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新疆生态环境与流人心态略论

2017-03-28 10:45梁新荣
昌吉学院学报 2017年3期
关键词:伊犁心态新疆

梁新荣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乾嘉时期新疆生态环境与流人心态略论

梁新荣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新疆 伊宁 835000)

乾嘉时期,大量的流犯遣员被贬至新疆。流人们万里奔走进入新疆全新的生态环境后,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历程,以及基于此而形成了新疆流人特有的心态。乾嘉时期,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的新疆流人群体的心态特质具体表现在四方面:喜山乐水、爱国爱疆、哀怨思乡、惶恐忧惧,最终成就别样诗文。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态,新疆流人在新疆独特的生态环境中,适应并接纳新疆本土的文化,对新疆经济的开发、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嘉时期;生态环境;新疆流人;心态特质

人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建立起来的文化群都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实体,这些文化群由一系列相关联系的地域文化特征群所构成,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特定的地域文化圈因其特定的生态环境而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发展方式。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是地域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依托,地域文化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过程的历史凝聚。因此,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不同的心态文化。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中谈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所谓“江山之助”是指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山林皋壤”是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即便是偏僻之地的“江山”也会影响诗人的心灵,进而影响文学作品的风格。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地形、气候、物种等要素之间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生态环境影响文学创作的中介是作家,具体而言是指作家自身的生理感受、心理体验等,作家的感同身受进而会影响文学创作的内容,并最终形成作家的创作风格,如语言、意象、审美情趣,等。

清朝乾嘉时期有众多官员因种种原因被贬职流放来到新疆“效力赎罪”,《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己巳条记载了这一政策:“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札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应如所请。”乾嘉时期因贬谪流放至新疆的文人有纪晓岚、蒋业晋、庄肇奎、铁保、舒其绍、史善长、韦佩金、洪亮吉、祁韵士、李銮宣、徐步云,等。就乾嘉时期新疆流人文学领域而言,新疆独特的生态环境对流人心态的影响是深远的。清代新疆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正面因素,如土地广阔、水草丰美、物产丰富等等,往往对流人心态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新奇、充实、旷达、叹赏等,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的正效应。但清代新疆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如地理位置的偏远、气候干燥、雨量稀少等等,也会给流人的心态带来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如忧惧、沮丧、苦闷、焦躁等,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的负效应。因而乾嘉时期新疆的生态环境对流人心态的影响是多重的,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一下几种心态:喜山乐水、爱国爱疆、哀怨思乡和惶恐忧惧。

一、喜山乐水心态

新疆天山北路土地广阔、水草丰美、风景秀丽;天山南路环绕塔里木盆地,盆地腹部为大面积的沙漠,其中散布着众多绿洲。奇丽壮观的新疆自然风光让远戍边疆的流人产生惊喜赞叹、愉悦等积极的心态,情不自禁地诉诸于笔端。

流人自哈密西入新疆,无不为新疆迥异于内地的大漠风光和雄伟壮丽的天山所折服,这在他们的诗文中多有反映。如嘉庆年间被贬的浙江长兴知县舒其绍的《天山行寄同年张雨岩太守》:“天山突兀拔地起,雪光烛天天尺咫。山灵鞭石驰向西,直送征人八千里。”[2]嘉庆年间远戍新疆的铁保《登天山小憩》:“天山如天高,我到天山顶。万笏峰怒排,矗立儿孙等。”[3]这些诗作对新疆天山的高耸入云之壮观气势,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进行了形象的描绘。洪亮吉在赶赴巴里坤途中所作的《天山歌》:“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4]笔墨虽不多,但勾画出了天山的磅礴气势,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另一首《出关作》:“半生踪迹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5]真切地表达出他看到西域天山壮阔的山势后激动的心情。

“乌兰乌苏”也是乾嘉时期新疆流人进入谪戍地迪化、伊犁的必经之地,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咽喉要冲,地域辽阔,地形复杂。这些流人墨客在途径“乌兰乌苏”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诗篇。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云南按察使李銮宣被谪戍新疆后,在赴迪化途中,路过木垒乌兰乌苏时所作的《乌兰乌素》:“乌兰乌素戍垒连,草根欲活春风颠。春风颠时三月暮,雪山雪消水没渡。黄獐饮水牛忽嗔,野牛逐獐獐逐人。云中健儿一矢发,手殪黄獐饮其血。”[6]暮春时节,草根萌发新芽,天山积雪消融淹没了渡口。黄獐前来饮水激怒了河边的野牛,野牛追逐着黄獐,惊慌失措的黄獐反过来又去追人。隐藏的猎人一箭射出,黄獐应声倒下,猎人啜饮其血。整首诗意境灵动别致,描绘了一幅酣畅淋漓的乌兰乌苏春猎图。

新疆生态环境之美不仅体现在雄伟壮观的塞外风光上,而且也体现在多种多样的自然风物上。俊秀挺拔的松树,驰勇善奔的天马等等,诸多自然生态因素融合于一起,堪称大自然的天造地设。新疆气候因地处边疆,开发较慢,原生的草原、森林植被等还没有遭到破坏,不仅植物种类繁多,而且还是各种禽类和野生动物的良好栖息地,因而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新疆生态环境对身临其境的流人的影响之大,表现在他们动辄对新疆山水美景和自然风物的高度赞誉上。最著名者当属纪昀。他于乾隆三十八年(1768)秋因漏言泄密,被流放新疆两年之久。他一到乌鲁木齐,就被乌鲁木齐的繁荣景象所吸引,不禁在创作中发出感慨。如他在《乌鲁木齐杂诗》自序中言:“夫乌鲁木齐,初西番一小部耳。……而民物之蕃衍丰瞴,至于如此,此实一统之极盛。”[7]他所创作的《乌鲁木齐杂诗》,大体分为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六个部分,向世人呈现了一幅清代前期乌鲁木齐风土人情的历史画卷。

伊犁是天马的故乡,清政府于乾隆时期在伊犁兴办马政,哈萨克马与西邻的大宛马和东部河套的蒙古马相融合,形成了奔腾神速的伊犁马。伊犁马体格魁伟、外貌俊秀、行动迅捷,因此被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乾隆三十三年(1768)被贬至伊犁的徐步云曾作诗云:“大宛名马特魁奇,雾鬣风甏虎脊披。待献春风闲十二,虬髯相戒勿轻骑。自注:‘哈萨克岁贡名马,马高大,异于常马。’”以生动明快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新疆伊犁特有的良马。

二、爱国爱疆心态

乾嘉时期新疆流人们对边疆的感受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惊奇叹赏到后来的无限热爱的过程。随着进入“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的全新生活,他们逐渐习惯并爱上了这片几近荒凉的土地,于是尽情纵笔挥洒,吟咏西域壮美生活。诗文中洋溢着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热爱之情,正因为这种热爱,支撑他们度过了边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边疆之爱是祖国壮丽的山河、辽阔的边土对流人的吸引与感召,使它们凝结在流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成为一种一种巨大的动力,支撑着他们在这个遥远而辽阔的边疆度过人生中最特殊的时光。

首先,乾嘉时期流人们爱国爱疆心态体现在奋笔歌颂西域的统一上。洪亮吉赴伊犁途中,在《自乌兰乌苏至安济海雪皆盈丈,十余日不见寸土,因纵笔作》中对乾隆皇帝平定叛乱、统一西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赞颂:“寒门铜柱亲勒铭,功德高于百王帝!”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自序》中写到:“今亲履边塞,纂缀见闻,将欲俾寰海内外咸知圣天子威德郅隆,开辟绝徼,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无极,实所至愿;不但灯前酒下,供友朋之谈助已也。”[8]这段文字表明纪昀创作《乌鲁木齐杂诗》并不重在吟咏性情,而是将所见、所闻系之于诗,从而展现清代乾隆年间西域一统之极盛,具有强烈的爱国之情。蒋业晋《登红山二首》其一:“赤霞平地起。驻马扣云门。到眼无屏障,当关似虎蹲。泉流滋大漠,夕阳耀千屯。战伐今销歇,凭高洒酒论。”[9]诗中描写了他在乌鲁木齐登红山时所看到的社会安定景象,表达了作者对统一西域的高度颂扬。史善长也在《阜康道上望博克达坂》中抒发激动之情:“向平奢愿都输我,看到中华以外山。”诗中不仅赞美了新疆天山的雄伟壮丽,而且认为祖国山水相连。

其次,流人们爱国爱疆心态体现在对大美新疆的热爱之情上。壮丽雄伟的天山、湛蓝纯净的赛里木湖、美丽清秀的伊犁河都在流人们的笔下展现。流人们为我们描绘了大美新疆的自然画卷,不仅呈现了新疆景色之美,还展现了西域统一后新疆的巨大变化。邓廷桢在《伊丽河上》中吟咏:“万里伊丽水,西流不奈何。驱车临断岸,落木起层波。远影群鸥没,寒声独雁过。河梁终古意,击剑一长歌。”全诗笔力遒劲、感情充沛,描绘了伊犁河晚秋的景色,并以伊犁河为背景抒发了满腔的爱国情怀。戍客们受到新疆壮丽雄奇山川的激荡和新疆兵民们屯垦戍边的激情感染,爱疆之情油然而生。陈庭学曾抒发过:“碧宇周回信无际,乡关非远塞非遥。”(《放怀》)祁韵士在《望博克达山》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天外奇观似此少,壮游使我歌莫哀。”他们虽然被贬戍,但情系祖国统一大业,并被新疆大美风光所吸引,因而从一己的恩怨得失和愤懑中解脱出来,吟咏性情,也感染着读者用心去感知这片奇异的土地,体会新疆与祖国骨肉相连的血脉关系,从而激发起强烈的爱疆之情。

流人们的爱疆之情还表现在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赞美民族风情、记录民族友情的诗篇。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之地,共同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分别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锡伯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满族、塔塔尔族和俄罗斯族。他们世代在新疆繁衍生息,形成了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流人们贬戍新疆,感受到了新疆异域的风土人情,激发了他们的创作诗情。洪亮吉在《伊犁纪事诗》中记述了伊犁将军对哈萨克汗瓦里苏勒坦之子伯格里苏勒坦的热情款待:“将军昨日射黄羊,亲为番王进一汤。”舒其绍在伊犁期间写下了许多有关伊犁少数民族的诗文,如《洗伯营》:“天堑环城郭,熊罴大合围。拔山开壁垒,背水簇旌旗。雪冷长蛟蛰,秋高万马肥。论功谁第一,定远老戍衣。”歌颂了锡伯族官兵开凿察布查尔大渠的功绩。

最后,流人们爱国爱疆心态还体现在对新疆的各类学术研究的推动上。祁韵士在贬戍伊犁期间完成了《西域释地》《西陲要略》《西陲竹枝词》和《万里行程记》的写作,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此被后人称为西域史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湖南学政徐松因“侮慢圣贤”“试题割裂经文”等罪名,被贬至伊犁。至伊犁后,徐松潜心研究西北史地,编撰著述。他过天山穆素尔岭(今穆扎尔特达坂),抵达阿克苏,并考察了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喀喇沙尔(今焉耆),又向东去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返回伊犁,总行程近万里。徐松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加上亲身实地考察,完成了《新疆识略》。他还撰写了其它三部西域史地著作,即《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与《西域水道记》。这些著作都是凝聚新疆历史,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且文学色彩浓郁的清朝当代史地著作。徐步云的《新疆纪胜诗》三十六首,取材广泛,包含新疆统一、屯田、文教、民俗、风物等内容,在史地学、民俗学、文学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我们了解清朝乾隆时期的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哀怨思乡心态

清代新疆辽远的地理位置常常会让身临其境的流人们产生沦落感。新疆地处西北一隅,远离中原,相对闭塞落后。远道而来的流人们一踏足该地,便有一种处于天地边缘的感觉。地理幽遐,书信难通,生活艰苦,因而到新疆的流人难免有一种被隔离于中原之外的哀怨感和思乡心态。人不能归,所以思念,新疆与家乡之间的重重阻隔,使流人诗作具有一种独特的空间感。对亲人的牵挂,对故土的依恋,以及殷切盼归的复杂心曲,共同造就了流人哀怨的思乡心态。

乾嘉时期新疆流人的诗作中,思乡诗占了极大的比重。因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家乡亲人,流人的情绪往往是多愁而善感。例如,李銮宣在遣戍乌鲁木齐的过程中始终愁眉不展,思念亲人。还没有进入西域地界,他就感叹:“客舍不知亲健否?白云黄鹄古今愁。”另一首诗《相逢行》中也表达了他浓烈的思乡之情:“酒酣拔剑歌忽哀,歌罢涔涔泪流血,血泪本为生别滋,尚有老父下无儿。……”[10]诗人远离家乡,万里赴戍,字字血泪,诗中处处都流露着诸多思乡思亲的哀怨。洪亮吉诗作中也有因客居异地、每逢佳节而思乡念亲的作品,如《古浪县七夕》:“古浪县边逢七夕,天河桥外说双星。夜深偶忆小儿女,遮梦远山无数青。”又《除夕夜坐》:“尘缘应已尽,梦亦不还家。别有关心处,偏忘去路赊。几行坟树影,千叠陇云遮。他日能归骨,从亲傍水涯。”两首诗分别描述了在传统佳节七夕和除夕时,与家人相隔万里的思念之情和前路茫茫的怅惘之情。乾隆六十年(1795)遣戍伊犁的舒敏在新疆期间闭门读书,潜心经史,也创作了许多思乡诗。出关后所作的《惨别离》中有:“慈亲相送泪如绠,哀儿万里戍条支”的诗句,还有《梦归》一诗:“荒城雪霁鸡鸣夜,旅馆灯昏雁到时。遥想家人怜远戍,团圞镇日说条支。”这些诗作都表达了这位落魄诗人“三年迁客泪,万里故园心”的种种酸楚的思乡情绪。

对家乡的眷恋与对亲友的怀念,仕途的失意与环境的凄凉,心灵的迷茫与无助的苦闷,诸多复杂心境在新疆流人诗文中呈现出来。李銮宣《抵戍》诗云:“竟到轮台戍,君亲梦未忘。边庭严鼓角,春梦感沧桑。屋漏疏星入,灯残黠鼠忙。闭门宜省过,不敢更思乡。”此诗中选用“边庭”“鼓角”“屋漏”“疏星”等意象,真实地抒写了一个流人内心的哀怨与沮丧,将新疆艰苦的生态环境、流放时哀怨的心境,幽曲凝噎地一并抒发出来。祁韵士的七律《月夜旅宿不寐》:“嗷嗷八口想饥啼,旅馆萧条月色凄,家滞都中惟有梦,诗成塞外半无题。松涛遍入幽人耳,雁唳频惊客子栖。中夜彷徨眠不得,吟髭变白已将齐。”诗人借“松涛”“雁唳”等意象抒发思乡之情,采取委婉隐喻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怀乡之情,并寄寓了自己迷茫的感慨。总之,哀怨危苦、对命运的迷惘、对穷山恶水的不适和抑郁和解不开的思乡情结,成为这些新疆流人沦落心态的一极。

四、惶恐忧惧心态

流放文人因是戴罪之身,更是谨小慎微,但求避祸自保。《大清律例·名例律》沿用隋唐以来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流刑”是第二重罪。流人是戴罪之身,稍有不慎便会罪加一等。乾嘉时期被流放到新疆的流人,因过失甚至枉屈被治重罪,流放至偏远之地,生死难料。变化莫测的官场让这些流人经常面临着政治的严酷和随时可能到来的杀身之祸的危险。而新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特殊的气候,尤其是冬日的严寒,往往使流人感到担忧和畏惧。归来无计,内心的压抑痛苦使流落边疆的惶恐忧惧感更为强烈。在大部分与新疆有关的典籍中,新疆仿佛一直与荒凉、战乱联系在一起,自然变化的无序与历史演进的非逻辑性等等始终交织在一起。乾嘉时期流人们背井离乡的痛苦,迁客逐臣的郁闷,种种愤懑压抑的情感藉由边疆风物而发,在诗文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悲情色彩。流人诗文中的悲情特征一方面显示出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对立,一方面也显示出人在对抗命运的过程中精神所遭遇的苦难与磨砺。二者都显示着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具体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境遇之间的不协调。由自由意志与生态环境、生存境遇的对立所带来的悲凉感,既有因传统文化的渗透而带来的忧患意识惶恐情怀,也显示了个体对于生命的有限性与时空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心理。

乾嘉时期新疆流人诗文中的惶恐忧惧心态最直观地体现在流人对新疆恶劣自然生态和苍凉孤寂的感受上。新疆的地形、地貌与气候与内地迥异,流人的戍边征程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庄肇奎《出嘉峪关纪行二十首》诗前序文中写到:“过羌戎而投荒戍,当暮齿而别中原。戈壁滩边,秋阳尤烈;缠头城外,苦水俱膻。”[11]记述了戍边过程中所遭遇的曝晒、饥渴之苦。洪亮吉在赴伊犁途中也饱经寒冬风雪的折磨,他的《伊犁日记》中记载:“初五日已刻,行半道,忽大风雪如山崩电裂,并前雪积成丈许……是夜无卧具无食物,冷坐一宵。”[12]祁韵士的《风穴行》“沙石错杂迷道路,昼夜狂号风不止。风不止,路难通……须臾车亦腾空去,只轮不反人无踪”,描绘了路途中所经历的狂风呼啸之难。由此可见,流人们踏入新疆地界,地形的复杂和气候的恶劣已带给流人身体上的不适,在这种境遇下他们或多或少都带有畏惧的情绪。

乾嘉时期新疆流人这种惶恐忧惧的流放心态主要是由于乾嘉时期的高压政治氛围和流人们对未来命运的期许造成的。乾嘉时期,统治者对新疆流人们的创作是有意识地约束甚至是明令禁止的。洪亮吉因辗转向嘉庆皇帝进谏针砭时政被定罪“大不敬”,谪戍新疆百日。洪亮吉贬黜新疆的百日内,嘉庆皇帝明确要求伊犁将军严加约束,“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他的《出塞纪闻》中写到:“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月,不敢涉笔。”因此,洪亮吉在贬戍期间所作的《万里荷戈集》《天山客话》主要记述他在伊犁的见闻、伊犁民俗风物等,未敢涉及政治话题和个人情怀。再如,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也以记录乌鲁木齐的风土、典制、民族风情为主。这种对新疆社会生态的直接记录,也从侧面反映出纪昀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后的自守心理。受到父亲牵连贬戍新疆的舒敏在诗中写到:“莫提当日事,归去一身闲”,吐露出置身于朝政之外、不惹尘事的谨慎态度。舒其绍发出“休从宦海说沧桑,瞥眼风光塞上凉”的感慨,并表达了“戍迹拖肠鼠,名心缩项鱼”的想法。颜检在诗中也吐露了“荷戈客早醒尘梦,拟乞闲院自课丁”的心声。从中可见,新疆流人在高压政治氛围中对流放遭遇的畏惧,以及想要远离朝政的惶恐自守心理。赵钧彤离开戍地时创作了《卒戍,发伊犁东归三首》,总结自己的遣戍生涯,诗文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诗人对伊犁将军既心怀感激又心存畏惧的心态:“谪宦羁穷边,有如马在靷。六载三节使,束缚一何紧,伊伯如父兄,行步责端谨。奎子疾顽懦,腾击若秋隼……”伊犁将军对不听严令的流人施以杖刑,流人们因此胆战心惊,唯恐受到更大的处分。

综上所述,“清代是继盛唐之后西域诗创作集大成的时期。任职关外的满汉官员、随军出征的幕僚以及迁谪他乡的流人,构成了清代西域诗人的主体。”[13]乾嘉时期新疆流人诗文是新疆生态环境与诗人自身心态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新疆地域文化色彩。当然,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因素有很多种,因此,新疆生态环境对流人心态的影响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当新疆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同时呈现在流人们面前时,各种情感交织,殊难分辨。通过类似洪亮吉、纪昀、祁韵士、庄肇奎等人对新疆生态环境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新疆生态环境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关联的整体,其对贬谪此地的流人心态的作用也是一个多方面、动态的过程;同样,流人们在新疆特定的生态环境氛围中所产生的种种情感,也映射在诗文作品中。但无论如何,当时地理僻远、经济落后的新疆,因这些流人的到来而弦歌不绝,让塞外亦成为文章荟萃之地。乾嘉时期的新疆流人诗文无论是记述民俗民风,还是描摹山水,亦或是抒发羁旅漂泊之感、思亲恋乡之情,都可称为是新疆地域文学史上的典范和楷模。流人们所创作的有关新疆的诗文,可以说是较早以诗文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新疆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西域诗文创作的新局面。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7.

[2][3][8][9]星汉.清代西域诗辑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174、294、112、63.

[4][5]修仲一,周轩.洪亮吉新疆诗文[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87、80.

[6]吴蔼宸.历代西域诗钞[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50.

[7]周轩,修仲一.纪晓岚新疆诗文[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1.

[10][11]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30、66.

[12](清)洪亮吉.洪北江全集·伊犁日记卷[M].授经堂家藏本.

[13]吴华锋,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西域民俗描写及其意义[J].文艺评论,2012,(12).

I207.9

:A

:1671-6469(2017)-03-0010-06

2017-03-02

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诗学视域下清代新疆流人文学研究”(16XJJC751002)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流人文化视域下清代新疆作家群研究”(14CZW032)阶段性研究成果;伊犁师范学院院级课题“乾嘉时期新疆流人文学的文化阐释”(2014YSYB15)阶段性研究成果。

梁新荣(1978-),女,新疆伊犁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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