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民族独立史研究：国外学术界的视角

房建国，陈 楠

(1.闽江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州 350108；2.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350000)

苏丹民族独立史研究：国外学术界的视角

房建国1，陈 楠2

(1.闽江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福州 350108；2.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350000)

苏丹非殖民化进程是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学术界对土埃统治时期、马赫迪统治时期和英埃共管时期苏丹近现代史以及英国在苏丹的统治政策和统治机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总体而言，国外学术界对国际视野下的苏丹问题，尤其是冷战背景之下的苏丹非殖民化进程以及美国在其中产生的作用的历史考察尚有巨大的挖掘空间，因而完全具备成为冷战国际史研究热点的潜力。

苏丹；独立；非殖民化；冷战；国际视野

苏丹是战后第二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2011年南苏丹独立前也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Sudan)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黑人的土地”。广义的苏丹指撒哈拉沙漠以南横贯非洲大陆的稀树草原地带。狭义的苏丹尤指今苏丹共和国与南苏丹共和国。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提到的“苏丹”均指狭义的苏丹。苏丹非殖民化进程具备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共性，亦有其鲜明的独特性。目前国内学者对苏丹近现代史和非殖民化进程的研究比较有限[1]，多为对苏丹独立运动的宏观概述。*吴秉真，高晋元.非洲民族独立简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刘鸿武，姜恒昆.列国志：苏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杨期锭，丁寒.各国手册丛书：苏丹[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宗实.非洲列国志：苏丹[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唐同明.论苏丹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J].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2)：65-75.杨瑛.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丹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39-44.相比之下，国外学术界对苏丹的研究则较为深入和广泛。笔者拟从三个方面阐述国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

一、苏丹近现代史：1820—1956*英文“modern”一词既可译作“近代”又可译作“现代”，故国外学者对于苏丹历史并无明确的近代与现代之分，而是将1820—1956年这段时间统称为苏丹“近代史”(modern history)。但就国内史学传统而言，这一时期涵盖了近代和现代两个历史范畴，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其译为“苏丹近现代史”。

国外学术界一般将1820年埃及军队奉穆罕默德·阿里之命南征苏丹作为苏丹近现代史的开端。国外学者对苏丹近现代史的研究以英国学术院院士霍尔特为代表。《苏丹近现代史——从丰吉王国至今》是霍尔特的代表作之一[2]，这是一本全方位叙述苏丹近现代史的佳作。*此书曾多次再版，最近一次是2011年的第6版。1979年第3次再版时，霍尔特依据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在书中加入了“土埃征服前期”的新章节，并邀请其博士生达利(M.W.Daly)对“英埃共管”一章进行了重新撰写，书名亦更改为《苏丹史——从伊斯兰教传入至今》(A History of the Sudan,from the Coming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霍尔特认为，苏丹近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近千年来由阿拉伯穆斯林和非洲人相互融合所形成的苏丹当地传统，二是近代埃及征服苏丹所带来的影响，三是随后英国控制苏丹所产生的结果。三个要素之间既有先来后到的承接关系，又在随后苏丹历史进程中相互制约和影响，三者共同作用形成了苏丹近现代社会的复杂基础。苏丹近现代史按其统治者的不同可划分为土埃统治时期、马赫迪统治时期和英埃共管时期三个阶段。*包括霍尔特在内的一批学者将1881年6月29日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Muhammad Ahmad ibn Abdallah)自称马赫迪(Mahdi，阿拉伯语，意为“救世主”)并发动起义作为马赫迪统治时期的开端。但当时埃及(已被英国控制)仍然控制着苏丹大部分地区。直到1885年1月26日马赫迪起义军攻陷喀土穆，埃及势力才退出苏丹。因此笔者认为，将1885年作为马赫迪统治苏丹的开端更为合适。

希尔的《埃及在苏丹，1820—1881》是研究土埃统治时期的权威著作[3]。希尔撰写此书的目的有二，一是“解释埃及占领苏丹的性质和意义”，二是“展示埃及政府在行政和军事方面，以及在地区和乡村所做的工作”[3]v-vi。他认为，尽管埃及对苏丹的统治充斥着种种压迫、剥削、奴役和洗脑，但埃及的统治也给苏丹留下了一笔财富。首先，埃及将原先分散在苏丹各地区的不同部落和种族纳入同一政权统治之下，并在苏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统治机构和军队建制，为后来苏丹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埃及在苏丹铺设铁路，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对苏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埃及促进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苏丹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希尔的结论是，埃及和苏丹“并非仅在政治层面密不可分，而在社会各方面都紧密相关”[3]170。

作为苏丹近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马赫迪运动向来备受瞩目。国外学者对马赫迪运动的基本态度也莫衷一是。曾亲自参与策划并率军摧毁马赫迪政权的苏丹总督(1899—1916)雷金纳德·温盖特认为马赫迪运动是一场叛乱，而马赫迪政权是“恐怖与邪恶的化身，与之前埃及迂腐且残暴的统治无异”。这种观点在其著作《马赫迪主义与土埃苏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但后来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1968年此书再版时，霍尔特专门在新序言中指出了书中存在的缺陷与谬误。加布里埃尔·沃伯格也认为“这种说法甚至温盖特本人都不相信”[5]。当前国外学者对马赫迪运动的主流观点是将其看作一场革命而非叛乱。霍尔特更是将马赫迪运动视为苏丹民族主义诞生的标志[6]。他的《苏丹的马赫迪政权，1881—1898：一项关于其起因、发展和灭亡的研究》亦是研究马赫迪运动的典范[7]。尽管温盖特的观点过于偏激，但他对马赫迪运动中各方采取的军事行动有着详细描述和全面总结，因此对苏丹近现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此外，西奥博尔德也从军事角度论述了马赫迪运动，并对埃及和马赫迪的统治方式分别进行了分析[8]。迈基·希贝卡则是以英国的角度对马赫迪运动进行研究的苏丹学者，他在《英国对苏丹政策，1882—1902》[9]中运用了大量英国外交档案来考察英国对马赫迪运动的态度。

国外学者对英埃共管苏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英国在苏丹的统治政策和统治机构，另一方面是苏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达利所著的英埃苏丹两部曲——《尼罗河上的帝国：英埃苏丹，1898—1934》[10]与《帝国主义的苏丹：英埃共管，1934—1956》[11]——是对英埃共管时期进行全面介绍的佳作。《苏丹纪事》(Sudan Notes and Records，SNR)是英埃苏丹政府于1918年创办的一份专门用于研究苏丹的学术性刊物，内容涉及苏丹近现代史的方方面面，是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材料。尽管《苏丹纪事》由苏丹政府主办发行，且刊文也多为英国官员所写，某些观点具有政治倾向性，但其质量并未因此大打折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苏丹地方史的关注也是国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研究的一大特色，其中焦点多聚集于南苏丹和达尔富尔这两个使苏丹屡次陷入混乱与动荡的地区。柯林斯先后著有《尼罗河上游的土地：南苏丹，1898—1918》[12]与《草地上的阴影：英国在南苏丹，1918—1956》[13]来探讨南苏丹问题，是研究这一时期苏丹地方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英国在苏丹的统治政策和统治机构

如前所述，英国在苏丹的统治政策和统治机构是国外学者研究英埃苏丹的主要方向之一，而其中当属“苏丹政治事务部”(Sudan Political Service，SPS)最吸引国外学者的研究目光。纵观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和海外领地，苏丹的性质可谓独一无二。尽管1899年《英埃协议》规定苏丹为英埃“共管”，但苏丹实际上完全受控于英国，埃及则主要充当了苏丹的“财政支持者”。英国在苏丹设立的“苏丹政治事务部”作为苏丹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对苏丹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苏丹政治事务部的研究，一部分出自于当代历史学家之手，另一部分来自于曾任职于苏丹政治事务部的英国官员。在一些前苏丹政治事务部官员的官员看来，英国的管理不仅为苏丹带来了正义与和平，使苏丹免受埃及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抑制了埃及一统尼罗河流域的“野心”。麦克迈克尔于1934年和1954年分别撰写的《英埃苏丹》[14]和《苏丹》[15]被认为是介绍苏丹政治事务部的佳作。作者称，尽管“我们需要充分兼顾埃及在尼罗河流域的切身利益与我们自身的物质利益，但我们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必然是苏丹全体人民的福祉”[14]276。苏丹人民的福祉在于民族独立，即建立一个既不受埃及控制，又确保埃及在尼罗河用水安全的国家。罗伯逊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16]。他认为，在1953年面对英国外交失败以及埃及抛出的“橄榄枝”时，苏丹人民仍有希望走向独立。他还指责丘吉尔政府为追求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利益而将苏丹“出卖”给了埃及，从而使苏丹政治事务部进退维谷。邓肯对此表示赞同。他在《苏丹独立之路》[17]中谈到，英埃谈判态势的突变令苏丹政治事务部措手不及，以至于他们无法按正常计划继续推行苏丹化进程。此外还有几名苏丹政治事务部官员对此著书立作。*Gawain Bell.Shadows on the Sand[M].London：C.Hurst，1983.Graham Thomas.Sudan 1950-1985：Death of A Dream[M].London：Darf Publishers,1990.George Schuster.Private Work and Public Causes[M].Cowbridge,Wales：Brown & Sons,1979.K.D.D.Henderson.Sudan Republic[M].London：Ernest Benn,1965.

英国官员关于苏丹政治事务部的记述不仅使我们深入了解到他们对苏丹社会的构想，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甚至是机密档案。但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观点难免带有政治倾向性，因此对某些事情的描述可能并非符合史实。相对而言，历史学家能够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苏丹政治事务部。柯林斯对苏丹政治事务部给予了高度评价[18]。他认为苏丹政治事务部官员“亲手缔造了苏丹并将苏丹交还给了苏丹人，随后像绅士一样转身离去”[18]26。此外，英国官员们长期以来的工作赢得了苏丹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这反过来也使英国官员产生并逐渐接受了“苏丹是苏丹人的苏丹”这一理念。因此苏丹政治事务部对苏丹人民是十分真诚的。达利的看法则稍有不同。他将苏丹政治事务部官员的这些想法视为“一厢情愿”，认为这些官员是英国殖民体系中备受冷落的一环，孤独地坚守在苏丹这片早已被英国遗忘的土地上，既缺乏与英国的联系，又缺少英国殖民部门的指导。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不得不放弃苏丹时，他们依然想要留住苏丹。达利试图以一种相对消极的观点来质疑苏丹政治事务部官员一直以来标榜的正义感和自豪感，但他并不否认苏丹政治事务部为苏丹社会发展与民族独立做出的贡献。

“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是苏丹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推行的一种地方管理政策，旨在放权于部落首领实施统治。柯林斯认为间接统治对苏丹政治事务部官员而言极具吸引力，因为他们无需亲自插手部落事务即可完成传播现代技术和思想理念的任务，进而“维护法律与秩序，确保英国的统治”。间接统治还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政府管理形式”，由于无需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能确保政策的实施，因此可以大幅减少政府开支[18]38。此外，间接统治也能防止苏丹精英阶层进入政府部门继承行政与司法工作。达利毫不留情地抨击了间接统治，因为这项政策不仅故意忽略了苏丹精英阶层的存在，而且加强了苏丹部落与传统宗派的影响力。从而使苏丹精英们深受其害。不仅如此，除达尔富尔和南苏丹外，间接统治的实施并不顺利，并于1935年后遭到了苏丹政府的抛弃。达利指出，间接统治始终伴随着腐败与低效，“这种看似鹏程万里的政策反而造成了苏丹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混乱”[11]28。

三、国际视野下的苏丹问题

英国和埃及自始至终是苏丹近现代史上无法回避的两大要素，因此英埃关系对苏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尽管英国通过1899年《英埃协议》获得了苏丹的实际统治权，又通过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巩固了其在苏丹的地位，但埃及从未放弃统一苏丹乃至整个尼罗河流域的目标。战后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燃起了埃及重新夺回苏丹的希望。自1946年起，英埃双方就苏丹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柯林斯在《苏丹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丹问题”不过是英埃双方采用的一个委婉说法，其实质是修订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以确定苏丹未来的政治身份[18]53。

埃及自古以来就与苏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菲祖尔·拉赫曼汗在《苏(丹)埃(及)关系》[19]中分析了埃及在苏丹问题上的态度。他将影响埃及与苏丹关系的主要因素归结为二：一是埃及对尼罗河用水安全问题的担忧，二是埃及对控制尼罗河流域的“野心”。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与影响，并非单纯由于埃及对尼罗河水源的依赖使其想要控制苏丹。当然，对于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渴望，也是埃及觊觎苏丹的动因之一。至于英埃谈判，拉赫曼汗则指出，埃及坚持要求其对苏丹的永久主权，甚至不惜以拒绝英国撤军为代价，无疑体现出了当时“统一尼罗河流域”对于埃及重要性[20]。哈伯德在《美国与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1941—1968》[21]中对英国在英埃谈判中的立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尽管英国政府表面上与苏丹政府步调一致，宣称苏丹人民的福祉是重中之重，并承诺在未征集苏丹人民意见的情况下绝不会对苏丹政治地位做出改变，但实际上它并不关心苏丹的命运。相对于苏丹问题，英国政府更加看重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声望和地位。尽管英国支持苏丹实现独立，但这一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甚至连英国政府自己都表示怀疑。阿巴斯的《苏丹问题：英埃共管争端，1884—1951》[22]和法布米的《英埃关系中的苏丹：关于权力政治的个案研究》[23]是通过英埃关系的视角研究苏丹独立进程的著作，其重要性在于，两位作者(前者是苏丹人，后者是尼日利亚人)能够站在苏丹人民的角度看待英埃谈判，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了苏丹人民对英埃谈判的态度和看法。尤其是法布米在仔细分析了英国对苏丹政策的框架之后断言，英国在谈判中呈现的态度无异于一场豪赌，这种赌博既出于对国家战略和经济层面的考虑，又受到“利他主义”心理的驱使。*指英国试图将苏丹出卖给埃及以换取其在苏伊士运河区的战略利益。

虽然美国迟至1952年底才与苏丹建立官方联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从幕后干涉英埃谈判和介入苏丹问题。哈恩的《美国、英国和埃及，1945—1956》以及前文提到的哈伯德的《美国与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终结，1941—1968》均介绍了美国在苏丹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在哈恩看来，美国考虑苏丹问题的出发点是西方阵营在中东防御的体系。美国认为苏丹“在中东地区战略意义重大”[24]54，能够加强西方在中东地区防御的深度和广度。单从这一点来讲，美国与英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美国在总体上采取了支持英国的立场。虽然哈伯德与哈恩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一致，也认为美国干涉英埃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中东防御体系的构建，但他同时也通过对档案文献的解读揭示了美国实际上并不愿意因其对英国立场的支持而破坏与埃及之间的友谊。因此，在一些细节问题的处理上，美国与英国是存在分歧的。在美国看来，苏丹不过是英埃谈判过程中的一枚“交易筹码”，美国可以以此为要挟向英国或埃及施压而从中获利。但哈伯德总结说，或许正是这种做法使得美国在苏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在苏丹走向自治和独立的道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在苏丹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说希尔与霍尔特为苏丹近现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达利和柯林斯则将苏丹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纵观苏丹近现代史，其社会进步与发展从来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丹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亦是如此，这其中既有苏丹人民内部的推动作用，也有埃及、英国和美国各方的外来影响。尽管一些论著已从英埃关系和英埃谈判的角度来解读苏丹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研究美国对苏丹立场和政策的专著。因此，美国在苏丹非殖民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必将成为未来苏丹民族独立史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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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of Sudan:a perspective of foreign academia

FANG Jian-guo，et al.

(School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08，China)

The process of the decolonization in Sud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Africa in the earlier postwar period.The foreign academia have carried out extensive and in-depth studie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Sudan，including the Turco-Egyptian period，the Mahdist State period，and the Anglo-Egyptian Condominium，as well as the British ruling policy and ruling institutions in the Sudan.However，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foreign academia on the Sudan issu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have still a lot of space to improve in general，especially the process of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Sudan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ld War，which thus full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focus on the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during the Cold War.

Sudan；independence；decolonization；Cold War；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10.3969/j.issn.1009-8976.2017.02.003

2017-03-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与战后非洲非殖民化进程”(项目编号：12CSS015)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育计划项目“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非殖民化政策研究”(项目编号：JA13259S)

房建国(1981—)，男(汉)，山东青岛，历史学博士，副教授 主要研究冷战国际史。

K412.4

A

1009-8976(2017)02-0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