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逃遁与归隐
——《认识东方》情感元素探因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黄 伟



心灵的逃遁与归隐
——《认识东方》情感元素探因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黄 伟

近年来法国诗人保尔·克洛代尔描写中国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逐渐引起我国学界的注意，然而对作品及其作者的解读仍存在许多疑问和误区。本文将循着克洛代尔《认识东方》文本中的喜悦与哀伤这一处于两极的情感脉络，从作品的成因、背景、作者从“描写”到“内省”的心理变化过程等方面集中探讨作者的情感因素对散文诗集形成的影响及其意义。

认识东方；克洛代尔；逃遁；归隐

1899年，法国《巴黎杂志》新辟了一个特别专栏，题为“东方之国素描”。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一专栏下以散文诗体陆续发表的作品来自遥远的中华帝国，其中既有世俗风情的形象描绘，亦有充满哲学或神学意味的思考。诗文中出现的世情民俗，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古老东方的神秘镜像。它们或描摹细腻，令人如入其情其境，或朦胧含蓄，引发读者产生无限遐想。这些篇章即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认识东方》散文诗集之雏形。后来，法兰西水星出版社分别于1900年和1907年将这些散文诗小品结集出版，在法国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然而，《认识东方》的中译本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由南京大学的徐知免教授翻译成书，而它在中国读者中的知名度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不高，更遑论对作者本人的认识了。对于克洛代尔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解读不但仅局限于可数的几个专家学者，且尚存在不少误区*如有学者指出他“忽略了或不屑于表现尘世芸芸众生的苦难”的“致命缺陷”(钱林森 1995：433)。。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对克洛代尔在华足迹及其有关中国的创作逐渐展开了较为系统详尽的研究并引起法国学界的关注*2014年6月，法国克洛代尔权威研究机构专刊《克洛代尔研究协会季刊》第52页有“福建师范大学黄伟于2010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克洛代尔与中国》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克洛代尔在华的外交生涯”。(Huang 2014: 52)。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克洛代尔散文诗集《认识东方》中的情感因素，循着文本中往复不断涌现的喜悦与哀伤这一处于两极的矛盾情感脉络，从作品的成因、背景、作者从“描写”到“内省”的心理变化过程等方面集中探讨作者的情感因素对散文诗集形成的影响及其意义。

一、情感的两极：喜悦与哀伤

克洛代尔一生身兼二职，既是法国近代颇负盛名的戏剧家、诗人、法国象征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足迹遍及世界的职业外交官，仅在中国的外交生涯就前后长达15年。《认识东方》中的散文诗即在此期间所作，且几乎全部在中国完成。根据写作时间和地点，《认识东方》里的61篇散文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篇目较多，有52篇，写于1895至1900年间；第二部分只有9篇，写于1900至1905年间。每篇散文字数少则不过百，多则上千，其共同特点是篇幅短小，文字精练，文笔优美，情感丰富，触及题材纷繁多样。从其标题即可窥见一斑：既有“月色”“大地”“园林”“午潮”等自然景观的写生，亦有“戏台”“寺院”“夜城”“万河节的一天”*此处的“万河节”即端午节，该文描述这一天中国民间划龙舟的热闹景象。“七月亡灵节”等中国人文风俗的描绘；既有“椰子树”“榕树”“松树”“泉水”“悬空屋”“江”“雨”“猪”“米”等景物的具象描写，也有针对“符号的宗教”“静观者”“海上随想”“水的哀愁”“谈大脑”等主题的抽象思考。法国文学史家Henri Mondor(1960: 26)在《莫测高深的克洛代尔》一书中多次提到这本“在1914年之前就吸引了不少读者”的书，评价其为“我国文学作品中唯一一部收集了多种题材的散文集”。我们不禁要问，《认识东方》有何吸引读者的特别之处？仅仅是其中描画的异国风情和摄人心魄的异国情调吗？

在阅读克洛代尔的《认识东方》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文字和段落。它们时而以直白的名词呈现，时而以鲜明的颜色形容词涂抹，时而以内省的疑问句或反问句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时而又以感叹句毫无阻拦地释放宣泄。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喜悦”“欢乐”“胜利”“乐趣”“幸福”“震惊”“生命”“死亡”“漂流”“远行”“痛苦”“寂寞”等。总之，天上人间，光影山色，宇宙万物的情感无不囊括其中。色彩上有红、绿、黄、金、紫、青、黑、灰、白、褐，大千世界缤纷色彩无一遗漏，描摹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红色有“血红”“鲜红”“大红”“朱红”，黄色有“嫩黄”“鹅黄”“土黄”“金黄”，蓝色有“天蓝”“湛蓝”“深蓝”“水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细读文本时我们注意到，这本散文集流露出来的情感具有典型的两个极端，一面是无限的喜悦，另一面是深沉的悲哀。总之，喜怒哀乐俯拾皆是，交集往复，读者总是感觉到一种意义的回音，一种主题的循环，似有欲说还休、道不清理还乱的意味。

在“再一次向这块很像迦南的土地致意”*此处所指的“迦南”是作者写作《问候》一文时的地点——福州。时，作者称自己是“为了这唯一的欢乐而生的人”，然而在“欢乐”的同时他又是“悲伤”又是“流泪”：“啊，命运多么严酷！”(克洛代尔 2007: 135)*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明页码。“人的心灵难道就一点都不得安宁吗？啊！一个为了这唯一的欢乐而生的人是不能容忍任何迟延的啊。即使有一天能获得幸福，也无法汲干我的眼泪，我的任何欢乐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使悲伤消失。”(135)

在上海喧闹的“夜城”漫步时，作者把中国大城市底层众生最隐秘的一面尽收眼底：街区的羊肠小道、或笔直或弯曲的弄堂、幽暗晦涩的阶梯暗门、伫立着八大金刚的寺院庙宇、沿街摆放面条和肉汤的排档和饭馆、重重叠叠塞满了双层铺位的鸦片烟馆、端坐在街旁矮凳上的“好像市场上的牲口”等着按质论价的妓女、划着舢板的船夫和人头攒动的市井百姓……他一边惊异于城市的“繁闹、古朴”“开放”“丰盈”，一边慨叹街道的“凄清”“可怜”，河岸的“灶火明亮，人影憧憧，猬集其间，宛如地狱游魂”(27-30)。

在返回汉口的途中，乘坐的蓬屋船“还未停靠”，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他从黑夜的睡梦中醒来，在静谧的夜色中感悟大自然的美妙；“天空仍然黝黑，星星在那儿眨巴着眼睛”，他“朝着远方的天空凝视”；须臾，太阳逐渐升起，在微露的晨曦中，他欣赏着清新的蓝天和两岸新鲜柔和的绿树，赞叹大自然这块调色板美丽的、“永不黯淡的色泽”，讴歌“融化在胜利中的生命”在“清澈明亮的天体”中永恒的青春活力，他年轻的生命欢呼雀跃，“像恋人那样心旌荡漾”，尽情“啜饮这永不枯涸的欢乐”，可是同时他又深深地感到“一切瞬息即逝的事物”以及“谷物的寂寞”(95-96)。

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在从上海前往福州履职的航程上，作者“看见身下整个昏暗的大地就像一幅地图似的铺开”，“为宇宙之无穷所震慑”，回想起“在自己家里的炉灶上安逸地吃煮熟的食物”时的情景，他感叹“分开是无法挽回的了，一切离我都已遥远”，剩下的唯有“幻景”将他与大地连接在一起(133)。

傍晚时分的武汉,克洛代尔“这个没有妻儿家小的男子怀着极大的预感，登上山巅，终于达到了身与落日齐平的高度”(93)。他居高临下，俯瞰城市，在“大地和芸芸众生上面，天空中一幅城市图像的庄严布局装饰了浩渺的悬念”，让他“仿佛觉得这是一座寂寞的空城”，他敏感地发现“那些覆满紫色斑点的色晕”使这座“寺院的城”“显得黯淡”，而“无法弥补的距离更增加了那种无限苍凉的感觉”(94)。

作者颇具匠心地将散文诗体与其独有的咏叹调般的音律完美结合，使其在总体风格上十分和谐。然而凡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不难发现，书中散文无论篇幅大小，其情感的多面性总是纠缠交错，难解难分，但都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两个极端——喜悦和哀伤。而相对于欢欣喜悦，似乎不安、忧郁、焦虑、哀愁的情感所占比重更大，使得全书散发出一种隐隐约约、时而细微时而浓郁的忧伤情绪，其中微妙，令人读后不禁掩卷冥思，浮想联翩。

作品呈现的这种忽而喜悦忽而哀伤、游移不定的情感，究竟哪一种才是可信的？究竟哪一种情感才是属于真实的克洛代尔呢？随着对文本解读的逐渐深入，可以从中寻到蛛丝马迹。

二、中国之旅：从“逃遁”到“归隐”

当代法国主题学批评家里夏尔(Jean-Pierre Richard,1922—)认为，在一部作品中，其重大主题往往形成作品的无形框架，这些主题“在作品中最经常地得到发挥”，并“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内部组织的钥匙”(Richard 1961: 4)。那么，形成《认识东方》无形框架的“重大主题”是什么？作者“最经常发挥”的主题是什么？是“喜悦”“幸福”“生命”？还是“痛苦”“寂寞”“死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认识东方》的文本中，我们不难读到作者不断品尝的如“在酒中沉醉”(76)般的幸福主题，同时也感受到作者深埋其中的“一切都已完结”(178)的痛苦主题。我们知道，主题的存在绝不是孤立的，它的意义只有在关系中才能得以存在。“生命”相对于“死亡”得以体现，“幸福”只有在“痛苦”的映衬下才能凸显其真正意义。

首先，从文本中我们读到了如影随形的“流放”元素。究其原因，不仅因为以前的人生经历对作者的深刻影响，还因为此后的中国之旅绵延漫长，必须独自面对的未来具有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克洛代尔在很大程度上是“逃遁”到这个他宿命中的东方来的。换言之，他的中国之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出走”或“流放”属性。从克洛代尔的精神成长经历来看，由于一些无法躲避的原因，这趟东方之旅成为他“流放”旅程的人生驿站，且为最重要的一站。在《认识东方》的许多篇章中，目光所及，处处可见与“流放”这一主题词处于同质内涵的“航行”“寻觅”“根”“寂寞”“漂流”“离别”“动身”“步行者”“循环”“跨越”“广袤”“漫延”等或显义或隐意、或具体或抽象、或表层或深层的无数景象。这种“可视见、不同寻常的频率”在作品中的复现是如此之高，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个“萦绕在作者脑际的念头”(冯寿农 2001: 32)。

早在驶向中国的游轮尚未到达的海上，在途经锡兰时，他就已经“热泪盈眶，饱含悲苦”地“在多雨的天空下面蹀躞”了(20)。而当他真正来到中国，身处远离故乡的亚洲大陆时，他对故土的思念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在福州的鼓山，克洛代尔遥望欧洲，遥望养育他的法兰西故土，思绪万千。在太阳“快要掉进峡谷”，“渐渐隐没在短促的万道霞光中间”之时，他的眼前“浮现出这地球上的希望之乡亚洲还有欧洲”，还看到“在这一切的末梢，像一个人平躺在海面上”的法兰西以及在法兰西正中的“富饶的沃土香槟省”——他的家乡，“山峰如此嵯峨”，在下山途中，他“昂起下巴朝它凝望”，直到“鼓山云消雾散，像岛屿似的孤悬在空际”(50)。

1897年7月，克洛代尔在汉口度夏，某天夜晚，他来到一户山野农家，月光如洗，在一间“堆满水果的屋子里”，于辗转反侧间进入了梦乡，他的魂魄又回到了儿时嬉戏玩耍的村庄，他“在风中那棵老树的枝丫上重新看见了自己，一个在苹果树林里晃荡的孩子”，那时的他还是个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在它的枝柯上观察这个世界舞台，宛如神仙”(89)。他只要攀上这个枝柯，就能将“栖息处下面展开的原野”、山脊、森林、袅袅炊烟、“阴影和光的本色、农活的进度”(89)、乡村田野上移动的车辆、开枪打猎的猎人尽收眼底；一觉醒来，他似睡非睡，依稀间，似乎“只要翻过墙去”，他“就能看到面前呈现出的一切”(90)。然而，眼前的现实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之中”(89)：回不去了，一切都回不去了，满腹的、无尽的乡愁：“谁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在什么地方碰到你的手的痕迹和你大拇指的印记呢，如果，每天夜里，当你入睡之前，你把浓浓的墨汁涂在你手指上？”(88-89)这离愁别绪，怎一个凄楚了得！无论走到何处，每时每刻都能勾起克洛代尔对“过去”的记忆，悄无声息地浸润着他的心田：“某种关于往昔的回忆已经不再具有弯曲迂回之处。那奇异的甬道和路径，通过一连串的院子、小山洞和走廊把我带到我现在呆的地方”(77)。

1951年，法国国家电视台就《认识东方》的写作采访时年83岁的克洛代尔，当被问及是何因素促使他接受前往中国的外交使命时，克洛代尔的回答验证了他是带着被“流放”的心理来到中国的。克洛代尔回答道：与其说是偶然因素，不如归因于内心的本能即某种使命的召唤(Amrouche & Claudel 1954: 119)。早在担任法国外交部实习生期间，他就对中国，“尤其是远东”十分感兴趣并“读过不少描写东方的书籍”(不过，此时他眼中的“东方”主要是日本)，得到前往中国的任命，他十分兴奋：

“中国，尤其是远东，令我十分感兴趣。……当我被任命前往中国时，我是非常高兴的。……中国对于我来说是个权宜之计。在人们没把我安排去日本时——那里没有我的岗位——我就带着极大的兴趣出发去了中国。当我被任命前往中国时，我是非常高兴的。在法国逗留了3个月，让我得以完成与我的祖国的未了之事，而后我义无反顾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前往中国。然而，这是一次很大的历险，您刚才提到的小诗表露了我面对即将在我眼前打开的未来之门的不确定心理，因为在投身这个我知道将逗留很长时间的未知世界的同时，我还有我的宗教使命要处理，而《流放小诗》恰恰反映了我的心声”。

(Amrouche & Claudel 1954: 119-120)

法国电视台对克洛代尔的系列采访为即时访谈，随问随答。话语间瞬间迸出的用词，无疑是克洛代尔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从回答中窥见克洛代尔的矛盾心理：用了“权宜之计”，又用了“义无反顾”，明显带有某种不情不愿，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事实的确如此。彼时彼刻，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外交官克洛代尔来说，这次中国之行是一次“很大的历险”，眼前即将打开的未来之门充满未知因素，他的心灵一方面满怀对古老东方的向往和好奇，一方面装着惶恐不安。他说自己的“流放小诗”就是这种情感的流露：“我被恐惧紧紧攫住。耳边又一次响起神奇的声音向我召唤，是那么不可抗拒。啊，我要跨越的空间不是大海！究竟我该循着哪一条道路而行？”(Amrouche & Claudel 1954: 148)同样在访谈中，他吐露：“难道不是吗？我形单影只，我不再有祖国，不再有家庭，我完全被抛弃了，而未来尚不可知。”(Amrouche & Claudel 1954: 148)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包括“与我的祖国未了之事”的细节和悲凉的心境，在克洛代尔作于1896年3月(此时离他离开法国故土不过8个月)的《海上随想》中十分真切地得到映现：这个来自遥远法兰西的旅行者“又看见了他夜间横渡大西洋的情景，狂风、港口、火车站，他在那个不持斋的礼拜天到达，随后便乘车回家，他即将见到亲人、朋友、居住的地方，但接着又要再度动身出行，惆怅的会晤啊！”(38)“归来比离别更加悲怆”，“人像在梦中，双脚仍然动个不停，浑身摆动，把他带走”，“离别之后，从此他又得到处漂流”(39)。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再次使用了“漂流”二字。

显然，此时尚未踏上中国土地的他暂时谈不上喜欢中国，并不曾预料这个东方古国对其一生的深远影响，更没想到去写一本日后风靡法国的《认识东方》。那么，既然带着这么深厚的离情别绪，他又为什么答应来到中国呢？固然，作为法国外交部的一名小卒，上司的一纸任命不容他过多犹豫，他不得不听命于上司指令。原因似乎如此，但远不止于此。世界上的爱与恨从来不会凭空而至，总有其深层原因。显然我们还须对影响他日后抉择的家庭背景做些说明。

克洛代尔出生于法国埃纳省(Aisne)一个偏远乡村，那里地势起伏，森林密布，耕地广袤，草场肥沃，他在乡野自由自在地生活至13岁。直到1881年来到巴黎，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就读，他才从一个“外省人”变成“巴黎人”*在法语中，“外省人”(Provincial)一词是一个与“巴黎人”(Parisien)相对的称谓，多少带有一丝不屑。，从“乡巴佬”变成“城里人”，他的穿戴和言谈为那些活跃于巴黎沙龙的贵族子弟所诟病。尽管此后直至被派往国外任外交官他一直在巴黎这个时尚之都居住，但出身于法国外省乡村的他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他厌恶巴黎社交界的繁文缛节，讨厌大都市的喧哗虚荣，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一心向往脑海中的世外桃源，这时他已经有了“逃遁”的心思，只是尚不知何去何从。在法国外交部实习结束后，他被派往中国，先是在上海领事馆任候补领事。上海社交频繁，克洛代尔不胜其烦，在中国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他过得并不顺心愉快，还是想着“逃遁”。不久后他被调往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州任职，他为此感到庆幸。

来到福州之后，克洛代尔一颗时刻处于“逃遁”的心终于放下，开始了他向往的“归隐”生活。此处借用“归隐”二字，原因有三。其一，身体的归隐。在福州领事馆，他紧绷的身心得以放松，过上了宁静的生活，除了处理外交公务以外，有了较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从此停止了漂泊，不再四处流浪。其二，心灵的“归隐”。克洛代尔对福州相见恨晚，充分认同这个位于东南一隅的城市，喜欢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多年后他曾对自己的女儿说，福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关于福州是克洛代尔“第二故乡”一说，为笔者拜访巴黎克洛代尔协会时亲耳从克洛代尔之女口中得知。，他称其为“我家”：“乘坐蓝色小船回到了福州。我在家里吃午饭。小贝阿特里克丝，加朗贝尔一家子，都在我家吃晚饭”(Claudel 1991: 218)。自从派驻国外任职，他在美国的纽约、波士顿，中国的上海、汉口都有过逗留，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短暂的过客，从未有过如此的归属感。其三，躲进领事馆小楼，忙于写作的“归隐”。在福州期间，他于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认识东方》的61篇散文诗大部分于福州任职期间写就，其中的33篇即一半以上是描写福州风土人情、倾诉他对福州景物的思考的。从1895年7月14日首次踏上中国土地至1909年结束天津领事职务归国，克洛代尔先后任法国驻上海、汉口、福州、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外交官。从巴黎往“东方”的“逃遁”，再从上海往福州的“逃遁”，直至最后在福州“归隐”，他在福州驻留的时间前后一共7年。1927年6月，在离开福州18年后，克洛代尔以题为“香港”的一篇散文诗为法国新版的《认识东方》作序，他深情地写道：

“啊，让我最后一次跟我身后这充满欢乐和苦难的国度再见一面吧！

让我再看一眼福州，再作一次回顾和怀旧的访问吧！

……让我再看一看这遗忘了的伟大眼泪的源泉吧！

……我的心跟这张突然闪过的陌生面孔和这个黑黢黢的门洞心心相印。”

(14-15)

三、认识东方：从“描写”到“内省”

至此我们明白了《认识东方》悲喜交集的情感因素与克洛代尔成长的地理及人文环境的密切关系，也了解到他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逃遁”心理的来源以及寻觅“归隐”之所的心路历程。但似乎那个“萦绕在作者脑际的念头”还有未尽之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回到《认识东方》的写作之初。1896年11月23日，来到中国16个月之后，克洛代尔在给其精神导师马拉美的信中谈到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和期盼：“一年多来，我设立了一个文件夹，称作《东方之国素描》，我在这个夹子中放进关于中国的材料、笔记和散文”，“这是文学描写，一种平常的类型！由于我不懂照相，为了给过去的生活留下记忆，我不得不利用我所擅长的艺术和职业手段。我非常喜欢这些中国城市……希望这些散文能够发表在某个刊物上”，他十分谦卑地对马拉美说“您若是愿意读一读，我一定会感到十分快乐”(Claudel 1896: 46)。

克洛代尔的“素描”在那个时代的法国得到广泛赞扬。著名诗人雅姆写道：“我越是读《认识东方》，我越是感到这是一部天才之作。多么富有思想哲理啊!那是怎样的风格啊！让人感到一种全身心的愉悦之情，一种宗教般的惊喜。我的心被紧紧地抓住了”；他对“椰子树”一篇的评价用了这样的溢美之词：“我在这种令人眩目的热带花朵前赞叹不已”(Perez 1995: 9)。美学家、画家加布里埃尔·弗里佐称此书为回归上帝怀抱的工具之一，称赞作者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Frizeau 1991: 299)。即使是与克洛代尔有过激烈论争的文学大师纪德也对此书赞不绝口：“令人赞叹的《认识东方》，我仔细地又读了一遍。某些章节虽不是那么圆满，不是那么愉快，却丝毫无损整部书的和谐，让人产生无与伦比的美感”(Gide 1996: 575)。法国诗人谢阁兰受克洛代尔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他把《认识东方》视作自己的“食粮”，称其“丰富多彩”的内容给了他“无以比拟的力量”和“人类的令人心碎的神秘感”(Perez 1995: 8)。1909年，在来华途中，谢阁兰专程前去寻找“椰子树”中提到的海滩：“我游荡着，沿着纵横交错、左右分岔的路信步走着。头上是棕榈叶，身边萦绕着芬芳气息，和那些‘柔眉秀目的人，光着身子，在芒果肉色泽的路上走过……’克洛代尔抓住了我”(谢阁兰 2010: 16)。

作为《认识东方》的首篇，“椰子树”写于1895年7月前往中国的游轮途经锡兰之时，可见克洛代尔尚未抵达中国就热切地开始进行他的“东方素描”了。而当他一旦真正来到一个与以往见到的一切十分迥异的国度，天赋诗人的直觉和敏感使得他立刻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在此生活，这里令我乐此不疲，我所经过并看见的热带地区对于我来说具有令我无法忘怀的魅力”(Amrouche & Claudel 1954: 127)。无论派驻何地、游览何处，他都勤奋地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把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家的观察、认识、描摹、思考的结果诉诸笔端。这是一个初次来华的法国青年对其即将安身立命之国的初步且粗浅的“认识”。我们已经看到，克洛代尔心思细腻，对眼前的物象人事洞察入微，十分注重细节描摹，“素描”色彩缤纷，线条明晰，好似一幅幅细腻的工笔画，然其中无处不见的情感抒发和心灵感悟又不全是工笔画。既然他的散文并不全是具象描写，他为什么要竭力解释说他的写作是“拍照”，一再强调想把这本集子作为献给他的法国同胞的“旅游相册”呢？(Claudel 1896: 46)

克洛代尔写给马拉美这封信有故意掩饰写作心态之嫌。在马拉美面前，克洛代尔既怀着崇敬又有些自卑。关于自己的艺术主张，马拉美时常教导弟子们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此处想表达什么思想”这样一个问题(Gadoffre 1968: 176)，他一再强调诗人不应当满足于事物表象的“描写”，而应当致力于达到创作的真正使命，以奇异的手法揭示平凡事物背后的“绝对世界”，透过被描写对象来“阐释”事物的本质，写作仅停留在描写层面是他所不齿的。表面看来独立不羁的克洛代尔，知道自己的写作尚不成熟，故而他小心翼翼，有所顾忌，他甚至有些心虚地说：“尽管我厌恶描写，但我还是动笔了”(Claudel 1896: 46)。随着在中国居住时间的推移、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在磨砺自己文笔的同时，思考逐渐臻于成熟，愈发熟稔地将象征主义的诗歌表现形式应用于创作中，揭示所描写的每一个东方景物背后的象征意义及其本质。也许他开始写作时确实以描写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见景生情，睹物生思，篇章中对人生、时空变化的哲学思考愈发频繁，意味愈发浓厚。于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认识东方》既有十分具象的景物描写，又夹杂着许多对人生、对宇宙的哲学思考。

克洛代尔创作《认识东方》的时间跨度10年。如前所述，其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创作于在福州任职的7年间。清末民初的欧洲各国驻福州领事馆聚居地是个山丘，上面“蒙着一层像虎皮似的黄色杂毛”，“纵目所及，坑坑洼洼，兔子窝似的，全是坟冢”(45)。居住于此的欧洲人并不忌讳与坟茔比邻而居，克洛代尔“就住在这个墓园地区”，“城区就在下面，在宽广的、浑黄的闽江对岸。闽江，那深沉的急湍，就在万寿桥的桥墩之间，汹涌地流过”(47)。山脚下的江面上，“一簇簇凌乱的木排和尾闾藻饰得宛如绘画的帆船，顺流淌去。”(47)他经常独自一人伫立在领事馆的长廊上，居高临下地眺望行驶在闽江上的过往船只，观察着榕树庇荫下两岸居民的生活起居，虽然不懂中文，他却把“谛听”当地居民的“嘈杂声”当作乐趣：

“这里每至傍晚在各种叫卖的市声寂静下来之后，唯一可以听见的嘈杂声就是人们说话的声音。我谛听的就是这个，因为一个人，当他不再去探求别人对他所说的话的意义的时候，就能更加精细地听见这种语言了。这里居住着近百万人：我在一片嘈嘈切切中谛听着人们谈话。……这时正是晚间，人们正在互相谈说着一天里的种种新闻。每个人好像都以为就他一个人在说话：谈到打架、食物、家庭琐事、职业、商业、政治等等趣闻。……我这个死者的客人，久久地谛听着远方那片嘈杂声，发自生命的喧哗。”

(47-48)

正确进行“阐释”的前提是“谛听”，必须“更加精细地”听懂苍茫天穹下宇宙万物的声音。青年时代的克洛代尔敏感孤僻，但他的内心却丰富充盈。也只有他，才能够在对中文一窍不通、在“不再去探求别人对他所说的话的意义”的情况下“谛听”，且能够听懂“人们正在互相谈说着一天里的种种新闻”，能够感悟这片嘈杂声是“来自生命的喧哗”！这种得天独厚的能力和悟性从何而来？

克洛代尔不擅交际，抛开在领事馆生活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与波兰有夫之妇的爱情体验及因其而创作的《正午的分界》*请参见“变容与共享：克洛代尔剧作《正午的分界》的宇宙生命主题”一文(黄伟 2014)。不谈，他的生活大多是在独处中度过的。如果说“不擅交际”是一种性格上的弱点，那么，不耐孤独则是一种灵魂上的缺陷。值得庆幸的是，克洛代尔以耐得住孤独、醉心于思考弥补了他的弱点，甚至让其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他的内心如他脚底下的闽江一样起伏不定，暗潮汹涌。除了一些不得不由他亲自处理的领事馆事务性工作，他把独处的时间全部用于游览、冥思、写作、内省。这时他已经从最初的“描写”逐渐朝着透过描写对象来寻找事物的“象征意义”“阐释本质”的方向奋力前行了。“他要求进入的那种境界，把小我划入宇宙的大我里，融为一体，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性质的精神体验”(周国平 2006：206)。克洛代尔正是用审美的方式来追求一种超越生死的感觉和心境。福州的6月骄阳似火，他独自栖身于烟台山上的领事馆内写作，一边在“燃烧中奉献自己的思想渐渐成熟”，想象着“一种思想被阳光所吞没的痛苦”，感受自己“跟春蚕用它啮食的桑叶做茧丝毫没有什么不同”，一边“沉浸于这份炽热的柔情”，“融化”在“令人羡慕的”“热烈的拥抱中”(131)。正午后，他从“宽敞的正方形房屋最高层的一角”居高临下眺望闽江，“浩荡的银色江水喷涌奔腾，悬挂着白帆的艨艟巨舶带着高华而倦慵的身影驶过了无限壮丽的断口”，目睹“面前这条生命之河”他探索着“生命的意义、人和实体的区别、质和范畴的区别”(131)。

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于克洛代尔而言，在福州的独处是其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然他间或感到寂寞，但在寂寞中他的精神是充实的，独处为他灵魂生长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他在访谈中谈到福州生活时说，“外交邮件每一周或每两周才来一次，这给了我极大的自由。我用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出游。大家可以从《认识东方》中看到我对大自然的许多思考”(Amrouche & Claudel 1954: 140)。远离了大都市的喧嚣，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他得以从繁杂的琐事中抽身。现在，他出门可以面对苍茫的群山和浩瀚的江河大海，可以“谛听”市井百姓的生活絮语；回到领事馆可以面壁而思，可以自由写作，可以与自己的心灵、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对话。如此无数次独自一人，他在曙色初开，“城市苏醒过来的时候”站在领事馆面朝闽江的窗前眺望闽江对岸和江水汹涌的急湍；在万籁俱寂，“人们都还沉浸在梦中”的时候，他“穿过昏暗的、无人居住的房间”，去“发现恒星图的另一部分”(57)；当午后的群山“披上了万道红霞”，“太阳即将冲破大地门槛的庄严时刻”，他在“穿过无数稻田和橘林”的道路上，在陡峭的山岩间“尽情观赏白日之终结”(50)；当航船“在巨大的蓬帆底下”，在大海“一片广袤无垠中航行”时，他在“漫漫巨浸轻柔而富有弹性的波涛上”(133)默默地看着他的生命的河水向着永恒汹涌流过。《认识东方》的写作，是他与自己灵魂交谈的一个过程，他以这种方式，去寻找那个把一切联结为整体的核心，那个照亮一切的精神。由此，克洛代尔与大自然、与宇宙达到了心神合一的沟通，把外在的生命经历转变成内在的心灵财富。

在离开中国近40年之后的1948年，克洛代尔在题为《赞美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发问：“我内心深怀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甚至于偏爱，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为何他们“总是在我的记忆深处徜徉”？(Claudel 1965: 1028)他满怀深情地讲述在心灵归隐之地——福州的生活，怀念起他的中国“兄弟”，他本能地捕捉到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内心对生命、对生活的“那份热忱，那份迷恋，那份内敛却永不消退的热情，那份虔诚，那样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他们对生活怀抱着多么巨大的热忱啊。啊，我的兄弟们！”(Claudel 1965: 1028)他发自内心地赞赏中国人的这一品性和德行，在心灵深处与他们达成了默契与共鸣。克洛代尔的福州“归隐”生活，其真正意义正是这种或自觉或潜意识里的内省、发现与感悟。这个时刻处于矛盾的人并不是悲观主义者，有人甚至评价其为“酒神式的狂热人物”“反叛和征服者一族”(Fowlie 1957: 89)，他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有一颗总是能从生活中汲取生命激情和能量的心。《认识东方》中呈现的或喜悦或哀伤的情感正是源于他的这种独特性。克洛代尔从最初以“逃遁”心理来到异国他乡，感到“流放”的苦恼和悲伤，到后来找到心灵“归隐”之乡，尽情感受摆脱心灵羁绊、领悟生命愉悦的畅快以至流连忘返，其中更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他在这里发现了他的中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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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侯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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