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学派的文本分析

叶京健

摘要：本文通过剑桥学派的学术范式，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重新解读，透视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民粹运动以及其后的大革命。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自由的内容需要专制的形式来实现，而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制约，革命之后往往不能实现自由而转化为内容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专制。

关键词：群魔；民粹；俄国革命；概念史

《群魔》发表于1872年，是俄国白银时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富争议的作品。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来自国际社会主义总部的革命代表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回到俄国省城组织五人小组杀人放火、从事恐怖暴力活动最终失败。《群魔》的故事原型一般认为是1869年莫斯科真实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

彼得罗夫科学院的大学生伊万.伊万诺夫参加民粹派小组，却因为揭露小组的极端行为，被小组领导人——一个自称国际社会主义派来的代表涅卡耶夫杀害。遇害者在校成绩优秀，备受师友热爱和夸誉，其死亡在社会反响很大。

对《群魔》的研究一般遵循陀氏作品的一般研究范式，即哲学探讨和艺术手法解剖。19世纪别尔嘉业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反虚无主义者，《群魔》是一部反虚无主义作品。[1]这是最早从政治思潮角度对《群魔》进行分析的尝试之一。在传统看来，虚无主义话题往往与革命挂钩，因此俄苏或者国内学术界对此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

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主张对文学史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对作品的哲学内涵和价值体系的分析，更要将文本当中的话语还原到具体历史时代当中，将核心概念置于当时的语境来理解文本所传达的历史信息。[2]

笔者采用剑桥学派的研究范式，认为这部作品反民粹派，是透视俄国19世纪民粹派运动的一个窗口。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西方近代思潮和各种社会改革的方案源源不断地传入俄国，掀起了俄国的东西方思想之争。而民粹派上承黄金时代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下承青铜时代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当时影响巨大。

论及小说原型，笔者认为恐非涅洽耶夫案件。 陀氏本人承认并不十分了解该案件。《群魔》的写作时间从1869年着手到1871年完成，实际只有一年，作品完成后主谋涅恰耶夫才从瑞士被引渡回国。

故事中的人物却无不鲜活，印象深刻，没有长时段的构思似不可能。

而故事真正的原型，特别是人物，笔者认为是20多年前，作者早年加入的民粹派彼得拉舍夫小组。该小组成立于1844年，是一个受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影响，由活跃于彼得堡的平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该团体“是俄国近代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源头，它的理论与活动方式不仅对俄国19世纪40—50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而且对后来的民粹派运动乃至布尔什维克革命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该小组大体吸纳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空想主义的理论，主张建立中央委员会，以暴力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陀氏是其中的重要一员，曾在小组聚会地点当众朗诵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一封信。《群魔》当中所透露的两种思想的冲突已经在这封信当中表露无疑：“你，提倡皮鞭的教士、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你在干什么？瞧瞧你的立足之地吧，你正站在深渊旁边。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这我了解，因为正教向来偏爱皮鞭和牢狱，对专制独裁五体投敌。”

果戈理是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晚年思想却渐趋保守，向东正教靠拢。作为沙俄控制人民的思想利器，其主张人忍受苦难和博爱的教义与西方传入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格格不入而被民粹派激烈批判。而这两种思想基调的冲突贯穿陀氏此后所有的作品当中。

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别林斯基是狂热的社会主义分子和俄国社会运动的早期代表，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赫尔岑都是民粹派的精神导师。

少有人注意的是，《群魔》中，持民粹派观点的基里霍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小组时的身份一样——退伍工程师。这不是偶然，而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群魔》为自身历史的解构工具对二十年前当众朗诵那段信的狂妄往事的反思。

而基里霍夫最终被小组领导人彼得逼迫自杀，这更和陀氏的经历类似。

正是朗诵那封代表民粹派观点的信，陀氏被视为小组重要分子被沙皇当局逮捕并判处死刑。后虽在行刑的最后一刻获释，然而却成为陀氏思想转变的契机。

《群魔》当中民粹派小组成员的言论让人触目惊心：“全部俄罗斯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否定荣誉。”《群魔》的主人公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说，“新的宗教要代替旧的。” 彼得要让纯粹的自由将席卷一切，冲出善恶的边界，不光是对基督教的抵制，甚至蔑视良心，“有权不知羞耻”，《群魔》中的小组成员卡尔马津诺夫说。

在陀氏眼里，民粹理念已经无异于另一种背叛过去所有道德观念的宗教。

而群魔当中对东正教的态度，可以从作者对沙托夫这个人物的描写看出，沙托夫的身份原型就是大学生伊万诺夫，笔者认为也是陀氏自己，沙托夫笃信东正教。在其死后，陀氏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其妻玛利亚抱着刚刚产下的孩子在冰冷街头悲怆呼唤寻找失踪的沙托夫，玛利亚这个名字会很容易联想到受难的基督，沙托夫，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唯一体现上帝意旨，他注定将以一个新上帝的名义来更新拯救现在的世界，最终却成为他的理念的牺牲品，成为《群魔》的迫害对象。

《群魔》主人公的不明确让位于三种社会理念的代表的博弈，沙托夫是斯拉夫主义的代表，基里霍夫和彼得则是典型的摧毁一切的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斯塔夫罗金作为名义上的主人公，从一个被绑架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皈依东正教并以自杀的方式向沙托夫靠拢。

如果把作者对民粹派基里霍夫和彼得的批判与对沙托夫的态度，与他20年前的那封信中氏對东正教的谴责相比较，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斯拉夫派和民粹派之间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明确的180度的转变。在《群魔》当中陀氏已经基本完全否定了西方自由道路，转而恢复到东正教传统中，和果戈理同一，并且用斯拉夫主义支撑自己的理念。

《群魔》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是对沙托夫这一斯拉夫东正教主义者结局的暗示开始，陀氏对未来的预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基看到民粹派宣传的自由思想的另一端，“人们有需要就去满足，从权力出发，达到形式上的平等。”“他们能够所有悲哀龌龊的事找到造福社会的理由。”

民粹派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较大，强调实现个人意志的完全的自由。就今天看来，自由思想以肯定和追求个人权利为基础，无可厚非。然而在当时，民粹派追求自由的手段让人触目惊心。民粹派要求通过发动武装起义，粉碎政府和一切统治方式，建立由地方自治团体的联合体。陀认为民粹派所倡导的没有限度的自由，（“一切皆允许”）会给俄国带来困难，“没有边界的自由必然会赋予个人处置善恶界限的权力，使用暴力手段和他的敌人所采用的组织形式。” 陀氏很了解，俄罗斯人的民族心理是极端的，“要建立合理的生活，然而一旦否定了基督，就会流血遍地。”“要么天堂，要么地狱，调和和中庸在他们看来是愚蠢的表现。”民粹运动的最终结果，是由自由导向新的专制。阴谋家和野心家彼得利用制度红利和理想绑架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可以说是“群魔”的核心，是革命投机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父亲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份子，暗示了一种社会党派传承过程中的嬗变，彼得理应是《群魔》的叙述中心，实则作者语甚尔尔。彼得父子的形象传承和转变，理想的变质，现实主义重占上风。而此时，自由的话语权和实际的权力都被上层所垄断，而更糟糕的是，旧的东正教传统为代表的道德基础已经被推翻，一切都可以破坏，实现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道路上，暴力阴谋犯罪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受约束。制造流血、破坏家庭、排斥异己方面，彼得为代表的组织者更不会有所顾忌。

这样，陀氏在小说中完整地描绘出了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实际图景，指出了民粹派的专制趋向，彼得和基里霍夫、彼得父子、彼得和沙托夫、彼得和斯塔夫罗金这一革命派的内部分裂。

其后的俄国革命，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涅恰耶夫毒素却并没有消失，而是藏匿于旧制度的机体开始随着布尔什维克的壮大悄然扩散，排斥异己，统一舆论、垄断财富、占据权力金字塔上层的不过是换了一个集团，对人的自由意志有更广泛和全面的压迫。

据说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曾为斯大林所熟读，如这段：“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他的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灭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苏俄建国初期，围绕《群魔》是否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映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除了高尔基，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因为这是对政敌革命民粹黨人的有力批判武器。时隔10年，高尔基却一反常态要求上演《群魔》。此时置身于大清洗风暴中的高尔基或许已经洞悉了陀氏批判民粹派的苦衷了吧。

革命者的传承和转变，自由向专制的回归，对精神和思想的压迫更胜之前，其原因也可以在陀氏对革命小组的描写中略知一二：以解救人民为旗号的五人小组实际是相当孤立而薄弱的，他的五个成员并没有后世对革命理想的热忱和坚定信仰，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愚蠢和迷信，这个小组盲目地接受上层派来的使者——彼得的领导，除此之外对其它知之甚少。而彼得也极力拉拢贵族公爵斯塔夫罗金巩固自己的权力，这样，群魔们利用集权和权威的革命组织树立他们无可置疑的专断和信心。

在当时的俄国，自由主义并不具备实现的基础，至少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上，和有着成熟的“公共领域”的法国人差别巨大。俄国有浓厚的军事专制传统，庄园封建主的势力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无论是革命还是新国家的制度建设，通过集权而不是马克思设想的人民主权体制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俄国建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模式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悖反而更接近沙俄。在对自由的保障方面，集权体制显然远远劣于分权体制，在对上层领导人的监督方面极为无力，甚至很难产生民众期望的代表。而与沙俄体制的最大不同——通过集权体制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最终成果，不可避免地滑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陷阱”，加剧了斯大林模式的解体。

但是，陀氏对未来的洞见多基于感性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权被民主取代是大势所趋，固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的批判是敏锐的，但是他重返东正教斯拉夫主义的传统恐怕更不可取。

参考文献：

[1]朱建刚.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反虚无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

[2]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波利梯出版社，2003：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