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断命”的诗

铁舞

这“断命”的诗

铁舞

说诗要“断命”了，这是乌鸦嘴。

本文标题里的“断命”，不是咒语。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认真考虑过：我想说些什么？

首先，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后悔我没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这句话好像是一位俄罗斯作家亚·阿·卡巴科夫——那个写《叛逃者》的作家说的，此刻由我脱口而出，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叹？也许我的脑能有些问题，我成不了这个时代超级的弄潮儿。若我有巨大的文学才能，我就能做“莫言”了，做不了“莫言”，也该做做“北岛”“西川”……我曾想我要是像他们那样有成就的话，我在他们那个位子上或许会做一个现代的欧阳修，发起一个类似“古文运动”那样的文学事件，从根本上扭转当下日益颓败的文学风气 （我主要指的是诗歌。目下的诗歌泥沙俱下，这是大家公认的；作为语言的精华艺术，它已经简单得十分容易操作了）。我记得亚·阿·卡巴科夫的另一段话：

善于吸引人民的伟大的传道家们无疑具有伟大的天赋。《圣经》的作者们如果不是天才作家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为宣传基督所悟出的真理做多少事情。遗憾的是，语言的才能也经常（如果不是更经常的话）落在恶人、骗子、目光短浅但渴望共同幸福的傻瓜们的身上。最后一种人甚至比恶棍还危险：毒品就是因为能较自然地参与物质交换才更加可怕，特别是在服用毒品时如果很舒服的话。

你想想，一个人想要把自己悟出的道理传播出去，具有文学才能这个条件有多重要啊！

而我没有！

我没有巨大的文学才能，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事物的思考，而且我知道只有把事实化成问题，才构成研究。故，我常常发问，这使得我变得异常敏锐，总能发现一些人人所懵，而我独明的事；言我所能言，和别人不一样。再加上我有良好的逻辑能力，不会轻易犯类似“草率前提”“错误模拟”那种简单的逻辑谬误。主要是我还具有自我辩护的能力。比如，我说，“断命”的诗，有人以为我在诅咒“短命”什么的，这就犯了“误设判断”作为前提的逻辑性错误了。他不了解“断命”这两个字的含义，它在字典里查不到，虽是沪上的方言，但在新编的沪语辞典里没有；我是听隔壁的几个崇明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沪上人来自八面十方，真正的沪语还是分地块的，崇明算是一块），听下来这个“断命”两个字内涵还是挺丰富的。从字面看，一个“断”字，有“割断”的意思，那就相当于“革命”了，要是有人这么理解，“断命”的诗变成“革命”的诗了。活在口头上的话语其义随语境变化而变化，如“断命”这个词真的活泼如水。当崇明人说“断命”的某某时，常常是随便出口，略带一点恨意；要是语气重一点呢，恨意就加重一点。至于恨什么呢？又常常夹着爱意的，否则就不叫“断命”了，干脆叫“杀胚”了！当我在“海上闲聊群”里说“这断命的诗不谈了，还是闲聊吧”，多半还是出于爱恨相加、怨恨无奈的意思。这样说，这“断命”的诗，既不是革命的诗，也不是把命断了的诗，而是恨这命不见“长（zhǎng）进”的意思：这诗为什么不写写好呢？就好比莫言的短篇《卖白菜》里面的那棵小白菜，为什么不长长好呢？

这“断命”的诗！

犹如这“断命”的天气，早晨刚想出门，下起了暴雨，把我阻在家里了：我必须坐到电脑前打字。

想起我无意中说出这话的时候，是因为读了几个著名诗人的几首诗，以及我对这几首诗的复杂读后感。

第一个排得上号的是伊沙。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一位德语翻译家曾经有机会把我的诗介绍给一些德国的汉学家，但他后来告诉我，几个德国人正对伊沙感兴趣：不是伊沙的诗怎么好，而是伊沙在中国有影响，他们要研究这种影响是怎么产生的。就像2016年的诺奖给了鲍勃·迪伦，就是因为他有影响，其实在美国有比他写得好的。要是这世界不凑热闹多好啊！中国的诗人一直在拼影响，拼谁的地盘大。要想影响大就得扯大旗，从知识分子写作，到民间写作，还有各种派的。伊沙算是一个扯大旗很顺风的一个，他的“口语写作”颇能发动广大诗歌民众。这是一种不要费很多心思的写作，一个人只要有点情绪，能把话说得溜一点，加一点脑子急转弯似的小机灵，多半能跨入他的队伍；要是胆大的再来一点犯禁，就可能进入有震撼力的级别了。说到伊沙，难免要说到他的那首《车过黄河》了。这是一首“名作”。但我总觉得这首诗要是传到世界上去，一定是中国诗歌的悲哀。我曾见过伊沙一面，在上海的某诗歌报网站里。我听他说，写这首诗时他还很年轻，因为年轻所以无所顾忌，凭一股勇气写了出来。说实在的，他现在写不出这样的诗了。我敢说，在他年老的时候，也许会后悔的。他不该用这种诗来影响后人。当时在场的有几个小女生，说她们是读着这首诗长大的。我听了真要懵了。她们怎么不说读着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长大，怎么不说读着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长大，怎么不说读着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长大？我那样想也许是有点落伍了，但她们又为什么不说是读着北岛的诗长大，不说读着海子的诗长大，不说读着西川的诗长大？她们也可以说读着庞德、读着里尔克长大呀？可见《车过黄河》对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影响。说句公道话，《车过黄河》并非一首十分坏的诗，而且有点儿农民式的机智、少儿不宜似的小捣蛋。当有人读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联系到当时所处的背景，我们都可以理解。我现在思考的是，由这首诗引出的思想，作为诗人也许是幼稚的。

伊沙自己说：“以其真实的身体性对黄河的文化意义所做的一次还算干净的解构，一次性完成。”听来也真是太夸海口了，“真实的身体性”？小便是真实的身体性，那么说话、咳嗽不是真实的身体性吗？凡是由人做出来的动作都可以视为身体性的。这趟臊烘烘的小便特别灵，竟能对黄河的文化意义做了一次还算干净的解构，还是一次性完成。是吗？假如我们在听《黄河大合唱》，你在朗读《车过黄河》，你是解构吗？是不是做诗人比较随便，可以不负责任？我们都喜欢自由，而且我觉得肆无忌惮的自由对思想有好处，但思想的绝对自由会不会是对诗歌艺术的一种伤害呢？我还没想清楚。我只知道思想的自由会表现在对思想的思想，而诗歌作品一旦表现为对美的规律的破坏，就是对审美的高度不信任，它表现为一种思想，不作为艺术，那就降低了艺术的地位。既然有些作品最终表现的是思想而不是艺术，那我们就没必要从艺术角度去欣赏了。像《车过黄河》这样的诗，除了口语、平民化两个关键词可以去“高度”评价之外，实在没有更好的角度去评价它了，什么“最普通的语言”“最普通的场景”云云，符合这种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写出一大串来。比犯禁，比震撼，曾经一度成为写诗的风气，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最合适的评价是：伊沙只是心血来潮，涂鸦了几句，也许真的是写生，不是虚拟，只是在他写下来以后立时感觉到这些文字可以赋予它特殊的指向，这种指向正需要这种形式而已。

伊沙，是吗？我请你喝茶！我们不谈你的诗如何伟大，我们来谈谈由你的诗的伟大而产生的解构逻辑好吗？假设你的《车过黄河》确实是解构了“黄河的文化意义”，那么，我们在东方明珠塔下搭一座茅屋，就是解构了“东方明珠塔的文化意义”了？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诗人的想象是无限自由的，你可以在梦里想象在东方明珠塔下搭一座茅屋。我想，要是真有人用梦幻的形式写出了《东方明珠下一茅屋》，诗里走出一个现代陶渊明或杜甫，是否一次性地解构了现代城市文化呢？不会吧！这诗，我可以写，但我不会说解构之类的蠢话。

据说，在你之后，有一个叫小招的，瞠乎尔后，梦想在长江上开个妓院，搞个红灯区；相比之下，你是一泡尿的工夫，他可是要搞大了，要用一大批妓女，在长江上卖淫，以此也要解构长江文化。这种逻辑真令人瞠目结舌！说什么好呢？你还算是“小捣蛋”，他可真是祸国殃民了！

来，伊沙，我请你喝茶！我们讨论一下，那些对你的赞扬的话，那些话又出自我的朋友之口，碍于面子，我也真不好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说：“伊沙的《车过黄河》的非凡意义其实在于解构而不是结构。他的诗试图瓦解我们对黄河文明千年以来的经典解读。质疑和否定前人，这是年轻人的特权，否定之否定，我们的文化就不至于泯灭，反而会更加蓬勃生长。当年年轻的伊沙是勇猛敏锐的，韩东也只不过写了《有关大雁塔》，只是从神圣的大雁塔上轻松地走下来，离开历史，遁入平常生活，而伊沙却写了撒尿、撒野，完全无视连篇累牍的沉重的文明和历史，现在这时间属于我，用自我的真实存在，质疑和反思漫长的文明史，而不是盲从。”——这样的评价真的是虚火上升。我们对黄河千年以来的经典解读究竟是什么？语焉不详不去说，那还有非经典的解读吗？这一次我也“北漂”了一个月，也经过黄河，只觉得黄河和大地都静静地，随着高铁的飞驰，像一个大转盘一样朝后旋转，我能想到什么？大地无言，黄河无言，我能说什么呢！

来，伊沙，我们继续喝茶！伊沙至少应有这样的品格，他应该还原自己——仿一篇古文应试一下：曾有诗者伊沙，不知何人之子。伊沙喜写捣蛋诗，却十分纯真。一日乘车过黄河，撒尿，得一诗《车过黄河》，一时风传，抬举甚高，言欲否定千年黄河文明。伊沙冷笑曰：“吾无所思也，吾诗非诗也，不登居委会黑板报也，……”你要如此说，我就佩服你了！但你还没有这样的才能！

茶喝多了，我也要撒尿了，有关伊沙，我只是说过了而已。你的技巧只在于：中学生捣蛋一计，并无任何否定功用。

据说，在一个疯狂的年代谈艺术是无用的，这和股市差不多，在疯狂的时候，谈技术是无用的。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读伊沙编的诗集，专读伊沙的点评，诗，大多不看，因为许多不是诗；读伊沙的点评是为了了解此君的诗观，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伊沙真是得了“解构”的真谛；伊沙用不是艺术来解构艺术。还举了山东的一个诗人轩辕轼轲为例，说他是得了伊沙传承的衣钵。恰好，有一个叫李锋（现在算是我弟，因为他喊我哥，我常和他抬杠）的搭了一个“李锋诗评”的台子，点评了轩辕的诗。我在下面写了一句话：“这不是诗，是分行的闲话，试图将低俗的故事说得节制，以达到某种社会讽刺，这从好的方面说；另一面是借助低俗，降低了文学的格调。”为了清楚地说明我的观点，不妨把那首题目为《阴毛和阴毛是不能混淆的》诗和点评一起引用一下：

自从雷群看到某官员有这种癖好

他也开始有目的地搜集起了阴毛

每次和新上床的女人完事后

他都要求她们拔下一根阴毛

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只有一次他碰到了一只白虎

实在没办法只好拔下虎妞的一根腋毛

为了严谨起见他工整地注明了“左腋毛”

后来他在酒席上得知陈皮也收集阴毛

二人遂商定把集毛夹拿出来共同欣赏

令他们兴奋的是他们竟有共同交往的女人

一个两个三个他们谈起来谈得很快活

直到发现了自己老婆的名字雷群不快活了

一想到老婆和别人快活他就没法再快活

他夺过陈皮的本子撕了个粉碎

把他们近十几年的友谊撕了个粉碎

这二十几根阴毛在地板上委曲地打着卷儿

就像是从同一个女人身上掉下来的

2010-2-25

2010年写的诗，最近拿出来评，可见这首诗要流传下去的。请看李锋评诗：

这首诗好在节制，专注于叙事，没有直露的道德评判，讽刺寓于情节之中，不觉锋芒，甚至略有温柔敦厚之旨。诗的叙述语言紧贴人物，逼近现场，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阴毛和阴毛是不能混淆的，这诗题承接的是最后阴毛撒落一地的画面，它们的混淆带来错觉，就好像自同一个女人（老婆）身上掉落的，那人物内心的委屈便和阴毛形状的委屈打成了一片。此诗题材上的当代性和叙述上的小说笔法都是极为突出的，由欢乐的分别相最终走向了委屈的混一，这反差里有着诗歌的巨大张力。

李锋的“巨大张力”说得还不够，我说这首诗应该放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里去，可惜《金瓶梅》没有这种“当代性”；应该放到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去，可惜《废都》也没有这种“当代性”。

作者轩辕轼轲，1971年生于山东，2000年参与 “下半身”诗歌运动，获2012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三届华文诗歌奖等奖项。著有诗集《在人间观雨》《广陵散》《藏起一个大海》《挑滑车》。他也是我的诗友，他写过一首《浮雕》：“本来我已钻进了石头/只可惜回了一下头”只有两行，却有道不尽的意味，我非常喜欢。但读到这首《阴毛和阴毛是不能混淆的》，我的智力就受到严重考验了。我看到我的朋友在下面回复了我一句：“看到说‘不是诗’，我就想到伊沙发明的一个词：诗歌城管。“

“诗歌城管”，一个好名词！是不是对诗歌批评的一次解构？我可是一名狙击手！后来，我看了一下跟上来的帖子，发现做“诗歌城管”的人有好多啊。请听——“无论审议如何，至少我实在没有读出诗的美感，虽说美感不是诗歌的唯一标准。”“这是什么诗呀？简直是糟蹋诗歌！”“要让我认它是诗算了，要让我认为这是一首好诗，请拿把手枪来！！！”“请李兄与这首比较一下：每次回家/木门掩着/我便寻她/她在猪圈/木门开着我便唤她/她在厨房/每一阵风吹落/后山的松针/我捧在手里/那是母亲的长发/从青丝到枯黄”“诗歌界的三级片！有故事，有思想，只是承载的载体会被国人有所节制！有些东西存在就有他的道理，包括性和性交！或许这就是下半身文学存在的理由吧！读者或许可以放开些，只要它的思想不使人坠落，让人变坏，姑且平常心对待！谁说《金瓶梅》不是好书呢？”

我认为这些“城管”们的意见还是比较公允的。包括把它看成“诗歌界的三级片”这种意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看出了作者的聪慧和机智，我们承认它有存在的理由。“诗歌城管”们应该提高自己的认识，不能因对一事物的认识妨碍对另一事物的认识，我们和李锋认识的事物不同，我们也不应该以已有的知识去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的知识（我们的知识尚处于后卫，李锋们的知识当归于先锋，后卫和先锋在场上的位置相差距离有一大段），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心处于宁静清明的状态，消除蒙蔽认识的一切障碍呢？我们只有“虚壹而静”，什么都不管吗？任凭那些诗歌摊贩们随地搭棚设摊叫卖，甚至开设妓馆，弄些妓馆轶事佯装正经，写些可以遮羞的三级片“诗歌”出来吗？一些人在前阵做了炮灰，他们回过头来带着诗歌的“敌人”快攻进我们的城门里来了，带着他们最新锐的极具“当代性”的武器，“后卫”们该干什么呢？

这断命的李锋！

这断命的轩辕轼轲！

这断命的伊沙啊伊沙！

在一本名为《故事工坊》的创意写作大学教材里，你的一首“诗形式”的段子赫然印在书里面：

戏剧性

我在一所外语学院任教/这你是知道的/我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不向教授们低头/这你也是知道的/我曾向一位老保姆致敬/闻名全校的张常氏/在我眼里/是一名真正的教授/系陕西省蓝田县下归乡农民/我一位同事的母亲/她的成就是/把一名美国专家的孩子/带了四年/并命名为狗蛋/那个金发碧眼/一把鼻涕的崽子/随其母离开中国时/满口地道秦腔/满脸中国农民式的/朴实与狡黠/真是可爱极了

——伊沙：《张常氏，你的保姆》

这一回我倒觉得这个安排是很恰当的呢。这不是诗的位置，是戏剧性段子的位子。你那首《车过黄河》也当归于这一类。

看来，伊沙也朴素，也狡黠，所以容易被人接受；只是人们误以为这是好诗。

教授啊，同学啊，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诗，就把它当成优秀段子是顶好的。

让一些“诗”回到段子位置上去吧，这是我早就想说的一句心里话。也许这是个特殊历史时期，有些优秀段子，不管它是不是以诗的形式出现，倒是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文学史家应该好好重视。

更有许多没有质量的任性，无端地渗入非诗因素，制造犯禁，无端地编造段子，破坏审美，在此不一一例举了：多以失控的差异性为特征。不知谁说过，真正精纯的诗歌一定是“不自由”的——要是没有人说过，就算是我说的吧！

是否应该专门有人把那些一定是“不自由”的真正精纯的诗歌选出来呢？

我必须审察我的兴趣点是否正确，以及关于“断命”的诗的种种迹象及其特征，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学术分析，自圆其说，最好还能给爱写诗的人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因为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现在有才华的人太多太多，你伤了一个等于伤了一大批人。现今的诗人们都过着“群居”的生活，微信时代，诗歌像“文革”时贴“大字报”那样容易，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至于各类“山头”“组织”更是多得不得了，你要是一个人操戈批评某个诗歌现象，你很可能变成一个“楚霸王”，遭受一瞬间就被“围困万千重”的尴尬。有一次我在某个群里对一次同题诗比赛说了一句也许“过度概化”的话：“都不鲜活，多哀哀怨怨的。”马上有好友私信劝我：“不要得罪人太多。”还送我一条处世秘诀，问我读懂了吗？我没读懂，就主动退了群，生怕得罪别人。前前后后我被人拉进过十几个群，后来我都主动离开了；唯一的收获是在各个群里都找到了几个好友，建立了私信联系。在唯一保留的一个“海上闲聊”的群里，看到一个朋友突然拉起了一个150人的队伍——“海派诗人社”，还印了一本《海派诗人》，有283首（篇）诗文。天哪！去年我刚写了一篇《名不副实的“新海派诗”》，招致一群人不满，我不禁感叹：好像又一场诗歌的“红卫兵”运动到来了。这是个微信时代，到处是GM组织，到处是“大串连”，到处是“占山为王”。我生造了一个哲学用词：本质相似。有人回我：“同构性是很可怕的东西。”比我更哲学化，感觉到算是一句赞同我的话，这才稍稍有点安慰。

毒品就是因为能较自然地参与物质交换才更加可怕，特别是在服用毒品时如果很舒服的话。

我又想起亚·阿·卡巴科夫的这段话来了！

我又后悔起我没有巨大的文学才能来了！

我多么希望那些有巨大的文学才能的作家、诗人们不要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耐得住寂寞，写出真正的好的作品出来。

不要再让我说，这“断命”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