。如清代陈祚明评曰：“《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③[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 3，《续修四库全书》159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642页。明代前七子仿《十九首》是为努力恢复中国诗歌的“缘情”传统。对此，朝鲜诗人同样有着真实的体认，用权斗经的话说，“《古诗十九首》……神奇凄婉，匠心入圣，矢口成章。”④[韩]权斗经：《苍雪斋集》，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 年，第 372 页。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则说，《十九首》中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永恒存在与人生的短暂，时间的推移就意味着死亡的迫近，于是内在的悲哀惆怅的情感随之生长发酵，“简言之，可以称为推移的悲哀”⑤[日]吉川幸次郎：《推移的悲哀——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上），《中外文学》1977年第6期，第25页。，此种论调弥漫着日本“物哀”美学的浓郁氛围。

巧合的是，《十九首》的抒情美学的传入也倚靠了韩国古典美学的接引。韩国学界多将韩国传统美学精神概括为“风流”，新罗末期的崔志远（857-？）撰写的《鸾郎碑·序文》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敎，接化群生。”⑥[韩]金富轼：《三国史记》，首尔：瑞文文化社，1980 年，第 78 页。他引入中国文化的“风流”，与新罗以歌舞音乐、玩赏风景来接引神祇的“风月道”与“花郎道”结合，开创了韩国民族的风流美学精神。“在韩国，风流是以玩味自然风景、欣赏艺术作品来求得精神的超越和升华，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价值观念。它常被伦理意识所支撑，但又时常因疏朗开阔或反叛精神甚至无常、漂泊等思想的渗入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⑦[韩]闵周植：《东亚美学中的“风流”概念》，《文史哲》1999 年第 1 期，第 93 页。藉由文学的游戏而达至精神的自由，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是风流美学的要旨。《十九首》将个体意识的觉醒及生活中的真实情感形诸于歌咏，进而实现精神的超越，与前者并无二致，因此得以顺畅地引入。

《李朝实录》记载，诗人柳梦寅生活在朝鲜宣祖、光海君时期，“士林派”与“勋旧派”官僚尖锐争斗，之前已经发生四次大规模的“士祸”，士人常常因政治动荡而免官、抄家乃至杀戮。光海君九年（1617），柳梦寅醉后作《无题》诗一首，被人诬陷有政治影射被罢黜官职，最终因为卷入光海君被废事件被杀害。柳梦寅在晚期充满强烈的人生虚无感，写诗著文成为独有的精神寄托。他常说，“诗者出乎性情，无心而发，终亦有征”，“诗者，出性情虚灵之府，先识夭贱，油然而发，不期然而然”⑧[韩]赵钟业：《修订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首尔：太学社，1996 年，第 507，526 页。，“盖诗者，发于情讽于口者也”⑨[韩]柳梦寅：《於于集》，首尔：景仁文化社，1991 年，第 556 页。。他《十九首》仿作中寄托的感情，与汉末士子的“死生新故之感”可谓是同声相应。清沈德潜所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⑩[清]叶燮，[清]薛雪，[清]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 200页。《十九首》的若干诗篇就是引入时间生命主题后，由场景的描写生发出不同的情感反应类型的铺展。人生短暂的感叹、生命价值的探讨、爱情与亲情的珍视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朝鲜诗人的拟作也延续了此类抒情动机。

同时，朝鲜诗人往往将强烈的德性意识混入《十九首》拟作主题之中，造成中国与韩国文化传统的杂糅。钟嵘曾评《十九首》：“《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是一字千金！”①[南朝]钟嵘著，陈廷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 17 页。钟嵘所评，以“文丽”“意悲”为核心，推寻常的语言与人间最普遍情感的表达为其最高价值所在，他没有谈及背后的“比兴寄托”。元代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开始，方有将思妇的相思臆测为君子自伤、效忠君王这类“寄托”命意。李朝是儒学强盛的时代，李朝前期诗坛宗宋诗风下的辞章派与道学派两大诗派，前者重视文学审美规律，后者坚持“道本文末”，尽管文学主张各异，“但其思想核心都以程朱理学为本。由于朝鲜朝前半期程朱理学垄断了文化学术界，程朱理学所标榜的‘文以载道’思想，成为当时士大夫文学思想的核心”。这种朝鲜诗人特有的思想气质在唐风劲吹下，仍然有着强大的内在惯性。诗人对气概、信义、节操、毅力等内在风骨的高度推崇，终于形成源于中国诗风却表现卓异的民族特色。

于是，写《十九首》拟作的诗人们对政治寄托主题的表达多有偏爱。道学派诗人郑希良（1469-?）有首《送友人》：“玉衡指南陆，熏风忽西吹。徘徊登高原，悠悠劳我思。浮云日西征，游子将何之。丈夫多意气，不作儿女悲。人生非参商，会合谅有时。但愿崇令德，功名及芳菲。”诗作仿用十九首体式与套语，主题类似《回车驾言迈》“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的谈唱，由生命感而转入建功立业的冲动。《十九首》中，追求功业以求不朽只有《回车驾言迈》一例，在朝鲜诗人《十九首》仿作中，类似情感与主题却得到强化后发生了大量的主题杂糅。

在诗歌抒情主人公的设定上，还出现了性别身份更易乃至性别身份杂糅的奇特现象。如申钦的两首仿诗：

客从何方来，手中豁落图。金箱护其简，琼珠妆其枢。贻我启玄钥，视之不死文。问谁为此书，太上玉真君。玉真那得见，遥指蓬莱云。

白露一何寒，明月一何皎。皎皎临窗畔，使我忧缠绕。入门独怊怅，出门独彷徨。彷徨问奚事，不言还慨慷。巢由太早计，未见周与商。

其所仿《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本都是思妇怀人，而仿诗都改成男性抒情主人公角色，前诗写求仙，后诗写明志。权斗经两首拟诗中，抒情主人公性别角色似乎趋于中性：

郁郁山上竹，扬扬谷中兰。芳香随风发，苦节知天寒。明珠混鱼目，识者良独难。自古贤达人，下流非所叹。蓝田有良玉，含辉竟不言。

盈盈天上河，苍苍月中桂。天河不负舟，月桂不为泄。君子务敦实，疏泉树兰蕙。泉水可滋灌，兰蕙熏巾蛻。君莫事虚名，崇虚终欺世。

第一首所仿《冉冉孤生竹》以女性口吻思念男性，而在《郁郁山上竹》中，可以做女性思恋男性的结构解读，也可以看做男性抒怀明志。从 “竹”、“兰”、“明珠”、“良玉”意象而言，这更像是一首中国常见的托物言志文人诗，表达的是士人的道德修养与人生境界之追求。第二首诗仿《明月皎夜光》，原诗主题为怨友之作，而本诗主人公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男性不要图虚名而要敦实学问修养，道德况味较为浓郁，其身份既可以是同性之友，亦可为妻子。

此外，在《十九首》拟诗系列中，李朝后期的李栽（1657-1730）《拟古九首》、姜柏年（1603-1681）《拟古诗》一首、许熏（1836-1907）《拟古五首》、李震相（1818-1886）《拟古八首》等以思妇想念丈夫的结构为主，全是男女爱情主题，其中的政治寄托意味十分浓厚。儒学大师李震相（1818-1886）在他《十九首》仿作序中，直接说其动机是“盖以爱君愿忠之诚、及时行道之思，托之于闺女之情者也。”权斗经的15首仿作，全部沿袭了《十九首》的主题，在此之外，他还另有《拟古四首》专以“寄托”为主题：

我行日已远，与君日以违。悠悠各南北，欢会邈难期。行役在万里，别离多苦怀。女萝附乔木，青松蔓兔丝。念此永相乖，思心怆以哀。宿昔清宵梦，宛转亲容辉。觉来忽不见，泪下以凄凄。努力爱明德，别离何足悲。

烛烛明月辉，苍苍木兰树。幽幽采莲女，飘飘若行雨。娟娟弄华饰，翩翩举轻步。美人忽相违，修路漫浩浩。弃捐不复道，贞德以为宝。

处世若羇旅，浮生何草草。大运递相送，少壮忽已老。所以古圣人，惜此寸阴度。为善当及时，盛岁不可保。愚者好自弃，但为达士笑。劝子莫徘徊，勉励即长道。

客有天上来，遗我光明珠。文章粲五色，昭华耀微躯。置之当襟怀，三年光不渝。柰何不自保，遗之在中涂。弃捐亮可惜，眷焉疚我怀。收之拂尘土，服在春萝衣。一失已自悔，丈夫岂重迷。

四首诗都是思妇的口气，多写思念丈夫与忠贞

②李岩，池水涌：《朝鲜文学通史（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77页。自守的情感，但第三首中的女性却谆谆告诫丈夫要惜时如金及时上进，这与《十九首》思妇角色止于“努力加餐饭”的慰解大异其趣。

《十九首》与后世仿作的作者们，专注于个体私情的表达，而朝鲜诗人的作品中却镌刻着更加忠贞的家国情怀。诗人群体对《十九首》男女主题的仿作有着独立的民族美学意识，尽管语言意象类似原作，却更加近似于曹植《杂诗六首》中“佳人自比”的政治抒情，民族诗学的混入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变易了原作的抒情美学。

四、诗语、用典、体式的受容与变容

朝韩半岛的现代去汉字化运动是与朝鲜、韩国的建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伴而生的，先把汉字、韩语视为本国雅言与方言，最终过渡为外语与母语的关系，其中最根本的心理动力，是朝韩民族应用汉字所造成身份认同危机的强烈焦虑。新罗作家借用汉文记录民歌，李朝早期的《龙飞御天歌》始用谚文创作，李朝中后期作家用谚文写小说，但《龙飞御天歌》质木无文，小说本属下里巴人，与汉诗雅文学地位难于比肩。有鉴于此，诗人在汉文学语言上有意混入更多民族符号，最终在谚文文学中完全消化了汉诗的诗歌技巧。

李朝中期诗人洪万宗曾记述自己的出使中国时的一段经历：“某年余过永平府万柳庄……题七言律十六韵于粉壁。时日昏，秉烛而题。有一老秀才来观曰：‘唉，佳作佳作。’韩御史……与邻居文士白翰林瑜来观，称誉。刻板悬之壁。自古中国文士少我郑人，数百年来，沿海数千里，无一篇我国诗悬于壁者。悬板自我始，其亦荣矣。”①[韩]洪万宗：《洪万宗全集》，首尔：太学社，1986 年，第 637 页。诗人对自己汉诗得到中国文人的高度评价十分得意，但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的背后潜藏着深深的文化自卑意识与文化身份缺失的焦虑。

作为一种美学策略，诗人首先从表征本地风物的言语与意象入手来消除身份认同的焦虑。因朝鲜无驴，朝鲜诗人将中国诗骑驴的意象变为骑牛与骑马相对，来适应在野与在朝、出世与入世、仕与隐的心理结构②张伯伟：《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2-24页。，是文学杂糅创造的典型例子。李朝明宗年间，诗学家鱼叔权举用“猿声”为例来批评本国诗人机械袭用中国诗语与典故，“东国无猿，古今诗人道猿声皆失也”③[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诗歌的生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92页。。学者丁若庸则说：“诗也，此后所作，须以用事为主，虽然我邦之人，动用中国之事，亦是陋品。 须取《三国史》、《高丽史》、《国朝宝鉴》、《舆地胜览》、《惩毖录》、《燃藜述》 及他东方文字，采其事实，考其地方，入于诗用，然后方可以名世而传后。”④[韩]洪万宗：《洪万宗全集》，首尔：太学社，1986 年，第 379 页。诗人金万重也说：“今我国诗文，舍其言而学他国之言，设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之人言。”⑤[韩]鱼叔权：《稗官杂记》，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1 年，第 209 页。本国诗论极端地反对诗歌典故、用语的中国化，而狂热地倡导本土化与民族化，虽不无偏颇，却足以见出文学界民族自觉意识之强烈。《十九首》仿作中，也可见出这种意识发展的清晰轨迹。

李朝前期诗人成伣（1439-1504）《拟古十首》，甚至还保留了《十九首》的首句并大量仿用原句式，如《拟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归路阻且遐。长河拖素练，叠岭浮青螺。去家数千里，瓜期忽蹉跎。潜鳞失深潭，飞羽迷旧柯。百忧萃中肠，心绪如惊波。”其中，“归路阻且遐”仿“道路阻且长”，“去家数千里”仿“相去万余里”。这种现象后来也屡见不鲜，如柳梦寅“愿为双黄鹄，遐举入苍昊”，申钦“思为双飞翼，横举凌焱忽”，权斗经“弃捐不复道，贞德以为宝”， 李栽 （1657—1730）“山川阻且长， 会面安可又”。不过，四位诗人虽袭用第一句，第二句已经着意变化，吸取与改造《十九首》诗歌套语的意识是明显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有意识地创造新诗语与新意象融入仿作，通过契合个人抒情所在的时空来强化感性的自我认同。诗人李承召（1422-1484）有《拟古三首》，抒发出使中国途中的思乡之情。三首为苏李诗仿作，却具有鲜明的朝鲜地理空间特征与民族身份意识。“汉水日东流，悠悠去不息。游子万里行，迢迢海山隔”，“鸭江波浩浩，鹤野云漫漫。逶迤路西转，转入荒山间”，“汉水”相别，跨越“鸭江”，“西转”入华，在北京与汉城“海山”相隔，源于诗人行迹的真实性有力地渲染了组诗乡愁情愫的动人力量。《十九首》拟作中，也常见到这种技巧的灵活运用。柳梦寅《拟行行重行行》的“挥手自此逝，别君于汉阳”，将抒情主人公别离的空间安置于韩国汉江之侧；《拟涉江采芙蓉》的“入海探明珠，浚壑森瑶树”改江边采莲花为海底采珍珠，十分贴合朝鲜海女下海采集“东珠”的本地特色。《十九首》有“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所写的地点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是贵族陵寝所在。柳梦寅《拟东城高且长》的“北罗冢满阡，牛山泪盈掬”，则将诗人所见转移到汉城北郊及牛眠山贵族墓葬之地。包括柳梦寅，朝鲜诗人拟作中还喜用与海有关的意象，如申钦“园有连理柯，水有比目鱼”、“须臾瀛海涌，鱼龙争易所”、“莫入千重海，海有蛟鳄伤”，权斗经“深如沧海水，蓬莱有时浅”，金世濂“伊昔客临瀛，乡人笑落魄”、“急雪霁平湖，惊涛卷北海”，李栽“客有海上来，遗我双玉璧”，声声吟唱都生发于三面连海的朝鲜大地，点染出浓重的海国风情。

《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是经典名句，史道仿诗也有“胡马与越禽，北风与南枝”。朝鲜诗人仿作中，却鲜有出现这两个意象。芙蓉、奇花、玄鸟、蟋蟀、北风、明月、山川、河流也是朝鲜诗人地理空间中的常见物象，诗人化用自然可以毫无违和感。胡马征南、越鸟徙北的现象在中国的辽阔疆域里虽能常见，但是前者在朝鲜看到并不容易。诗人如果照搬，势必招来“猿声”之讥讽。故而，诗人有意识加以创新，如成伣“潜鳞失深潭，飞羽迷旧柯”，权斗经“浮云飘长风，浮萍逐流水”、“女萝附乔木，青松蔓兔丝”，李栽“瘦马思旧秣，穷鱼恋河岫”，意象新颖而抒情效果并不逊色。

柳梦寅、申钦、权斗经的三组拟作中，常把原作的主题与情感基调一同承续，而其仿作的创作技巧也逐渐成熟。以《涉江采芙蓉》为例，原诗为：“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柳梦寅 《拟涉江采芙蓉》：“入海探明珠，浚壑森瑶树。折来赠何人，予美阻川路。乡关复悠悠，怅望驰晖暮。东参而西商，相思以终古。”文字逐句摹写原作，只是丽辞的替换。而申钦《木兰以为楫》：“木兰以为楫，文杏以为樯。泝洄泛中流，极浦芙蕖芳。停棹掇其英，徘徊结愁肠。肠结不可解，所思天一方”，与原作文辞上的类似性已经基本消失，但延续了水滨采莲时怀想爱人的诗歌主题。

到了权斗经，他依托淳厚的美学修养与诗学自信，反对刻板的拟古写法，要活学活用学古诗而拘泥于古。其《拟古诗十五首·后序》说：“余常怪陆平原以下诸人世所称结匠，名为拟古，不成画虎，未尝不废读怃然”，“自信拟作之不畔于古”①[韩]权斗经：《苍雪斋集》，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 年，第 372 页。。 他拟《十九首》就不是机械照搬。《十九首》有两首采物怀人的诗，《庭中有奇树》是院中采花，《涉江采芙蓉》是水滨采莲，而权斗经的仿作已经能在超越两种情境后，新创意象群落寄托采物怀人的诗学主题。如其《纤手采葛藟》“纤手采葛藟，为君作绨绤。窃愁凉风多，献君恐见掷。裁缝箧笥中，珍重自爱惜。四时递往复，寒尽当暑赫。绨绤有时御，弃妾岂终斥。一心奉君子，皓首期无斁。”这首诗采物怀人的主题、真切动人的气象与《十九首》逼肖，但意象设计的灵感却融入《诗·周南·葛覃》，彰显了作者深厚的汉学修养，同时爱人别离之情的表达也很成功。三组拟诗的创作历程，清晰见出朝鲜诗人学《十九首》抒情美学从刻板生涩到浑然天成的境界提升。

宇文所安曾评价《十九首》时代的诗歌说，“这一时期诗歌所共有的是主题（theme）、话题（topic）、描写的顺序、描写的公式和一系列语言习惯”②[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诗歌的生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83页。，对诗人来讲，领会诗歌经典中大致固定的语词程序、意象组合、场景要素，烂熟于心后在不同的诗体中就可以自由运用，从而超越语言层面的束缚。如金浩然斋（1681-1722）《对月思家》：“草堂漏声残，帘外月轮高。愁人自不寐，寥寥坐清宵。凄凄叶露色，咽咽泉水声。凉风逼我衣，河汉已西倾。离情不可禁，对此空伤神。南北忆弟兄，天涯作孤身。春雁已归尽，素书无处托。一吟复一叹，潸然泪自落。”“明月”、“揽衣”、“彷徨”、“徘徊”、“愁思”、“流泪”的“公式”，源于《明月何皎皎》。此种情形也发生在韩国谚文文学之中，请看以下四首时调。

无名氏：

照在我爱人东窗的明月啊，他是独眠，或者有女在抱？请明明白白告诉我，这事儿生死攸关！

太宗李芳远（1367-1422）《何如歌》：

这般生亦能何如，那般活亦能何如。万寿山漫山葛藤，相拥缠绕亦能何如。我与尔愿效仿藤盘绕，共享百年齐天洪福。

申钦：

雪山飞村埋石径，柴门常关客稀清。夜静举头望明月，拱手相邀入客厅。远离尘嚣忘辱荣，琴书散尽一身轻。天边无忧客，吾与白鸥同。饮乐玩世亦知非，君不见农人耕作信陵坟。百年亦草草，不乐何为。

金寿长：（1690-?）

贪奢华无非谎言，图富贵空梦一场。北邙山峻岭上，待到輀车摇铃不响。任谁人哭又嚎 焦急发狂，无路跟随去向往。

第一首与《明月何皎皎》的睹月怀人，第二首与《冉冉孤生竹》的“兔丝附女萝”之喻，第三四首与《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的人生自觉意识、及时行乐的主题、“北邙山”坟丘意象，均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

李朝后期诗人作品中，《十九首》语言层面的模仿特征虽已经黯淡，但核心要素常被吸收运用，《十九首》中的中国诗歌技巧已经融入韩国文学的血脉中。韩国文学完全放弃汉语书写后，也并不意味着走出了中韩文学的第三空间，只不过是在象征意义上满足了韩国诗人清除民族文学认同的最后障碍的愿望，文学杂糅变得更加隐蔽而已。

五、结语：文化间性与东亚共同美感的建构

朝鲜李朝《十九首》的拟作潮流初始追随的是明代复古诗潮之节奏，同样有着复兴抒情美学的意义。朝鲜精英阶层秉持强烈的民族意识，将之融入风流美学的共鸣，创造了鲜明的历史特色与独有的民族书写，皴染出汉文化圈中一道新鲜的文学风景。在以汉语雅言书写普世之情的诗篇中，东国特色的主题意象，道义自持的士子精神，同时铸成了浑厚澎湃的审美力。审视明代中韩诗赋外交的实践，共同的语言、文学样式只是为文学互动建立形式的前提，而文学符号所承载的审美共通感才是真正的心灵共鸣的基石所在。“文化差异的交叉融合，在这里反民族主义的模棱两可的民族空间变成了一种新的转换的文化的杂糅物”①Homi K.Bhabha， Introduction:Narrating the Nation，Nation and Narration,Oxon， U.K.:Routledge,1990,pp.1-7.，东国《十九首》的拟诗史，也是崭新的第三空间文化创造物的生成史。

我们常发现，韩国学者研究韩国汉诗时常注意其中的中国要素，而中国学者多注意韩国汉文学的本土特点，但无论求同抑或是存异，传统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背后常隐藏着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意识，这也是激发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敏感点。20世纪多元文化主义下的跨文化研究对民族文化平等性的维护，为民族间文化的对话与沟通打开大门。而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视角，超越了比较研究的求同存异，跨文化研究的互动并存，从文化间的融合现象出发，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接受，为达到多民族文化的整合愿景。间性文化主义相比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主张的进步体现在：“在既认可差异性又实现一体化的双重目的当中，‘间性’更多地强调了后一个目的。”②［法］查尔斯·泰勒：《是间性文化主义还是多元文化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7期，第53页。就本论题而言，文化间性视角是对中国中心主义与韩国民族主义的双重超越，是反文化霸权的建设理论，描述韩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文化融合现象，超越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汉文化圈的文学遗产无疑有着积极的价值。在文化间性的视角下，源于中华又发展于东国的文学杂糅现象足以成为今日东亚共同美感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