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构建

郑州大学

渠利霞 段 岩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与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构建

郑州大学

渠利霞 段 岩

外国文学经典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为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新的视野。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可以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体悟生命的意义，提升精神境界，从而抗拒平庸，让灵魂走向高贵。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凝聚着人类各民族的智慧和文明的精华，承载着人类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对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外国文学经典；大学生；人文精神

一、引言

文学教育是承载人文精神内涵教育的重要渠道之一，文学以其诗性和情感性决定了它在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培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外国文学经典教育则是文学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经典中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大学生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不仅能够拓宽视野，开阔眼界，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增加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之中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提升精神境界、使人摆脱庸常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国文学经典是世界各国文化和文学传承的核心，是文学传统延续的中心，反映了特定时代人类独特各异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状态，体现出作家在特定文化情境下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想象”。(傅守祥、魏丽娜 2016：145)它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和文明的精华，承载着人类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感性认知与理性思考，“其智慧底蕴浸润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艺术想象跨越时空、语言延展民族独创”(傅守祥、魏丽娜 2016：145)，换言之，外国文学经典是人类世世代代不断传承和延续的生命智慧和共同的情感经验的结晶。因此，阅读外国文学经典，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高远的人生理想，更加深刻地体悟与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涵养人性，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从而使大学生摆脱庸俗的生存状态，让灵魂走向高贵。

二、坚定理想信念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震撼人心、陶冶情操以及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以高度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深刻的人性道德关怀为己任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尤其如此，“伟大的俄罗斯文学首先是一个伦理现象，其次才是文学现象，或者说，首先是一个道德现象，其次才是一个诗学现象”。(李建军 2010：45)对充满苦难的俄罗斯农民命运的不懈关注、对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和不幸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俄国进步贵族青年“多余人”理想追求中的苦闷彷徨的由衷理解，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和感染着读者的心灵。以托尔斯泰为例，杰出的思想家托尔斯泰之所以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备受世人的敬仰，其原因正在于他有一颗人道主义者的赤子之心，他以其全部的生命活动塑造起一座巍峨的人格丰碑，对后世作家产生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其全部创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强烈的道德探索主题，他本人也倾其一生沿着人类的精神向度做着热情而韧性的努力。他所宣示的思想、理念和主义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对大学生的精神净化无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失为支撑大学生克服前进道路上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

俄罗斯文学以其深邃的人道主义精神、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直面人生的勇气而备受世人关注。“我爱祖国，但却用的是奇异的爱情！连我的理智也不能把它制胜。无论是鲜血换来的光荣，无论是充满了高傲的虔诚的宁静，无论是那远古时代的神圣的传言，都不能激起我心中的慰藉的幻梦。但是我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莱蒙托夫 1991: 247)这是一种什么情感？这是诗人莱蒙托夫发自内心、充满热情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的崇高信念，是能够抛却一切名利和诱惑的淳朴的热恋，是一种对祖国和人民以及对祖国壮丽景色的无限热爱，这样的诗歌读来怎不令人动容！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1995：212)曾经说过：“理想对我来说，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我的理想总是充满着生活和泥土气息。对于我来说，做一个战士是最大的幸福……一切个人问题都不如社会主义事业那样永久”。这一论断更加深刻地阐释了个人的幸福不是幸福，只有将个人命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具有非凡价值和意义的人生，这样度过一生才能无怨无悔；反之，一个缺乏奉献精神的个体，不能称其为一个健全的个体，同样，一个失却奉献精神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以攫取财富、权力和荣誉等自私狭隘的卑劣心态去探寻幸福的人不但得不到自身所想要的幸福，反而会失去幸福，一味地看重个人功利则会极大地降低理想的价值功效。大学生作为一个即将承担社会责任的群体应当像保尔那样，踏踏实实当好一个普通勇敢的战士，牢固树立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和力量的强大理想信念，培养起为祖国、为社会而敢于奋勇拼搏、放弃个人荣辱的奉献精神，使其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永不褪色的旗帜！

三、体悟生命的意义

人既是自然生命，同时又是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体。自然生命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根本和前提，是人的生命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但同时，人又具有高于自然生命的精神生命，正是这种更为重要的精神生命，将人从自然生命的本能冲动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不断地探寻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精神栖息的家园，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永恒价值。自然生命与精神生命共同组成了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如果失去了自然生命，也就没有了人的存在；同样，人一旦丧失精神生命，其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也就不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应该说就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价值性实体。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义的引导，成为‘无意义的存在’，那就与动物的生存没有两样，这是人们不堪忍受的”。(高清海 2001：213)

外国文学经典承载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别的人类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心路历程，蕴含着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以及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刻洞察和敏锐的观照，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确证。它以生动直观的形式把握和表现人类生命的存在状态，进而在其所构筑的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中，象征性地回答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有可能超越尘世的繁杂与喧嚣，获得心灵的净化与自由，找寻到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栖息地。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2013：228)所言：“没有什么比古老的经典作品更能净化我们的心灵了。随便拿起一本经典，哪怕只读半小时，整个人就会感觉焕然一新，身心舒畅、澄净，精神超越、振奋，仿佛经过了山洞清泉的清洗净化”。

以俄罗斯文学经典为例。俄罗斯文学始终在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体现出“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观念，塑造了“忏悔贵族”、平民知识分子、“多余人”“小人物”等极具思想内涵的人物形象，提出了诸如 “俄罗斯，你究竟飞到哪里去？”“谁之罪？”“怎么办？”“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凸显出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和伦理道德感，贯穿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19世纪俄罗斯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诸如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等，以及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许多经典作家诸如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人莫不如此。他们既是人性的温柔呵护者，又是人民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肩负的崇高职责，他们筚路蓝缕，不遗余力，努力履行作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诚如别尔嘉耶夫(2000：80)所言，“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的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带有教育的性质，作家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

四、提升精神境界

精神性生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和本质，精神追寻是“人类生存的意义根底”(秦春 2012：165)，人始终生存在精神追寻的旅途中。一旦丧失这种精神性的追求，人也就失去了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堕落到动物性的生存状态。卡西尔(2004：9)曾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的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精神建构、灵魂提升的最重要时期，如何正确把握与合理利用这段精神成长的黄金时光，不断进行自我否定与超越，对自我的生命进行反思、审视与追求，对人生的意义、价值与信仰进行不懈探索与求解，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在反思和审视中人会逐渐摆脱物质功利的束缚，同时向着精神的高度攀升。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下大学生的生存境况遭遇到严重的精神危机。在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中，我们得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令大学生深感困扰与忧虑的不是貌似繁重的专业课学习，而是各种心理问题和精神危机。这些心理问题是长期内心淤积与精神苦闷的结果。当下有一种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特殊心理治疗方法——“阅读疗法”，目前已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可、接受并提倡。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兼知识性、综合性、审美性和创造性于一体，具有纯洁道德、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和提升修养的力量，其根本是对人性的呵护，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其价值归宿指向人的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从更高层次上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乃至整体素质。因而，从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角度来讲，文学有着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优势，为大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体验人生、确立理想、健全人格和实现自我提供生动的指南。

在此基础上，外国文学经典又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因其具有鲜明的异域特色、厚重的思想内涵以及浓郁的人文情怀，大学生在阅读外国经典作品时，其中所积淀的“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语言与体裁的独创性、想象的延展性”(傅守祥、魏丽娜 2016：145)等深厚内涵因适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心灵需求及其成长规律，很容易引起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被大学生以内隐认同的方式接受并内化为他们具体的行为方式、理想信念、价值判断及日常生活习惯，能够抚慰心灵、排解苦痛，带来心灵的解放和内在情感的宣泄。而且，外国经典作品几乎囊括了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对人类的思想和态度做了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探索，因而能够给大学生春风化雨般的心灵滋养和宁静致远的思想锤炼。(胡苏珍 2007：39)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人在人类精神处于困境之时，大多将拯救的目光投向文学艺术，寄希望于人类的精神经典为世人提供精神的皈依，以抗拒庸常的生活之流。唯如此，我们的人性才能得到滋养，灵魂得以安顿，情感得到升华，不至于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迷失自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人类遭遇精神危机的当下，外国经典文学作品有能力担当起人类精神救赎和精神建构的重任，为人类的精神生存提供支撑。

五、抗拒平庸，让灵魂走向高贵

经典作品孜孜以求地在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命题: 聚焦生命的意义，关注人的完善，让人的灵魂走向高贵自由。雅斯贝尔斯(1991：56)曾写道：“我们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怀有一颗崇敬之心，并且让精神的内涵充斥我们的想象力、思想及活力的空间。精神内涵通过诗歌和艺术作品所特有的把握方式，进入人的心灵之中……透过古代那种纯朴而深邃的伟大，我们似乎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体验到人生的高贵以及获得做人的标准。谁要是不知古希腊罗马，谁就仍停留在蒙昧、野蛮中”。经典阅读是一种“灵魂的阅读”，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我们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获得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提升、情感的养护，从而为人生提供一个精神支撑；反之，任何阅读，如果无法激发个人的内在心灵气质的变化，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文字，那么，这种阅读显然是徒劳无益的，“经典阅读旨在改变的是人的灵魂，不是赋予个人以技术层面的知识；经典阅读让人类超越了自身的局限，真正走向了精神的‘自由王国’，见证更高的、更美好的事物，从而让灵魂走向高贵、自由……让人类超越动物性的、技术性的物质世界，从而走向神性的世界，也就是走向人的‘完整’”。(曾令斌 2013：16)

李建军(2008：4)在评价俄罗斯作家及其作品时这样说过：“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有着良好的文化教养。他们鄙弃一切粗俗、下流的东西，对庸俗和粗野抱着一种深深的反感。他们几乎天生就是庸俗的敌人”。“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一切丑恶现象尤其是庸俗性，怀着深深的不满和厌恶，怀着一种近乎仇恨的心情揭露和抨击它。在他们看来，文学和艺术的‘高尚’品质与庸俗性，是格格不入的；文艺的使命就是通过否定庸俗性，来净化生活，来捍卫人的尊严”(李建军 2008：6)。的确，一向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忧患意识的俄罗斯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出对生活的“高贵”和“高雅”的尊崇，对作为“高贵”和“高雅”对立面的“庸俗”现象则怀着深深的厌恶之情。象征主义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2013：5)认为，“‘人的永恒的鄙俗’是‘永恒的、全世界的恶’”。在俄罗斯经典作家中，对“庸俗”鞭笞和揭露尤为突出的是果戈理和契诃夫，“庸俗”成为其毕生斗争和否定的主要对象，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因精神麻木和生活目标渺小而导致人格的低俗及尊严的失落。可以说，19世纪作家所极力鞭笞和批判的这种庸俗习气，不仅是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人类普遍的一种人性之恶，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针对人的庸俗生存现状，1999年“俄语布克奖”得主莫罗佐夫(2003：106)在作品《他人的书信》后记中说：“为了让生活获得某种意义，必须避免庸俗的自满……只有某种信仰可以使生存变得很高尚……庸俗的生活首先就是没有信仰的生活，被琐事充塞的生活，满足于贫乏而且忘记最本质的——甚至是忘记了死亡的生活……”显然，这里，作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树立信仰，追寻精神生活。因为只有信仰可以让生活获得某种意义，只有信仰可以使人的生存变得很高尚。信仰，归根结底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生活目标和精神的皈依。正如李建军(2008：5)在评价俄罗斯作家及其作品时所言：“对俄罗斯作家来讲，生活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类要满足自己穿衣、吃饭、生育的自然需求。它还是一件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事情。人类还需要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需要通过健全的教育获得良好的教养，从而生活得体面而富有尊严；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维度，通过利他的慷慨行为，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获得他人友善的对待和积极的评价”。这种“利他主义的精神维度”应该成为人终极的信仰与心灵的归宿，其精神功能是“对个体生活的反思和为个体提供人生路向的指导，既可激发个体求生存、谋发展的热情，也可抚平个体心灵深处的缺损”(王涛 2004：201)。

六、结语

“真正的大师，就是温柔的安慰者，他安慰那些痛苦、悲伤的人；真正的大师，就是强大的支持者，他支持那些疲惫、无力的人。他是社会的良心”。(李建军 2010：9)我们认为，经典作家就是具备上述特质的“真正的大师”。学习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有助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体悟生命的意义，提升精神境界，抗拒庸俗，让灵魂走向高贵，对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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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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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输出动态研究”专栏

栏目主持 岳 峰

主持人的话：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计划，抑或海上丝绸之路的暗潮，中国文献的输出都是一个热点问题。鉴于此，《外文研究》本期推出“中国文献输出动态研究”专栏，从西方人翻译的中国文献与中国人翻译的中国文献两个视角展示。朱振武、刘文杰的《汉学家韩斌的“创造性叛逆”——以〈金陵十三钗〉的英译为例》与钱秀金的《麦家〈解密〉的域外传播》聚焦西方人翻译的中国文学；黄伟的《心灵的逃遁与归隐——〈认识东方〉情感元素探因》解读法国诗人保尔·克洛代尔描写中国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中国文献应该由中国人翻译还是西方人翻译？这是一个学界热议的问题。由中国翻译家完成的中国诗歌的输出，主要是许渊冲与赵彦春完成的，刘玮的《析许渊冲韵体译诗的美学传递与局限性——以〈诗经〉译本为例》与王亚晨的《赵彦春教授的“易”学之道》分析两位大师的文笔。同样有意思的是吴浩浩、赵彦春的《中国当代经济文献Springer英译本：“InternetPlus”PathwaystotheTransformationofChina’sPropertySector评介》 评论国际顶级出版社Springer委托的，由中国人翻译的当代中国经济文献，对原作的选择表现了国际出版巨头的视野与偏好，而几个月创销售新高的译著表现的不只是国际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也有对中国译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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