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北月刊》与抗战期间的西北开发

2017-03-11 21:25
文山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专号月刊西北

阮 兴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新西北月刊》与抗战期间的西北开发

阮 兴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抗战期间,《新西北月刊》坚持笃实的办刊风格,以民生与历史文化为问题根本,注重高深研究与实际调查,积极宣传西北开发,对西北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考察,不仅对当时及以后的西北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而且为西北史地之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新西北月刊》;抗战建国;西北开发

《新西北月刊》是抗战时期在兰州创办的期刊,其宗旨是为抗战建国宣传西北开发,研究西北问题。该刊坚持笃实的办刊作风,以民生与历史文化为西北开发的根本问题,注重高深研究与深入实际的调查,与抗战期间其它宣传开发西北的刊物相比,显得别具一格。《新西北月刊》对西北开发、抗战建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其基于西北开发而对西北历史与现状的考察与研究,不仅对当时及以后的西北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与参考价值,且为当时不绝如缕的西北史地之学一线生机的延续勉尽了一份力量。抗战期间西北开发的呼声与实践已成为历史,但《新西北月刊》对西北问题的认识与做法却不无资鉴意义。

一、创刊缘起与宗旨

抗战军兴以来,随着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相继失守,中国东南半壁江山陷落,西北在抗战建国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日益突显,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再度兴起。①当时的一些有志之士深感 “今后西北建设事业,不仅为国家百年兴衰大计之所关,亦且为目前民运之所托”,兴念及此,“爰发起新西北社之组织,从事于西北抗战建国问题之研究”。 1939年1月新西北社在兰州正式创立。[1]

新西北社创立的目的是“在发展西北文化,指导民众思想,研究西北社会政治民情,编拟刊物、丛书、计划、方案,期以贡献于政府抗战建设事业”。[2]新西北社成立以后,预计将来事业分二步进行:“第一步当发行刊物,编拟丛书,组织考察团体,提供各项有关西北抗战建设事业之具体意见与实际方案。第二步,当视财力能力之所及,依次倡办或代办文化机关与社会服务事业,如设立补习学校、函授学校、职业指导所、西北导游会、西北乡村实验区、西北博览会、边疆文化馆以及其它文化生产事业”。新西北社在创立的同时即创办《新西北月刊》,作为其第一步事业中最先发起的一部分。[1]

从其办刊宗旨及所刊载的文章来看,《新西北月刊》以民生及历史文化为问题的根本。《新西北月刊》提出的办刊宗旨是研究与解决西北的根本问题。该刊认为西北的根本问题为生产与教育的问题,并将此一根本问题分析为四个中心问题。作为该刊代发刊词的《今日之西北问题》一文指出:“论西北问题之根本解决,西北社会之基础建设,则不能不归结到生产和教育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文化生活水准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抗战便无意义,抗战胜利亦将落空。”这一根本问题实为四个中心问题。一是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老百姓没饭吃,无衣穿,土窟窑门,成了当时西北人民接受外来文化的禁锢,在必需生活条件上无办法的社会是最难处理的社会,西北人民其时遭逢的恶运,正是如此。二是妥善处理西北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问题。西北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的文化、宗教信仰差异较大,相互结合不易,这一难关不打破,西北将远是问题。三是养成科学的精神。现代国家的构成,简单地说,就是国民一般科学精神之建立。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固有文化美德可风,但因交通阻塞,与外方接触的机会少,地方风俗固闭,保守性强,因此科学精神的养成要多费工夫。四是先确立一个思想的指标作为行动的准则。根据历史的见地,支配着一个时代的是发轫于此时代降临前的“思想”。……中国当前正值抗战建国,正负着一种对于祖国与世界创业的使命,如不先确立一个思想的指标作为行动的准则,则抗战建国事业,将无前途。西北环境如此,更需要努力。[3]

在这一办刊主旨之下,《新西北月刊》主要刊发以下文章:1)国内外时事评述。2)抗战建国之理论、政策、计划、方案等论著。3)有关西北之历史、疆域、种族、民俗、社会调查、经济考察等专门著述。4)开发西北意见,以及各项可供研究的资料。5)西北各省县有价值的地方通讯、旅行杂记等。6)战地通讯及沦陷区域等消息。7)敌情、伪组织、汉奸活动写实文字。8)各学校、军校、调练班、学生活动等。9)抗战军事分析、观察(以不妨碍军事秘密为原则)。10)名人或抗战将领士兵难民之访问记。11)国际论文与译作。12)文艺漫画(以描写西北边塞生活与鼓舞抗战情绪者为宜)。

二、宣传西北开发

《新西北月刊》创刊以后,十分重视对西北开发对抗战建国作用与意义的宣传,发表一系列文章,着力宣传西北有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是民族的发祥地,邦国的生命线,非开发无以抗战,非建设无从建国。其中《新西北建设与抗战前途》一文颇具代表性。

《新西北建设与抗战前途》主要从国防、经济、军事、政治等几个方面宣传西北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性:以国防言,西北一带,关山险峻,可攻可守,不但是国防屏障,而且是国际路线的必经之地。目前陕西处国防最前线,甘新为通苏孔道,据有西北,退可成为独立作战区,用以维持国际路线,进可随时经晋绥而附敌人之背,一鼓而下平津,故有西南而无西北,必无以言进取,如谓西南为邦国之生命线,则西北更当为决定民族生命存续之据点;以经济言,西北各省有肥沃的平原,丰富的矿山与广漠的草原,农牧矿藏之富,并不亚于西南。在全国精华所在沿海及长江下游已为敌人所占领的情况下,开发矿产,建设新西北,实为当前迫切的要图;以军事言,西北形势殊形险要,左可以出宁夏,以扼蒙绥。右可以通成都,联接西南,以取得整个抗战阵线的连接。政府一面宜利用天然形势,在黄河一带建筑坚固国防工事,一面宜编练补充西北原有部队,动员西北强悍的民众,充实自卫力量,使之成为抗日的劲军;以政治言,西北种族复杂,难免发生摩擦。尤以回汉杂居,更当妥善处理。政府处理回汉事务及政治设施,若能大公无私,使汉回两族能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则回民可成为抗战初期中的生力军;以人才培养言,近年来,一般人虽提倡垦殖西北,但真能去西北从事建设者,寥若晨星。际此抗战期中,后方人口无限增加,生活程度突飞猛进,政府应有计划将后方颠沛游离、痛苦万分的难民,输送往西北,并施以严格训练,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如此不但西北荒地得以开辟,西北边防也可得巩固。[4]

对西北的开发,《新西北月刊》对青年寄予无限希望,积极鼓励全国的青年前往西北,参与开发西北与抗战建国。《新西北月刊》载文指出,负有复兴民族使命的青年,值此前方战局紧张的时候,不应徘徊都市,断送宝贵的生命,使国家与社会蒙受极大损失,而应当义不容辞,前往边疆去尤其是西北从事各方面的建设运动。近年来提倡移民殖边的人虽不少,但事实上内地的人民,即使遭遇着灾难也不肯来西北的角落头去找出路,这种心理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西北的发展,将来非但国防经济赖以稳固,而且抗战的命脉亦唯西北是赖。作者提出可从四个方面鼓励青年前往西北:1)指导青年研究西北。政府当积极指导青年研究西北问题,组织团体来西北实地考察调查。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宣传方法,提起青年研究西北的兴趣。2)积极推行连贯教育。各级学校的课程及教材应尽量吸收关于西北的各种问题,如矿产、地质、生物、交通等,更宜分门别类,作详细的研究。在民众教育方面,多制作有关西北的电影和幻灯,将西北数省人情风俗,予民众一个深刻的印象,使一般人认识西北的重要,了解西北的概况,藉以增进来西北的兴趣。其次,政府对于边疆的子弟,更应特别优待。施以现代教育,务要各族不分界限,在一个主义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之下,共同担负复兴民族的责任。3)资助青年开发西北。目前,有许多富有科学头脑的爱国青年,都因了经济的阻挠,家庭的牵制,不能来西北从事生产事业,政府以后应设法优待这些欲来而不能行的青年,鼓励他们来西北的勇气,一方面予以生活上的补助,更应予以精神上的优待和奖励。4)迅速建设西北交通。目前有许多青年以关山阻隔、交通不便,以致望而却步。所以政府应迅速建设主要的交通干线。作者呼吁,抗战已到了最严重的阶段,全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与革命青年,决不可再漠视边疆的重要性,尤其是西北的开发,更有赖都市内数千万青年的努力,才能开出民族的生路,才能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盼望全国的青年们踊跃到西北来。[5]

对于处于边陲的西北青年,《新西北月刊》也寄予厚望。《新西北月刊》认为:“西北青年虽居此重要地位,但亦有其特殊的苦闷。此间物质困苦,人事复杂。历史演成的结果,不求甚解则罢;一求甚解,自必极其烦闷。青年生性敏感好奇,岂容一世糊涂,长此放任。且建立任何大小的事业,往往唱独脚戏,演十八扯,条件既不具备,人才更形寥落,循至个人出路,国家前途,均有事倍功半之苦。即言自身的修养,以交通阻滞,书报难得,文化接触非易,良师益友,请教无从,其令人深感寂寞者又何如!”为提高西北青年的文化素养,丰富西北青年的文化生活,帮助西北青年成才,《新西北月刊》决定“特为西北青年开辟一耕耘的园地,举凡(一)读书指导(二)人物传记(三)书评(四)西北青年的生活通讯(五)西北各地自然风光与民情风俗的记载等,均所欢迎。”[6]

三、为西北开发提供建议、方案

《新西北月刊》刊载了大量文章,从整体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为西北开发提供各建议与方案。其中对西北开发的一些认识、建议、措施与方案,对当时及以后的西北开发不无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开发西北与抗战建国》一文认为,西北开发有四个首要问题须行解决。一为消除民族隔阂。西北民族,汉回杂处,启发民智,消除西北各民族间的种族隔阂,使西北各民族能认识国运的危机,时代的使命,奋起努力,共挽狂澜。二为厉行禁烟。鸦片流毒,西北最深,往昔军阀藉筹饷糈,奸商藉以营私利,以致罂粟遍野,积重难返,因此必须厉行禁烟,以振刷抗战精神与强健国民体质。三为发展西北交通,完成必要的公路网。国家交通不便,则政治、经济、文化均无从设施。西北交通,向称闭塞,现为财力所限,欲于咄然间在西北建筑多数铁道,殆不可能,但完成必要的公路网,实非难事,因此必须发展交通。四为在西北安插难民,使之开辟荒地,从事耕种,以增加生产。[7]

《正确认识西北经济建设问题》一文认为,从大的原则上来讲西北经济建设有含国防经济性质、国族经济性质、国民经济性质以及国际经济性质。而实行的节目,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振兴水利。西北垦荒业农非水不可。西北并非无水资源可用,历史上其凿渠灌田的工程,自秦汉以来,历唐宋元明清,代有增修。今宜承先启后,继续振兴。2)兼施林牧。西北森林等自然资源破坏重重,急宜保护天然林,培植新造林;塞外草原,是优良的牧场。而其他高原山地,亦多宜林宜牧。林牧业有时成为农垦副业,但在西北可独立经营,而土地利用也应有合理的分配,切忌以农垦妨害林牧,交蒙其害。3)树立工业。西北资源可供工业利用者甚多,须由国家力量调查开采提炼,以树立工业基础。此外,还应加强管理商业,发展交通,改革行政,统筹资金,培植人才,奖励科学。[8]

《从事西北文化工作的地域性与全国性》一文认为,从事西北文化工作者必须了解当地的个性(异点),即其特殊性,才能寻求对策,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同时,还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共性(通点),即其一般性,协个性于共性,化异点于共点,作更进一步的配合工作,成为高一层次的灿烂文化。这了解与配合两点,一方面照顾到地域性,一方面呼应到全国性,也就是在西北的文化工作者该担负起来的双重使命。并列举到西北展开文化工作所会碰到的困难:1)语言文字的差异;2)印刷纸张的困难;3)接触传播的阻隔;4)从事人员的稀少。作者并没列举解决的办法,还是提供解决的基本态度:想解决这些困难,不能枝枝节节的零碎应付,必须大刀阔斧的整个安排。[9]

《从事西北文化工作的地域性与全国性》一文认为,西北文化工作者怎样使西北人士自己认识自己,认识全国,去其自大固执之性?西北人士未必了解西北,原因不在地域性的关系,却在不能用较大、较远的观照法。西北文化工作者怎样使全国人士认识西北,认识自己,去其荒谬误解之见?全国人士往往对西北有一种错觉,不是把西北说得天花乱坠,就是把西北说得一钱不值。这些完全是要不得的。因此在西北须成立一巡回教育团体,有较大的组织,用较多的工具,把新的科学知识,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形,传播到西北各乡村去,经常一面授,一面受。同时盼望全国人士多到西北来考察,少用以耳代目,以文抄代实况,贩来贩去,在少数过时的西北论文上绕圈子。至于西北文化工作者,自然要尽导游的责任,用文字照片实物等把西北介绍到西南去,到全国去。这样从事西北文化工作者,必须修养到用研究的精神,批判的态度,能立,能破,进得去,站得开,然后才能把西北文化工作的地域性与全国性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了解、展开、比较、沟通等项工作,完成得功德圆满。[9]

四、对西北历史、现状的深入研究与考察

《新西北月刊》非常重视对西北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的历史及现状的深入考察与研究,除刊载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外,还刊发“西北政治专号”“西北文化专号”“西北史地号”“西北农林畜专号”“西北教育专号”“拉卜楞寺特辑”等专门研究西北历史与现状的专辑。特别是其刊行“西北史地专号”,阐发与宣扬“西北史地之学”,为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第1卷第5、6期合刊,《新西北月刊》刊发“西北经济建设专号”。其征文启示云:“凡有关于西北地质、地理、产业、交通、工商、农业、畜牧、垦殖、金融、财政等各项建设问题,均可加以讨论,如能依据实际资料,拟订具体计划与推行方案,更所欢迎。”[10]这一辑专号所发的文章均是对西北省县的经济调查与经济发展计划、展望。如《甘肃农村合作事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礼县、西和县之农村经济实况》《陇南手工纺织业推广计划》《陇南县经济调查志略》《新疆省矿产志略》《青海省输出入货物价值估计》等。第2卷第1、2期合刊,《新西北月刊》又刊行“西北文化专号”。“凡关于西北历史之发展,疆域之沿革,宗教之传播,种族之关系,语言文字民俗之研究,学术思想美术之阐述,以及今后文化教育新闻事业,应如何改进诸问题,旨在讨论之列。”[10]于式玉、李安宅、慕寿堂、梅贻宝等著名学者与社会人士均在上面发表文章。此外,《新西北月刊》还拟于第3卷第1期刊行西北政治专号,“俾西北政治首长暨各界领袖得宣布其大政方针与行政经验;而西北一般人民暨行政专家,亦得提供其具体意见与切身痛苦。相与探讨观摩,以作采择改进之资”。[11]但由于交通、印刷、人事等诸种困难,“西北政治专号”的正式刊行是在第4卷第2、3期合刊。这一期的“西北政治专号”,共刊发有关西北政治的文章20余篇。这些文章“论其范围,凡陕、甘、青、宁、新、绥、蒙各省区之施政情形,可谓大体概括无遗;论其内容则多系西北各省实际政治负责人本其行政经验发为文章,或宣布其大政方针与民更始,故其重要性自非等闲可比。次亦系对西北政治、地理、民族之含有特殊性者,如海南要区——玉树,河曲改为特区拟议及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等篇,而均为作者从亲历与研究之中得来,是尤其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作品”。[12]此外,因“感于拉卜楞寺(今已改称夏河县)一地随抗战之发展,国人之西迁,已成边疆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领域之一”,《新西北月刊》又拟于第五卷第1期发行“拉卜楞寺特辑”,以供关心边事者之参考。当时“计特约稿件已收到李安宅先生之《拉卜楞寺之概况》《拉卜楞公开大会》;于式玉先生之《漫谈‘番例与番规’》,《拉卜楞寺藏民妇女之梳发》;张丁阳先生之《拉卜楞设治记》;葛赤峰先生之《拉卜楞民族史话》等篇”。尚在撰述中者有高涵义、赵龙文、刘景纯、张家珏、徐寅初诸先生关于拉卜楞寺政治、经济、社会、印象等篇。[13]由于认为“西北问题,经纬万端,解决一道,首重致富,诸如交通之改进,水利之兴修,农牧之改良,矿藏之开发,工业之建设,皆为发展西北经济必由之路,而现代科学之应用,又为解决问题之契机所在”,[14]《新西北月刊》又于第6卷第1、2、3期合刊出版了“西北农林畜专号第一辑。”②《新西北月刊》还于第7卷第7、8合刊出版了“西北教育专号”的专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北月刊》还刊出了“西北史地专号”,致力于西北史地之学的研究与阐发。对于“西北史地专号”刊发的缘起,《新西北月刊》在征文启事中做了说明:“‘西北为中国发祥地’一语,吾人耳之熟矣。但欲为精深之体会,愈感而弥切者,则有待居停于西北之学者之专家运用如炬之眼,振迅之笔,出其迹象,悟其博大而后可。盖以西北之历史与地理言,要北确有其艰难独到之处,古人以‘堂奥自固,枢机在握’二语形容西北……现本社懔于鉴古知今与夫继往开来之义,亟愿就绵薄所及,将有关西北数省(陕、甘、青、宁、绥、新、蒙、藏)如民族、文化、宗教、河山、关塞、自然等等之历史地理,为一综合而有条理之叙述,冀在国家多难之秋,求有以贡献于社会。”[14]

《新西北月刊》第5卷第4、5、6期合刊,刊发“西北史地专号第一辑”;第6卷第4、5、6期合刊发“西北史地专号第二辑”;第七卷第2、3期合刊刊发“西北史地专号第三辑。” 在“西北史地专号第一辑”中,编者专门撰文《西北史地之学》阐发与宣扬西北史地之学。在该文中,作者指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探险家与考古家来到中国的西北发掘与盗运中国的文物。西北文物为人盗窃,也正是西北史地之学获得独立以见重于世的根本动力。斯坦因、斯文赫定、安德鲁等人在西北史地之学的领域里坚苦奋发,所获亦巨,是当时这一领域里最有成绩的西方学者,可为今后努力的示范。虽然,外国人能根据中国古籍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法显的《佛国记》等作向导,而对我国西北边关的山脉、地质、气象、物产、民族、古迹、风俗等等考察之详尽,创获之优异与夫范围之广博,容非国人所能及,然国人亦非不能自立。洪钧、屠寄、柯劭忞、张星烺、何秋涛、李光庭、徐松、王树枏、邹代钧等人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都是搜罗丰富、考证精详,允称一时之选的作品。是以今后如欲发扬西北史地之学,端在继伍上述中外学者的探险与好古精神,拮其华采,溶为我有,以光大此趣味浓厚、关系重大之新学术,至发掘古物之印证与保护工作,则当由国人自负其责,不容再有外人越俎代庖,乘时盗取的机会,则于究心西北问题以贡献于世界之意义与目的,方算有了归宿。目前中国万事万物,都在危疑震撼中求自立,在纷纭繁变中求清醒,故西北史地之学自亦不能例外,横越沙漠与读破万卷书的学术工作,正不下于长期抗战事业的险恶与艰巨。也只有抗战胜利之日,才是西北史地之学走上发扬光大途程的一天。[15]

除专辑中的文章外,《新西北月刊》还刊载了大量有关西北历史与现状研究和调查的文章。其中有些来自社会知名人士如朱绍良、梅贻宝等,有些来自国内及西北当地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常任侠、向达、李安宅、于式玉、慕寿堂、张维等。这些文章或为作者在西北的亲历与实际调研,或为当时西北各省实际政治负责人根据其多年的行政经验所撰而成,或为学者经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西北的历史发展、疆域沿革、宗教传播、种族关系、语言文字、民情风俗以及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其中一些文章对西北开发不无启示与参考价值,一些文章对西北历史文化的研究也颇具深度,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五、结语

在历史上,开发西北的呼声与实践因时而动,内容与时俱进,时过境迁之后,其各自所具的意义与价值也自会得以呈现与体认。为宣传西北开发,研究西北问题而创办的《新西北月刊》,虽然办刊时间不长,所刊文章数量有限,但也有其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新西北月刊》在抗战期间对西北开发进行了积极宣传。抗战期间,西北地区的报纸“质的方面,固然贫乏,量的方面,尤属不够。兰州有报纸两种,宁夏、西宁、迪化有报纸各一种,除此五种之外,欲求其较著者,则推武威一种。其余各县的地方版小报,从它们的意义和规模说,自难相提并论”。据估计,上述五种报纸的发行数,“最高者恐尚不满二千五百份”。[16]在当时西北报业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新西北月刊》对西北开发的宣传实属难能可贵。

《新西北月刊》所刊载的一些文章对西北历史、现状的认识对当时及以后的西北开发与建设不无启示与参考价值。如朱绍良基于其多年在西北的行政实践与经验,对甘肃政治所形成的见解即不失为一种知往鉴来的认识:“惟政治之推行,非可旦暮之间一跃而进,必须顾及环境,排除障碍,然后按既定之步骤,循一贯之方针,逐步进展,乃能收其实效,矧以甘省政治,过去曾为军阀官僚所把持,处积习相沿之后,承变乱敝瘵之余,交通不便,人才缺乏,倘率尔更张,贸然变革,民力不足以负担,反因而受困,善政扰民,不可不慎,要当一方培养民力,一方改进民治,庶几纲举目张,事功乃见。”[17]

《新西北月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除了与其注重民生与历史文化的办刊宗旨密不可分外,还与其笃实的办刊作风息息相关。《新西北月刊》在创刊之初即表示坚持笃实的办刊作风:“同人等兴念及此,爰发起新西北社之组织,从事于西北抗战建设事业问题之研究,以苦学与力行精神,相励勉,凡有一言一事之举,务求出于真信,矢以忠诚,不事夸诞,不尚空谈。”[1]此后,《新西北月刊》编者又对这种笃实的作风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其根源于西北,也最为西北所需要,并深愿这种作风在国难当头的时境下得以发扬:“在这种矛盾状态下,要求统一,必得提倡笃实正确的作风。你要粗细并作,动静兼干,有决心,困知勉行,循序渐进,在岁月的流逝中,一步留下一个脚印。你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完成精细深邃的研究;最自然的步骤来达成登堂入室的工作。铁要千锤百炼,才能发新硎 ,树要盘根错节,才能植深根,那末西北学术的钻研,事功的建树,上穷碧苍,下究万物,卓然自立,蔚为大观,更需要求知锐,信道笃,穷年毕寿,锲而不舍,才能做到确乎不可拨,凛乎不可干的地步。……看这里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先辈典型在,那就是关学。自张横渠以来,王二原、吕泾野、冯少墟、李二曲等,代有传人,流风不绝,他们忠信沉毅的质地,明达英伟的器识,力破天荒,默维人纪。其根源产自西北,也为西北最为需要,方今国步日艰,大难未已,深愿这样一缕笃实正确的精魂,磨励鼓荡,呼之欲出呀。”[18]

注释:

① 关于抗战前十年国人对西北开发的认识与呼声,可参见张用建:《抗战十年前国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关于抗战时期国人对西北开发的认识与呼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可参见杨红伟、武永耿:《简论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形成的表现》,载《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1942年1月,《新西北月刊》“因西北印刷条件欠备,而纸张一项,更须远取四川,运输维艰,成本激增,势有停刊之虞”,决定自第6卷第1、2、3期合刊起,“发行甲乙两刊:将原有月刊改为甲刊,注意于西北问题之高深研究,每二月或三月发行一次。另外出一乙刊注意于西北问题之普遍评述,每半月发行一次”(《新西北社启事》,载《新西北(甲刊)》,第6卷第1、2、3期,封底)。但实际上,此后其刊名依旧为《新西北月刊》。

[1]新西北社组织缘起[J].新西北月刊,19391(1):97- 98.

[2]新西北社章程[J].新西北月刊,1939(1):98.

[3]今日之西北问题(代发刊词)[J].新西北月刊,1939(1):1-2.

[4]杨中坚.新西北建设与抗战前途[J].新西北月刊,1939(1):68-69.

[5]宝贤.怎样鼓励青年来西北[J].新西北月刊,1939(4):5.

[6]编者.再致西北青年[J]. 新西北月刊,1939(3):48-49.

[7]刘绍志.开发西北与抗战建国[J].新西北月刊,1939(1):69.

[8]编者.正确认识西北经济建设问题[J].新西北月刊,1939(5/6):1-5.

[9]寿昌.从事西北文化工作的地域性与全国性[J].新西北月刊,1940(5):20-21.

[10]新西北月刊征文启事[J].新西北月刊,1939(2):封底.

[11]新西北月刊三大专号征文启事[J].新西北月刊,1940(3/4):封底.

[12]编者.编后记[J].新西北月刊,1941(2/3):119.

[13]编者.拉卜楞特辑预告[J].新西北月刊,1941(6):42.

[14]本社刊发西北史地、西北农林牧渔专号征文预启[J].新西北月刊,1941(6):1.

[15]编者.西北史地之学[J].新西北月刊,1942(4/5/6):1-3.

[16]沈宗琳.兰州报业诸问题的商榷[J].新西北月刊,1939(2):20.

[17]朱绍良.甘肃政治之今昔观[J].新西北月刊,1939(1):10.

[18]编者.笃实正确的作风[J].新西北月刊,1943(4/5/6):1-3.

(责任编辑 杨永福)

Xinxibei Monthly and the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RUAN Xing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730020, China)

Xinxibei Monthly adhered to an honest and sincere style, concerne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focused on advanced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actively promoted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researched and investigated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concerning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s in the northwest. It not only had the enlightenment signi fi 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China at that time, but also mad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y of the Northwest.

Xinxibei Monthly; anti-Japanese wa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K26

A

1674 - 9200(2017)02 - 0044 - 06

2016 - 09 - 29

阮兴,男,湖南邵阳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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