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锡庆散文研究的自主性与独创性
——谨以此文沉痛悼念刘锡庆恩师

陈亚丽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略论刘锡庆散文研究的自主性与独创性
——谨以此文沉痛悼念刘锡庆恩师

陈亚丽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刘锡庆先生多年从事现当代散文研究，总体表现出四个特征 ：一是散文研究透露出“大格局”、“大气魄”。二是散文研究极其务实，富于创新精神。三是散文研究彰显了可贵的批判精神。他敢于批评，直言不讳，真正突显出当代文学批评的自主性、独创性。四是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崭露头角、个性凸显的新人或新作(包括群体)，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锡庆；散文研究；大格局；务实求新；批判精神；独具慧眼

刘锡庆先生于2017年1月15日在珠海因病仙逝。作为他的关门弟子，内心之痛难以言表。今天重读恩师的文章，他的声音、语调依然回响在耳畔，他语气里的坚定、沉稳和睿智，让笔者依然感受得到文章的分量与无可替代的价值。

刘锡庆先生多年从事现当代散文研究，他在散文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散文研究的论文与著述；二是散文作品集的编辑与传播。前者主要集中在《散文新思维》一书当中。他在《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真实记录了他散文研究的心路历程。后者表现为多部散文作品集的出版，既向社会传播了优秀的散文作品，给读者输送了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又向社会推出了一批批个性凸显的散文作家。可以说当代散文研究的推进及散文创作的繁荣，刘锡庆先生功不可没。

刘先生的散文研究，涉及当代散文概念的界定、文体特征、当代散文作品的辨析、五四片段式散文理论与海量散文创作的梳理与归总。撰写并发表的散文研究论文30余篇，经他设专节或撰文研究的作家有20余位(不算文中提到的)。他的研究论著，总体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散文研究透露出“大格局”、“大气魄”。他对于20世纪百年间散文发展脉络的把握是极其清晰的，其认知也是极其清醒的。无论对于散文文体脉络的分期还是对于散文理论建设的分期，他都成竹在胸，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韵味。无论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或者妥当，这种气势首先是充盈的，是“势不可挡”的，这在散文研究长期“疲软”的现实中，是极为少见的。这说明他是登高望远。

《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刘锡庆 ：《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结合历史史实，阐释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散文不同文类的选择；在理论建设的回顾方面，对五四以来的散文理论都加以精准评点，让后人在史料当中获得更多启示。对历史的回顾与对散文理论建设轨迹的回顾，常常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回顾与评点都融入了他的学识与才力，虽然已经过去十多年，但今天重读，读者依然会感觉收获频频。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文章扼要地分析了“载道”传统对于古代散文范畴论的影响 ：

“载道论”的问题、弊病又是极其明显和十分严重的 ：它以孔、孟的儒家之道为其“道统”,以韩、柳的复古古文为其“文统”,大大制约了精神独创和个性张扬的活动空间和现实可能性。“文以载道”,“文”本身毫无独立价值可言 ,它只是作为负载或阐发“道”的一种器具 (所谓“贯道之器”) ,这就把“文”放到了奴仆、附庸的微末地位之上了。而“道”即“理”。古代散文,实在是以“说理”为其神魂的。主“理”,轻“情”,救治以“文采”,其“要义”不过如此而已。这和“诗”很不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文则“宣事明理”,诗则“吟咏性情”; 文贵“识见”,诗贵“才情”——它们一开始就分道扬镳,泾渭分流,诗走上了“文学”之途,文却停留在“文章”之上 (虽然“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章也讲求色彩、声音等美质 ,但不过是讲“文采”而已) 。所以,“载道”的主流传统事实上是制约了散文的“文学”提升从而也影响了散文的“文体”规范的。

文章直截了当地阐明了“文以载道”思想对于古代散文文学性的阻碍，这是对“文以载道”传统弊端的深刻揭示，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坚定的信念与磅礴的气势，既有历史的视角，同时也包含了作者睿智的判断。

这篇文章结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梳理了不同时期散文文体兴衰荣枯的轨迹，应该说是20世纪末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散文发展脉络较为恰切的论述了。他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他认为有三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 ：

第一，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第二,“文学”和“革命”的关系极为密切。第三,“时代”对散文“文体”的选择、影响十分显著。

这三个判断，看似简单，实则渗透着作者对于散文脉络整体性的思考以及20世纪社会现实对散文文体作用与介入现象的沉思。这显示出作者思路的“大格局”与当代学者少有的“大气魄”。

在刘先生的散文研究历程中，他勇于探索，敢于“亮剑”，特别强调当代散文的文学性，而且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散文观念。他在《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中这样说 ：

散文必须是“文学”诸体之一 ,必须具备文学的“审美”特性。非文学的“实用散文”(包括各种学术论著、论文,日常生活所用各种“应用”文章等) 只重“知用”、求“辞达”而不具有“审美愉悦”、“净化心灵”之功能,故不宜和“艺术散文”相混淆。*刘锡庆 ：《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他还具体指出，所谓“文学”或“文学审美特性”，具体说即 ：(1)精神的独创性；(2)情感的震撼性；(3)表达的优美性。强调这三性，虽有不完备之嫌，但这毕竟是他当时对此问题的有益探索。对后人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是散文研究极其务实，敢于言人所未言，富于创新精神。当代散文研究领域，与其他当代文学研究现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他研究领域中习见的毛病，在散文研究领域也不能幸免。有些散文研究论著，会有云里雾里、虚头马脑、不着边际的现象，而刘先生的散文论著则常常是爽快、干脆，而且完全是干货，绝不掺杂一丝半点的粉饰与油滑。比如他在论文中，就大胆厘清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谈及杂文以及报告文学等文体的自立门户时，他说 ：

原“叙事散文”中的“报告文学”(包括文艺通讯、特写、速写、报告、访问记、见闻录等)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壮大,至“新时期”已由“附庸”蔚为“大国”,完成了“自立门户”的光荣独立。*刘锡庆 ：《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像这些一般研究者轻易不敢断言的问题，他都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他还在论文中强调，散文是“外物”内化的过程，其实是对散文创作提出了高标。凡能够流传久远的散文佳作，无不历经这一“外物”内化的过程。他还提出，对散文创作来说, 更要“深入心灵”、“贴近精神”!这是全新的观点，是值得后人深入思考的。

《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刘锡庆 ：《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这篇文章特别能体现刘先生本人的个性，直率、真挚。他大胆用五对关系、十个字来概括当代散文所面临的困境，不管今后的散文理论如何发展，仅就1990年代的散文文坛而言，大多为真知灼见。并且在文中明确提出散文的范畴论、特征论、创作论和鉴赏批评论，他其实已经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规划出了蓝图。他一方面指出了五四散文继承了古代散文传统，同时也指出西方的“散文”同样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散文，所以就范畴论而言，当代散文就陷入了瓶颈。这样的分析至今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他曾经大胆提出 ：散文在表现人、人性的深度上, 大体有这样五个层面, 即 ：“实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虽然这五个层面略显庞杂，但是毕竟给后人引出了一种研究的路径。关于“心灵”、“性灵”、“生命体验”，不同人有不同的认知，笔者在后来的研究中把这五个层面合并为三个层面。另外，他所说的“虚”与实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虚”，即指精神层面的提炼与升华，不是虚构之“虚”。他还指出散文是虚实结合的文体，这是十分到位的。

关于散文的性质，他给出了这样的界定 ：姓“散”(散行成体)名“文”(文学)字“自我”(具有独特个性的真实作者)。这一界定，既简略、明了，又全面、丰富，包含了散文的表现形式、语言特色及艺术个性三个维度。这实际上是刘先生对散文文体本质特性的深入挖掘。深入浅出，扎实务实，是刘锡庆先生治学的又一突出特征。

他对散文发展轨迹的某些判断颇为精准。他认为在1917-1927期间，记叙及抒情散文地位不高。他非常清醒，认为这和现代散文受 Essay 影响以议论性的“随笔”为重颇有关系。他对每一时期的散文发展状况，都有一个评点，这个评点非常能够体现刘先生的学术功力。有些评点，可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因为只有像他那样，具有那种经历、识见、思想的人，才能做到。比如他对于1927—1937“革命文学”期散文发展的评点即是 ：

从创作上看 ,主要特点有三 ：(一)“杂文”上升为“散文小品”的主要文体。……由于“杂文”切合了斗争时代的现实需要,又历经鲁迅的天才锻造,瞿秋白的理论总结,加之唐弢、聂绀弩、徐懋庸、胡风、巴人、周木斋、柯灵等一大批新秀的加盟,显得有声有势,精悍犀利。(二)“随笔”的地位急剧下降,至“小品文年”(1934年)后虽仍有零星篇什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却一蹶不振、销声匿迹(由此沉寂近半个世纪,直至80年代中期后才又复归文坛)。……但周作人、梁遇春、林语堂、丰子恺、叶圣陶、废名、梁实秋等,还是留下了他们的个性华章。(三)报告文学、科学小品等新文体迅速崛起。……至于“科学小品”,此时刚刚起点;……另外,抒情性散文,如俞平伯、钟敬文、徐志摩、何其芳等,仍时有佳构，这预示了日后的振兴。

刘先生上述详细的评点，渗透着他对这一时期散文发展曲折性的深刻认知，同时也能显示出他对于史料的宏观把控能力。

刘先生对于丰子恺散文的分析颇见功力。他把丰子恺与唐代诗人王维进行了比较，思路是新鲜的，有创意的。他说，丰子恺的散文是“文中有画，文画一体”，又说 ：“唐代诗人王维，擅丹青，工诗作，被苏轼视为‘诗中有画’。丰子恺很有几分像他；摩诘好‘佛’谈‘禅’，子恺亦信奉此道；摩诘精于‘绘事’，子恺独步‘漫画’；摩诘寄情山水，子恺属意儿童；摩诘写诗，子恺著文，俩人都有很强的艺术气质。”他说这篇散文丰子恺是“有意识地用精约、生动的语言勾勒一幅幅典型、传神的画面，以文释画，展吐情怀，既含漫画神韵于文字之中，又寓创作意旨于篇章之内，确实达到了‘文中有画’的美妙境界”。*刘锡庆 ：《刘锡庆自选集》，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其分析入情入理，而且对于王维与丰子恺在画与诗文之间的这种微妙联系，阐释得极为透彻，他这种富于创新性的研究思路对后人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三是散文研究彰显了可贵的批判精神。他敢于碰硬，敢于批评，直言不讳，真正突显出当代文学批评的自主性、独立性。对于当代文坛万象，他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对于散文家的作品进行评点，从不考虑批评对象的地位、影响等等“外部”因素，他常常是一视同仁，绝不趋炎附势。他是当代文坛批评家中少有的心里干净、透亮的学者。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无私才能无畏”、“无欲则刚”……

《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刘锡庆 ：《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对于五四以来片段的散文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评判，不乏作者的真知灼见。这篇论文，应该是当代对于五四散文理论的深刻总结。之前，只有汪文顶先生曾经撰文谈过五四散文所受的外来影响，汪文关注的对象与此篇不同，作用自然也不同。这篇论文，如此条分缕析地分析五四大家们的散文见解，在当代散文研究界尚属凤毛麟角。对于五四大家们的散文见地，刘锡庆先生每每都有直率地、客观地评点。这些评点，多能见出他的远见卓识，同时更能显示出他的胆略与气魄。对于鲁迅的观点的负面影响，他直言不讳 ：

鲁迅对所谓“小摆设”散文(实即较为闲适的“随笔”)的批判、否定, 我认为那是较为片面、简单化的。周作人、俞平伯、林语堂等人,在当时那种“风沙扑面,虎狼当道”的严峻情势下鼓吹、倡导闲适、幽默的“小品文”(随笔)固有问题,但据此便将这种快捷、雅致的随笔散文一律贬为“小摆设”,宣判了它作为一种“文体”的死刑,实践证明其“负面”影响是很显然的。

而对于林语堂观点的价值，他则大胆赞许 ：“现在看他对散文的一些主张,应该客观地说 ：其总体倾向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去看, 是不合拍、不谐调, 亦即不合时宜的,但不少具体看法,作为文体内在规律的探讨,又是不无道理的。简单、不变地看待他和他的主张,不符合辩证法的精神。他还主张写作题材的无禁忌, 说‘宇宙之大, 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虽然后来经过了小品文的论争, 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里还是毫不犹疑地支持了他的这种观点, 这说明了林氏之见解并非一无可取。”绝不因人废言，尽量客观公允，这是刘先生的一贯做法。

刘先生对于在散文研究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不但不回避，相反都是直接面对，给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敢于思考、敢于承担，是他一贯的学术作风。在他的学术论文里，常常会客观地展示出意见完全相左的观点，他从不逃避问题，而是把问题直接呈现出来。比如在《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里，在理论回顾部分，涉及对于散文文学性的看法时，他首先引述了傅斯年的“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的负面见解，同时还引述了朱自清先“肯定了散文的成就确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而同时又毫不遮掩地认为“它(散文)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这样的观点。面对史实，他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面对散文在五四初期如此“不被重视”的境地，他是这样坦然面对的 ：

在现代“文学”中,散文的“文学”地位一开始就是似是而非、似明实晦、似热闹而实尴尬的——这种深层的“唯西方文学是从”的自卑心态 ,不能不制约汉语散文发展、成熟的步履。*刘锡庆 ：《世纪之交 ：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他清醒的发现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同时又以批判的态度示人，既充分尊重史实，又不忘表明明确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作为一个当代批评家的胆识与眼光。他在文章中还大胆指出，现代散文理论没有能够将散文由文类提升至文体，这是现代散文理论建设的最大失误！现在看来，极有道理。

刘先生对于朱自清散文特征的分析，不仅细致、深入，而且客观、公允。《略说朱自清和他的散文》一文，首先充分肯定了朱自清散文创作四个方面的成就，而对于朱自清散文中的弱点，也没有忽略。他清醒地看到 ：“朱自清的散文也是有弱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思想力度不很够。……另一点是略缺阳刚之美。……总的看，他缺少这种雄性风格——特别是在《执政府大屠杀记》这一类的文字中似也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刘锡庆 ：《刘锡庆自选集》，第214页。不管是名家还是新秀，对于他所发现的不足与缺陷，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和盘托出。

总体而言，刘先生对于散文研究中的“烫山芋”，他不但没有回避，相反都一一做出了回应，切实拿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想法。虽然那些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或者恰当，但是他毕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已经贡献了一个当代学者对于散文现象、散文研究所能给予的一切。

四是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崭露头角、个性凸显的新人或新作(包括群体)。刘锡庆先生的散文研究的成就，除了上述论著之外，还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文学史略》的“艺术散文”一章之中。在这一章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两大发现，一是对女性散文作家群的发现；二是对一些散文新秀的发掘。到目前为止，当代散文的发展脉络，刘先生这一章，恐怕是比较权威的版本了。对于后来者来说，这部分研究成果，应属“绕不过去”的“必修课”，可以称得上是当代散文史研究的基础。

首先是他对女性散文作家群的发现。他认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崛起，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

第一，即“群体性”。……“五代同堂”，专业、业余作者同心，多项文种作家协力，势头之好，从所未有；第二，即“直觉性”。这是女性作家感知、认识世界的特有方式，从思维到表达她们都远理性而近艺术(不是用“脑”而是用“心”去触摸、把握世界)，这形成了女性作品重直觉经验、重整体印象和重情感体验的独特魅力；第三，是“展现性”。即她们视散文为自己生命展开的形式，心灵裸现的具体表征。这样，就把生活和创作、生命与表现、内容和形式揉在了一处，化成了一体，这是十分契合文学创作的本初“动机”的……*刘锡庆主编 ：《新中国文学史略》，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1-262页。

他对于当代女性散文作家群的发掘，是他对文学现象细腻的感受力、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把控力的一个具体呈现。能够敏锐地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时又要给予精准、到位的概括、描述，这是需要思想与识见的积淀的。“直觉性”与“展现性”的概括，应该说直到今天，也依然是正确的。

其次是他对散文新人与新作的发现。

他说周涛的《守望峡谷》“是思索‘美’与‘幸福’残酷的两厢疏离的深刻散文”。“胡蜜花们的命运悲剧令人扼腕叹息，无可奈何！人或人生悲剧的一面，被表现得惊心动魄，入木三分！”*刘锡庆主编 ：《新中国文学史略》，第258页。

刘锡庆先生对王英琦的散文创作颇为熟悉，不仅对她的具体篇章有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她散文创作中的发展变化，也了如指掌。刘先生认为 ：“王英琦的散文创作已走过三段历程 ：一为‘本色袒露’阶段，代表作为《有一个小镇》、《我遗失了什么》；二为‘备尝人生’阶段，代表作为《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不再掩饰》、《买菜去》等；三是‘精神探求’阶段，代表作为《我们头上的星空》、《无须援助的思想》等。”*刘锡庆主编 ：《新中国文学史略》，第266页。刘先生对于当时较为年轻的散文新秀的关注与把脉，既有利于新秀个人的成长，同时也有利于当代散文文坛的净化与健康发展。

关于斯妤，刘先生也在这位散文家的成长过程中，发现了她的“突变”。刘先生认为斯妤最初(80年代中期)的散文创作的特征是“善于发现并表现美”，《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是此类散文的代表作。而后，斯妤由“自然”而“人生”，《家》《还乡》《梅林》等，忆旧寻根，描绘了一幅幅灵动的“女儿梦”。到了90年代初期，斯妤的笔墨与风格来了一个“突转”，她变得精神独立和强大了，变得对人生、人性透彻而悲悯了。《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深入到心灵层面，剖析了它的因和果。*刘锡庆主编 ：《新中国文学史略》，第270页。此类分析，不胜枚举。

总之，一大批当代的散文新人、佳作，在80、90年代，大多都是刘先生在无以计数的作品当中慧眼识珠，给他们“圈了红”，使这些作品、作家得以在当代文坛脱颖而出，这无疑有力推动了当代散文创作沿着健康的轨道行进。

关于当代散文研究的成果，刘先生既注重理论的梳理，又不忘对作品的挖掘与整理，二者并驾齐驱，这无疑有益于散文的繁荣与发展。一般善于做理论研究的人，较少特别关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而只有理论的梳理，容易出现学院派的“闭门造车”；光有作品的收集，又显得理论水准欠缺。在刘先生这里，很好地将二者协调起来，齐头并进。这在当代散文研究领域以至于整个当代文坛都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刘锡庆先生在散文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立体的，如果进行归总的话，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散文”的概念。在当时散文理论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其原创性与突破性极为突显。二、为当代众多散文家把脉定调。对当代20余位散文家的作品进行了详解与分析并对其文坛地位定下了基调，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重读刘先生的学术论文，爬梳与整理他的学术思想，笔者深切地体会到他是非分明的人格特质以及可贵的创新精神，无论是建构还是评点，常常给读者些许震撼；无论论文与著述，都行文干净利落，言简意赅；他的文章始终浸润着他为人的耿介与真挚！在多年的散文研究中，他从不依赖甚至较少参阅他人的观点，更不拾人牙慧；面对复杂、多变的当代散文文坛情势，他在殚精竭虑中还时有创新的灵光，对当代散文理论的建设以及散文创作的繁荣均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先生离世，精神永驻！

(责任编辑 ：王学振)

On the Autonomy and Originality of Liu Xiqing’s Prose Studies

CHEN Ya-li

(Collegeof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Having been engaged in contemporary prose studies for many years, Mr. Liu Xiqing has roughly exhibited four traits in his studies, i.e. “a grand pattern” and “boldness”, practicality and innovativeness, the valuable critical spirit, for he dares to criticize and speak his mind, thus highlighting the autonomy and originalit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 exceptional insight in that he is good at discovering budding and individualized newcomers or new works (inclusive of new group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which can help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by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Liu Xiqing; prose studies; the grand pattern; practicality and innovativeness; the critical spirit; exceptional insight

2017-01-30

陈亚丽(1963-)，女，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6

A

1674-5310(2017)02-006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