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业整顿

李 洪 河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清除精神污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业整顿

李 洪 河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书业市场的繁荣和普通民众的阅读趣味已经不能承载起新政权、新社会宣传新思想、传播新道德的任务。从思想文化建设的政治诉求出发，中共从新政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对各种旧书摊贩及书刊图画进行一系列的政府规制，这一工作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颇具意识形态意味的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大规模行动，并通过相关社会宣传和政治动员、书刊查禁和收换、租书摊铺登记等几个步骤，基本完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政治任务，既改变了一般民众的阅读兴趣，提升了民众的阅读品质，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刊查禁;书业整顿;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制度急遽变革和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新政权和新社会也面临着肃清旧思想、塑造新文化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政权基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背景下以对各类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处理为中心的书业整顿。从新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长远战略考察，人民政权的这一行动不仅直接促进了民间阅读空间的净化和民众思想水准的提升，而且也间接显示了人民政权涤荡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政治雄心和思想愿景。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业整顿为视角，通过书业整顿的社会背景和复杂过程的揭示，试对政治精英主导下的思想道德建设与民众阅读趣味的冲突及其解决做一深度探讨，期以能对认识这一时期颇为复杂的政治与社会有所助益。

一、民间阅读市场的现实困境

作为社会文化服务性质的一项专门性行业，书业的市场繁荣往往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自古迄今，书业虽也以其功利性的商业面孔行之于世，但其在社会进步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亦令人瞩目。然而，由于书业一以贯之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性质，其发展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各种世俗化或庸俗化的侵袭。因此，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革命的、进步的、代表人民大众要求的书刊图画出版事业的成长，并将其作为传达声音、传播信仰之重要工具而不遗余力地发展之、壮大之。有资料显示，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间，仅华北解放区发行的各种版本的“马列主义读物”就达165万册，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论》28万册、《论联合政府》28万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0万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5万册、《社会发展简史》14万册等[1]118-119。但是，战争环境的影响使得广大的根据地、解放区的书业市场略显尴尬，除却那些代表革命的、进步的优良读物在民间书业市场出版和流通外，仍有不少封建迷信的、低级趣味的、于人民有害的书刊图画大行其道[2]。如宣传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圣经》、具有浓厚封建性的旧小说、旧期刊，以及迎合落后群众心理的大众读物如章回小说、剑侠小说、连环图画等等[1]255-262。这就无形中给矢志于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中共出版事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一方面是新政权对书业市场发展繁荣的万分期待和憧憬，期冀其能够承载起宣传新思想、传播新道德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是书业市场消费所呈现的多元化状态，很不利于中共初步建立的政治和思想秩序的稳定。这种状况的形成源于当时书业市场发展的官方出版与民间私营两种力量的博弈。代表官方书业的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在中共领袖著作、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中共相关政策和文献等方面继续加大出版力度，努力推动“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3]7；代表民间书业的各类私营出版者、书店、书摊等也大量存在，其良莠不齐的各种书刊图画的出版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千百万民众对知识与文化的渴望。据1949年9月北京市私营图书业的调查，当时北京有上海分京兼营出版者13家、北京自有出版者6家、贩卖书店127家、兼营文具者68家、书摊及租书摊83家，共计297家[1]224-245。另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1950年3月底，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11个大城市有出版及贩卖书店共计1057家，其中各类私营书店或书摊达1009家[4]，市场非常庞大。尤其是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城乡的租书店、书摊、连环画摊等为数众多。根据1951年4月沈阳市小人书阅读情况的调查，该市计有小人书摊300多家，共经营各类连环图画两千余种6万余册[5]，其中沈河、北市两区即有小人书摊60多家，小人书360多种1.2万余册[6]。上海市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旧书业的大本营，该市1951年有各类出租书摊2500多家，经营旧连环图画2.8万种2800多万册[7]，到1953年时此种状况仍未改变[8]153。这一庞大的私营书业市场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民间知识与道德的生产和传播基地。

关键是上述各地城乡书业市场经营、售卖或租赁的各类书刊图画，除少量中共倡导的具有革命话语特征的充当教育民众工具的作品外，大多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图画，其发行、售卖或租赁的市场颇为广阔。曾经参与筹备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文联研究室研究员康濯在对北京一家书摊的跟踪调查中发现，该书摊在3个月间出租的图书中共有武侠小说1859册，言情小说432册，租户多是普通的商人、店员、手艺工人、家庭妇女、学生等[9]。据1951年上半年天津市新闻出版处关于反动落后书刊的调查，该市私营发行业与租赁业的反动落后书刊共分几种类型：第一类，为反动统治阶级说教的，如《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先生传》等；第二类，国民党及日寇统治时期的宣传品，如《大东亚战争画集》等；第三类，以前进口的美帝宣传刊物，如《读者文摘》等；第四类，反动文艺作品，如《野兽野兽》等；第五类，淫秽书画，如《风月回忆》等；第六类，介绍帝国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如《处事门径》等；以及一些色情的、荒诞神怪的作品，其发行人群多是普通民众[10]355-356。另据1951年上半年上海市对连环图画书摊的统计，该市2500多家连环图画出租摊贩每天拥有读者约20万人，其出租的旧连环图画的内容都是神奇演义、武侠剑客、色情淫秽等[7]。1953年4月，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在其关于上海摊贩问题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中还指出，上海市旧书摊贩所经营的书刊图画除解放前后出版的进步书刊约占25%外，其余书刊有各类线装古书、章回小说等约占25%；神怪武侠及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约占40-45%；淫书淫画等约占5-10%；还有一些反动书籍如《希特勒画史》、《我的奋斗》、《汪精卫和平言论集》等[8]153。到1955年初，全国各地流传的色情淫秽和荒诞神怪书刊仍达数千种、数千万册，每天拥有的读者有150万人左右，其多数为青少年学生，也有部分工人、店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11]6。

这样，民间私营书业市场的繁荣与普通民众的阅读趣味就和新政权、新社会极力构建的思想文化体制产生了冲突。茅盾曾经对那些黄色、荒诞和反动的书刊图画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其毒害不仅会使某些青年丧失正常的、向上的生活意志，脱离生产和学习，一心想当“侠客”、“大侦探”，或“入山求道”等，而且会影响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政治价值判断[12]。1950年初的几个月中，《甘肃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还多次报道一些青少年沉醉于神奇荒诞的小人书连环画，想要“学道”、“探险”，甚而成立“兄弟会”、“姊妹会”和“青年反共小组”等[13]，其危害之大已经严重破坏了当时新的社会道德建设的文化环境。

二、政府规制下的初步书刊查禁

很显然，各地民间书业市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当时中共有关新民主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政治诉求，对其进行必要的整顿和规制当属意料之中。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华北局在其关于检查出版物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中，就已明确提出了有关违禁书刊的处理问题：“凡直接向群众散发的中外文字反共宣传品(传单、小册子等)，及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机关刊物，一律检查没收。”[14]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15]16。这在实际上为新中国的文化改造与建设指明了方向。依照这一大政方针，1949年10月25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率先行动，发布了《关于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规定在广州市出版或经营的各类书刊和通讯社等不得有违反军管会及人民政府法令之行为，“不得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16]363。1949年12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取缔含有毒素书刊暂行办法》，规定凡属于有害市民与儿童思想健康之反革命反人民以及诲淫、诲盗等有毒刊物、书报、图画、照片、歌曲等均在取缔之列，并不得出售[16]66。1950年1月7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取缔“小人书”具体实施办法的指示》，要求各地用行政力量明令取缔或没收各种旧小人书。该指示还首次将小人书问题上升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及革命后代培养问题的高度，认为许多包含封建迷信荒淫腐化带有毒素的小人书的流行，不但对儿童的思想、学业有很大妨碍，并且是培养革命后代、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严重阻力。“如不严格取缔，实际上就等于对我们革命的后代不负责任”[17]。

上述各地制定的取缔有毒书刊图画的相关规定或办法，打响了新中国第一次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的枪声。国家层面取缔有毒书刊图画的行动始于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9月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方针：“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新中国人民出版事业要认真地执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坚决地与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作斗争。”[18]51在此次会议的代表发言中，上海连环图画出租者联谊会代表毛达三着重指出：“因书摊历年来旧书很多，其中反动的、神怪的或色情的尚有存在，如不加以清理，对读者尤其儿童影响很大。”[18]259其间，1950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制止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宣传书刊入口的处理原则规定》，要求上海、广州、天津等地海关、邮局、公安局、外事处等必需严格检扣各类外来反动书刊，其已散入民间书店、书摊的则不许流通[19]。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各类外来反动书刊的入口控制问题。

循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精神，1951年2-4月间，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处及沈阳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等纷纷联合当地新华书店、文教馆等单位，召开小人书业者座谈会，并成立小人书摊改进委员会等，实行对内容反动的小人书、连环图画等禁止出租，对内容落后的小人书、连环图画则逐渐地以进步内容的新小人书、连环图画来代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还通过召开小人书、连环图画座谈会，号召美术工作者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具体的爱国行动，积极创作爱国主义的新连环画，自觉地肃清反动的黄色的坏连环画的出版和发行[7]。5月6日、7月21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严正处理旧连环画问题》、《建议取缔含有毒素的旧书》两篇文章，针对全国各城市的小人书摊中封建、色情、反动的旧连环画泛滥与猖獗，建议各地改善并加强连环画的编绘出版，改造连环图画书摊等。在《人民日报》的大声疾呼下，全国各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7月中旬至10月底，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在对全市租赁连环画的租书店和租书摊进行普遍调查基础上，领导租赁和售卖连环画的同业者组成了连环画租售者联谊会，并在联谊会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处理旧书。如对反对共产党、歌颂国民党的，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歌颂帝国主义的，予以“无代价地没收”；对严重荒诞无稽的、色情的则以新书换回。到10月25日，北京全市书业共交出各类反动书刊846种10925册[20]350-351。8月，西安市在对该市旧小儿书书摊开展典型调查基础上，积极开展旧小儿书书摊、书贩、书商的组织、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制订各种规章制度、爱国公约和进货审查制度，具体规定逐步减少以致消灭旧小儿书[10]272-273。其他如上海、沈阳、成都、杭州等地也都在相关部门及新华书店的密切配合下，以各种办法积极改造旧书店、旧书摊，并以多种途径保证各种新连环画和新书刊的供应。

但全国自上而下开展的对各种旧书摊书贩及旧书刊图画进行的初步清理、改造和查禁，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1951-1952年上半年出版总署在处理出版物方面出现了以行政手段胡乱查禁新书57种的行为[8]572-573，出版总署还将上海、天津等地改造连环画出租摊、取缔反动落后书刊的不成熟经验通报推广，致使两地取缔和收换书籍的标准与范围等被广泛采纳。影响所及，上海、沈阳、张家口等地都发生了格外严厉的清查书摊、书贩行为[21]161-162。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还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提出了要在两年内肃清危害人民的、有毒素的、封建的、迷信的书籍的过于激进的计划[8]155。出版总署、中央宣传部及相关领导机构等也逐步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及时给予纠正。1952年7月，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查禁书刊的标准：“只应该用来对待那种与现实政治有关的政治上反动的书刊，即直接反对共同纲领而对国家和人民有重大危害的书刊”，并且“除了政治上反动的书刊外，一般书刊都不应予以查禁”[22]。1953年7月，中央宣传部还就托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著作出版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及出版机构应采取审慎态度，而不应一律予以取缔或查禁[8]371-375。这些问题的纠正，为此后的书业整顿和有毒书刊查禁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意识形态建构下的大规模书业整顿

大规模的书业整顿是从1955年开始的。当年初，青年团中央根据其实际调研情况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毒害青少年儿童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周恩来对此均做了批示。文化部迅速做出反应。3月4日，文化部党组根据其对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等8大城市的民间阅读市场，辽宁、河北、江苏、河南、广东等5省和通县文化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调查研究，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通过对省会以上城市约1万多个租赁书籍和连环画的店铺、摊贩的调查，发现这1万多个摊铺共有图书2万多种1000万册左右，读者多为工人、店员、家庭妇女、大中学生等，每天达150万人次左右。其所出租的图书只有10%左右是新文艺作品，10%左右是旧的历史演义，其余80%是带有色情淫秽成分的“言情小说”和荒诞的武侠小说，以及描写特务间谍活动和盗匪流氓行为、鼓吹战争的反动小说。根据这一调查，文化部党组建议党和政府、工会、青年团等紧密配合，以政治动员和行政处理相结合的方法，坚决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图画[23]230-244。5月20日，中共中央同意了青年团中央的请示报告[24]，并正式发出《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该指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着重指出：“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推进等，都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坚决地有计划地处理这类书刊图画，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23]226-227。7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分别发出指示，再次强调要把这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全国省辖市以上城市迅速开展这一“政治任务”[25]195-204。

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上海、北京、山西、湖南、陕西等省市立即做出相关政治部署。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从“加强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巩固和扩大青年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的高度[26]80-82，看待此次工作。从1955年初开始，在上海市委统一领导下，由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出版事业管理处、公安局、教育局等单位组成“上海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负责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有关工作[27]643-644。北京市的相关工作开始后，北京市文化局于1955年8月会同市公安局、工商局及团市委、妇联、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联合办公室，统一领导相关处理工作[20]185。同时，各地还详细调查租书摊铺的数量、存书情况(包括数量和种类)、收入和生活情况、政治情况等，其目的旨在通过详细调研，以使人民政权更彻底地了解和清理其政治与文化诉求的障碍。如1955年6月间，广西文化局根据文化部的指示，指派各地文化馆、新华书店对当地旧书摊情况开展调查，发现南宁、梧州及平乐等11个市县共有旧书摊103个，其中梧州49家，南宁45家，其余9家分散在4个县。以南宁市45家书摊为例，该市约有两万多册连环画，其中有严重毒害的4301册，其类别包括武侠打斗的3154册，封建迷信的209册，淫秽色情的236册，低级趣味的318册，其余384册属于反历史间谍侦探及侮辱少数民族等[28]211。这为各省大规模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工作打下了基础。

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各省市随即开始了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计划和行动。这一中共政治力量强势介入下的计划和行动，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开展社会宣传和对租书摊铺人员的政治动员。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讲，社会宣传和政治动员就是宣传和发动人们参加相关社会与政治活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发出后，1955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号召全国各省市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运动。各地迅速行动起来。8月29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制订了详尽的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计划，并将这一工作当作一件“十分迫切而又重要的政治任务”[29]；9月2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肃处理那些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清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生活方式的影响，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30]。在具体社会宣传和政治动员等举措方面，各省也都有详尽计划。如江西省委宣传部10月12日便发出《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宣传工作的通知》，就宣传工作应贯彻的基本内容、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等问题，向各地、市、县委宣传部做出部署和安排。为配合宣传需要，江西省委宣传部又印发了《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宣传提纲》，并以南昌市为试点城市，从10月28日至11月5日集中力量开展宣传工作，共组织大小报告会60次，受教育群众3.7万多人；同时组织全市摊贩人员170人集体学习政府有关方针政策，向他们做报告3次，组织讨论5次[31]313-314。这种集中式的社会宣传和动员，既表明了人民政权处理有毒书刊的决心，又启发了摊贩人员的思想自觉。

第二，书刊查禁和收换工作。1955年7月22日，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提出，各地处理有关图书时应根据毒害程度不同分别采取“查禁”、“收换”和“保留”等办法，并依照一定的审查批准手续后执行[25]200-201。这一指示发出后，文化部及各省市很快启动这一工作，并先后制订了多种版本的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参考书目。其中文化部制订的“参考书目”相对比较严谨，该书目把相关书刊分为“坚决查禁”和“予以收换”两类。坚决查禁的书大多是旧时代被认为反动、淫秽、荒诞的旧小说，特别是涉及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政治人物的书，涉及特务、间谍、反共的书，侮辱少数民族的书，描写淫乱生活的书等[32]74-75，其中包括书籍查禁部分204种，连环画查禁部分31种[28]218。各省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有各自的查禁图书目录。如1955年10月，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确定第一批查禁图书共30种，其中有图书13种，如《间谍搜奇》、《销魂夜半莺》等，连环图画17种，如《铁血三青年》、《飞人国》等；12月，又确定了第二批查禁图书共61种，其中有文字小说39种，连环画22种[28]217-219。而为了进一步规范各省市的书刊查禁工作，1955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违法的图书杂志的决定》也突出强调了“政治性”，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图书杂志都是违法的，应予停止发行、停止出卖、停止出租或者没收等处理：(1)反对人民民主政权，违反政府现行政策和法律、法令的；(2)煽动对民族和种族的歧视和压迫，破坏国内各民族团结的；(3)妨碍邦交，反对世界和平，宣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4)泄露国家机密的；(5)宣扬盗窃、淫秽、凶杀、纵火及其他犯罪行为，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败坏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的；(6)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法令的[33]。从而进一步明确了相关书刊查禁工作的政策界限。

按照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指示精神，上海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从1955年2月到1956年5月底对各类有毒书刊图画进行严格审读，并将各种反动书籍分为论著和文艺书籍两种，反动论著大多为明目张胆地反共、吹捧著名反动人物以及鼓吹战争和殖民主义的图书，反动文艺书籍主要以颂扬特务活动、吹捧敌伪头目等内容的连环画为多；色情淫秽书籍则分文笔极为下流的淫秽书、色情小说和以研究生理为名实际宣扬色情的所谓医药卫生书等类。其间，上海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共审读旧书近8000种，决定查禁的旧书约有半数；审读旧连环画约8000种，予以查禁的有200余种。1956年1月到5月底，上海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还对全市旧书摊贩和郊区的连环画出租书摊开展有毒书刊图画收缴工作，全市各旧书摊铺共上缴违法旧小说、旧连环画共150余万册，计重15万斤[27]645-648。

考虑到一些租书摊铺的生活困难，文化部及各省市还特别规定各地对查禁的图书应采取或收买、或以新书收换的办法。这种做法，得到了大多数租书摊铺的拥护。1955年12月，广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经审查先后确定三批收换的图书共计223种，旧连环画共计700种。其内容包括渲染乱打乱杀、荒诞、情节恐怖、离奇怪诞、江湖宗派、种族歧视、色情淫秽等，如《七尸八命》、《八面金刚》、《幻梦奇遇》、《火烧红莲寺》等等[28]218-219。从1955年7月到1956年2月，北京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联合办公室共处理12万册书刊，其中属于查禁部分仅占全部处理图书的3.6%，其余96.4%都是政府用2:1的比价收换的，政府为此付出了1.7万元的书券[20]185。仅1955年7月间，北京市区8个新华书店门市部就组成3个临时换书站，共计收回各类书刊17.8万册，换出新书14.9万多册[24]。

第三，租书摊铺登记及相关从业人员工作安排和救济。1955年7月20日，国务院公布《管理书刊租赁业暂行办法》，规定书刊租赁业不管是专营或兼营，不管是否领有营业许可证，均应向当地文化行政机关申请核准营业[34]。根据这一情况，1955年12月，上海市对经营书刊租赁业务的2357户摊铺(其中连环画摊2253户、小说书摊104户)、书刊发行业333户(其中旧书摊264户、旧书店69户)完成登记工作[35]99，并根据国务院指示的原则和标准对已登记的租书摊2357户的极大部分都核发了营业许可证，共计发放营业证2119户[36]502-503，从而确保了民间文化新秩序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保证旧书摊铺从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各省还制订多种办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安排和救济。如湖南省根据当地市场需要等实际情况，将租书摊铺中资金较多、具备一定条件的，发展成为新华书店的代销店或代销员，专营或兼营图书发行工作；对因处理有毒书刊图画后收入减少而生活难以维持者，则在帮助其劳动生产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进行必要的救济[30]。这为旧书摊铺的整顿及各种有毒书刊图画的处理，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全国各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图画的计划和行动，大致在1956年5月前后胜利结束。各地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中共对实现自己宏伟文化战略的准确把握，而且中共本身也对此采取了一种比较清醒、审慎的态度。1956年3月13日，文化部在其发出的《关于各省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图书的处理关系国家的学术文化，关系我们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它的政治影响很大，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大事，应该极端地严肃和慎重。”[37]55应该说，这是当时中共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中非常务实而又恰当的态度，特别难能可贵！

四、精神污染的清除与民众阅读品质的提升

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图画的行动，堪称中共在思想文化领域塑造新的意识形态、树立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的尝试。虽然更多的是对各地民间书业的整顿，但是这次整顿“大大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替帝国主义进行欺骗宣传，散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和下流无耻的生活方式的各种有害图书，保护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身健康”[38]333，因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1955年7月，国务院《管理书刊租赁业暂行办法》公布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民众和书刊租赁业者均表示热烈拥护。北京市一位曾受毒害的青年徒工说：“政府这个办法，真不知挽救了多少青年人！”许多家庭妇女更是纷纷表示不仅有责任教育子女看好书，而且还要协助政府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39]。各地的书刊租赁业者也都因此从中获益，深表欢迎。1955年4月，安徽合肥、芜湖、安庆、蚌埠等市经过初步整顿后的100多家旧书摊、旧书店开始在当地新华书店的帮助下出租、出售大批新书。其中合肥一家旧书摊在1955年1-4月间共出售新书2000多册，自身营业额大增[40]。1956年5月，上海市许多旧书摊、旧书店取消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后，领到了政府发给的新书券，凭券向新华书店上海分店领取各种新书出售，从而改变了营业状况，营业额比过去增加一到两倍[41]。那些书刊租赁业者本身也在书业整顿中受到教育：“天下父母都喜欢自己的子女。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吃毒药，也不能把毒药给别人的子女吃。”[42]

书业整顿对民众阅读风气的改变也有诸多贡献。据1951年4月北京图书馆阅览股调查，该馆的图书流通以社会科学与文艺书最多，各占图书阅览总人数的1/3，其余各类书共占1/3。读者借阅的社会科学书籍主要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及政治常识等；文艺书则以《新儿女英雄传》、《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最受欢迎。这说明一般读者的阅读趣味逐步趋于健康[43]。1956年1月，各地经过处理违法书刊，广大群众形成了一种抵制坏书、阅读好书的良好风气。长春市制粉厂90多个青年过去常看荒诞、淫秽小说，处理有毒书刊后则竞相阅读《把一切献给党》等优秀社会科学书籍了[44]。特别是各种思想健康的新连环画的出版，日益赢得青少年儿童的欢迎。许多经过重新编辑的古典小说、戏曲故事如《三国志》、《水浒》、《红楼梦》、《西厢记》等，一些著名的长、短篇小说如《暴风骤雨》、《铁道游击队》、《三里湾》等，还有许多依据真人真事编辑的现实主义作品如《青年工人的故事》、《技术革命的故事》等，都在故事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深深打动着广大青少年儿童的心灵。1959年初，一位女教师对各类新连环画的出版深有感触，说：“连环画打开了孩子们的眼界，在他们心上种下的是善良的种子。”[45]民众阅读风气的逐步改变对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的养成至关重要。

民众阅读风气的改变还意味着其阅读品质的提升，这可以从处理有毒书刊后各地文学艺术刊物的出版与销售情况来说明。据《文艺报》报道，截至1957年5月31日，全国各地出版的政治正确、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刊物计83种，每月印数约40万册。出版量最大、销售量最广，且被认为最能体现新政权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文学书籍有:《保卫延安》83万册，《三千里江山》40万册，《女共产党员》47万册，《可爱的中国》178万册，《把一切献给党》408万册，《毛泽东的故事和传说》112万册，《高玉宝》72万册，《刘胡兰》76万册，《宝葫芦的秘密》97万册，《红楼梦》23万册，《三国演义》38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00万册，《绞刑架下的报告》60万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34万册，《海鸥》83万册，《牛虹》70万册，《我们切身的事业》54万册[24]。各种新连环画的出版数量也非常巨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951-1956年间，全国共出版各类民众喜闻乐见的新连环画达1万余种，既有优秀单篇故事作品，也有一批影响巨大的连环画库，印数达2.6亿多册[46]。新连环画作为当时“进行政治宣传、开展共产主义教育、配合政治斗争和生产任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的工具之一”，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成绩。

当然，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风骤雨式的政治与社会建设运动的影响，中共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行动也有些许急躁粗暴、简单轻率的“左”的偏向。1955年10月上旬，广西在其向文化部上报的“经验交流”材料中称，清查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行动稍有脱离政策的偏差，如在租书摊铺登记工作中，南宁、桂林、梧州等个别市竟布置坦白检举和采取“杀一儆百”、公开逮捕书刊租赁业者的激烈行为等[28]215-217。广西的“经验交流”材料颇能反映各省市此次行动之一斑。另据湖南省的有关资料，1956年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行动结束后，湖南省有关部门对上述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放松了对这一工作的经常管理和检查，因而导致少数租书摊铺人员歪曲甚而攻击中共文化政策现象的出现[30]。而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仅仅在几年的时间内就实现各种有毒书刊图画彻底地清除，似乎也不现实。1958年1月，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持续开展对各种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进行处理工作[38]333-335。这也说明，试图通过一场短时间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扭转或改变旧有的思维或传统，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工作依然是新中国初期乃至后来一个长时段内各级政府和人民的一项长期任务。

[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2]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0-09-28．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4]出版事业中的公私关系和分工合作问题[N]．人民日报，1950-07-17．

[5]严正处理旧连环图画问题[N]．人民日报，1951-05-06．

[6]禾果．沈阳市北市区和沈河区小人书阅读情况的调查[N]．人民日报，1951-04-01．

[7]沈阳、上海、杭州等城市对连环图画书摊进行改造工作[N]．人民日报，1951-04-22．

[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5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9]康濯．漫说北京租书摊[J]．文艺报，1950(4)．

[1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3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11]反对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保护人民思想健康[M]．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55．

[12]张仲．坚决肃清黄色、荒诞和反动的小人书和画刊的毒害[J]．美术，1955(4)．

[13]刘松涛．从小人书谈到反封建迷信教育[J]．人民教育，1950(2)．

[14]华北局关于检查出版物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J]．建设周刊，1949(26)．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16]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2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17]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小人书”具体实施办法的指示[J]．山西政报，1950(2)．

[18]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大会秘书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19]中央宣传部关于制止帝国主义国家反动宣传书刊入口的处理原则规定[J]．宣传通讯，1950(2)．

[20]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4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2]叶再生，余甘澍，魏玉山，孙煜华．新中国出版大事记(一)[J]．出版工作，1989(10)．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4]叶再生，余甘澍，魏玉山，孙煜华．新中国出版大事记(二)[J]．出版工作，1989(11)．

[25]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7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8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7]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上海市编辑学会．我与上海出版[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8]广西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辑室．广西出版史志资料：第5辑[Z]．内部印行，1991．

[29]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计划[J]．山西政报，1955(17)．

[30]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的指示[J]．湖南政报，1956(2)．

[31]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32]禇钰泉．悦读MOOK：第2辑[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

[3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违法的图书杂志的决定[J]．湖南政报，1956(2)．

[34]管理书刊租赁业暂行办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12)．

[3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文化建设文献选编：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36]朱庆祚．上海图书馆事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8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

[38]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9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9]北京等地各界人民拥护“管理书刊租赁业暂行办法”[J]．新华社新闻稿，1955(1885)．

[40]安徽许多旧书摊旧书店租售新书，受到读者欢迎[J]．新华社新闻稿，1955(1790)．

[41]上海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工作已基本结束[J]．新华社新闻稿，1956(2155)．

[42]一今．警惕死灰复燃——解放初期上海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经过[J]．上海党史研究，1996(3)．

[43]隋树森．北京图书馆新书阅读调查[N]．人民日报，1951-04-15．

[44]各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N]．人民日报，1956-01-29．

[45]布及．解放后连环画工作的成就[J]．美术研究，1959(2)．

[46]仇彦．周恩来与中国连环画[J]．中国纪念馆研究，2014(2)．

[责任编辑 王记录]

Eliminating Spiritual Pollution：Book Industry Consolid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Li Hongh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folk book market prosperity and common people's reading interest had been unable to carry the tasks of spreading the new ideas and new ethics for the new regime and the new community. Starting from the political demand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an a seri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o all kinds of books and picture books vendors from the date of the new regime’s birth. This work later developed into a large-scale ideologically significant action of dealing with the reactionary, obscene, absurd books and pictures, and through the several steps including related social propaganda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books banned and replaced, rent bookshop registration,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task, not only changed the reading interest of the general public,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reading at the same time,but also created a new social ideal and mora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Books Banned;Book Industry Consolidation;Ideology

10.16366/j.cnki.1000-2359.2017.02.014

李洪河(1968-)，男，河南睢县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研究。

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社科〔2013〕560号)；河南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豫宣通〔2016〕13号)；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教社科〔2015〕852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4JDSZ1006)

K271

A

1000-2359(2017)02-0088-08

2016-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