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体系中仪式音乐文化的多维阐释
——评《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

肖艳平 徐文爽

节日体系中仪式音乐文化的多维阐释
——评《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

肖艳平 徐文爽

仪式音乐研究，不仅应立足于仪式场景，对在场人物、乐器、演奏进行全景拍摄，更需要在严密的逻辑思维掌控下，对仪式线条、平面、空间有深刻的认识。《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用独到的视野对赣南地区客家社会及音乐进行全面宏观的把握。该著不仅具有灵活、多维化的研究特点，亦具新颖性、前沿性、完整性以及系统性。该著对音声禁忌行为的思考、多视角的故事陈述以及受众视野下的“国家在场”等多个学术亮点,为创作锦上添花。

客家；仪式音乐；多维阐述

该书分为七部分，绪论、结论及五章正文。绪论部分概述前人研究、理论背景方法及叙述方式。第一章，以春节为中心，详细描述大神会仪式的同时，对仪式音声及音声禁忌展开独辟蹊径的思考。第二章，以清明节为背景，叙述以东龙为代表的宗族观念、崇祖思想、族群认同及在认同影响下的乐班及音乐。第三章与第四章，叙述时间为四月至八月，讲述了该时段内赣南客家地区此起彼伏庙会仪式中的代表性庙会仪式。第五章，记述国庆节的“翠微之春文化艺术节”，阐述国家在场下的新型民间仪式。最后，充分总结客家文化与岁时节日的意义及音声与仪式的发展关系。

此前，客家音乐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如对客家民歌，民间乐器，采茶戏的形态特征、唱腔、传承等方面的研究。2000年后，研究重心逐渐移向“文化中的音乐”，这拓宽了赣南客家音乐研究的思路。“地域文化”理念影响下涌现出许多进行个案研究的优秀期刊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该书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家乡”作为研究对象，自我内视，调节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主位”与“客位”视角，利用身份优势，对赣南地区代表性客家仪式音乐展开由“表层”到“中间”到“核心”的文化结构阐述。展现“人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与不同的空间范畴中，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不同的情感，确认不同关系”[1]15的意义。针对该书的研究，笔者整理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恰到好处的研究定位

作为家门口的田野，作者并没有因为地点、交流等方面的便利而感到一丝侥幸，反而思考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避免“本土经验”给研究带来的局限及本位价值观的偏移。她认识到“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在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理论的魅力，不在于这一观念的绝对性而正好在于这一观念固有的相对性”[2]75。正是具有这样的相对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更应顾及身份转换。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价值观与各民族音乐事象处于变革与发展的动态规律中，“每一个研究者在某些地方是insider,在另一些方面是outsider”[3]147。在家乡的田野中，同样会遇到小区域范围内的语言差异，也会遇到地域宗教信仰差异，这些差异甚至微小到同种乐器制作的不同材料上。面对这样的文化差异，研究者也许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微小的异同或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也容易因为习以为常而忽视了重要的细节变化。此时，客观思辨精神以及在民俗调查中自我“主位”与“客位”的身份调节，便显得十分可贵。如在第四章庙会中，作者不仅以客观的视角向读者陈述仪式过程，还对仪式中事物的微观差异进行深入探究。在城隍庙会的曲牌运用中，作者发现“相同牌名的乐曲并非千篇一律”。仪式唢呐手并不依谱而奏，而是在一定熟练程度下，相互默契地进行自由发挥。在此，作者运用表格清晰地展示乐班曲牌异同，又将五首不同的“打马进城”记谱依次列出，并得出异名同宗、同名同宗、同名异曲三种曲目类型。形态学中，同名异曲曲牌并无太多关联，针对此现象，作者没有断章取义，而是通过叙述真实现象来反映问题。

另外，发散型的思维及对问题恰到好处的分析体现研究价值。宏观上，作者以时间为轴，贯穿四季中的仪式音乐。作者选择从春节的大神会起始，到十月国庆节的“翠微之春文化艺术节”结束。这样的叙述，在时间上有着“百节年为首”的先后顺序。各章的仪式开放程度叙述，存在默契、渐变的过渡性特征。大神会的特点是排外、封闭、多禁忌，而文化艺术节的特点恰恰是开放、丰富、喧闹，它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处于叙述中间位置的清明节祭祖及大小庙会则呈现由封闭意识到开放接纳态度的过渡性转变。整体来看，各章的研究过渡自然，可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欣然接纳作者对“国家在场”功能利弊的解读。微观上，作者对田野采访信息的采录体现一定的导向性。在田野工作中，采访是关键环节，书中的许多信息与结论都来自作者大范围的调查与询问。该书的访谈集中在第三章，第一次是展现乐班乐手对家族关系的态度，第二次则体现西皮锣鼓在东龙人眼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约翰·布莱金在南非田野采风后总结：“文达人的音乐会使人们进入一种强大的共享体验当中，从而使人们更加了解自己以及对其他人的责任。”[4]23同样，西皮锣鼓在东龙村也或大或小发挥着类似作用。从真实口述中能得知：这种锣鼓在全县都有名气，并多次在文艺调演中演奏。这种“传里不传外”且能够广受欢迎的音乐自然备受陈氏家族保护。乐手们感受到演奏给人们带来的强大体验，在共享体验里产生责任感，潜意识中演变出对家族的认可及对自身专利的保护。因此，作者引入采访原话，选择用事实表达观点，不但表现出对社会群体中特殊个体研究的重视，还避免文字表达对意义的约束，给予读者准确的认知空间。

二、亮点层出的全新视角

作者从曹本冶提出的“听得到的音声”与“听不到的音声”切入，以音声研究对于民族音乐学的挑战性及萧梅对音声中的默声研究为学术前提，引入“音声禁忌”这类无声的仪式音声概念。此节还分别介绍了音声禁忌的表现、形成及研究必要性。在研究必要性中她提出“不做什么”本身就是“在做什么”，即将音声禁忌看作仪式中的一种行为并纳入“思想-行为”的研究中。研究音声禁忌，表面上体现的是仪式神圣性，实则是研究其与听得到音声的联系及它在仪式中发挥的作用。这种作用包括神圣性对音声营造情绪的延续及音声对族群凝聚力的强化。因此，“音声禁忌”的提出，立意新颖、层次鲜明，具有思辨性与创见性。

在第一至三章中都有相关故事引述。在音声禁忌部分，作者分别讲述了四个“灵验的故事”。最后一个故事中，她以讲述者的口吻给读者讲述亲身经历。这样的方式就如同当地人给作者讲述故事一般。读者读到这些故事时，便能通过文字亲身感受“灵验的故事”带来的强大力量。在东龙村太公庙会中，作者引入了胡太公的传说。为了体现传说特点，作者例举该传说众多版本中的三个代表性版本。这三个传说有不同时间、地点及事件，许多信息的不对等都体现传说中伪造、改编的成分。但是恰恰因为众多的差异，读者才能清晰找到众传说中共性的部分。作者略去分析，将传说提炼归纳为：人们对胡太公的祭拜，是因为人们得到来自他的庇护，从而顺势描述在此类心态影响下局内人的仪式行为。在乐班变迁中，她讲述了“南康嘉宾”乐队在婚礼现场演奏“洋曲”后又吹奏传统客家音乐，从而演变成“两用乐班”的故事。这个事例展现了民间乐手体察市场的机智与能力，并由此说明当地的仪式主办者对西方铜管乐的新鲜感并不能替代他们对传统音乐的需求。因此，这两种形式的音乐其实没有根本性矛盾。对该地区来说，传统乐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故而，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排挤西方音乐，而是如何在此状态下维持和发展传统音乐。

在十月国庆节章节中，作者通过民间仪式与文化展演两类场域的关系分析体现民众对“国家符号”融入民间仪式的认可。文化展演类的仪式活动虽然失去了一部分的原始意义，但在“国家在场”的影响下，能直接构建庆典与狂欢的文化空间，形成有效的国家亲民方式，激起群众对政策的热情，并使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助力。虽然文化展演方式使原始民俗失去了原始目的和意义，但从群众迎合的态度上看，这种方式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这些局外群众认为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仪式，借助“国家符号”得到了“该仪式为健康向上仪式”的澄清。局内群众通过展演为自己仪式行为寻找“正式或非正式”的认可，同时也获得相应的节日享受。作者站在群众的角度看待“国家在场”的描述具有说服力。

三、仪式音乐的多维阐述

书中，作者从宏观角度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仪式音乐进行描述思考，对微观事物的提炼与比较贯穿于全书各个部分，与全书宏观理念相互呼应与补充。对传说、方志、族谱以及乐队变迁的描述体现历时性，而共时性的描述在仪式过程、采访以及乐班对比中也无处不在。作者采取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特点对仪式中的文化空间结构展开对比描述。除此之外，为了更深入地诠释，她在共时性叙述中也变换不同的视角展现社会、仪式、音乐之间尚待发掘的关系。从音乐的角度看社会，庙会仪式中的“大乐”“小乐”因地域和场合而有所区分，但不同乐器并没有使乐班被划分。从社会来看音乐，不同村民对乐班有不同称谓及不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乐班只要名声在外或有一定群众基础就常常会得到邀请。又如，乐手只通过乐器材质来判断乐器好坏，在询问与回答中，他们展现出“被泛化”的乐器形制概念。在唢呐的定调与命名上，年轻乐手不能清楚说出自己乐器的定调与命名系统，这是从有代表性的特殊个体看待音乐。从音乐传承看待社会变化，如在乐手师承方式上，传统时期的传承分“家族式传承”和“师徒相授”，随着时代发展和思想解放，出现“师出多门”和“爱好群体间的相互传播”等多种传承方式；另外，在打八仙的仪式功能阐述中，作者认为打八仙的功能介于仪式与戏剧之间，并具有很大诠释空间。从以上众多角度的阐述来看，作者不仅紧紧抓住音乐、仪式、社会三者间的联系，更通过人们观念中的细小环节填补疏漏，从而呈现出极尽全面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以音乐社会学及民族学的方法贯穿始终，使用个案调查对不同视角的局内人进行访谈，采用表格对祠堂布局、现存戏台使用情况、各乐队中曲牌的使用情况、各类民俗事项等进行精细梳理。在展示祠堂各宗族与乐班关系时，形象使用图形示意并摘录东龙各氏族谱来完善研究。在各章节叙述中，不乏作者对仪式过程与场景的真实展现。她对仪式环境中出现的文字、空间内发生的重要仪式环节、每位仪式参与者的姓名及行为通过文字、图片、记谱及经文摘录来叙述与补充。除此之外，作者结合历史文献、地理布局、乐器解构等对东龙人的文化认同、庙宇布局规划及仪式乐队器乐的音色、制作、使用等方面进行全面描述。在文献记录历史与现实调查的差异对比中，东龙人构建自我文化的认知倾向以及传统观念中心与边缘的价值矛盾展现无遗。有偏差的历史传说无益于历史还原，但却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仪式与音乐回归到使用者的认知上，拓展对社会语境及文化结构的认识。

总的来说，作者严密的研究逻辑使全书各章联系紧密，环环相扣。她结合宏观、微观、历时、共时视角，对仪式音乐展开多维阐述。这种具有发散性的多维阐释，使客观严肃的学术内容变得灵活有趣，从不同程度给读者带来新的视野与体验。

除上述特点以外，该书还展现出女性研究者的优势。作者除在研究中公正客观地表现观点外，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下，擅长通过仪式或场景中的细小发现，以小见大，扩展问题，有次序地展现宏观场域下更深层次的理论观点。这种层次表达方式，不仅体现作者对待研究的细致态度，更代表着优秀女性学者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及趣味性、直观性以及观赏性的文字表达。另外，作为女性研究者，其研究中也涉及仪式中男女的性别认同问题。她将这个话题放在“文化空间的秩序结构”中来叙述。对于“女性无资格参与仪式”的现象，作者仅仅做的是解释陈述缘由，叙述中并不带任何个人主观意见。以上学术亮点陈列证明，女性在社科研究中不仅可以正确适度地调节自己的主观情感，更能在客观中寻求更开放、更多样化的创新视角，这也是该著科学、客观却不乏味的原因。前人的地域音乐研究，有着全面具体的音乐形态分析，但在音乐、民俗及社会的多学科结合上的研究尚不完整。虽然该书作者的研究能够填补这一缺憾，但对仪式音乐的本体分析仍可增添笔墨。约翰·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中说：“音乐风格之间的差异，反映出构成文达文化和社会的表面同质性差异，从而也反映了产生它们的两种历史过程以及它们在当代生活中的含义。”[4]78音乐风格差异是社会差异的反映，仪式不同、功用不同，音乐风格也一定有差异。虽然该书采用记谱来对比不同乐班演奏的同一首乐曲，但在音乐风格上却少有描述。另外，“‘信仰、仪式、音声’是三合一的整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仪式中音声’意义和内涵的关键”[5]27。虽然对于“音声禁忌”这一全新学术视角，该书具有开创性，且作者极尽所能在该禁忌的形成、表现、研究目标等方面，做出详细、本土化的阐述，但如果能在“音声禁忌”前，对该仪式成员的宗教信仰有较详细的概述与适当分析，这一音声概念将会更清晰地呈现给读者。从客家音乐研究的大方面来看，客家音乐研究参与者多，历经时间长，成果丰富。从客家仪式音乐角度来看，该研究对客家仪式进行横向的思维拓展以及纵向的深度挖掘，是音乐研究本土化的一次前进，良好地呈现了“文化中的音乐”。在众多仪式音乐研究中，客家仪式音乐还有许多尚待发掘的领域。因此，就作者提供的研究视角看，客家音乐研究的开拓需要研究者勇于打开视野、发挥创新能力，即客家音乐的研究还需更加多元化的横向视角拓展及更多对前人成果的继续深入或批判更正，以充分展现研究价值。

[1] 肖文礼.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3]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4] 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5] 曹本冶.“仪式音声”的研究：从中国视野重审民族音乐学[J].中国音乐学.2009(2)：5-34.

(责任编辑 周军伟)

1006-2920(2017)01-0021-04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1.004

肖艳平，艺术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区域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赣南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赣州 341000)；徐文爽，赣南师范大学区域音乐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赣州 341000)。

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专项基金课题“社会转型期客家永俗音乐文化的考查与研究”(14YJC760068);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5年)规划项目“赣南客家礼俗音乐的文化生态考察与研究”(15YS37);赣南师范大学2016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活态教学策略下地方‘非遗’资源融入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实践研究”。

中央民族乐团肖文礼博士的《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专项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期客家礼俗音乐的考查与研究”、江西省协同创新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从家乡视野，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以全新视角、严谨学术态度、前沿的研究方法，记录赣南四季节庆月份中与音乐相关的仪式。在进行多地点考察的基础上，作者接通历史展开对“信仰体系”中信仰、仪式、音声的思考，发掘民众赋予客家文化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