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小说的文化特征

上海外国语大学

程汇涓



美国女性小说的文化特征

上海外国语大学

程汇涓

美国女性小说的诞生和发展与女性在这个国家中的身份地位、审美视角和政治触觉紧密相关。它在三个方面具有突出的文化特征：关注女性生存空间，反思女性在文化符号体系中的边缘地位，着力展现女性对时空的审视。生存空间的争取表现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家庭结构的挑战和对女性友谊的建构；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使女性小说家对少数族裔和族裔通婚者的困境产生同理心，探究弱势群体的政治诉求；以女性视角书写历史和描绘空间地域不仅丰富了“美国人”的含义，还打破了男性同性的话语同盟。

美国女性小说；文化特征；族裔；历史；空间

美国女性小说是美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经历了由隐性走向显性、由家庭生活闲暇的业余爱好走向专业和经典的过程。美国女性小说历史地位的变化离不开读者的理解接受、市场的运作以及批评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塑造。然而，如果将之与男作家的小说创作并置，就能够发现它许多独有的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与女性的身份、审美视角和政治触觉等息息相关，同时也与美国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休戚与共。

美国在时间维度上的纵深以及它在地域空间维度上的延展，为女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书写题材。她们身处的国度体量巨大，包含了无数看似矛盾却又安然并置的元素：它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变化和发展极为迅猛；它的本土传统不像欧洲那么悠久，但伴随各国移民而来的多种传统扭结在了一起，形成了既具冲突性又枝蔓出特殊相容性的“新”传统；它一方面引领着世界工业、军事和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保留传统农业社会的缓慢和纯朴；它在纷繁多变的世界政坛中扮演着制霸和协调的角色，但同时也时刻面对来自国内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它辽阔的版图容纳了差异巨大的地理和文化类型，具有极强的区域文化特征；它的社会价值观强调个体独立和个人主义，但其中的小社区和小家庭又相当保守和传统，根深蒂固的家庭堡垒意识稳固地经营起了它的中产阶级，并规约着大部分的女性；它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辩极为激烈，在以南北战争、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的政治时期中，其知识分子对联邦命运、国家政治和军事政策、社会言论氛围等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所经历的多次移民浪潮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多样化，多族裔的并存和交叉成为其难以避免的社会状态。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美国社会貌似简单明晰、实则话语内容丰富的文化样貌。在此间进行文学创作的美国女性小说家，不管她们是否重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她们无疑为自身的美国经历和生存体验增加了一重女性滤镜。其创作也在女性视角的统摄下，展现出了多义但有机的文化特征。

一、自我、家庭与友谊：生存空间的争取

在美国文学中，女性小说曾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类别。其地位的提升与女作家在作品中所探讨的独特社会话题相关。在总体趋于保守的美国社会中，女性的成长、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她们在狭小社会空间中的挣扎，一直是美国女性小说最为关注的议题。它们形成了一条显性的线索，串联起了美国女性文学的传统。一批女作家以严肃且不乏悲情色彩的小说批判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最为读者熟悉的作品包括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YellowWallpaper, 1892)、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0—1904)的中篇小说《觉醒》(TheAwakening, 1899)以及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的长篇小说《钟形罩》(TheBellJar, 1963)等。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女作家以半自传体的方式，剖析和展示了女性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在男权主义盛行的传统美国社会里，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严格的规训，长期处于病态，精神抑郁成了女性生命的常态：《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产后抑郁；《觉醒》中的女主人公感到自己被丈夫当成私有财产那样去欣赏，心中苦闷；《钟形罩》中的女主人公长期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呓语、梦魇和死亡成了其生活中难以逃离的主题。

在这类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中，限制性的、逼仄的空间意象反复出现：黄色墙纸上的花纹成了囚禁女性的围栏，医院里用于放置夭折婴儿的钟形罩隐约象征着男权社会的囚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批判女性狭小生存空间的作品中，女性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往往通过医患关系表达出来：《黄色墙纸》中产后抑郁的女人被身为医生的丈夫剥夺写作的权利，她想象世界的能力与男权社会的要求相抵牾，因此必须接受休息疗法(rest therapy)；《觉醒》中的医生是“不被理解”的妻子与“拒绝理解”的丈夫之间的无效沟通者；《钟形罩》中的男医生完全沉浸于自己那符合社会规约的美满家庭之中，以俯视的态度对待女主人公，其电击疗法(shock therapy)无疑隐喻着男权社会的傲慢与不屑。从一定程度上说，“不同的医患关系模式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在男权文化下的生存状态, 医患关系模式的演变体现了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桂婷 2011： 259)。而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小说家为女性人物所创造的结局通常走不出“疯癫”和“自杀”这两种方式(刘风山 2007： 92-100)。她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发人深省的。这意味着虽然女性平权斗争的号角自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吹起，但是女性争取社会空间的努力依然道阻且长。

美国女性小说的另外一个文化特征就是对家庭叙事的关注，尤其是对“母亲”身份的探讨。这并不是说男作家缺少对“父亲”身份的探究，然而，在社会的客观环境中，男性社会身份的选择明显多于女性。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再到美国历史波澜壮阔的起起伏伏，男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包括殖民者、法官、医生，到士兵、匠人、政客等等。其经历和感受得到了多个角度的书写。“父亲”的角色虽然在诸如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等人的创作中也得到了集中讨论(黄淑芳 2016)，但与女作家对“母亲”角色浓墨重彩的描绘相比，显得单薄了许多。虽然不少女作家受到维多利亚社会道德传统的影响，极力渲染母爱的伟大，但也有相当一批作家直面女性经历的痛苦，阐发自己对“母性”、家庭以及社会环境的困惑与疑虑。

比较突出的例子包括安·佩特里(Ann Petry, 1908—1997)、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 1912—2007)和普拉斯等人的创作。犹太裔作家奥尔森的名篇《我站在这里熨烫》(IStandHereIroning, 1957)，其标题就是对女性独自面对家庭重负的生动喻指。小说从一位带着五个孩子的再婚母亲的视角切入，让读者在文字中深刻地体会到工人阶级母亲在窘迫生活中的无助和绝望。男性的缺席让她们的人生和主体价值几乎全部让位于迫在眉睫的生计，才华和自我被埋没得几无影踪。若辅以奥尔森的非虚构类作品《沉默》(Silences, 1978)观之，人们将更加清楚地发现女性被残酷生活所剥夺的才华以及她们的不甘。非裔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受着更多的压迫。她们不仅要面对种族和阶级的歧视，还时常受到性别歧视、性骚扰与暴力。佩特里在《大街》(TheStreet, 1946)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黑人母亲形象。对这些黑人妇女来说，生活的选择少之又少。她们在社会上难以谋求生计，在家庭中遭受丈夫的无视和欺骗。“大街上满是与丈夫分居而又没钱离婚的女人”(Petry 1946: 250)。总体来说，这些女作家的创作论及了少女时期的性意识萌发，深入挖掘了为人妻和为人母时所经历的一系列诸如生产、流产、绝经等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揭示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可能面对的暴力和重担。她们告诉世人，女性在家庭中真实的生存状态远远不像“房屋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所面对的那般单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学现象出现在各个族裔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具有跨族裔的文化意义，属于女性特有的文学表现范畴。

为了应对外部世界的多重压迫，美国女性小说家不仅深入剖析女性的内心，也极力尝试在文学作品中为女性的社会交往寻求出路。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她们非常注重建构“女性友谊”。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为首的女作家就在关注“新女性”(The New Women)运动的同时，刻画女性之间的情谊，试图为女性建立一个提供精神和情感支持的共同体。在她的笔下，友谊不再只是传承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蒙田等人的男性特权。女性之间缔结的友谊成了她们共同面对弱势的公共地位的武器，激发女性建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有学者指出，华顿这样的作家“将蕴含于友谊中的社会平等的乌托邦精神作为理解新女性运动的要旨”，指出女性作家“以友谊话语为媒介，探索性别身份、婚姻改革、女性气质”等问题(程心 2011： 416)。

表现“女性友谊”的书写方式不仅存在于华顿这种上层社会白人女作家的笔下，少数族裔作家也以千钧的笔力描绘了底层女性之间的坚韧纽带。例如，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 1944—)在《紫色》(TheColorPurple, 1982)中再现了黑人内部混乱的世界。在这里女性被极大地物化，乱伦关系几乎成了一种常态，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得不到重视，她们的身体成了被盘剥和消费的对象。然而，就在这几乎无尽的不幸中，女性缔结了地下的友谊和爱。可以说，“在男权处于支配地位的世界中，姐妹情谊是广大黑人女性谋生存、求发展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保证，它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集体力量，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吕红兰 2011：43)。实际上，在美国女性文学史上，沃克对另一位出色的黑人女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891—1960)的挖掘，使这位文学前辈得以重见天日，使其小说《她们眼望上苍》(TheirEyesWereWatchingGod, 1937)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家甚至认为沃克几乎凭一己之力将赫斯顿从籍籍无名中拯救了出来(Dickson-Carr 2005)。这样的努力毫无疑问再现了黑人女性之间的友谊以及精神上的默契。

二、边缘性与同理心：族裔与性别问题

美国多族裔的社会构成与女性长期的边缘化身份相互配合，对女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理心使她们擅于从女性的视角剖析种族、性别和阶级上的压迫及其成因，擅长在文本中处理多重社会身份之间的冲突和压力，展现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诉求。在美国女性小说中，华裔、非裔、犹太裔乃至原住民女作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将族裔问题和女性身份并置。她们的发声传达出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呼声，也反映出作家的道德追求。

以华裔作家为例，从笔名为“水仙花”的伊迪丝·伊顿(Edith Eaton, 1865—1914)起，华裔女作家就开始关注在美华人的生活困境和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在“水仙花”所处的历史时期，大批华人借着淘金热和东西部铁路的修建，进入了美国领土。他们虽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却没能获得恰当的社会身份，沦为了隐形的、乃至遭受到排华暴力的阶层。华人男性尚且如此，华人女性的生存就更加艰难。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SpringFragrance, 1912)中，“水仙花”致力于为华人正名。例如，其中的一篇小说《一个与华人结婚的白人妇女的故事》(TheStoryofOneWhiteWomanWhoMarriedaChinese)就着力塑造了一个善良、忠诚且高尚的华人男性“刘康喜”的形象，与之前流行于美国的“黄祸”文学及其华人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健康的华裔美国文学摆上人们的案头。有学者指出，“水仙花冲破万马齐喑般的死寂和有系统的种族压迫，创造了她的自我——创造了她自己的声音——这是20世纪初美国文学史的胜利之一”(石平萍 2007： 86)。

在“水仙花”的突破之后，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不断发出新的声音，如今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谭恩美(Amy Tan, 1952—)、任碧莲(Gish Jen, 1956—)等人都在美国文坛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她们汲取传统中国文化的养分，同时融合美国文学的艺术风格，将华裔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融入宏大的美国移民故事中去，创造出具有独特杂糅气质的文学作品。随着移民第一、二、三代渐渐走入历史，新涌现的华裔女性小说家着手开辟新的主题和视角，探究族裔和性别问题。例如，伍绮诗(Celeste Ng)在2014年的处女作《无声告白》(EverythingINeverToldYou)中，不再走华裔文学的旧套路，即勉强拼凑一个“镜花水月”的东方想象，而是探讨美国社会表面和谐的背后错位的期待、尴尬的身份识别和悄无声息的种族难题。

作为多族裔社会的组成部分，非裔女作家的文学表现形成了对抗种族压迫和性别边缘化的有力武器；强大的创作动力和社会批判的深度，使美国非裔女作家的创作本身建构出了一个传统。前文提到的佩特里、沃克和赫斯顿，再加上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等人，都在小说中探究了黑人妇女的身份困境和精神斗争史。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TheBluestEye, 1970)可以说是对“非白人他者”审美的最严厉批评。黑人女孩自出生以来就受到白人霸权审美模式的规训。在白人强势文化的挤压下，她无法欣赏自身的特质。实际上，莫里森通过塑造一个渴望拥有“蓝眼睛”的黑人女孩的形象，揭示了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如何在文化和社会的系统清洗下，将种族主义思想内化和固化。非裔女作家对族裔和性别地位的双重批判，在整个美国社会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白人女性小说家也关注族裔问题。她们的透视视角也许难以突破白人的偏见，但也具有生动的文化史意义。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1874—1946)、埃德纳·费伯(Edna Ferber, 1885—1968)等人的创作经常从白人的视角观察少数族裔的生存状态。她们虽然难以深入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内心，但忠实地记录了美国历史上持有进步种族观念的人群的思想。其中斯泰因的创作，如中篇小说《梅兰克莎》(Melanctha, 1909)，几乎不带任何煽情的色彩，语言简单平静。不管她本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受到后人诟病，她笔下的黑人少女生动地展现出在孤独中游荡的“少数族裔”的形象。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的创作是美国白人女作家对国境之外“非白人”的观察。她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描述，为美国人了解这个异域社会打开了一扇窗。不论窗外的风景是否足够真实、客观，赛珍珠的创作体现出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记录了她在当时语境中所理解的中国。她的写作既不是发自于中国文化的内部，也没有采用西洋观光客的视角，而是具有齐美尔(George Simmel, 1858—1918)所提出的“异乡客”的社会学意义。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和长期生活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对这片异域的土地，既“没有忘却来去的自由，亦不抱消融距离的奢望”(贺晓星、仲鑫 2003： 129)，因此她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个案，是美国白人女作家笔下少有的对异文化的浓边工笔描绘。

由于女性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族裔通婚”(miscegenation)就成了象征“交界”和“融合”的典型文化现象，也是美国女性小说家笔下的一个突出母题。著名的“反异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17世纪末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就遵从这样的法律。这一以种族隔离为宗旨的法律，直到1967年才被废止。女性作家对该主题的关切始于对社会边缘人的同情。埃德纳·费伯这样具有大众文化号召力的女作家曾多次将“族裔通婚”的话题纳入作品的考量范围内。由于她在美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描写让大众不得不通过大银幕去正视美国文化中令人尴尬的不公和冷酷。与费伯同属20世纪上半叶多族裔混血女作家的内拉·拉森(Nella Larsen, 1891—1964)也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了深入考察族裔混杂语境下女性生存困境的作品。在《越界》(Passing, 1929)中，混血女性试图通过隐藏族裔身份，求取平静富足的生活，然而内心深处对自己种族的背叛让她们感到不安和焦躁。曾有学者指出，“在美国1400万依稀可辨的黑人中，几乎每一个黑人都知道至少一个黑人冒充白人的故事”(焦小婷 2012： 106)。这部小说第一次将“白黑混血儿”(mulatto)置于显著地位。他们在社会中假扮白人的行为也借这部经典小说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假充白人”(passing for white)的文化选择通过拉森的创作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概念。总体来说，对“族裔通婚”主题的关注是美国女性小说所特有的文化情怀。

美国女性小说家对族裔问题和性别问题的探索，不仅受到同理心的驱动，即源于对自身身份和处境的思考，也表达出她们参与历史和政治进程的强烈愿望。不难发现，虽然她们的创作在历史上没能得到与男性小说相同的重视，她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脱离殖民地建国，到拓荒运动、南北战争，再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顿，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左右翼政治对抗，美国女性小说以绵密而细致的笔触，记录下了女性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三、历史与地域：女性视角下的时空审视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定义了这个国家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女性小说家也绕不开这些话题。她们在历史描写中加入了女性成分，丰富了“美国人”的含义。“拓荒”“西进”等最能展现美国精神的历史时期进入了美国女性小说家的视阈，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美国人”。例如，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以西部特色小说为突破口，让更多读者看到了移民拓荒者在美国中西部大草原上所面临的挑战。他们既要适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调整新旧文化更迭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凯瑟的“内布拉斯卡系列”小说“积极参与了美国民族身份的建构”；她描写西部“不仅限于表现特定区域的特征，而意在表达整个美国的起源和在此过程中奠定的浪漫主义精神”。(周铭 2009： 43)这种从女性人物的意识、精神和感受通向整体民族精神的写法，对许多女性的创作产生了启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笔下城市的大萧条就是一例：各个阶层女性的精神困境以及城市中男男女女所浸淫其中的暴力，反映出美国社会的真实心理状况。在宏观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城市萧条是美国历史中的一页。乡村农场的衰落则代表了另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以安妮·普鲁(Annie Proulx, 1935—)为代表的美国女性小说家，通过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家园败落的过程。在《明信片》(Postcards, 1992)中，她将小农场的起起落落与30年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联，“折射了新的工业时代逐渐摧毁乡村栖居地和村民传统生存模式的历史”(杨丽 2012： 2)。可以说，美国女性小说家的历史写作融入了浓烈的诗意。她们在关注宏大历史景致的同时，也通过性别的视角定义美国精神以及美国各阶层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如果从市场的接受和反应状况来看，美国女性小说家的多部力作证明了女性在处理历史事件时卓越的情节构思能力以及对受众情绪的把控。她们将大历史巧妙地融入小说背景之中，通过塑造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构思令人难以忘怀的情节，抓住读者的情绪，制造轰动一时的效应，甚至使著作成为常年畅销书。就中国的读者市场而言，不少人最初接触美国文学是始于《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 1852)、《小妇人》(LittleWomen, 1868)和《飘》(GonewiththeWind, 1936)等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情节剧”(melodrama)的方式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让人们开始熟悉作品描绘的年代和社会状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畅销作品在表现跌宕的情节和澎湃的情绪的同时，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考验。以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作品极强的感染力使其甫一出版就赢得广泛的关注。但若回顾当时的历史语境，人们会发现，书市上的盛况并不为斯托这样的废奴派一方所把控。事实上，历史上曾有一批南方女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反汤姆小说”(Anti-Tom novels)，如玛丽·伊斯特曼(Mary Eastman, 1811—1887)的《菲利斯婶婶的小屋，又或南方生活纪实》(AuntPhillis’sCabin; or, Southern Life As It Is, 1852)就是从种植园主的角度维护南方奴隶制。她认为奴隶主给奴隶带来了稳定的生活，使他们免于像北方的黑人那样漂泊，并试图把奴隶主和奴隶塑造成相互关爱和尊重的群体。当然，经过历史浪潮的荡涤之后，北方革命史观保留了下来，成为主流，而伊斯特曼的小说进入了故纸堆。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文学与历史的交互作用中，对话和抗议形成了美国女性小说在处理政治议题和时代观念时的一种传统。

对时代问题提出抗议的传统在美国左翼知识女性的小说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实际上这也代表了女性在参与政治运动和思想争锋时，所抱持的独立和清醒的态度，是女性小说家在处理历史时的一种文化倾向。20世纪上半叶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女作家的笔下多了几分发人深省的冷静。她们在左翼阵营整体拥抱理想主义和浪漫化政治事业的时候，对文化阵营内的男权意识提出了挑战，并对某些浅薄且虚假的政治伪装表达了质疑。苔丝·斯莱辛格(TessSlesinger, 1905—1945)和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 1912—1989)的创作是这方面的代表。她们都关怀女性内心的成长，以冷峻而犀利的笔触描绘女性眼中的政治阵营分化、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公共生活的理想表象之下的尴尬。斯莱辛格在《无所属者》(The Unpossessed, 1934)中塑造了一群夸夸其谈却又欠缺行动力的左翼男性知识分子，讽刺他们的政治“只发生于客厅中和宴会上”，而他们与阶级斗争之间仅存在一层“如寄生虫般”的依赖关系(Wald1987: 71)。斯莱辛格的同时代人麦卡锡也深入体验了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不过她最优秀的作品是以回顾的方式审视30年代：她于1963年出版的小说《她们》(The Group, 1963)呈现了一群曾受到时代眷顾的精英女性。这些人是1933年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的毕业生。在小说叙事终止的1940年，她们再度聚首。这群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性发现她们依旧被经济、生育、歧视和经济不独立等问题困扰着。诺曼·梅勒(NormanMailer, 1923—2007)曾认为麦卡锡的《她们》有明显的缺陷，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塑造群体形象的集体小说应该反映时代的重大社会事件”(张劲松 2015： 177)，而麦卡锡的人物则是内转的。然而，这一特色反而彰显了美国左翼女性小说创作的冷静且自省的底色。麦卡锡非常清楚自己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政治诉求。她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只有依靠公共问题、政治、宗教，比如自由贸易、君权、女性、改革等问题激发的思想和争论，经典小说才能成长且变得强大”(麦卡锡 2016： 4)。显然，女性小说家切入历史、时代和政治问题的视角以及她们的关注点，与男作家是有区别的。她们一方面无情地讽刺资本逻辑，另一方面也审慎地看待自己的政治同盟，剖析他们并不彻底的政治改革以及浮于纸上的理想追求。此外，如前文曾提及的，对女性边缘身份的关注让她们在一片高歌猛进的理想号角声中，始终为女性在其间被牺牲掉的主体地位而抗争。

美国女性小说家不仅积极地描写历史、参与历史，也非常敏感地记录着空间。若以文化特征为参照对美国的区域空间进行分割，最突出的几个区域就是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南方诸州以及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所浸淫的人文、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作为清教徒最早的落脚地，新英格兰地区发展出了独特的宗教文化。虽然其清教社会逐渐世俗化，但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北方的社会结构、城市和乡镇的分布与变化。南方社会则被历史上的种植园体制和蓄奴制度打上了烙印。南部诸州的自然环境也成就了一个丰硕、富饶的农业社会。有学者指出，安居于南方的殖民者“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寻求在英国得不到的机会，他们在南方发现并创建了一个伊甸园。这就是最早出现的有别于新英格兰的城市和工商业意识的南方意识”(陈永国 1996： 3-4)。而中西部受到拓荒运动的影响，边疆意识一直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学中。前文提到的薇拉·凯瑟是这方面的翘楚。必须廓清的是，对空间进行表现和利用，并不是女性小说家的专利。实际上，男性作家展现地方色彩的作品非常丰富，但是女性作家笔下的区域空间具有很强的性别特色，与男作家的取材形成了互补关系。

女性小说家在表现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城市时，常常通过女性所面对的区域社会框架、社会对女性的规约、婚姻市场对女性的束缚、城市人际关系的虚伪、城市女性的时尚隐语等方面来呈现，既突出地域特色，也反映出美国北部清教徒移民的观念变化轨迹。例如，最著名的“老纽约”女作家华顿就以丰富而细腻的文本记录了纽约上层社会女性的沉浮。《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 1905)、《国家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1913)和《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等作品都以“老纽约”为事件和情节展开的空间。它们展现纽约的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和社交空间，通过女性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勾勒出一个宏大的等级社会。女性所特有的行为方式构成了表现地域空间特色的滤镜，为女性小说家的创作增添了新的维度和意义。有学者就发现华顿笔下女性的“时装隐语”巧妙地展现着老纽约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这里的女性衣着华丽却习惯把“从巴黎订制回来的服装压上两季再穿”，因为她们既想区别于辛苦劳作的普通平民，又希望继承新英格兰传统的清教伦理，“制约……显著的消费欲望”(孙薇 2011： 320)。这种写法是女性小说家所独有的。她们回避了宏大叙事的手段，但同时又试图在细节中开辟建构宏观社会空间和历史场景的曲径。

南方的地理空间在女性小说家笔下也传达出这个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意识。有学者曾指出，美国南方虽然以地理位置为标志，但它更是一个心理上的区域空间。它意味着传统意识、贵族意识和骑士意识(金莉 2010： 124)。可以说，南方出身的女性小说家在创作上几乎都无法脱离对南部传统和家园的顾念。不论她们对南方的风俗和文化是持批判还是赞扬态度，她们往往建构出一个女性视界，并于其中雕刻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南方小社会。她们对畸人、怪异、怪诞流露出惊人的兴趣。其笔端的暴力，特别是对心理暴力的呈现可谓蔚为大观。想象力在暴力的挤压下几乎喷薄而出。这一特征可以从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AnnePorter, 1890—1980)、弗兰纳瑞·奥康纳(FlanneryO’Connor, 1925—1964)、尤多拉·韦尔蒂(EudoraWelty, 1909—2001)、卡森·麦卡勒斯(CarsonMcCullers, 1917—1967)的创作中找到明显的共性和继承关系。美国南方森严的等级制度给女性留下了幽闭的社会空间。“南方淑女”的活动空间局限在男性公共空间之外。心理空间的狭小不仅影响了女性小说家对人物的表现，也激发了她们创造性地塑造空间的能力，使空间成为了权力的象征。有学者在论及南方女性小说家笔下的空间时，运用了“阈限空间”的概念，认为它反映了南方社会边缘人群的普遍生存状态，是恐惧的来源之一(田颖 2015： 109)。总体来说，美国女性小说在记录和呈现时间与空间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性别特质。女性的感悟和视角成功地融入了话语体系之中，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文化样貌。

简言之，美国女性小说从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作家对人生、权利、社会、政治、历史以及地域空间等问题的文化追求和想象。在探讨和争取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她们再现了男女关系、母亲角色、家庭负担和个人理想追求之间的冲突，为女性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困难处境发声。由于女性在性别世界中长期处于客体的地位，这种被边缘化的感受让她们对族裔问题，尤其是少数族裔和族裔通婚者，产生了同理心。美国女性小说家对族裔议题投入的关注是其小说中突出的文化现象，其书写抗争的是女性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压抑处境。通过女权人士的斗争和女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问题的政治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女性小说家积极参与历史书写与空间描绘，丰富了虚构文学的政治路径，为打破男性同性的话语同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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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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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52003)、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14CG3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科研项目(KX181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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