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求实、求通、求新
——梁启超历史课程思想探析

浙江师范大学 郑流爱

●历史教育教学研究

求真、求实、求通、求新
——梁启超历史课程思想探析

浙江师范大学 郑流爱

历史对人的发展有什么作用，用历史知识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历史知识最有价值，教师应该怎样有效地开发历史课程知识，这些问题是历史课程的核心问题。晚清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民族救亡呼声的高涨，传统的经学教育日益受到严峻的挑战，史学则在四部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既能弘扬传统文化，又能对接西方分科教育的首要内容。20世纪初期，梁启超（1873-1929）凭着深切的爱国情怀和开阔的世界视野，为中华民族发展开出了“新民”药方，而历史成了他“新民”教育中最重要的精神滋养。由此，历史教育成为中华文明复兴并融入世界文明的必然选择，而历史课程的近代化又是历史教育的重心所在。这方面，梁启超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探索。概括起来，梁启超在历史课程的理念、目标、内容和开发方式等方面，体现出求新、求实、求通、求真的思想和智慧。

一、课程理念：“国民之明镜”与“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对于课程变革而言，理念的变化意味着对学科性质、地位与教育功能的重新审视。于梁启超，历史课程理念向近代的切换经历了一个扬弃的过程。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十分重视历史教育问题。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期间，亲手制订《学约》，规定“史学”为应读课程，为宣传变法思想，除推荐《史记》《汉书》《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中西书籍，还撰写《波兰灭亡记》《日本国志后序》《俄土战记叙》等史志史论，并主张大量翻译西书，多方开掘、更新课程内容。与此同时，梁启超开始反思“史”的定位问题。在1896年，他就指出：“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①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然而，传统史学“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陈陈相因，无法体现历代政治演变之真相，是“君史”而非“民史”，故不足以提供“国之鉴”，难以为社会现实服务。这种“民史”与“君史”的对比反思，体现了对以“民”为中心的“新史学”的期盼。

维新运动后，梁氏奔走扶桑。他深受日本历史教材宏富的刺激，视历史为普通学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学科以及“爱国心”培育的源泉。他在《东籍月旦》中说：“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又说：“历史者，普通学中之最要者也。”②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90页。1902年2月，梁启超以“新史氏”为笔名发表《新史学》，开篇即言：“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③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10页。当人们还纷纷为八股科举而皓首穷经的时候，梁启超却敏锐地指出，史学不仅是传统显学，而且是国际上通行的学科，它是国民性改造与爱国心培育的核心学问，比经学重要得多！因此，他对“史学”的性质与地位加以重新界定：“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10页。这里所说的“历史”，当为历史撰述或历史的内容，也就是史家认识历史客体的结果，即“史学”。而客观的历史则不叫“历史”，他称之为“进化之现象”。在这里，“人群”体现了历史的主体，“进化”与“公理公例”反映了历史的发展特征与社会功能。他又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①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第7页。这说明，“历史”是传递文明进化、彰显公理公例、增殖人类幸福的教育武器。梁氏对“历史”“史学”的界定，对“历史”与“史学”关系、“历史”与“教育”关系之梳理，对文明进化史观的思考，为近代史学理论和历史教育理论的探索开了先河。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更加注重整理国故，弘扬中国文明，自然以历史教育为重。他说：“史学为很重要的一门学科，是人人共知的，内中尤以中小学教育的需要为尤甚，又以本国历史的需要为尤甚。倘若中小学里头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②梁启超：《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相应地，他对历史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更为成熟的思考。他在其晚年的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又说：“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5页。前一种界定突出了历史活动赓续的复杂性及因果关系（梁氏认为“体相”分别指“能活动者”和“所活动者”）；而后者强调事实及其内涵的意义和价值，突出了“求真”与“致用”的联系。这两种界定都突出了历史的功能——“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延续了《新史学》“国民之明镜”的思路，揭示了历史的“研究著述”与“教养成学”之间的密切关联。

从戊戌时期冲破传统史学“资治通鉴”思想而走向“国之鉴”，再到后来的“爱国心之源泉”以及“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历史在传统文化复兴及与西方学科接轨中的重要性，进而努力凸显历史对民族认同以及国民性养成的资鉴问题，为20世纪的历史课程指明了方向。就当时而言，不管从革新传统还是与近代化教育接轨的角度看，都是历史教育观念上的重大变革。

二、课程目标：“新民”之“国魂”与“健全之人格”

对“史”之性质、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识，不仅是近代史学发展使然，也是历史课程目标向近代转型的需要。在梁启超那里，历史课程目标既服从和服务于整体的教育目的，也包含历史学科的特殊规定，从而体现出新颖而务实的特点。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开始以鼓吹舆论、启发民智作为救亡图存、改革中国社会的抓手，认为“新民”为中国当务之急。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开始连载《新民说》，这在当时影响巨大。“新民”一词由《礼记·大学》篇引《康诰》“作新民”一语生发而来。“新”之义作动词解等同于“教”，即塑造、教育之意，“新民”即教育国民或塑造新时代的国民。梁氏认为，“新民”不仅是国民养成的必然要求，更是“民族主义”时代使然。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⑤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4-5页。与此同时，梁氏呼吁“史界革命”，号召为“新民”而“新史”：“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第7页。在他看来，“新史”之用，近者可以塑造国民素质，远者可以培植爱国之心，弘扬民族主义，以使“一国能立于世界”。这对当时民族危机下缺乏独立自由精神的国民而言，不愧是一副强心剂，真可谓“国魂”重铸。在此过程中，梁启超所揭橥的“国民”思想、“民族主义”“爱国心”等言论总能够与历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史”正是他开启民智、陶铸“国魂”的倚赖之器和当务之急。

梁启超晚年认为：“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①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而历史在“养成健全之人格”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他指出，历史课程要“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28页，第113页，第114-115页。“在今日惟个性圆满发达之民，自进而为种族上、地域上、职业上之团结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于世界以求有所贡献。而历史其物，即以养成人类此种性习为职志”。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28页，第113页，第114-115页。这种对“个性圆满发达”的“世界人”之培养，既符合“健全之人格”“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历史课程对精神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特殊贡献。

历史课程何以能体现这种目标追求呢？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有其特定的“人格”，即“历史的人格”，此即历史人物在对社会或民族发展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他说：“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28页，第113页，第114-115页。在本质上，“历史的人格”与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之变化轨迹与因果关系类似，是史家治史的重要追求。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28页，第113页，第114-115页。这种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是智慧、才力、道德等文明进化独立自由的思想品格，它们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此，“历史的人格”才真正为培养“健全之人格”提供博大精深的天然营养。

三、课程内容：从“国民通史”到“文化共业”

课程理念与目标的明确，即可为历史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张目。鉴于内容在历史课程中的核心地位与教育意义，梁启超为之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这对国人的影响更是无远弗届。

20世纪初，在“史界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梁启超决定革新国史内容，养成国民精神。1901年，他拟定了一份《中国通史目录》，内容涵盖政治、文化与经济三部，与旧史学迥异。其中，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阶级、政治组织、政权运用、法律、财政、军政、藩属、国际、清议及政党。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城廓宫室、田制、农事、物产、虞衡、工业、商业、货币、通运。⑥梁启超：《原拟中国通史目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7页。同年，他又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指出要摒弃“王朝史”开创“国民史”，“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⑦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11-12页。为此，他把过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还提出“将来史”），借助古代文明蕴含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国民的自信力，分别是：“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烟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⑧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11-12页。这种内容安排，既不失历史时序，也摆脱了以往王朝史观的断代叙述，更突出了民族发展的开拓与融合、政治的嬗代与变迁以及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不难想象，20世纪初，梁启超心中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运动和文明渐进相交融的大气磅礴的发展史，这也颇能反映中国历史演化的过程。⑨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晚年的梁启超，在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变迁时，又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来考察。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举了许多中国史必须涵摄的“重要项目”，并提出了现代“新史”之“主的”：“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全人类所应负之责任。遵斯轨也，庶可语于史矣。”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第7页。其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又提出五种分论，包括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和断代的专史。

1922年7月，梁氏应邀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并提交了《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提出了对国史教科书编写的设想，这是他阐释中学历史课程的较为完整的文本。在文中，他列出了中学国史教科书及教授法的缺点与恶果，提出了改造国史教本的两大建议：“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据此，他把中国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六部，由它们组成一部“普通史”，既系统综合又丰富多彩。这种先年代、地理后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先“通史”后“专史”的内容组织安排，比较符合历史学习的认知发展。同时，横断以纵断为基础，体现了历史的穿透力；纵断以横断为拓展，呈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以文化史代政治史，使历史既顾及民族性，又体现“现代人活动之资鉴”的要求。

1927年，梁启超为了实现自己的“新史”梦想，开始构思《中国文化史》的著述。从已成文的《社会组织篇》，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其内容包括八章：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及宗法；姓氏；阶级（上）；阶级（下）；乡治；都市。②梁启超：《中国文化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00页。本来，《中国文化史》的全部计划范围极为广大，共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起叙述历史事实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之印刷、编纂、收藏的《载籍篇》。全书内容宏博，凡关于中国的一切事物，几乎无所不包。

梁氏对文化史的注重还与其史学思想有关。他借用佛教的“业力”一词来解释历史知识的由来。他说，人类“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成为一种‘业力’，以作自己生活基础。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一方面又自浚发其智识情感，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如是展转递增，展转递蜕，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此中关键，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第7页。可见，“业力”是“智识情感”，是人类“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业力”的凝结就是“史”。历史（知识）由“业力”凝成，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形成“共业”，文化则是人类历史中最有价值的“共业”。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④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第99页。这里所谓的“心能”包括创造与模仿两种。所谓“共业”也是一个佛教用语，意为人类身心活动对社会的永不磨灭的影响。那么，何谓“价值”呢？他认为“必须人类自由意志选择，且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算有价值”。⑤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第99页。合起来，文化即是人类凭借自由意志、通过创造与模仿衍成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一个不断增长与完善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在承传“共业”中孳殖之，在享受前人所创文明成果的同时，参与创造新的文明业绩，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因此，“文化共业”的提倡，不仅不违背梁氏的“通史”职志，而且凸显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视。

四、课程开发：旧史“改造”之途与新史“化合”之法

梁启超的历史课程开发思想体现在其历史著述中，他或以新“义”释“旧史”，或以新“理”驭“新史”，或以新“法”研“新史”，在积极改造“旧史”之时，探索“新史”著述之法，不遗余力地探求真事实、研究真学理。

早在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就开始从新的视角来解读历史，在《变法通议》等政论中常常使用“托事以明义”的技巧。又如，针对民权之“义”，他除了依据《春秋》《孟子》等经典加以阐发，还概括性地指出：“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⑥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而中国古代王朝为了“防弊”，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结果导致“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的专制制度。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应该效仿西方开议院，让“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或者说保证公权的正当行使。①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99-100页。

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梁启超日益关注用新学理探索“新史”。20世纪初，他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试图在参补西学、融贯中外过程中催生中国新文明，把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中华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喻为“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第3页。为此，梁氏开始重新梳理传统学术思想。其一，提出中国学术史分期的新方法，分之为八个时期：“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③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第3页。其二，首创章节体学术史新体裁。其三，注重发明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比如将儒学“至尊”地位形成的原因分为三：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二是儒学比其他诸子学术更适应专制政治，“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三是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其四，以世界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学术演变，实事求是地批评中国学术发展。譬如指出先秦学派长处有“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世界主义之光大”等，短处有“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物理实学之缺乏也”“无抗论别择之风也”等，论说极为实在。

到了晚年，他又力图在古今会通、“化合中西”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本国文化，最终让全人类受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也是“化合”中西史学的尝试之作。当时依据西方史学理论阐发史学方法者不少，且他们的西学造诣也不亚于梁氏，但相关著作均不及梁启超的流传广，影响大。究其原因，乃“梁氏文史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丝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至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④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0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已经走向以“新法”研“新史”之途。该文旨在为创作一部可读性、资鉴性、致用性的“新史”作铺垫。其中“史料类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章节，既是历史研究中确立事实和理解事实的科学性问题，也是历史认识和思维能力发展的科学性问题。至今，他的许多思想对历史课程与教材编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兹择要如下：

首先，力倡“求真”精神。他说：“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第80页。

其次，指出历史研究不单是揭示结果，也要揭示结果由来的“过程与方法”：“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途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99页，第80页。

最后，注重历史的理解与评论，即“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论次”问题。大致概括如下：一是对于长时段的历史事实，“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史迹为其细胞”。即要从社会整体出发观察历史，有主线和灵魂；二要“提絜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描述人类历史“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三要“观察时代之背景”。即结合横的方面“社会的生活”与纵的方面“时代的生活”；四要理清史迹的眉目，“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五要对史迹“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六要“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此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七要注意观察“社会心理之实体”，即“历史的人格”。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00-128页。吴晓玲：《论课程与教学的深度整合》，《教育发展研究》2014年第24期。

五、结语

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与西学东渐带来的文化冲突，使教育变革首先要面对的是观念与内容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在梁氏的经典历史教育著述中，《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为观念与内容革新之先导，而《中国通史目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等则是内容改造之张目。从逻辑上说，“教什么”决定了“怎么教”，课程内容的改革总是先于方法改革。何况，在历史课程内容近代化的步履蹒跚中，“方法”应更多着眼于为内容服务的“著述法”或“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是典型——直接在为历史研究服务，根本上则为历史教育与课程建设。在今天看来，尽管梁启超的历史课程观念也不尽完善，在内容上也更多着眼于中国史内容，②梁启超甚至想写一部世界通史，并拿出很大的精力研究世界史。详见郑流爱《“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梁启超是站在国民性改造和人格教育的高度，站在振兴中华民族的立场思考历史教育与历史课程问题的。他以劈山救母的大无畏勇气为国人指明了历史教育发展的方向；他博通古今，放眼世界，不遗余力地用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史”教育和“新史”课程的典范；他以求真、求实、求通、求新的实践精神，成为历史课程近代化的奠基者和引路人，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③梁启超的历史课程思想启迪了一代国人，影响到张荫麟、吕思勉、钱穆、翦伯赞、王桐龄、陈训慈等诸多著名的历史教育研究者。详见郑流爱《平生怀抱在新民——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身处中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新时代，梁启超博大、中庸而实在的历史课程思想与智慧，依然是一座值得我们时时回望的里程碑。

（责任编辑：李月琴）

郑流爱，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邮编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