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与启示

刘信君，李红娟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130033；3.大庆师范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东北抗日联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与启示

刘信君1，2，李红娟1，3

(1.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 长春130033；3.大庆师范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东北抗日联军(下简称“东北抗联”)的后勤保障，是一套区别于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后勤制度，主要包括生活保障、军械保障和医务保障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东北抗联机动灵活的采取多种方式，保障了部队的生存和作战行动，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回顾东北抗联后勤保障工作，总结其经验和启示，对推进当代人民军队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中所体现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依然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

东北抗联；后勤；保障；实践；启示

古语云：“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军事斗争离不开后勤支援，东北抗联后勤保障工作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各部队长期分散活动，各军、师、团的后勤体制、经济来源和保障方式也不尽相同，故本文只能根据查阅的资料情况，对东北抗联后勤保障内容和方式作初步探讨，并得出自己的思考与理解。

一、东北抗联后勤保障的内容

“后勤”，是军队“后方勤务”的简称，亦即军队“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从物资经费、医疗救护、交通运输、装备维修、基建营房等方面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工作及其机构的统称”[1]27。东北抗联从建立人民革命军时起，就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后勤组织，军有军需处，设处级编制，下设几个军需官等。东北抗联的后勤保障工作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开展的，环境艰苦，条件简陋，内容主要包括生活保障、军械保障和医务保障等。

第一，生活保障。东北抗联的生活保障，无论吃、穿、住、用，都十分俭朴。饮食保障方面：实行供给制，官兵一律平等。1936年前后，多数军队在供给制的基础上曾短暂实行过津贴制，军、师长每月3元，团长、政委2元，战斗员1元，后因条件所限而终止。粮食供应根据情况而定，1938年后因粮食困难，山果、树皮、野草、草根，以致破靰鞡底帮，都成了充饥之物。被装保障方面：东北抗日联军无统一的被服和装具。游击队时期基本是使用缴获的日伪军服装，人民革命军和抗联时期，多数军穿军装，但制式、颜色并不统一，佩戴和伪军相类似的红领章和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斗帽，打着绑腿，脚上多数穿靰鞡。多数人能有一条棉被，每人一个布质背包放置个人物品，师部领导人有望远镜、指南针和文件包等用品[2]187。改称抗联后，北满部队曾使用统一式样的胸章、臂章和军旗。营房保障方面：东北抗联在住宿方面主要依靠密营。密营，是指在深山密林中建造的低矮的地戗子式房屋(营房)[3]255。东北抗联密营的产生时间目前已无法考证，但大规模抗联密营的出现则大致是在1936年以后。历史资料记载：抗联密营的分布之广，组织之完备，斗争之顽强，令人瞩目，能与关内的八路军地道战相媲美，可以称之为“林海地道”[4]71，成为抗联游击战争运用的可靠依托。

第二，军械保障。东北抗联的军械保障主要包括武器弹药的供应和兵工厂的建立，它随着抗联的发展而变化。第一阶段：游击队时期，这个时期装备情况各地区不一样。比较好的如北满珠河游击队，1933年底共70人，步枪60支、手枪13支，还有2挺机枪。有的游击队只有少数步枪，多数是土枪、土炮以至大刀长矛。第二阶段：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联时期，基本改变了人多枪少和步枪质量差的现象。各部队基本达到人手一枪，甚至有的部队还枪多人少，并且普遍有了轻机枪。第三阶段：东北抗联缩编为支队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部队减员较大，各种武器敷余较多，但子弹来源困难，加之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很多武器装备不宜使用，各支队只配备步枪和轻机枪。

建立兵工厂是东北抗联为加强后勤保障能力和提高野战生存能力的一项举措。兵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也生产手榴弹、子弹、战刀和单发手枪。1936年夏，抗联独立师在七星砬子山里筹建修械厂，资料记载：该兵工厂建立初期，试制出使敌人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较大的土炸弹“延吉炸弹”[5]63。伴随兵工厂规模的扩大，一度试制成功第一批手枪——带机头的撸子，枪面上的漆是用豆油烧烤的，以后又生产出冲锋枪、手榴弹等武器[6]394。该兵工厂后来发展成抗日联军的兵工厂，但其发展仍然是举步维艰。

第三，医务保障。东北抗联的医务保障工作，从无到有，为保证部队战斗力、坚持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联初期的各抗日游击队，都没有编配正式的卫生机关和医疗机构。1934年，抗联各部先后从城乡动员了一部分医生参加到部队中来，开设了卫生勤务部门。军设有军医处，师有卫生队，团有医官，连有卫生员，抗联各军都在游击区建了一些小型医院，有条件的还建立了较大的后方医院，有较固定的房舍、床铺，医务人员都是医药合一。

当抗联进入艰难时期，由于日寇的围剿和讨伐，后方医院破坏严重，医务人员大都牺牲。这一时期治疗工作只能依据客观条件，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有的是随队治病，也有的是通过地下交通，将伤病员秘密安置在群众家中照顾疗养。

总之，东北抗联由于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后勤保障工作无法得到外界有效支援，完全依靠自己勉力开展。在14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其保障内容尽其所能涵盖了部队生存和作战所需的方方面面，满足了抗联斗争的基本需要，保证了抗联将士信心不减、思想不乱、队伍不散。

二、东北抗联后勤保障的方式

后勤保障方式，历来是战时直接关系军队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东北抗联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一直缺乏较为稳定独立的补给供应来源。为了解决战争中必须的武器弹药、装具器材、粮秣被装等问题，他们采取了以下三种基本后勤保障方式。

(一)取之于敌

取之于敌的后勤保障方式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方法，但东北抗联在具体做法上，却有很多自己的特点。

第一，以战斗的方式，夺取日伪物资直接获得补给，这是抗联各部队解决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等供应问题的主要途径。1933年7月，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召开了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提出了“协同作战，发展抗日游击区，打进城镇去补充武器给养”的意见，于9月16日率领部队攻克密山县城，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过冬的物资[7]342。

1936年至1937年是东北抗联发展壮大时期，此时各军为夺取武器弹药和军需给养，对日伪军进行更为频繁和更大规模的袭击。对此，日伪当局也承认抗联“以袭击村落、集团部落、火车、汽车等作为补充重要物资的手段”。1938年以后，面对日伪的围剿，抗联陷入较为艰苦的境地，但始终不放松以武力从日伪军手中夺取军需补给的工作。1940年3月，魏拯民的第二方面军进行了红旗河战斗，部队深夜袭入伐木场，俘虏全部伪军守敌，缴获大量武器和大批粮食[8]158。总体来看，抗联各军的武器、弹药、给养等有70%是战斗获取。

第二，通过与伪军内部建立关系来获取军需物资。一是购买，抗联各部队通过结拜为盟、拉亲戚、化装成商人等方式，与伪军和自卫团建立关系，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枪支和弹药。通常伪币100元左右可买1支步枪、带200发子弹，2角钱左右可买1发子弹。如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从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从驻罗子沟伪军孟营之林连长、宋连长、大荒沟警察署、营门砬子自卫团等部，先后13次购得6 950发子弹[8]344。二是交换，抗联部队用俘虏的汉奸、伪军或马匹与伪军换取枪弹。根据马的好坏情况和人的情况换取相应物资弹药，伪军再将马匹运到城市，每匹以若干元卖出，可赚到双倍的钱，这也是伪军愿意交换的原因。三是赠送，有些伪军和自卫团慑于抗联军威，主动送给抗联子弹和给养。1932年吉东党组织在工作中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最后上马河的伪军卢甲长也开始支持和同情抗日了，并积极给游击队送粮给养[9]520。

总之，“取之于敌”是抗联在敌后坚持抗战后勤保障所需经费和物资最主要的来源，抗联的每一颗子弹、每一粒粮食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在战斗中换取。正如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1938年1月27日给吉东党组织的信中所指出的:“努力在追求游击运动中的军事胜利，每天都须要打日寇，获得武器弹药辎重的补充。”[10]98

(二)取之于己

东北抗联在战争年代不仅依靠取之于敌的后勤保障方式，还特别注重取之于己的后勤保障方式。取之于己的后勤保障方式主要包括“取之于民”和“军队屯垦自救”。

第一，取之于民。人民群众是抗联部队赖以生存的基础，孤悬敌后的东北抗联所以能坚持到底，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曾对取之于民，支援抗战，以渡过战争难关的问题作过明确说明。他说：“动员人民力量，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11]352

东北抗联积极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抗联部队所到之处，群众们夹道欢迎，为部队站岗放哨、侦察带路、送衣送粮、缝补衣鞋、掩护伤病员，青壮年踊跃参军抗战，拥军支前，军民形成了亲密的鱼水关系。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的群众不顾枪林弹雨护送伤病员；在腥风血雨的大搜查的时候，有的妇女将伤员当作自己的“丈夫”躲过日伪军的搜捕；有的群众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将伤员认作“亲兄弟”，躲过日伪军搜查。1938年秋，抗联第七军战士棉衣没换齐，山里的群众知道后，主动给第七军战士送去一部分棉衣和棉被，此类事件不胜枚举。抗联各部队还在抗日游击区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反日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农民委员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动员人民参军参战、为抗联部队筹集军需给养、搜集提供敌军情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军队屯垦自救。我军采取生产自救的方式解决后勤保障问题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对于弥补我军后勤供应不足发挥过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从1938年开始，由于日伪军的严密经济封锁和大规模连续“讨伐”，使抗联在各地建立的后方基地、密营、医院、被服厂、兵工厂、无线电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把抗日斗争坚持下去，抗联各部队带领群众先后屯垦生产，解决给养，不仅军队自己生产所需要的被服和部分武器装备、弹药，而且动员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地和发展牧副业。周保中在会上就多次强调：大量储备给养和军需物资，并利用后方老弱病残人员实行部队自耕，以防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分保障游击战争的胜利[12]106。1938年春，第七军独立团在老秃顶子不仅种了几十垧玉米，还盖起了能容纳200—300人的房屋。分头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并耕种一些土地，以便坚持长期战斗[8]159。当抗联大部分部队已进入到苏联境内整训时，小部队留下来坚持斗争，仍继续屯垦工作，以解决给养问题。

总之，“取之于己”是东北抗联后勤保障方式的重要来源，这是既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能满足战争实际要求而切实可行的方法。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和抗联自身的努力，使得抗联在处境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战胜了物质条件上的极度匮乏，使抗日斗争坚持了下来。

(三)征收

征收也是人民军队在战争中解决后勤保障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抗联除了对人民群众征收合情合理的税收和物资外，还向日伪军、地主和汉奸征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一，征税。抗联各军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时起，就学习中央苏区的经验，在根据地内实行税收。1935年第五军在游击区内开始征税，以解决部队的物资和经费的供应问题。以珠河根据地为例，在税收政策上，根据地内制定了一套初步的统一累进税制度，即占土地多者(如地主、豪绅)多纳税。对于贫苦农民，为使他们摆脱困境则免税。平均起来，根据地内每个农民一年仅纳税一元[9]535。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抗联队伍不断壮大，税收项目也有所增加，并设立了专门的税收机构。1937年初，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了依东办事处(后改称哈东办事处)，在三江地区除征收土地税外，还征收木材税，牛、马、车税等。牛马税：在1937年1月《抗日联军东北下江办事处通告征税问题》中规定：“营业之牛每头、马每匹收特捐洋五元，半年有效期”，“非营业牛马的特捐大洋三元，全年有效期”。土地税：富锦县全境每年分春秋两季缴纳，每季每垧旱地征收一元五角，稻田征收三元。木材税：按照木材等级每根征收二至五元钱，主要是在牡丹江沿岸地区实行[12]26-27。

但是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匪民分离”政策，强制广大人民群众搬入“集团部落”，使抗联无法再向群众征收土地税、牛马税等。在这种情况下，抗联各部队设法扩大税源，解决经费困难问题。活动在三江地区的各军，曾向猎户和进山采购的皮货商征收皮革税，向沙金区域的淘金把头征收税金，还向资本家、地主富农强制征收救国特捐，向渔业经营者征渔业税。

第二，征集物资。抗联各军在其活动地区还采取征收实物的办法，按土地情况征收粮食或衣物等。日伪资料记载：1936年1月20日，来自敦化县一带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约100多人，袭击了学校村、集团部落和附近的散居农户，被征集的物资：大米三石，面粉二至二十斤，大豆九斗，豆油一斤，玉米五斗，豆腐半斤，谷子一石一斗，盐二十六斤，稻谷六石，猪二头，车三辆，雪橇三部，牛六头，马三匹，斧子一把，神纸十一张，被子两床[13]175-177。除此之外，就是没收敌伪财产。抗联第七军每到一处都为民除害，收缴敌伪的武器和粮食，补充军需。

总之，征收是抗联多元化后勤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给人民群众增加额外负担的基础上补充了抗战所需的经费和物资，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伪所扶持的地主、汉奸的嚣张气焰，为人民军队丰富后勤保障来源积累了经验。

三、东北抗联后勤保障工作的启示

“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军队后勤保障是战争维系之根，军队生存之源，是巩固军队实力，振奋军心的重要保证。“强军制胜，必须以强大的后勤作保证”[14]，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后勤工作的重要地位。抗日战场上，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基本满足了战士生活、军械和医疗的需要，并灵活采取多种保障方式，竭尽全力地向前方运送物资，为部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力量，为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天我们从中汲取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从后勤保障的内容上看：东北抗联由于孤悬敌后，后勤保障只能因陋就简。在这样的条件下，东北抗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因地制宜，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地丰富生活、军械、医疗保障内容，满足了部队需要。这启示我们：其一，在生活保障上，要积极争取生活保障社会化。生活保障社会化，主要是利用社会服务资源直接为军队提供生活服务的一种保障活动。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饮食社会化保障，大多数都是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选雇地方人员承担，或者采用承包商保障的方式[15]145-146。我军从2000年开始在军以上领导机关、非作战部队和驻大中城市的单位相继展开了饮食保障社会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军饮食保障社会化的范围必将逐步扩大，方式也将逐步完善。其二，在军械保障上，要努力提高物资保障质量，不仅要完善储备布局，提高保障能力，同时要健全物资保障队伍，增强防护能力。在后勤装备的建设上，既要从未来信息化战争战场特点出发，面向世界，增强研制开发我军信息化后勤装备，同时又要立足于我军的实际，不要盲目地照抄照搬外军的经验[16]271。其三，在医务保障上，要实施“无距离”救治，医疗卫生是军队后勤保障中高新技术应用比较广泛的领域，医疗救护工作的成效取决于救护的时效性。要想在未来战争实施精确实时的工作组织、协调动作、机动与供应，就必须使用信息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的医疗技术。

第二，从后勤保障的方式上看：在取之于敌方面，当基础薄弱，无法建立完整军事工业，又不能完全取之于民时，取之于敌就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东北抗战时，东北抗联通过战斗缴获了大批的新式武器装备和物资。这启示我们：人民军队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要正确运用取之于敌这一方法，可以在装备后勤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弥补自身不足，有效缩小双方力量上的差距，最终赢得战争的主动，为夺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在取之于己方面，东北抗联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采取就地取给的办法，克服了后勤保障上各种困难，保证了战争的需要，人民群众始终是东北抗联后勤保障的强大后盾。这启示我们：新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我们要树立大后勤观念，始终坚持和依靠人民群众，加快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保障体系。东北抗联面对敌人的封锁，注重生产自救，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朱德曾这样赞扬军队的屯垦自救，“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17]162。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消耗大，保障复杂，时效性要求高，对后勤保障依赖更大，我军后勤保障要重视自力更生，立足于国情实际，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后勤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一整套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保障要求的后勤组织模式、运作方式，力求在新一轮军事革命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

必须指出的是，东北抗联后勤保障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尚不完善，同时不乏一些局限性和战时性，同现代意义上高度系统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战争时期的一种有益探索，自始至终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坚定的信仰、信念对当今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是针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改革和实现中国梦大有裨益！因此，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了毛泽东形容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句话：“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18]。

[1] 军事编审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队后勤分册[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2] 高术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辽宁史料长编[M].沈阳：白山出版社，2001.

[3] 蒋颂贤.近代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4] 封志全.抗联一路军在濛江[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5] 政协延边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5.

[6] 孙成武，刘纪生.黑龙江第十六卷军事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7] 孔令波，王承礼，主编.东北抗日联军(上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五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9]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10]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8)[M].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社，1992.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李鸿文.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三辑)[M].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研究所，1983.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一分册)[M].李铸，贾玉芹，高书全，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强军必须强后勤[N].解放军报，2016-11-11.

[15] 库桂生，黄成林，主编.军事后勤新变革[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16] 徐根初，主编.信息时代与军事后勤[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8]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7-08.

[责任编辑：哲文]

OntheLogisticSupportWorkofNortheastAnti-JapaneseAlliedCoalition

LIU Xin-jun1，2，LI Hong-juan1，3

(1.College of Marxism，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2.Jili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chun 130033，China； 3.Daqing Normal University，Daqing 163712，China)

The logistic gurantee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Allied Coalition(“Northeast Anti-Union”) is a system of the new people’s army different from the old army，including life security，ordnance protection and medical support. Under extreme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the Northeast Anti-Union remained flexible through multi ways to protect the troops of the survival and combat operations for the victory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guerrilla war.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work of the modern people’s army system，especially the spirit of hard work，which is still an important incentive for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today.

Northeast Anti-Union；Logistics；Guarantee；Practice；Enlightenment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6.022

2017-02-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36)。

刘信君(1962-)，男，内蒙古赤峰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红娟(1983-)，女，黑龙江大庆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大庆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

K264.3

A

1001-6201(2017)06-01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