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灭亡原因新论
——以怀朔勋贵子弟军中地位为中心

薛 海 波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北齐灭亡原因新论
——以怀朔勋贵子弟军中地位为中心

薛 海 波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斛律光、段韶等少数怀朔勋贵子弟，掌握着北齐军队主力晋阳九州军士的控制权。他们在北齐皇帝与宗王权力斗争中，支持主张维持军政分权的宗王，是影响北齐政局的重要势力。在北齐皇帝恩倖屠戮斛律光、极力控制军队的形势下，怀朔勋贵子弟大多蜕化为只顾自己权益，听命皇权的军功寄生官僚。为防止怀朔勋贵子弟和宗王联合再掌军权，即便面临亡国危险，高纬和恩倖仍频频打压怀朔勋贵子弟和宗王，成为北齐灭亡的重要原因。北周灭齐是对怀朔勋贵子弟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的沉重打击，使其群体无法再作为对政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而存在，消失在周隋之际中国统一的大潮中。

北齐；怀朔勋贵子弟；宗王；军中地位；皇权

学界对北齐灭亡原因有诸多探讨，如胡汉冲突论、军政分离说、皇位继承引发争夺皇位的血腥残杀、贪污横行、横征暴敛、奸佞擅权、屠戮良将等等。上述诸说可从某一方面对北齐政治进行合理阐释，但也存在缺陷。如汉族士族并不掌握军政实权[1]39-54，所谓胡汉冲突造成北齐灭亡的说法就有夸大之嫌。又如军政分离、贪污横行、争夺皇位等政治乱象在北周也存在，为何北周能灭北齐，支撑到统一北方之后？北齐北有突厥、西接北周、南邻梁陈，严峻的军事形势，使北齐国家存亡系于军队。战功显赫的怀朔勋贵是北齐军队的主要将领*所谓“怀朔勋贵”，主要是指家乡与东魏北齐政权缔造者高欢，同出于北魏六镇之一怀朔镇豪帅。高欢是怀朔豪帅群体在北魏末起兵、建立东魏的领袖，怀朔豪帅依靠军功和军中将帅地位，成为东魏北齐勋贵阶层中的主要势力。，其子弟能否继承其父辈在军中的权势、军事才能，北魏末年四处流徙力抗强敌、共建政权的集团意识，应是北齐军队及政权存亡的一大关键。本文拟以北齐政局变动为背景，考察怀朔勋贵子弟军中地位的变化，探讨北齐灭亡原因。

一、东魏北齐国家权力结构与斛律光、段韶等怀朔勋贵子弟的军中地位

东魏北齐军队主要分为由晋阳大丞相府统辖,分布在并、肆、汾三州及侨置三州境内的恒、燕、云、朔、蔚、显六州，由原北魏六镇军户整编形成的“九州军士”[2]1146-1147；由邺都京畿都督府统辖的禁军及宿卫；邺都朝廷统辖由汉人组成的江淮军三部分。九州军士是军队主力，对其他军事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河清二年(563)武成帝高湛责备曾劝其用京畿军起兵夺位的高元海说，“邺城兵马抗并州(晋阳)，几许无智！不义无智，若为可使？”[3]184谁控制晋阳军权，谁就能主导东魏北齐政局。怀朔勋贵与九州军士同出于六镇，从魏末六镇暴动开始，就一起南征北战，形成了紧密的统属关系，其他地域出身的将帅很难统属九州军士。高欢起兵时诸子尚弱，至武定四年(546)病逝之际，世子高澄虽因在邺都辅政具备一定政治历练，但没有处理晋阳军务的经验，与九州军士没有联系[4]237。其他诸子年龄更小，无法统军作战。追随高欢起兵的宗族成员高岳、高归彦两人，与九州军士也没有渊源。因此，高欢虽通过丞相府外兵、骑兵曹掌握九州军士指挥权，但无法在晋阳军中形成取代怀朔勋贵的家族势力。

怀朔勋贵大多为高欢同乡、朋友乃至姻亲，这使其子孙大多兼具功臣子弟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是高欢及北齐诸帝拉拢和袒护的对象[3]202。受邺都“浮巧成俗……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风气的影响，[5]860享有特权的怀朔勋贵子弟迅速腐化。如娄昭兄子娄叡“以外戚贵幸，纵情财色”。[3]197韩轨子韩晋明“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3]200这使其群体很难再适应军规管制，骄纵奢华的生活方式，也令其无法忍受征战四方的艰苦生活。由此，东魏建立初，很多怀朔勋贵子弟就已蜕化成既无军事才能，又无行政能力，凭借父辈的功勋，就可轻易获得显赫权势的军功寄生阶层。他们在邺都朝廷中享有高官显爵。如尉景子尉粲，少历显职，袭爵为长乐王，官至司徒、太尉。[3]195娄昭次子娄定远，少历显职，别封临淮郡王，高湛病逝之际被指定为顾命大臣辅佐高纬，官至司空。[3]196即使担任军职，怀朔勋贵子弟也更愿担任待遇优厚、地位崇高、不用亲临战场的禁军和军令系统的高官。如可朱浑道元子可朱浑孝裕以“勋门之胤”任直閤将军、武卫大将军、右卫大将军。[6]217厍狄干孙厍狄士文任领军将军。[3]198怀朔勋贵子弟自身军事素质的大幅度退化，担任军职取向的变化，使只有北魏末年跟随父辈征战四方的斛律金子斛律光、段荣子段韶等少数怀朔勋贵子弟，具备统率晋阳军队的能力。如段韶“出总军旅，入参帷幄，功既居高……望倾朝野。长于计略，善于御众，得将士之心。”[3]213斛律光“严于御下，治兵督众，唯杖威刑……自结发从戎，未尝失律，深为邻敌所慑惮。”[3]226由此，东魏北齐军队主力晋阳九州军士的统率权，实际上系于逐渐衰老的怀朔勋贵及斛律光、段韶等少数怀朔勋贵子弟之上。

跟随高欢起兵的斛律金、厍狄干、潘相乐等老一代怀朔勋贵，被高欢看作是高澄掌权的主要依靠[3]24。然而，斛律金等元勋宿将对高澄一贯“犹以少年期之”。[3]31高欢曾于兴和四年(542)、武定二年(544)两次支持入邺都辅政的高澄，以贪污罪名整肃了孙腾、尉景、侯景、可朱浑道元等大批怀朔勋贵。[7]94-95由于高欢没有可以取代怀朔勋贵的亲信、家族势力，考虑到怀朔勋贵晋阳军中的地位，高欢不得不对遭到弹劾的孙腾、司马子如、尉景等人安慰有加，给以重用，太保、司徒、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尚书令等高官要职仍由他们担任。[8]4924,4929高欢操纵的整肃行动，反使高澄与怀朔勋贵间产生有很大的矛盾和猜忌。高欢如让斛律金等勋贵辅佐高澄，斛律金等人很可能凭借其军中权威和资历架空高澄。

段韶为高澄表兄弟，与高澄辈分资历相当，高欢以段韶“论兵，殊有英略”为由，说服斛律金等勋贵，让段韶在军事上协助高澄[3]209。段韶虽帮助高澄顺利继承军政权力，却无法压制住怀朔勋贵与高欢同为“并肩戮力，共平灾衅，扶危戴主，匡弼社稷”的魏臣观念，[9]834无法震慑他们对没有寸功的高澄继承高欢权位合法性的质疑。如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3]23怀朔勋贵对高澄的不满，遂被侯景变为反对高澄执政的武装叛乱。高澄听从高欢用慕容绍宗为主将的遗命，迅速击溃侯景。慕容绍宗是高欢收降尔朱荣军的将领，并非是怀朔勋贵。在平叛过程中，斛律金、潘乐、可朱浑道元等众多怀朔勋贵并没有亲临一线，仅是率军固守河阳防止西魏出兵援助侯景[4]228-229。究其原因，斛律金等勋贵与侯景对待高澄的立场大体一致，侯景被消灭只会削弱他们在高澄面前获取政治利益的资本，他们不愿与侯景兵戎相见。高澄如派斛律金等讨伐侯景，获胜后高澄就更难以驾驭其群体。从侯景叛乱可以看出，怀朔勋贵拥立与否，是北齐皇帝能否顺利继位掌权的关键。

晋阳是东魏北齐对抗突厥和西魏北周的军事重镇，邺都是东魏北齐管理华北平原、赋役征缴的政治中心，两地所承担的职能均不能削弱，更无法裁撤合并一处。高欢病逝后，高澄及北齐诸帝只能维持东魏以来形成的军政分离政体。然而,高澄不具备其父高欢常驻晋阳专注军事，派几位亲信的怀朔勋贵赴邺都辅政，就可将军政分离的政体运行如常的能力和威望。先前跟随其邺都辅政的亲信杨愔、崔季舒、陈元康等人的威望和资历，无法承担整个邺都朝政的重担，怀朔勋贵又难以驾驭，高澄只能依靠宗室诸王。高澄诸弟中以高洋年龄最长，武定二年(544)以尚书左仆射、领军将军官职协助其辅政邺都。武定五年(549)高欢病逝后，高澄主持对西魏军事，任用高洋为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掌握邺都军政大权[3]44。武定七年(547),高澄遇刺身亡后，比高澄更没有军中威望的高洋，要延续巩固高氏的执政地位，只能篡位建齐，确立与怀朔勋贵之间的君臣关系。然而，篡位后高洋面临的政治形势与高澄即位时大体相同，只能沿用高澄时分皇权给宗室诸王的方式来运行军政分离的政体。宗室诸王或是留守晋阳或是在邺都辅政，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权为高氏所有，但也必然会使宗王权势迅速膨胀威胁皇权。因此，宗室诸王又是北齐皇帝巩固皇权重点防范打压的对象。如天保六年(555)，高洋以“造宅，僭拟帝宫”逼死久掌朝政的清河王高岳。[3]176天保八年(557)，高洋将世系上对太子高殷构成潜在威胁的录尚书事上党王高涣、青州刺史永安王高浚囚禁，次年加以屠戮[8]5171。

天保十年(559)高洋病逝后，太子高殷即位。乾明元年(560)高演、高湛等掌权的宗王与怀朔勋贵斛律金、贺拔仁及斛律光等人在邺都发动政变，将高殷废掉、杨愔等辅政大臣一并诛杀。《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纪二》文帝天嘉元年(560)二月条：“臣(高演)与陛下骨肉至亲。杨遵彦等欲独擅朝权，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等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等惜献武皇帝之业，共执遵彦等”。可见，高演、斛律金等联合发动乾明之变，有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即要维持宗室与皇帝分权的权力分配方式，自高欢以来形成军人掌握军政实权，汉族士族只能局于文职幕僚的权力结构。宗王对皇权的有力牵制，是怀朔勋贵群体维护军中地位的有力屏障。斛律金等怀朔勋贵陆续病逝后，斛律光、段韶等少数统率晋阳军队的怀朔勋贵子弟，为维护军中权势自然与宗王联合，成为影响北齐政局走向的重要势力。

二、恩倖专权对斛律光等怀朔勋贵子弟军中地位的影响

高洋、高演、高湛等北齐诸帝，都由掌权宗王称帝，但称帝后都想实行嫡子继承制[10]266-270，实现国家向士族官僚制的转型，为此就需打压掌握军政实权的宗王和怀朔勋贵子弟。然而，军政分离的政体使宗王勋贵子弟总能保有相当势力，他们往往在皇帝病逝、皇位交替之际发动政变，将其生前所立在军中没有威望的储君废掉，拥立不敢触动其权益的新主。如乾明之变后，被宗王和怀朔勋贵子弟拥立执政的高演，施政要处处顾忌对怀朔勋贵及其子弟的政治好恶。高演与其亲信士族王晞谋划政事，只能“每夜载入，书则不与语，以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11]888高湛称帝后吸取上述教训，重用士族祖珽及和士开、陆令萱等恩倖强化皇权。恩倖主要包括与高湛及后主高纬有较密切私人关系的胡汉士族、勋贵子弟、宫省侍奉皇帝出身低微的寒人、西域商胡乃至外戚等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来源各异的各类人士。他们属于依附于皇权的政治势力，皇权是其享有高官显爵、经济利益乃至弄权牟利的依靠。因此，恩倖成为高湛、高纬打压宗王勋贵的有力工具。如河清二年(563)，高湛借和士开之口杀河南王高孝瑜[8]5235。天统二年(566)，高湛在和士开、祖珽怂恿下杀河间王高孝琬[11]1878-1879。

祖珽、和士开等恩倖打压宗王的种种恶行，使其成为宗王、怀朔勋贵子弟要除掉的对象。天统四年(568)高湛病逝时，高纬才13岁，显然无法威慑住宗室和斛律光、段韶等勋贵子弟[8]5276。《北史》卷九二《和士开传》：“天统五年(569)，赵郡王叡与娄定远、元文遥等谋出士开，仍引任城(高湝)、冯翊(高润)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为计策。”然而，结果却是和士开将勋贵子弟娄定远逐出朝廷，将高叡在宫中杀害，取得邺都朝政大权。这与娄定远、段韶、斛律光等勋贵子弟立场不坚定有直接关系。如娄定远时为领军将军掌握宫省禁军，接受和士开贿赂后，遂使和士开进宫与胡太后、后主高纬密谋除掉高叡等人。段韶次弟段孝言在和士开辅政时被晋升为吏部尚书，由此推知，段韶家族与和士开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交易。这使段韶虽参与了对高叡发起逐杀恩倖的活动，但却出力不大。斛律光女为高纬皇后，如果高叡将和士开逐出朝廷，下一步就可能沿高演之路篡位夺权，危及斛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斛律光无法真正支持高叡。总之，怀朔勋贵子弟基于各自家族利益，并没有全力支持高叡。

重用恩倖的高湛也无法走出分权给宗王的怪圈。为防止其死后宗室、怀朔勋贵威胁高纬皇位，高湛极力培养三子琅琊王高俨，把邺都军权完全交给高俨，希望能在军事上辅佐高纬。天统三年(567)高俨为录尚书事，兼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俨恒在宫中，坐含光殿视事，诸父皆拜之。上皇或时如并州，俨恒居守”，[8]5268形成了威胁高纬皇位的又一权力中心。高湛病逝后，和士开和穆提婆为集权于高纬，逐步削夺高俨官职。武平二年(571)高俨被迫矫诏命领军将军厍狄伏连斩杀和士开，率领包括众多怀朔勋贵子第在内的京畿军三千余人屯于宫门外，与高纬对峙。斛律光出面支持高纬，京畿军慑于斛律光的威信立刻“骇散”，[8]5295高俨兵败被杀，京畿府并入领军府[3]105，恩倖由此控制了京畿禁中军权。

起初对高俨诛杀和士开大为赞赏的斛律光，转而支持高纬的原因，不仅有其女为高纬皇后的因素，还有其更为重要的考虑。高俨发动政变，虽有众多怀朔勋贵子弟参与，但谋划实施政变的成员，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疆、都督冯永洛、翟显贵等均为高俨下属，促使高俨发动政变的则是出身外戚，与和士开、陆令萱有权力之争的冯子琮。掌握军政权力的宗王和晋阳军权的怀朔勋贵子弟并没有参与其中。因此，高俨政变虽能反映勋贵子弟除掉恩倖的政治诉求，但并不是怀朔勋贵子弟主导的政变。冯子琮为高纬母胡太后妹夫，是胡太后与和士开、陆令萱等恩倖争夺权力的主要依靠。在促使高俨举兵、骗取高纬的敕令，促使厍狄伏连杀和士开等重要环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冯子琮与和士开、陆令萱等恩倖在弄权和乱政上并没有本质差别[3]529。斛律光如率晋阳军站在高俨一方，陆令萱等宫中恩倖不仅要全部被灭，高纬也必然要被废掉，斛律光家族地位自然要受到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年仅十四岁的高俨称帝后，冯子琮就会以拥立首功掌握军政大权，与高俨生母胡太后联合控制高俨，宫中又没有其他势力能制衡，外戚干政弄权局面就会形成。宗王与皇帝分掌政权的权力分配体制就会彻底改变。京畿军在北齐军队中的地位上升，晋阳军主力的地位自然要受到威胁，宗王和怀朔勋贵子弟掌握军政大权的传统也会彻底崩溃。斛律光虽对恩倖弄权十分不满，但基于上述考虑，只能选择支持后主高纬。

斛律光支持后主高纬，虽避免了高纬被废、外戚掌权，但却使一向由宗王掌握的京畿府并入领军府，由皇帝和恩倖直接掌握，破坏了皇帝与宗王分掌政权的权力结构。高俨政变后，祖珽与陆令萱等恩倖为扩张势力，开始插手晋阳军务，不仅绕过斛律光直接指挥晋阳军队，还以赐田的名义侵占晋阳怀朔勋贵和军士的土地，这些都招致斛律光的强烈反对[8]5307。斛律光在高俨政变中所展示出军中的极高威望，使高纬认为斛律光是其皇位的巨大威胁。武平三年(572)，祖珽、陆令萱等恩倖以此说服高纬后，将斛律光招致宫中杀害，又以谋反为名，将斛律光诸子、其弟斛律羡及诸子全部诛杀。在此过程中并没见怀朔勋贵子弟有何支持斛律光家族的举动，其原因如下：有许多怀朔勋贵子弟参与了高俨政变。虽在斛律光说请下，高纬及陆令萱等恩倖没有将其全部除掉，但仍给予不同程度的惩处[3]163。这无疑使众多怀朔勋贵子弟家族对斛律光有相当的愤恨情绪，很难支持斛律光。这是恩倖敢派少量禁军，就在邺都和幽州将斛律光家族全部诛杀的重要原因。怀朔勋贵及九州军士的常廪、赏赐全部依赖邺都朝廷。河清均田后，怀朔勋贵家族和九州军士大多兼具大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身份。晋阳及周边是怀朔勋贵和九州军士的家乡。河清二年(563)至三年(564)突厥和北周联合进攻晋阳，“自晋阳至栾城七百余里，人畜无孑遗，俘斩甚众。”[12]318怀朔勋贵家族和九州军士经济上损失惨重，更为依赖邺都朝廷。京畿宿卫经高洋、高湛的整训[4]328-329，至北齐后期已是令晋阳军方不可小觑的一支武装。从经济和军事上，晋阳怀朔勋贵和九州军士无法仅为支持斛律光而谋反。与斛律光在晋阳军方地位相当的段韶于武平二年(571)病逝。段韶病逝前将统帅权交给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在河清三年(564)芒山大捷中所展现的军事能力和威望遭到高纬的猜忌，此后就处于保身避祸的状态，斛律光被杀之前，怀朔勋贵子弟和九州军士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叛乱。高洋代魏建齐后，将高欢设在晋阳用于处理军政事务的大丞相府罢废，掌握军队调动的相府外兵、骑兵曹升为省。高欢时唐邕和白建分掌两曹。[3]532两人熟谙军中事务，高欢病逝后一直被北齐诸帝信任掌握军队调动。和士开、陆令萱等恩倖得势后，两人为维护自身地位遂成为其附庸[11]3048，这使怀朔勋贵子弟无法调动晋阳九州军士。高洋罢废相府后，丞相府其他诸司咸归尚书省，后来以此设置尚书并省[3] 64,532。尚书并省成为北齐皇帝驻节晋阳时，处理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尚书并省长官为并省尚书令，其职位往往兼任并州刺史，集朝政和并州地方权力于一身。高湛为加强对晋阳军队的控制，在天统五年(569)任命亲信恩倖高阿那肱为并省尚书左仆射[3]690。在后主与和士开提拔下，武平元年(570)至三年(572)，高阿那肱先后任并省尚书左仆射，并省尚书令、并州刺史。在其管制监督下，怀朔勋贵子弟无法大范围动员九州军士。总之，斛律光被杀、身为将帅的怀朔勋贵子弟毫无反应，是北齐后期皇权强化集中的必然结果。因此，在北齐皇帝恩倖屠戮斛律光，极力控制军权的形势下，怀朔勋贵子弟大多只顾自家权益，听命于皇权，以往统帅晋阳九州军士征伐四方、干预皇位继承、联合宗王主导政局的怀朔勋贵群体不复存在。

三、北周灭齐对怀朔勋贵子弟家族地位的影响

武平五年(574)南安王高思好因不堪被恩倖羞辱，起兵失败被杀。九州军士在高思好向晋阳进发时纷纷响应，“南安王来，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11]1855可见，高纬和恩倖虽掌握军权，但无法在晋阳军中建立根基。然而，高纬和恩倖却要面对北周和南陈的军事进攻。高纬和高阿那肱等恩倖，根本不具备率军与北周、南陈军队对阵的军事才能和威望。要有效抵御北周、南陈的进攻，就需给宗王和怀朔勋贵子弟以军权。倘若取得胜利，令高纬和恩倖忌惮的类似斛律光式的统帅就会重新出现，宗王、怀朔勋贵子弟就会与晋阳军队重新结合在一起。因此，即便面临亡国的危险，高纬和恩倖对北周、南陈的战事也持消极态度，不愿放权给宗王勋贵子弟，相反却频频打压宗王，军事指挥上肆意胡为。[12]95如武平四年(573)南陈吴明彻北伐江淮连克齐军后，鸩杀堪任统帅的兰陵王高长恭。[3]147武平七年(576)北周集全国之力灭齐，高纬、高阿那肱却匆匆亲率北齐军主力与北周平阳决战，致使北齐军主力大败[8]5359。这使北齐灭亡之际，高纬、恩倖与宗王、怀朔勋贵子弟两大势力，围绕军权和皇位的争夺反而更为激烈[4]400-403，严重影响北齐军力，最终被北周所灭。

作为在华北乡里没有根基，政治经济权益完全依赖北齐国家的怀朔勋贵子弟来说，北齐灭亡使其家族政治地位完全决定于北周。北周平阳大败北齐主力后曾下劝降诏，“伪将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识事宜，建功立效，官荣爵赏，各有加隆。”[12]98可见，在北周平齐过程中立有功勋，是北周决定其家族政治地位的重要依据。怀朔勋贵子弟斛律孝卿将高纬令其交给任城王高湝的诏策及国玺，送给周武帝，使高湝无法即位，为北周平定齐地扫除了很大的政治障碍，加之具有较高的行政能力，遂被周武帝招入长安，授纳言上士[3]267。统帅数万幽州突骑的潘子晃在北周攻下邺城后，主动率军向北周投降，北周不战而定幽州，授上开府[3]202。据守河南手握甲士三万的独孤永业，在得知晋阳失陷后就投降北周，避免了北周在河南的攻坚作战，被授为上柱国。[3]545如上文所论，一些怀朔勋贵子弟在东魏建立后就迅速变为军功寄生阶层，丧失了从事政务统军作战的能力。如韩轨子韩晋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但仅百余日就谢病辞官[3]200。尉景孙尉世辩在北周即将攻下邺城之时，率千余骑觇候，竟将飞起的群乌误认为是北周军队旗帜，随即逃归邺城[3]195。韩晋明、尉世辩及与两人大致相同的众多怀朔勋贵子弟，没有统军作战的才能，无法在北周灭齐的过程中建立多大功绩。这是窦泰、娄昭、韩轨、孙腾、蔡儁、尉长命、王怀、厍狄回洛、厍狄盛、步大汗萨、厍狄伏连、万俟普、可朱浑道元、破六韩常等众多怀朔勋贵家族子弟在北周官职没有记载，没有子弟人物载入周隋正史的原因。北齐灭亡对上列怀朔勋贵家族来说，意味着彻底退出北朝隋唐的政治舞台。

北周出兵灭齐打的是“伐罪吊民”的旗号，[12]99无法将攻下晋阳后投降的数万九州军士全部消灭，只能争取其对北周统治的认可。因此，周武帝占领邺城后，就下诏为斛律光平反[12]100。受惠此诏，斛律光孙斛律彻被授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袭封崇国公[6]434-436。周武帝对一向忠于北齐的傅伏、厍狄士文予以褒扬，傅伏授上仪同[3]546，厍狄士文授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13]33；将同为怀朔勋贵子弟、但屡次协助恩倖打压宗王勋贵的莫多娄敬显公开处死[3]539。考虑段韶家族在九州军士中的威望，周武帝授其二子段深大将军、郡公，四子段德衡仪同大将军[3]214，七子段济开府仪同大将军[14]图版五○六之二。段韶弟段孝言开府仪同大将军、后加上开府[3]216。总之，北齐灭亡后，斛律彻、傅伏、厍狄伏连、段深等少数怀朔勋贵子弟，因北周争取九州军士认可的政治考虑而获得官爵。

上列诸勋贵子弟所授官爵，除纳言上士(正三命)、军正中大夫(正五命)为六官系统中下层官职、国公、郡公等少数高等爵位外，其他多为上柱国、大将军、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仪同大将军等以酬勤劳，没有执掌的勋官[15]60,503,571-579。北周所授怀朔勋贵子弟的爵位虽高，但没有别封、别食他县的规定，属于无法收取租赋的虚封爵[12]66。因此，北周所授的勋官和爵位，并不能保障怀朔勋贵子弟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东魏北齐时怀朔勋贵子弟凭借政治特权，均是拥有众多奴婢的大土地所有者[16]26-33。北周建德六年(577)二月、十一月两次下诏放免原齐地因被破掠为奴的人为平民[12]101,104，无疑使怀朔勋贵子弟的大土地所有制自动瓦解。东魏北齐怀朔各勋贵家族相互通婚，以巩固其群体政治地位[17]78-83。北周建德六年(577)六月下诏，“同姓百世，婚姻不通，盖惟重别，周道然也。而娶妻买妾，有纳母氏之族，虽曰异宗，犹为混杂。自今以后，悉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12]103此举虽主要针对河北汉族大族势力，但也适用于怀朔勋贵子弟，使其群体无法再借婚姻在政治上彼此扶持。北周灭齐是对整个怀朔勋贵子弟群体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沉重打击，他们无法再作为对北朝政局有影响的军事政治势力而存在。建德六年(577)十二月北周将晋阳九州军士四万户移至关中[12]105，怀朔勋贵子弟又失去了令北周顾忌的武力基础。在原北齐统治集团诸多政治势力中，具有乡里根基、文化修养的关东世家大族才是周隋国家要吸纳任用控制的主要对象[18]89-101，没有任何资本的怀朔勋贵子弟显然不在其列。上述因素使其群体大多无法进入周隋统治集团获得官职，消失在周隋之际中国统一、胡汉融合的大潮中。

余论：对北齐政权性质及中古胡族军功勋贵家族形态的认识

北齐虽全面继承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成果，统治集团中也有大量河北世家大族担任的文官群体，但其本质仍是以军队为立国基础的军事政权。以怀朔勋贵为主的军功勋贵家族，对北齐政权存亡、政局演变有近乎决定性影响。怀朔勋贵家族多为鲜卑、高车、匈奴等北方胡族，在建立东魏前世代生活在部落组织、鲜卑化浓厚的六镇地区。东魏北齐军政分离的政体、军队鲜卑胡族占主体的组成结构，勋贵将领的身份和特权，使他们进入华北汉地后无法也不能汉化。这使长期部落生活中形成的平等、共享等观念和意识，仍是其群体处理东魏北齐军政事务的思维方式和出发点。这使其群体与要集中军权、强化皇权、实现嫡长子继承制、实现向士族官僚化国家转型的高欢、高澄及北齐诸帝的权力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北齐后期高湛、高纬不惜以乱政、乱军、亡国为代价，任用恩倖群体打压军功勋贵家族的原因就在于此。由此，中古胡族军功勋贵家族，是决定其所属政权性质及政权主要矛盾的重要势力。从对北齐灭亡原因的考察可知，只要建立政权、主导军队的胡族军功勋贵家族，不实现汉化、士族化，其政权统治集团内部就无法维持稳定，皇帝与将帅宗王之间围绕着执政权的争夺，必然激化乃至相互残杀，加速其政权崩溃。对中古胡族军功勋贵家族而言，则是失去原本凭借政治特权所获的政治经济利益，毫无立家再起之资，在完成推动中古国家集权、社会阶层变动、胡汉融合的历史作用后，悄然退出中古历史舞台。

[1] 薛海波.东魏北齐国家权力结构新论——以怀朔镇勋贵任官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4(7).

[2]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 王怡辰.东魏北齐的统治集团[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5]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 胡胜源.东魏北齐的政治与文化问题新探[M].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吕春盛.北齐政治史研究——北齐衰亡原因之考察[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7.

[11]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3] 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一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 王仲荦.北周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 薛海波.东魏北齐灭亡原因新探——以怀朔镇勋贵的经济特权为中心[J].南都学坛，2013(2).

[17] 薛海波.东魏北齐统治集团婚姻特征试探——以高齐皇室与怀朔镇勋贵婚媾为中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6).

[18] 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J].文史，第62辑，2003.

[责任编辑：赵红]

TheNewTheoriesontheCausesoftheDestructionoftheNorthernQiDynasty:CenteredontheStatusHuaiShuoAristocraticChildrenintheArmy

XUE Hai-bo

(College of History，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Huluguang，Duan Shao and a few HuaiShuo aristocratic children，holding the Northern Qi Jinyang military sergeant control.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s，they supported the sovereign principals who advocated the maintenance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were the important forces influenc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ern Qi emperor traitor killing of the law，trying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of the army，they degenerated into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listen to the imperial power of the military bureaucrats. Even facing the danger of subjugation，Gaowei and traitor is still frequently suppressed them and King，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mise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was a heavy blow to the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of them，so that their groups could no longer exist as political forces influenc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disappeared in the tide of China’s reunification.

Northern Qi;HuaiShuo Aristocratic Children;the Kings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Military Status；Imperial Power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6.024

2017-03-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ZS022)。

薛海波(1979-)，男，河北大城人，江苏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K239.2

A

1001-6201(2017)06-01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