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的礼赞，神圣的歌
——浅谈蒙古族“秀鲁格道”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和影响

张军延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呼和浩特010010）

虔诚的礼赞，神圣的歌
——浅谈蒙古族“秀鲁格道”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和影响

张军延

（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呼和浩特010010）

通过对蒙古族“秀鲁格道”这一特殊歌曲内容进行的分析，探究“秀鲁格道”的渊源及演变历程，从而确认“秀鲁格道”是蒙古族传统民歌与藏传佛教音乐之精华有机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蒙古族传统民歌 秀鲁格道 佛教音乐

2015年12月，蒙古族佛教音乐—“秀鲁格道”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为第五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

作为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传统音乐，“秀鲁格道”从其创作的18世纪30～60年代起直至今日，200多年来，仍为广大蒙古族民众所吟诵传唱，绵延不绝。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时，世尊传法除了通过语言口口相传外，就是使用音乐声声入耳，以“清净和雅”的吹唱形式讲经弘法，启智化愚，普度众生。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佛教音乐逐步向亚洲和世界各地扩散。由于地域的差异、国家与民族的不同，在其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并与之融为一体，产生了各不相同的音乐风格。因此，传至中国时，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音乐，掺杂了所到之地的民间音乐元素，形成既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具有印度或西域少数民族旋律的佛教音乐。至隋唐时代，佛教盛行于俗讲音乐（讲经文及佛教故事），并随着西域交通的发展，传入汉地。为接近民众，易被接受，历代僧人便开始尝试用民间乐曲改编佛曲或另创新曲，使得古印度的佛教音乐与中国汉民族传统音乐交相融合，逐步形成了渗透着汉民族传统音乐风格的汉传佛教音乐体系。

而“秀鲁格道”，则是源于西域的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传播过程中，由蒙古喇嘛僧人创作，用于讲经布道的僧俗共享的民间音乐，是通过蒙古族传统民歌形式反映佛教教理的一种特殊体裁，它是佛教在蒙古地区民族化和地域化的重要表现方式。

“秀鲁格”，是梵语，原意指“有音律的诗”。早在14世纪初，蒙古人已广泛使用此词。“道”，原意是帝王“谕旨”，后泛指“歌谣”“歌曲”。“秀鲁格道”是由高僧大德所撰诗歌，配有音调，用来“训谕”“教诲”俗界世人，并在信众中广为咏唱传诵。

自17世纪后半叶以来，蒙古人中一些在佛学方面造诣颇深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们，为了向世人弘法宣教，创作了针对性很强的箴言诗和为此谱曲的佛教歌曲，即“秀鲁格道”或“古日道”。这些佛教歌曲以蒙古人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来宣扬佛教教义、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从而达到教人弃恶扬善、修德正身等目的。为了广泛传播，便于蒙古民众更快、更好地接受，“秀鲁格道”或“古日道”即在蒙古族传统民歌的基础上，吸纳了印、藏宗教音乐之精华，并将三者有机结合创作而成。

因创作“秀鲁格道”或“古日道”，不仅需要精通佛法佛理，而且要具备诗歌、音乐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因此能够创作“秀鲁格道”或“古日道”的蒙古族高僧大德并不多，而这当中出类拔萃，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属被后人誉为“蒙古族古代音乐大师”的原漠南蒙古乌拉特西公旗（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旗庙梅日更召（现属包头市九原区）的第三世活佛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1717～1766年）。

“秀鲁格道”也写成为“希鲁格道”“庶鲁格道”，其传唱的主要区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草原及与之相邻的今包头市、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等地，辐射至内蒙古大部分盟市、旗县，乃至境外的蒙古国。其中乌拉特前旗的白彦花镇、额尔登布拉格苏木、沙德格苏木、包头市九原区的阿嘎如泰苏木是“秀鲁格道”的发祥地和目前主要传唱地区。

乌拉特系蒙古部落中的一支，1650年（清顺治七年），由呼伦湖、贝尔湖以北，大兴安岭西南的广袤草原迁徙至今乌拉特草原。乌拉特人能歌善舞，普信藏传佛教。原漠南蒙古乌拉特西公旗旗庙梅日更召的蒙古语诵经，即为首创，延续至今，举世无双。该召的第三世活佛——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博学多才，不仅精通蒙、藏、梵、汉、满等多种语言文字，而且对佛学和古印度科学文化之精粹“大五明”“小五明”造诣极深，在历史、文学、哲学、诗歌、教育、习俗、舞蹈、美术、天文、地理、占卜、医学、药物学、翻译等诸多方面都成就斐然，特别是在音乐、韵律学方面更是独树一帜。

召庙，作为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圣地，也是宗教音乐学习和传播的中心。“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之间的界线，其实也是相对的，所谓佛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彼此转化的”［1］。

受藏传佛教之影响，为了便于佛法的弘扬和人们的咏唱，从公元1731年（清雍正十年）起，罗桑丹毕坚赞在借鉴印、藏宗教音乐的基础上，吸纳前辈高僧诵经音乐之精粹，汲取蒙古民间歌曲之营养，整理、编创了八十一题歌曲集（现保存下来的有近百首），其中，有近半数的为“秀鲁格道”。

一、“秀鲁格道”庄重神圣饱含哲理的思想内容

1.佛祖先圣的礼赞

梅日更葛根所创作的“秀鲁格道”，就其歌词的思想内容来看，题材多样，涉猎广泛，庄重神圣，内涵深刻，饱含哲理，通俗易懂。其所创作的歌曲中，有近1/4的歌曲反映了歌颂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藏传佛教高僧宗喀巴，以及被誉为“第二宗喀巴”的一世乃齐陀因等蒙、藏高僧大德们，加之是对圣主英雄们的礼赞，表达出他的虔诚敬仰之意，和祈望佛祖先圣慈悲为怀，护佑众生的心愿。例如：

《至尊三圣》

“保佑我们的至尊三圣，如同相似的活佛一样。心灵向往的所有事业，伴随佛经皆呈吉祥······”［2］

《至高无上的释迦牟》

“至尊的释迦牟尼，从梵天降到人世间。来到七洲众生中，光芒普照盖万千······”

《圣主成吉思汗》

“圣主成吉思汗的英明，上苍所赐的大祉大福。在这神奇的蒙古高原，我们祈求永久平安幸福······”

2.天地自然的颂歌

蒙古人本是逐水草而居、牧野天地间的马背民族。而草原山川，河流湖泊都是他们世代生息繁衍的福地；牛羊五畜，飞禽走兽则是他们生产生活相生相依的伙伴。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生存依赖，也激发出他们对大自然永志不渝的爱恋。因此，在梅日更葛根的“秀鲁格道”中，满是咏叹自然、爱护动物以及歌颂草原、思念家乡之作。例如：

《在牟纳山圣地》

“牟纳山的圣地，野果结满山岗，山顶处处有灵洞，犹如仙境好地方。清澈透明的泉水，甘露一般的纯净。野生动物成群，在坡上觅食吃青。在峭壁悬崖上，鸟类盘旋飞翔。鸟儿留恋着山崖，要在这里降落。有着满山的走兽，有着满天的飞禽，獐子野鹿和黄羊，青羊盘羊一群群”。

《山梁上生的海骝马》

“在四百匹骏马中，出类拔萃的海骝马。在四十九个旗属中，是人人夸赞的海骝马。是苍天赋予了它，美丽漂亮的体态，有着天马的称呼，显着神灵的气派”。

《阴坡上的翠柏》

“三匹枣骝马呦，那三角地是我家乡。四匹枣骝马呦，那四方是我故乡。那吊膘的马儿，嚼子会有多重？思念我的家乡，路途会有多长？不曾鞴鞍的马，鞍辔能有多重？我的归心似箭，路程会有多远？”

3.亲情友情的珍视

悠悠天地间，茫茫草原上，一家、一包、一群牛羊。人迹罕至，音讯难传，游牧中的蒙古人是以血缘为亲情连接纽带，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与外部世界鲜有联系。因此，感恩父母，珍视友情，诚实待人，讲信修睦，是蒙古人血脉相承的真挚情感。这些在梅日更葛根的“秀鲁格道”中也多有体现。例如：

《蔚蓝的天空》

“蔚蓝深邃的苍穹（呦），多么空阔辽远。白发亲爱的母亲（呦），多么让我思念。美丽的杭盖草原，远在天边遥望。慈祥恩深的母亲（呦），让我日夜难忘”。

《八音调》

“悠扬悦耳的琴声，抑扬顿挫的声音，骨肉同胞的亲情，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额尔其斯梁上的牟纳山》

“惹事的人朋友少，傲慢的人知识浅。按照伦常的礼仪，齐相聚开怀畅言。兄弟间和睦为美，儿孙因教养才美，永久安康而顺遂”。

4.品德行为的教化

如前所述，在梅日更葛根的八十一题中，体现出梵界与俗界的相互转化，圣主与众生的彼此沟通，内容涉及慈悲为怀、孝顺父母、尊师重教、勤学苦读、遵纪守法、弃恶扬善等方面的指导教化，既有威严的训谕，也有尊尊的告诫，既有灵魂的引领，也有凡事的指点。例如：

《恩深圣盟的宗喀巴》

“崇拜神圣的宗喀巴，观察那完美的辨术。坚持白明昼夜不停，将那高尚的业绩研读。抛弃那丑恶的阴谋，寻找那善良的计策。惩戒自己不轨行为，不断努力尊从智者。与友交往商量的时候，不能隐瞒真实情况。对相互信任的朋友，永远坦诚真心交往”。

《托圣者威力之福》

“耍耍笑笑爱戏玩的，那是年轻人的性格。不分大小喜耍笑的，那是缺乏教养的表现。相见温和而礼貌的，那是年轻人的习性。见面挖苦而怀疑的，是坏心眼人的品行。去除那些坏的毛病，心情欢乐事事如意。努力普及知识学问，永久安康快乐欢愉”。

综上所列，我们不难看出，梅日更葛根的“秀鲁格道”，都是箴言诗式的说教配之以曲调。也许因为作者本身就是活佛禅师、高僧大德的缘故，因此，尽管其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皆是词意庄重严肃，曲调深沉大气。

二、佛教音乐的世俗化、本土化、民族化

梅日更葛根创作的“秀鲁格道”，既不同于蒙古族传统民歌，也不是印、藏佛教诵经音乐的简单翻版，而是在包括乌拉特民歌在内的蒙古族民歌音乐的基础上，兼容并蓄了印、藏佛教音乐的可取之处，并使之完美统一，从而使佛教教义通过音乐的形式来启蒙、教化众生，表现出超强的融合力和教化性。

在当时，乌拉特地区广大牧民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召庙喇嘛讲经布道及民间有学问的人口口相传来完成。18世纪后，原漠南蒙古乌拉特西公旗的蒙古族高僧开始将传统的藏语诵经改为蒙古语诵经。在如此背景下，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使用本民族语言，将歌颂神佛的诗词，主要是说教式的箴言诗，按照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特定的韵律和蒙古文独有的句式韵脚，谱上了乌拉特地区蒙古特色的曲调，化神圣为平凡，形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喜闻乐见，长幼易学的本民族诵经及音乐文化体系，具有启蒙式教科书的作用，完成了“秀鲁格道”来自民间，经高僧大德加工创作后，又重新回到民间的世俗化过程。

“秀鲁格道”大多属蒙古族长调中的中长型，又具有蒙古族佛教音乐的元素，如特有的衬词、句尾的“道”长音等，饱含着宗教的虔诚和神圣，又寓教于乐，反映出乌拉特地区浓郁的特色。可以说，这是僧俗两界的重大突破，因为在梅日更葛根的“秀鲁格道”的每一首歌曲中，都能把高深的经文教义，变为平白如话、毫无阻碍的交流。加之优美的旋律、耳熟能详的音乐，易于被民众接收和掌握，既有鲜明地域特点，又有独到的民族特色，达到了佛教音乐的世俗化、本土化、蒙古化的有机统一，完美结合。

三、广泛的传播度和深远的影响力

音乐是直抵人内心最直接的教化。如前所述，过去，蒙古人所获知识信息，一是来自寺院召庙，其为蒙古族宗教信仰的圣地，也是佛教音乐传播和学习的中心；二是来自于庙会，其为蒙古族春秋两季都要举行的重要宗教盛会，也是特殊形式的传播佛教音乐的场所；三是来自于节庆喜宴等等。而在乌拉特地区，上述场合，“秀鲁格道”都是不可或缺的。

“秀鲁格道”本是源于宗教，传播于民间，借助信众的咏唱传诵，代代相承，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强大的传播力、广泛的参与度和深远的影响力。梅日更葛根创作了“秀鲁格道”，并将它发扬光大，成为乌拉特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如过去在乌拉特地区，每逢婚宴节庆、祭典及庙会（如玛尼会、查玛舞会及其他法会）等人多众广，较为大型正规的场合，都会邀请专门的歌手来演唱“秀鲁格道”。整个表演注重程序化和仪式感，其排序也是相对固定的，《三福》等是必唱之曲。

因为与蒙古佛教诵经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最初的“秀鲁格道”演唱，大多是由数人合作完成的（后出现单人演唱）。表演时，每当一首歌的开端或间歇再起时，都要由德高望重的男性尊者发声引领之后，歌手们便群起唱和，齐声放歌，庄严肃穆，深沉大气，极具神圣感。

四、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风民俗的形成

“一方水土一方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其民族特性是通过文化特性来体现的。

“秀鲁格道”的产生和传播是与乌拉特人的迁徙、发展和藏传佛教的蒙古化过程相伴随的。而“秀鲁格道”也影响着乌拉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为人处事、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经过数百年来深入人心的佛法教化和“秀鲁格道”思想的熏染浸润，对于乌拉特乃至相关部落的蒙古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催化和重塑的作用，民众中较为普遍地形成了热爱自然、尊师敬长、孝顺父母、遵纪守法、质朴沉稳、不急不躁的性格。

总之，蒙古族“秀鲁格道”，作为一种既具有传统民族艺术和道德审美价值，又具有教育感化作用的雅俗共赏的民族音乐，始终与佛教倡导的与人为善、慈悲为怀等宏愿紧密相连，也与当今人类企望太平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高度契合，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泰民安，人心向善，仍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1］李世相著：《蒙古族传统音乐调查与研究》一书中，乌兰杰所著的《蒙古族传统音乐传播、传承和保护的基本机制（代序）》，第10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2版.

［2］文中所有歌词均选自瑟·巴音吉日嘎拉，巴·孟和，乌·那仁巴图收集整理《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八十一题歌曲选》一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