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
——主要以英、法两国为例

王加丰

●世界史研究

试论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
——主要以英、法两国为例

王加丰

1847年经济危机是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欧洲是这次危机的中心。本文主要以英法两国为例探讨以下几个问题：这一危机爆发的原因和过程，说明传统的农业歉收依然在危机中起重要作用；英国比法国较顺利地摆脱了危机，在于它拥有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多种优势；这两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主要是在这次危机及其前后形成的。

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

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国际性危机，具体时间大体上从1846年延续到1848年。西方学者有的称之为1846－1847年危机，有的称之为1847－1848年危机，有的还从不同角度称呼这次危机，如商业危机、金融危机等。这里一概称为经济危机。本文主要以英法两国为例，分析三个问题：这场危机的具体爆发过程和原因；危机中英法两国的经济关系；金融系统在危机中的表现和变化，或这场危机在欧洲近代银行制度成长中的作用。

一、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论及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我们习惯上归之于“生产（相对）过剩”或“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矛盾”。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样讲是合理的，但若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这样讲有时未免失之空泛，无法了解历史具体演变过程的特点。比如，在1847年危机中，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按照上面的解释，那么它面临的危机应该最为深重，受的伤害应该最大。但实际上英国相对比较轻松地摆脱了危机，所受的损失也比较少，而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则经受了巨大的阵痛和折磨。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历史学必须解释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在不同国家中，经济危机的表现及克服或缓解危机的办法，都既有一致之处，又有独特性。只有具体研究历次危机，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演变特点和可能的趋势。

1847年危机由先后爆发的三种危机构成：先是1846年的农业危机；接着是1847年初的金融危机，“它阻碍了投资并使一整年的信贷枯竭”；最后是1847年秋天的工业危机，整个经济进入萧条。①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33页。这次危机之所以可分成这样三个比较清晰且相隔时间较长的阶段，是因为这时期的危机在各行业间的传导速度还比较缓慢。

就这场危机的特征而言，西方学者喜欢称它为传统的农业危机和资本主义危机的结合。比如，阿居隆说，这场危机是“两场危机的结合：一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亦即生产过剩和投机引发的危机；另一种则是古已有之的危机，即歉收和食品匮乏引发的危机”。蒂代克强调说，在法国“这场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由歉收而引起的传统困难”，1845年时马铃薯的收成已经不好，而马铃薯在当时的重要性要超过小麦，1846年秋天危机日益明显和严重起来。“1846年谷物和饲料的收成也严重受损，先是由于酷热和过分干旱，随后又由于秋季水灾对耕作者的命运产生了严重影响”。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阻碍谷物流出到城市里去，有的地方则“强迫拥有谷物者出售”，甚至为此搜查住宅。①杜比主编：《法国史》中卷，吕一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54－955、950页。特劳戈特也主张：“1845－1848年间英国经历了一场多阶段的危机，与同时在法国发生的一样。两个国家都经历了从农业动荡引起金融动荡，金融动荡引起工业动荡的发展进程。然而，英格兰的经济危机过程显得略微更为复杂，更清晰地把旧式和新式的危机机制混合起来。”②Mark Traugott，"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France and England"，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4（Jul.，1983），p.461，pp.459-460.也就是说，由于英国更发达，两国的危机还是有一些区别，但基本特点是一样的，都分为三个阶段，都是两种性质的危机叠加，并互相影响。

1847年危机爆发前，英国政府并非毫无觉察。1846年，首相皮尔看到了“爱尔兰马铃薯歉收的阴影”，提出取消《谷物法》，这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一个重大胜利，但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为进口粮食花费了大量货币，使英国的黄金储备外流。当然，开始时这种外流的影响并不大。约瑟夫·皮斯后来说，在1845－l846年“没有出现任何缺乏流动资金的情况”。1846年6月底，英格兰银行发行部有将近1400万镑的黄金和200多万镑的白银，并且在营业部还有将近60万镑的铸币。③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2分册，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45－646页。我国学者也认定：对英国来说，“早在1845年底就已经有许多征兆表明，经济危机日益发展。但1846年总的说来还是周期性高涨继续的时期”，其原因是“英国取消粮食关税，促使美国也降低进口关税，这样英国对美国的出口激增，使英国减慢了危机的发展速度”。④林晨辉：《危机时刻：200年来的经济大动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但英国面临的危机在积累之中，其中与农业有关的还有1845－1846年美国棉花生产不景气，英国纺织业生产的维持，一定程度上开始依赖库存的棉花。1846年美国的棉花进一步减少，输入英国的美国棉花只有1845年的60%，而价格却升了许多，从1845年每磅4.5便士涨到每磅6.5便士。到1847年初，主要因铁路投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开始出现。这些情况都对国内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1847年国内消费额只有1845年的75%。兰开夏等地出现大量失业工人和缩短工时的情况。1847年1月23日到4月17日，英格兰银行发行部的黄金储备从1340万镑下降到930万镑，尽管银行利息提高了一倍，仍无法阻止这种下降。随着危机加深，英格兰银行果敢地试图履行出借人的角色，黄金储备每周都在减少，但受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的约束（不能增加发行没有贵金属作担保的纸币），银行将必须拒绝进一步的预付和贴现。这时，每个人，包括最正常的商号，都在争夺流动资金，资产而不是纸币几乎没有销路，利息再高也无法刺激贷款人出借。⑤C.N.Ward-Perkins，“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2，No.1（Jan.，1950），pp.77-78.这就是英国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

特劳戈特用一个细节说明农业危机（美国棉花减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1846年6月后的一年间，伦敦小麦价格几乎涨了一倍，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大量外流，在1847年最初4个月，银行手中可支配的黄金从1340万镑下降到930万镑。幸亏这两年间从美国进口棉花的减少对此起了缓冲作用，否则还要多支出至少900万英镑。由此他强调这次英国纺织业的危机是一种“新型的”危机，是美国棉花减产和棉花价格上涨造成的，所以“不应该把它混同于生产过剩的危机”。⑥Mark Traugott，"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France and England"，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4（Jul.，1983），p.461，pp.459-460.

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与铁路建设的疯狂投机直接相关。铁路时代开启后，其优势很快得到公认，“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的地位，每一个工业区都不得不建筑自己的铁路线，而且不计成本。从1836年起，伦敦股票交易所在这种不断升温的投机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⑦哈巴库克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哈尔维说，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建设出现“巨大的狂热”，到1848年英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8000英里，投资的数目不下于22.46亿英镑，同时有25万以啤酒和面包为生的工人在建设铁路。⑧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74-475页。法国的铁路建设情况与英国类似，虽然总体上比英国要落后，但投资狂热难分伯仲。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法国铁路建设的热度：从里昂到阿维尼翁的铁路，1845年确定的建造方案预计全部造价是102890000法郎，开始运营后年总收入为12062877法郎，净收入6734582法郎，即6.45%的收益；但到1847年7月，人们估计修好这条铁路最少需要151000000法郎，很可能需要165000000法郎左右，净收入不会超过5995666法郎，即3.6%的收益。①1847年7月10日法国《铁路报》（le Journal des Chemins de Fer）的报道，见Bertrand Gille，“Les Crises vues par la Presse Économique et Financ iè re（1815-1848）”，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T.11e，No.1（Jan.-Mar.，1964），p.26。前面提及的粮价上涨虽往往归之于粮食歉收，但也可能与经济发展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有关。铁路建设的狂热导致原材料涨价和股票投机，成为危机的重要推手。

恩格斯在1849年写的《经济状况》中说到了英国这次危机（第三阶段）爆发时的情况：

于是，在1845年10月被各种事件挡住了的危机终于在1847年9月爆发了。信用扫地了。精力消耗尽了。英格兰银行不援助国内的银行；这些银行也停止了对商人和工厂主的信贷。银行家和出口商开始限制自己同大陆的交易，而大陆上的商人也开始对欠了他们债的工厂主施加压力；工厂主自然竭力想靠批发商来改善自己的境况，而批发商则压榨小店主。每个人都力求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摆脱困境，而商业危机的灾难也就逐渐震撼了全世界，从伦敦西区的巨贾到最末一个德国小店主，无一幸免。

这是1848年2月24日以前的事!在1847年的最后四个月，英国经历了最不景气的日子。铁路业的投机商破产了；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从8月10日到10月15日，伦敦有20家第一流的商行相继倒闭，这20家商行的资产总额为五百万，所生股息约占全伦敦的50%；而在工厂区，11月15日曼彻斯特的175家纺纱厂中充分开工的只有78家，11000名工人被抛到街头，灾难达到了顶点。②恩格斯：《经济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7页。

在法国，“民众收入只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使得面包价格飞涨，以至于几乎各地都拒绝再给面包定价”，结果“人们不再购买服装和其他物品，工人，尤其是纺织工人面临失业威胁，而这又正值面包涨价使获取工资变得更为紧迫之时”。外国小麦，特别是俄国小麦的进口“打破了贸易平衡”，1847年危机持续恶化。工业方面的危机则主要是铁路方面的投机造成的：“对于铁路公司股票的迷恋，尽管有些迟，但也扩展到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使得直至当时在商业或制造业中非常合理使用的资金转向投机。对资本化技术的拙劣运用，以及铁路公司——已经发行其认股权只能在以后分期实行的股票——要求增资，造成交易所行情暴跌……。”铁路建设工地停工，失业人数增加，冶金业的订单也因此中止了，失业、破产、倒闭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苦难。③杜比主编：《法国史》中卷，第950－951页。总的说来，法国的危机表现与英国差不多，其区别主要是程度上的。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概括一下欧洲1847年危机爆发的情况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象中国这样的新的世界市场也已经开辟出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入新一波增长的高潮，新的工厂或企业不断出现，对原材料的需求快速增长。看起来经济形势大好，因为在一定限度内，原材料价格乃至工资的上涨都是经济发展的正常反映。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旺盛的需求往往刺激生产以超过需求的速度发展，而对某些“热门”行业的投机炒作更会强化这种趋势，在缺乏有效管控的情况下，经济失衡、经济结构扭曲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铁路建设突飞猛进，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促进了经济失衡，而与此相关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又进一步带动投机。危机的第一阶段是1845或1846年的农业歉收，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及如棉花这样的原料价格开始上涨，为了从美洲和东欧输入更多的粮食和纺织业所需的棉花，欧洲各国比平常花费了更多的黄金。进入1847年时上述各种趋势愈演愈烈，金融危机爆发，贷款和贴现变得相当困难，各银行尽其全力维持正常经营，但总有一些免不了破产的命运。由于粮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所制造的商品的价格战则愈演愈烈，企业经营日益困难，有的破产有的开工不足。又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收入有限的工人或普通劳动人民愈来愈把自己收入的更多份额投入食品消费，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大为下降，导致工业品的生产过剩日益严重。该年秋天，工业危机随之爆发。工厂、铁路企业的倒闭或开工不足，造成许多工人失业或半失业，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生产过剩变得更加突出。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社会购买力更大地下降（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可以无限持续，因为企业倒闭实际上是在淘汰“过剩”产能，所以它实际上也是经济自我修复的表现）。

在这整个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粮食歉收导致粮价上涨，迫使城镇普通劳动人民把微薄收入的更大部分投入食品，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从而相应减少。因农业危机打乱正常的经济运行成为工业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与工业经济失衡本身造成的过剩应该区别看待。就这场危机而言，虽然工业产品过剩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且粮价上涨与经济过热也可能有一定的联系（棉花价格上涨也可能有这个素），但不容否认的是，农业歉收对经济危机爆发有很大影响。农业歉收是客观事实，如果把农产品价格上涨都归之于经济过热，未免显得不近情理。

二、为什么英国摆脱危机比较顺利而法国却做不到？

英国是当时最发达的工业生产大国，按理说资本主义危机应该在英国表现得最充分或最严重，但实际上英国的“危机很快就得到克服，资本主义繁荣也恢复了”，而在欧洲大陆，这场商业和金融危机却“表现得更为猛烈，并带来了政治后果”。①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杨健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能及时摆脱危机，而工业资本主义较落后的法国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却因此走向革命或社会动荡？这是研究1847年危机必需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西方学者比较英法在危机中的表现，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或观点。特劳戈特说：英法两国的危机虽然很相似，但“英国经济设法以更大的弹性对危机作出了回应，所以到1848年初它差不多已从萧条中恢复过来”。法国较落后的经济、金融体制和英法之间不对称的经济关系，是造成这两个国家在危机中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他继续说道：

有意识地采取的这些政策措施，比如银行贷款，一般都是以有利于“较弱的”伙伴的方式运作的，但是那些无意识的市场力量所产生的各种结果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强者。法国因其相对有限的资本资源和难以控制的财政制度，更多地遭受有限的欧洲信贷的折磨。法国的经济总量较小，贸易伙伴的范围较狭窄，更快地感受到世界贸易衰退的影响。英国虽然决非不受影响，但利用它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及其更老练的财政制度，有能力抗击这次危机的种种最坏的影响。由于输入谷物而引起的黄金外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来自大陆的600万英镑的有价证券或贷款的弥补，这是英国在大陆的投资者在1847年夏天赶紧变卖掉的财产。英国在法国的投资构成了一种资本储备，在容易赚钱的时候，把它们用于大陆，获取一笔可观的回报，常常投入那些实际上由英国的工程师、劳工和资本控制的项目，法国的许多铁路建设项目就是这样；当银根变紧时，就收回这些剩余资本以缓解国内的资本短缺。反之，在繁荣时期法国可能因使用外资而得利，即使这意味着它自己的国民有时失去了角逐最优质投资的机会。然而在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倾向于正好在最需要它的时刻撤退。此外，这种动态的过程证明资本是自我强化的。一当英国人开始要求收回他们的资本时，甚至法国的投资者也倾向于跟着他们走，后者认国内缺少安全而把自己的黄金送到伦敦。通过所有这些方法，英国能使资金流向逆转而使经济下滑停止，并保证自己免受这场危机的种种最坏的影响，而法国则将在更大的程度上遭受危机的折磨。②Mark Traugott，"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France and England"，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4（Jul.，1983），pp.461，463-464.

简言之，英国较早摆脱危机，在于它的经济力量强大，特别是它强大的金融体系有能力在必要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转嫁危机。但这种“转嫁”有时并不是故意的，实际上，英国人主观上也曾运用自己的金融实力对危机中的法国提供过很大帮助。克拉潘说：英格兰银行的“很多黄金都是运往法国的，那里的法兰西银行在1846年年底已陷于因难之中。正如在英格兰一样，（法国危机的）原因是铁路财政和歉收。在（1847年）7月1日和1月1日之间，储备从22500万降至8000万法郎。它的自卫措施之一就是25年来第一次把它的贴现率提高到5%和通过巴林家族取得一笔一百万镑的信用贷款——实际上是得自英格兰跟行的”。③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2分册，第649页。也就是说，英国人主观上并非有意让法国吃亏，他们也曾想帮法国一把，但经济力量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劳戈特分析说，英法发展水平及其在欧洲或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差异，导致它们在危机中的相互关系不平等，因为“尽管证据表明危机中两个国家间的许多交易是打算使法国有利的，但看起来很可能的是……各种不平等的交易条件和因支配市场的地位而拥有的特权，使英国获得的东西要多于它应当得到的补偿”。主要由于这一原因，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免除了全球性危机的充分影响，从而避免了全面的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①Mark Traugott，"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France and England"，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4（Jul.，1983），p.465，p.459.

英国政府是如何让在大陆的投资者把资金抽回国内的呢？它只是采取了一项在当时属非常之举而在今天看来最平常不过的政策：暂停1844年的《银行特许条例》，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一定量没有贵金属做保证的纸币，同时提高利息率。其目的是限制投机，缓解金融体系压力，吸引资金回流。就由于这一似乎十分简单的政策，英国的危机得以缓解，而且由于它的经济显示出稳定的迹象，连一些法国资本也逃往英国避险。欧洲大陆的危机却进一步深化，开始走向革命。

这时，较英国落后的法国则有诸多无奈。克拉克说：“法国金融贵族利用公债扩张和承包国家工程而暴富，以致‘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站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然而，银行统治在政治上的溃败并不意味着其社会和经济权力的丧失，因为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有限，意味着更多人的生计要依靠国债、国家雇佣和国家工程，而不依靠资本主义企业，甚至工业资本家也要依靠国家保护，以避开来自外国的竞争和本国工人的威胁，临时政府不但没有允许法兰西银行崩溃，由一个国民银行取而代之，反而支持法兰西银行。临时政府也没有宣布国家破产以清偿其债务，而是向农民开征额外的税收，为反革命铺平了道路。此举对于信用的恢复至关重要，因为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为基础的’。”②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第108页，第109页。总之，法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使它无法逃脱危机的折磨，似乎注定要经历一次重大的革命过程。

当然，法国政府和法兰西银行也不是坐以待毙。为缓和危机，法国和英国使用了“同样的财政杠杆”，主要是银行操纵贴现率，并在危机明朗化时“限制接受要求贴现的票据”，但效果不一样。1847年10月份，“英国的流动性危机与法国一样凶猛”，当英国政府着手保证可以较容易获得信贷时，恐慌性的操作立即停止，资金也开始回流。到1848年1月后期，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恢复到1300万英镑的良性水平。③Mark Traugott，"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Crisis in France and England"，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4（Jul.，1983），p.465，p.459.法国由于铁路建设资金依赖英国，英国资金回收加重了法国危机。克拉克因此说道：“危机的根源完全可能在于英国的生产过剩，但是，通过商业和金融投机的机制，危机发生了转移，主要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在法国爆发。相应地，危机所触发的决定性斗争也不是英国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斗争，而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贵族、土地贵族和国家仆从之间的斗争。”④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第108页，第109页。这种利用经济和金融优势似乎无意识地转嫁危机的做法，在后来的经济危机中一再重演。

至于铁路方面的投机与这场危机的关系，这是一个既需要重视又不宜夸大的问题。一方面，这种投机确实促进了危机的爆发，是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它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和工业产品，归根到底对走出危机和经济复苏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出于抑制的目的，而不在于制止，而且作用有限。就英国而言，信用危机的结果只是使铁路“投资浪潮有所放慢”，但“没有多少建筑工程”因此而停下来。到1849年，铁路系统已经拥有5万名以上的永久性职员。从1845－1850年，用于建筑新铁路线的总计有10－20万左右的工人，“铁路工程师取代运河工程师和公路工程师成为公众偶像”。⑤哈巴库克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216页。一旦信用稳定下来，铁路建设也基本上恢复了活力。托马斯·图克等人出版于1857年的一本著作曾指出：从1846－1850年的5年中，每年靠铁路谋生的人有60万，该数字几乎与当时联合王国的工厂从业人员相等。他由此认为，1848－1851年欧洲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大陆国家遭受严重冲击，而英国较顺利地度过难关，铁路部门提供了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与相应的工资额是帮助度过难关的一个原因。⑥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方廷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3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1847年的危机是发展中的危机，对英国来说特别是这样。法国的铁路建设在危机中的作用，是与英国类似的，虽然程度上有区别。

当然，既然是危机，那就意味着经济面貌和许多人的命运发生重要变化。比如，1847年11月，兰开夏920家棉纺织工厂中有200家工厂完全停业，其余的大多一周只开工2—4天。17万工人中被解雇的有3.5万人，另有8.7万人缩短了工作周。这样，总共有70%以上的工人受失业或半失业的冲击。1846年英国有200家铁路公司，到了1848年就只剩下20家大公司和几家小公司了。①林晨辉：《危机时刻：200年来的经济大动荡》，第112、127页。

三、国家银行的形成

经济危机虽然造成极大的破坏，但其结果（至少在19世纪里）一般是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生产转型升级和发明创造，使经济走上新一轮的发展，同时也使政府管理、金融体系、企业制度变得更为严密和复杂。对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金融业来说，1847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结果也许就是促成一些国家的国家银行的形成和发展，如克雷格所说的，“到19世纪中期，至少有10家机构能够或者此后能够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②布劳德伯利等编著：《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700－1870》第1卷，何富彩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欧洲各主要国家国家银行的形成，还有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都不太可能有一个具体的年份，但大体上可以说，这主要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或中叶，还有一些国家是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1847年危机则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里的国家银行指“国家的银行”（national bank）或“中央银行”。《经济学辞典》中“中央银行”条目的定义是：“国家控制与调节货币流通和信用的中心机构：它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处于中枢地位，负责制订和执行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统一管理和监督全国的金融活动；1694年成立的英国英格兰银行，是中央银行的雏型；中央银行的定型和普及，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业务是：发行货币，代理国库，保管一般银行的部分存款准备金，并通过再贴现对—般银行融通资金，管理国家的外汇和黄金等；运用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和调整存款准备率等经济手段来影响市场货币供应量，以稳定物价。”③赵玉林等主编：《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50页。在央行的这些任务中，取得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执行最后货款人的角色这两项工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确定具体的时间。欧洲一些国家的央行是从私人银行发展而来的，如英格兰银行，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它成为英国国家银行的过程，从中可看到19世纪40年代是它最后形成的时间，下面简单追溯一下它的形成过程。

荷兰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和英国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8世纪里，英国的金融制度或财政制度尽管大大优于法国等国家，但它似乎还不能称为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明显地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格兰银行作为英国国家银行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实现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中有这样一段话：

1832年，内森·路特希尔德宣称：一般说来，英格兰是“整个世界的银行……印度、中国、德意志、全世界的所有交易都由此处操纵，并在这个国家结算”。在1800年，伦敦已经是欧洲的商业金融中心，它提供短期和长期信贷、海上保险、航运、商业设施和贷款，这些服务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欧洲大陆的一些城市（例如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依然是国际结算的重要票据交换所。……1750年以后，旧的储蓄银行逐渐让位于半国营性质的发行钞票的银行；在1800年以后，各国政府纷纷把全部或部分发行钞票权交给它们，例如1803年授予法兰西银行在巴黎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利。1806年又授予它在有分行的省城独家发行钞票的权利。到1830年，英国、尼德兰联合省、瑞典、挪威、丹麦、普鲁士、法国和西班牙都有了拥有特权的发行钞票的国家银行。同时，商业和投资银行以及英国的农村银行也都应运而生，以满足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对通货和信贷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且从中取利。主要的推动力是需要有贸易信贷和改善的划拨贸易差额的机构。④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9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2－63页。

从这段话可看出，1830年前后是欧洲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家银行和与其配套的整个国内金融体系的形成过程加速。但我们从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发展中将会看到，正是1847年危机前后它们开始真正拥有在全国发行钞票的垄断权，这应该是国家银行形成的重要标志。①一个国家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的垄断权的时间也会有不同见解。如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把英格兰拥有这种权力的时间定为1844年，法兰西银行拥有这种权力是1848年，而不是上引文所讲的1830年（见布劳德伯利等编著：《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700－1870》第1卷，第117页“表5.4”），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从部分拥有到完全或比较完整地拥有这种权力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此外，我们也许可以说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比英格兰银行真正成为英国的国家银行要早一些（世界金融中心的概念更加难以界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中会存在19世纪里伦敦还是巴黎是世界金融中心的争论②关于19世纪时国际金融中心到底是伦敦还是巴黎的争论，见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我们这里遵循一般的讲法，把伦敦视为那时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内。

熊彼特说：“到1800年，英国的银行制度已达到高级发展阶段。”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7页。但19世纪初，人们对英格兰银行的评价还不高，比如有人说：“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实际上是‘伦敦银行’。它发行的银行券很少在首都之外流通，甚至到1802年还是如此。”④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86页，第95-96页。英格兰银行的迅速发展开始于1800年前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各主要国家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开始致力于工业化建设。英国迅速向工业化的高潮挺进，紧随其后的有比利时、法国等。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事业，在这当中人们面临大量从未碰到过的新情况，对国家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危机，如粮食歉收或天灾等继续出现，而基于近代大工业的经济危机也开始一波又一波地袭击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越处于工业化前列的国家，越受到这种袭击的威胁，所提出的问题也愈尖锐，迫使他们设法解决。金融管理直接成为经济是否顺利发展的关键，这在1825年的危机中变得十分明显。考特说：19世纪上半叶，“恰好欧洲和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还正在寻找适合它们经济迅速增长的银行和信贷制度，而大不列颠就像它的铁路部门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那样，早已具备了比其他国家更先进的信贷制度”。他还强调指出：“1825年秋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19世纪的银行史开始了。这一场危机和恐慌是19世纪最严重的、令人不能忘怀的危机之一，它对公众和议会的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第215页。这一年英格兰770家银行中有73家倒闭，这个数字“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经济恐慌的强度也是如此”。到1873年，英国还有人说，“这场恐慌在人们记忆中持续了50年”。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1826年英国议会在金融上作出了堪称史无前例的改革，通过了《1826年银行法》：“英格兰银行被指定为唯一在伦敦辐射65英里内有发行银行券特权的股份银行。”英格兰银行还在离伦敦65英里范围以外地区建立分行，试图逐步把银行券发行权从乡村银行手中拿过来，以便控制地方信用，其结果是伦敦以外的股份银行迅速增加。比如，同一年第一家股份银行在兰开斯特建立，到1833年已有近50家，到1841年或1842年，地方股份银行达到118家，而私人银行则从1825年的554家缩减到331家（主要通过转化或兼并）。接着，这些股份银行中的许多家很快着手开设地方分行，常常在分行的名字中加上“郡”或“地区”字样。⑥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86页，第95-96页。

即使《1826年银行法》还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规定，因为工业化本身在迅速进行，各种相关的制度也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使金融制度适应工商业发展的摸索不可能一蹴而就。1832年后的10年间，英国“议会的各种委员会用了6年时间来考虑如何改善英国的银行制度”。⑦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第53页。克拉潘说：“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至少重要的地方银行家已经懂得如何推断形势了。不利的外汇已使他们‘谨慎从事’。”他还说：“究竟银行的消极自决方法是否适宜，以及究竟把发行的完全自由仍然留给地方银行家是否明智，乃是早期铁路时代的中心货币问题……很少有人谈及信贷和支票，虽则它们的使用已逐渐推广，纵令是悄悄推广的。至于英格兰银行如何可以适当地操纵利息和贴现率以影响流通额和价格，政治家和董事会都没有透辟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对股份银行抱怀疑态度是不足为奇的。凡是关于组织、经营管理、发行以及账目等一切事宜，1826年条例都一任这些新机构自行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为‘诡计多端的股份银行的幽灵’苦恼了三、四十年之久”。①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2分册，第624、626页。金融政策必须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不断作出新的调整。1833年英国取消了合股银行的钞票发行权，这些银行于是也只得象伦敦的独资银行那样使用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1844年英国议会又制定《银行特许条例》。该条例的目的主要是“约束钞票发行权”，要求发行钞票的权力逐步集中于一家银行。②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第219－220页。该条例规定：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务部与发行部分开，限制其信用发行的纸币为1400万英镑，超过这一数字的纸币必须以金条、银条或硬币为保证金，不允许新办的银行发行纸币，原有的其他银行也不能增加发行额。③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第467页。从掌握钞票发行权的角度看，这可看成是英国国家银行成熟的标志。

但1847年危机显示出《银行特许条例》仍有许多不足，英格兰银行要真正成为成熟的国家银行，还必须接受危机的检验。同时代人穆勒指出，该条例的作用是能在“较早的时期，以较少的黄金的外流，从而以一种比较和缓和渐进的方式，防止投机性信用的扩大”。简言之，它在“由过度投机引起”的商业危机的最初阶段，能起有益的作用。但他又强调指出：“总的说来，它实际上使商业恐慌更加严重了”；“这个条例不仅使信用收缩更为激烈，而且使之更为频繁。”④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14、229页。按：引言中的“过度投机”原译文是“过度危机”，现根据英文原文（speculation）而改。从后来的实践看，它规定1400万英镑的信用发行额有些僵化。特别是它把英格兰银行分成发行部和银行业务部（前者严格地受有关法令的控制，后者的业务由银行自己独立运作）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银行无视自己30年代就已经制订的关于利率的基本原则，把三个月优质票据的最低贴现率定为2.5%，而且几年不变；由于市场贴现率不断上涨，这一低于市场贴现率的政策为大规模投机敞开大门，到1845年发展成一场投机的狂欢。⑤C.N.Ward-Perkins，“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2，No.1（Jan.，1950），p.76，p.78.

1847年初金融危机爆发后，英格兰银行试图控制信贷规模。法国金融业高度关注英国银行的动态，1847年3月14日法国《商报》报道说：从该年3月开始，英国证券价格下跌相当可观，英格兰银行按其习惯做法，粗鲁地限制获得缓期付款的条件。⑥Bertrand Gille，“Les Crises vues par la Presse Économique et Financ iè re（1815-1848）”，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T.11e，No.1（Jan.-Mar.，1964），p.23.由于工商界迫切需要现金，仅仅靠提高利率不能解决问题，为抑制投机和金融恐慌，必须允许银行增发一定量没有贵金属为后盾的钞票，以应付急需。1847年10月25日，英格兰银行公布了由财政大臣和首相签署的财政部的一封信，授权银行实施贷款展期，但利率不能少于8%。这份文件公布后，“其效果不可思议地好：一旦恢复了获得信用的可能性，许多人发现他们现在已经处于流动性过度的状态（达到400－500万英镑）……这场全国性的危机结束了”。⑦C.N.Ward-Perkins，“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2，No.1（Jan.，1950），p.76，p.78.这就是前面提及的欧洲大陆资本回流，法国的一些资本也流向英国。

1847年危机不仅是英格兰银行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法国银行也是这样。卡龙说：“1837年的危机和1848年的革命标志着（法国）银行制度演化的决定性阶段。脆弱的银行结构的大厦倾覆了。1848年春，巴黎和外省的大部分银行中止付款，因此在法兰西银行与市场交易中间不再有居间的媒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办理贴现的银行分支机构出现了，它们的资本有国家的、城市的和私人的。”⑧弗郎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吴良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6-47页，第45页。吉勒也指出：“1848年的危机表明——尤其在法国——当时的银行业务应付不了工业化加快和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形势。于是人们很快把注意力集中于重建短期信贷系统。1848年成立的法国贴现银行和1851年成立的贴现公司，其名称就表明人们对它们的期望。”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19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1848年的危机中，“法兰西银行成为唯一的发行银行”，⑩弗郎索瓦·卡龙：《现代法国经济史》，吴良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6-47页，第45页。这是法国国家银行形成的重要标志。

1847年经济危机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业同样有重要促进作用。比如，略伦斯论证了19世纪中期的金融危机和西班牙的银行公布财务报表的关系，指出“19世纪中期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股份制银行的管理和实施财务披露有重要影响”。①Mercedes Bernal Lloréns，“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anks in Spain，1844-1868”，The 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vol.31，No.2（December 2004），p.3.总之，危机推动了金融业的成长或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

当然，英国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与法国或大陆的也有区别。吉勒提出，整个19世纪大陆银行经历了三个阶段：（1）1815－1848年是捉摸不定的时期，这时“工业发展和银行不同程度的停滞”，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2）1850－1870年动产银行风行一时；（3）1870年后商业银行取代了动产银行的地位。但英国不受这一长串金融业演变的影响，“她致力于建立适应其先进经济迅速高涨的各种银行。由于英国公众踊跃存款和这个国家根基深厚的银行业传统，英国才能设法避免大陆银行系统受金融货币牵累而引起的笨重失灵的致命伤，英国银行理所当然成为世界贸易的枢纽”。②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224页。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的金融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四、结论和问题

1847年的危机是工业资本主义早期一次大规模的危机，它在欧洲大陆引发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些基本特点已经形成，但依然存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如传统的农业危机（歉收）依然对工业产生重要影响，说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比后来要大得多。

危机既考验政府的管控能力，也考验商人和民众的反应能力，这些能力的不适应会使危机深化。经济危机提出的许多问题为未来政府的调控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从这场危机中，我们可看到稳定的粮食供应和适当控制大宗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大众消费品和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大大超过市场需求或市场容量，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过剩”的最基本的含义。今天，通过产量或产能与常年销售量之比（扣除新开辟市场的份额），能说明前者超过后者的程度。但这里有一个难以判断的因素是：由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定程度的（或可控的）产品“过剩”是正常的，要不商店里就不可能做到“琳琅满目”，那么从可控的产品“过剩”到失控的“过剩”之间有明晰的量的界线吗？不同的国情、国际环境或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某种量的规定性吗？此外，从产能“可控”到“失控”之间也许没有鸿沟，跨过这一步的虽然是生产自身的问题，但也可能与国家管理能力是否胜任或金融制度是否完善有关。换言之，如果能够及时去除多余的产能，那么这种影响就不会发生。但是去产能中有个淘汰的问题，谁该淘汰，谁不该淘汰？经济危机的客观效果就是通过市场来淘汰劣质产能，如果不是通过市场而是由政府来决定淘汰对象，那又如何做到公正，让应该淘汰的被淘汰，不该淘汰的支持其生存发展？从那以后，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外，当我们讨论这场危机的原因和主要表现时，还应注意一些与生产过剩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但与危机颇有关联的情况。比如，危机中的恐慌行为，它出现在任何危机中，只是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而已。恐慌会引起进一步的投机，而且有些投机行为有时似乎具有某处合理性。沃德－珀金斯说，1847年初英国粮食进口是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使得银行不断收紧贴现政策，但“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小麦投机的勃兴是供给对高物价的意料不到的反应”，它带来了一连串破产和倒闭的浪潮，而从某种角度看，这些“谷物投机者值得一些同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所有的市场上大量买入小麦期货是在履行一种公共服务。当时的粮食价格显著上涨是世界性的，在敖德萨、纽约、费城，1847年初主要谷物市场的报价都是1846年的平均数的二倍，所以囤积粮食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做的事情。③C.N.Ward-Perkins，“The Commercial Crisis of 1847”，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2，No.1（Jan.，1950），p.83.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这种合理性，特别是该如何对待其背后的恐慌行为？

关于英国客观上向法国等转嫁危机的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向外转嫁危机的问题，从道德上看是一种利己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但在当时的世界分工的框架下，这种行为客观上也是资本主义走出经济危机的必经之路。克拉克说，在1847年危机中，英国以某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摆脱了危机，同时“欧洲（大陆）的衰退使世界市场为英国产品敞开了大门”，使英国加速恢复发展，而“英国的复苏反过来又刺激欧洲大陆迅速复苏”，使欧洲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①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第105页。简言之，只有核心国家走出危机，才有可能带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较快地复苏。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虽然有经济的、政治的和民族的原因，但革命的爆发或多或少都与经济危机有关，这是肯定的。英国走出危机与它有能力带动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繁荣，需要一段调整和恢复性发展的时间，欧洲大陆的革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差内。我们通常都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两大金矿的发现大大有助于欧洲走出这场危机，实际上危机的爆发和危机后的复兴，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核心国家的经济萎靡不振，那么其他国家就很难有真正的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有的称为血管，有的称为命脉。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现代的现象，在西方世界，近代就已如此，甚至在中世纪里它就起着重要作用。14世纪黑死病爆发前佛罗伦萨佩鲁齐和巴尔第这两家著名银行的破产，就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拒绝偿还这两个银行的巨额贷款有关。在1847年危机中金融业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是它在所有经济领域的活动中拥有重要影响的反映。在英国，凭着首相和财政大臣签署的一封授权英格兰银行增发一定量纸币的信，就使英格兰银行度过了危机，也使英国经济度过了危机中最艰难的时刻，足以展示当时金融业的魅力。19世纪中期，正是自由贸易理论甚嚣尘上之时，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早已悄悄展开，主要就是通过银行来进行的。那时的银行在做这种事时还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新问题，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在危机过程中银行不断作出一些重要的改革，这很正常，现代金融制度就是在这种挑战中建立起来的。

（责任编辑：孟钟捷）

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邮编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