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修身”论及其内生现代性转化

2017-03-10 11:30
关键词:修身道德修养圣人

杨 辉

(黑龙江工程学院 思政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儒家的“修身”论及其内生现代性转化

杨 辉

(黑龙江工程学院 思政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儒家的“修身”论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儒家高度重视“修身”的作用,认为它既有提高个人道德水平即“自立”的重要功能,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儒家“修身”论的目标是提升境界,完善人格,成德成仁,成圣成贤。为此,儒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修身”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反己论、慎独论、重微论、改过论等。反己即“反求诸己”,也可称作内省。反己一方面要求人们见善思齐,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见不善知自省。慎独是在别人看不到的独处情况下,也能谨慎小心地认真遵循道德规范行事,不因无人监督或无人注意而胡作非为。重微强调的是道德修养须从小处入手,从而实现根本的变化,它所重视的是道德的积累过程。改过要求人们不掩饰过错,并且尽力自觉、及时、断然的改过。儒家的“修身”论虽然是一种历史资源,但其中的不少内容对现代人的人格修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仍具鲜活的现实生命力。引伸出来的话题是,在今天的历史场景下,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弘扬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儒家;修身;伦理;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伦理型的,中国传统伦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儒家伦理不仅包含德本论、德治论、德育论、理欲论、义利论、公私论等,也包含丰富的“修身”论。儒家的“修身”论高度重视“修身”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修养方法,其中的不少内容对当代社会的人格修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家伦理之所以重视“修身”,是认为“修身”既有提高个人道德水平即“自立”的重要功能,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一)具有“自立”的功能

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初,就以解决现实社会人如何为人、如何安身立命(即“自立”)的问题为出发点。儒学是人学,也是仁学,较其他学派更关注人伦社会的成人之道,包括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儒家伦理是建立在不同的人性论之上的,但不论哪一种人性论,都认为现实当中的多数人是不完善的,他们的道德水平需要提升。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肯定了人性的相似性。人在出生时都差不多,但是由于后天环境的熏染,差距越来越大,那些与善渐行渐远的人,只有通过艰苦的“修身”过程,才能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准,逐步向圣贤人格接近,实现道德上的“自立”。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天生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四心”又是仁义礼智的发端,故又称“四端”。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住这“四端”,大多数人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都程度不同地失去了善性,孟子称之为“放心”,即丢失了善性。那么怎么办?孟子提出“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即找回业已丧失的善性,孟子认为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途径就是“修身”。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自然欲求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恶的产生。严格地讲,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恶论,而是人性自然论。为了避免自然人性导致恶,必须提倡“伪”,即人为加工,具体就是道德教化。就个人而言,要想成圣成贤即“自立”,必须经过“化性起伪”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修身”。《荀子·荣辱》云:“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也就是说,即使是古代的圣王,要想实现道德完备,也需要不断地修身。至于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善恶混论、宋明道学的二重人性论等也都充分肯定了“修身”对提高个人道德水平亦即道德“自立”的价值。

此外,道德规范与人内在欲求的统一使得儒家十分强调道德自律,从而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为实现道德的自律,个体的自我道德修养至关重要。儒家个人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既有以仁德为核心的个人修养,又能体现出社会客观层面的要求,正如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既尊重了个人的主观意识情感,又不违背社会的道德规范。

(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核心,其终极目标决不是仅仅满足于个体的道德完善,而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个人的“修身”。只有人人成为道德人,家才能齐,国才能治,天下才能平。离开个人的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难以实现。

《论语·宪问》中有“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说法 ,孔子在这里是谈君子的标准问题,他认为修养自己是君子立身处世和管理政事的关键所在,欲治国平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四海臣服,当从完善自身开始。“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像尧舜这样的圣王还力不从心呢,何况普通人,言外之意是说“修己以安百姓”的重要以及艰难。

孟子更明确地说明了“身”与家、国、天下的关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此“身”即“修身”,亦即道德修养,它是家国天下的根本。

《大学》对孔孟的思想作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表述。它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核心是“以修身为本”,表明道德修养对于“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

儒家“修身”论的目标是成德成仁,成圣成贤。儒家笃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其中的关键所在就是“修身”。因此,“修身”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造就完善的人格,追求、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内圣外王,但内圣已包含外王,外王以内圣为基础。这体现在儒家“修身”论的最高或最理想目标圣人观中。

儒家的“圣人”是“百世之师”(《孟子·尽心下》),万世之标准,具有道德完美、建功立业、天人合一等特征。

圣人之圣首先在于道德完美。王廷相《慎言·作圣篇》:“圣人,道德之宗正。”“宗”指圣人是道德的根源,也可理解为道德的创立者;“正”是指圣人所创立和代表的道德是正确的;“宗正”也可理解为楷模,即是说圣人是道德的模范。《孟子·离娄上》:“圣人,人伦之至也。”“伦”概括而言可以称作“道”,具体而言可以称作“理”,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言行规范,正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包注云:“伦,道也,理也。按:粗言之曰道,精言之曰理。”《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人伦之至”与“道德宗正”意思相近,指圣人是道德的极致,亦即完美道德的代表。

其次,圣人必须建功立业,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儒家就把“外王”作为圣人的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扬雄《法言·先知》云:“圣人乐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也,故不遁于世,不离于群。”“陶成天下之化”是圣人愿意做的,因此圣人必须是入世的,而遁世离群则是道家所主张的。王廷相《慎言·小宗篇》云:“功业者,圣贤之所有事也。”圣贤必须建功立业,用自己的道德、智慧、才能去造福他人、造福天下。

再次,圣人能够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王守仁云:“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庄子·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逍遥游》:“磅礴万物以为一。”道教著作《抱朴子·内篇》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在儒家学者中,孟子、张载、王阳明等都表达和阐发了这一思想。《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传习录下》:“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儒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指出了宇宙是生命和非生命相互联系的整体,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现了推仁爱于万物的博大胸怀。而实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是“圣人之心”,也是圣人的重要特征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所推崇的圣人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外,还提到过几个人。《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为集大成。”孟子认为,伯夷属守德清高型圣人,伊尹属贤能责任型的圣人,柳下惠是道德典范型圣人,孔子是识时务型的圣人,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

总之,儒家“修身”论的目标就是让人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的道德修炼,从而不断提高道德水平,成为道德完美、功业显赫、天人合一的圣人。

为了成德成仁,成圣成贤,儒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修身”方法,如律己论、立志论、为学论、重行论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反己论、慎独论、重微论、改过论等。

(一)反己

反己即“反求诸己”,也可称作内省。《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孔子弟子曾子的说法,提出了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方法和需要反省的主要内容,主张为别人谋划要尽心,与朋友交往要诚实,学到的知识要不断实习。《孟子·离娄上》明确提出了“反求诸己”的命题:“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爱别人而别人却对你不亲近,在这种情况下,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仁爱够不够(而不是责备别人);治理别人而别人却不服你的治理,在这种情况下,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智慧够不够;对别人有礼貌而别人却没有以同样的礼貌回应你,在这种情况下,要反过来检查自己对别人的尊敬够不够。凡是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过来检查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言行端正,得到天下人的景仰。后来朱熹的“日省其身”、王守仁的“致良知”等等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反己是儒家道德修养方法的核心部分,认为主体自律行为通过经常反思自己的所有言行才能实现。反己一方面要求人们见善思齐,看到他人做得好,要向他人学习,争取迎头赶上,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见不善知自省,看到别人有过失,也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如有则时刻注意避免。经常反己,可以使行为个体得到不断完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慢慢修炼圣贤境界。

(二)慎独

慎独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在别人看不到的独处情况下,也能谨慎小心地认真遵循道德规范行事,不因无人监督或无人注意而胡作非为。慎独强调主体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时刻自律地按道德准则办事。《礼记》的《中庸》与《大学》两篇,对慎独作了具体阐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这里的独,不仅代表着他人所不知之地,更包括他人无从发现的个体内心活动。慎独与诚实、无欺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说明道德主体对要实现道德修养的高度自觉,时时处处按道德准则办事。

慎独的根本要求是主体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都须臾不离于道,将外在的道德准则切实转化为内心的道德信念,形成个体的道德意志,道德就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由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的自我约束。在儒家学者看来,“慎独为入德之方”(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八),意思是说,对于潜心儒家修养的人来说,能否慎独是重要的考核因素,只有实现慎独才算是道德上的真进步,做不到慎独,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修养。

那么,如何知道道德主体是否做到了慎独呢?儒家学者用“独处”与“大庭”解决这个问题,“无大庭效验,不是真慎独。”(吕坤《呻吟语·问学》)他们认为,人在独处和大庭时虽不一致,往往呈现出的是大庭佳而独处则未必,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主体在独处时常常为非,就难保大庭不露出马脚,也就是说早晚会在大庭表现出来。因此长期一贯的“大庭效应”可以检验出—个人平时的慎独功夫。

可以说,慎独既是一种“修身”方法,也是一种道德境界,是方法和境界的统一。一个人真的做到了慎独,也就标志着他达到了道德上的高境界。

(三)重微

重微强调的是道德修养须从小处入手,从而实现根本的变化,它所重视的是道德的积累过程。

儒家的重微思想来源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总结,表现了一种辩证智慧,这一点与道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老子》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指出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荀子·劝学》:“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土石积累多了就会成为高山,风雨就会在这里兴起;水积累多了就会成为深渊,蛟龙就会在这里诞生;善言善行积累多了就会成就美德,从而神清智明,具备圣人的崇高境界。荀子在这里指明了美德的生成是一件件道德行为“积”的结果,即积善成德。

儒家的重微,是认为个体道德境界的提高、理想人格的形成,都需要长期的积累。他们还提出一些类似的概念,如“谨微”“慎微”“审微”“防微”等[1],在道德修养方面应“采微善,绝纤恶”(陆贾《新语·慎微》),即从为小善、去小恶做起,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尚书·旅獒》)。《三国志》中更留下了道德修养的千古名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志》卷二,《先主传》引《诸葛亮集》)。不受教化、不修其身、不重微行,会和其他事物、现象一样,“恶由微以至”(薛瑄《薛瑄全集·读书录》卷十),最终“玩于微,成于渐,而坏于积”(徐桢稷《耻言》二)。要防微杜渐,小的恶念恶行如不克服,最终将成为人们所唾弃的恶人。

(四)改过

儒家学者时刻不忘提醒人们“反己”“慎独”“重微”,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客观而言人的成长历程是曲折复杂的,社会生存环境是变幻莫测的。一个人有可能自律做到一生不犯罪、不主观作恶,却难以保证一生不犯错误。

在儒家学者看来,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全无过失,“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欧阳修《易童子问》中说:“汤、孔子,圣人也,皆有过矣。”圣贤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过错。儒家认为,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他的过人之处不在于无过,而在于有过后能够不“文过”,即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有了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错误的时候,人们都能看到,但改正了以后,依然受到人们的景仰。也就是说,不隐瞒、掩饰过失错误,勇于承认正视错误,并且尽力自觉、及时、断然地改过,此乃君子所为,“过而改之,是不过也”(《韩诗外传》卷三,引孔子言)。

综上,儒家所提出的“修身”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反己”“慎独”“重微”“改过”相对比较重要,通过这些修养路径,人们就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从而步入圣贤之林。

儒家的“修身”论虽然是一种历史资源,但其中的不少内容仍具鲜活的现实生命力。引伸出来的话题是,在今天的历史场景下,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弘扬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

(一)儒家对“修身”作用的重视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今天生活在走向现代化的场景中,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道德素质的提高是人的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道德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人的自我完善,人的自我完善是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儒家“修身”论所说的自立。一个自立的人才有可能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因此,“修身”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在个人自立还是贡献社会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儒家“修身”论的目标对我们有重要启示

儒家“修身”论的目标是成圣成贤,圣贤道德完美、功业显赫,而且可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的圣贤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它是要为人们树立一个理想人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人极”,作为理想目标,它是现实的,但对普通人来讲,它是理想的。那么,我们在今天应该做怎样的人呢?冯友兰曾提出过四种人生境界说,倡导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邓小平号召青少年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就个人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要求公民做一个爱国的人、敬业的人、诚信的人、友善的人。这与儒家成圣成贤的目标相比,更加实际具体。因此,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要求与儒家“修身”论的目标在内容上不尽一致,但也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儒家所讲的圣人的道德完美应该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诚信、友善这些元素,儒家所讲的圣人的建功立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是相通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优秀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值得我们认真挖掘和汲取。

(三) 儒家“修身”论的路径对现代人格修养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修身”论以“反己”“慎独”“重微”“改过”为重心的“修身”方法或路径包含有恒常的价值,具有现实活力。人生来就是有缺陷的,社会具有多方面的诱惑力和强大的同化力,人们要想成为应该成为的高尚的人或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要求,必须经过艰苦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需要有具体的方法,儒家所提供的方法十分重要而且切实可用。

我们今天在人际交往中也会经常遇到一些矛盾,当遇到我与其他人言行冲突的时候,不要首先去责备别人,要冷静下来先检查自己,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反己”,这样做的结果,既提高了自己的自律能力和道德水准,又可以体现一种厚德载物的宽以待人的美德。

不论在在哪种社会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伪君子”,即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可能是君子,人后往往是小人,也就是那些没能做到“慎独”的人。我们今天要想做一个爱国的人、敬业的人、诚信的人、友善的人,即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道德高尚的人,应该采用“慎独”的方法严格要求自己,心口一致,表里如一,心胸坦荡,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其言行也要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重微”讲出了一个很平常的道理,我们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须从一件件小事作起,对于善言善行,不因其小而不为,对于恶言恶行,不仅要克于方萌之际,甚至要防于未萌之先。这既是道德修养的有效方法,也是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

犯错误是人的特性之一,动物就不会犯错误。错误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性的,一种是人品性的。考试中题答错了是知识性错误,考试中作弊则是人品性错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犯错误圣贤亦难免,但如果能改仍不失为君子。我们今天对于自己的过错也应该像儒家所主张的那样:一是要认错,不文过饰非;二是要改过,认认真真改正错误;三是要“不贰过” (《论语·雍也》),要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四) 要理直气壮地弘扬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

与西方科学型的哲学和印度宗教型的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是伦理型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十分丰富的道德遗存。中国传统道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先秦是奠基时期,汉代是定型时期,魏晋是多元化时期,隋唐是儒释道融合时期,宋明是巅峰时期,明清之际是初步批判时期,但总体而言,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道德处在肯定阶段。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中国传统道德进入到否定阶段,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传统道德受到了激烈的抨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我们由此可以断定,中国传统道德进入到一个否定之否定或重新肯定时期[3]。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追问的不再是中国传统道德有没有现代价值,而是有哪些价值,我们应该怎样传承等。因为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已经对当代社会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参与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之中。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弘扬包括儒家“修身”论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道德,为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1]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367.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0.

[3]柴文华,李迪.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历程和现实生命力[J].学术交流,2014(8).

[责任编辑 张家鹿]

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2.011

杨辉(1974-),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哲学博士,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政部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儒家伦理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5MZD014);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ZXB04);黑龙江工程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2012BJ26)

B825

A

1000-2359(2017)02-0066-05

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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