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繁花》过后转身《回望》

2017-03-30 23:18陈娟
环球人物 2017年4期
关键词:繁花上海小说

陈娟

他说:很多好故事都烂在了肚子里,文学在它们面前也常常无力。

采访约在金宇澄的办公室——巨鹿路657号“爱神花园”(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那栋老洋房中。穿过门口的罗马立柱,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盘旋而上,到三楼走廊已听见说话声。推开一扇旧门,进入了打通两个大房间的《上海文学》编辑部,满眼到处是书和杂志。金宇澄在沙发椅上和摄影师聊天。

“戴眼镜会不会好一些?”摄影师问。

“我不上相,每次都照得很凶。”金宇澄起身,在堆了书籍杂志的办公桌上拿起眼镜,整理一下黑色外套,回到原处坐下,他时而低头看书,时而凝视前方,平静的脸上添了微笑,等看到相机里的照片时,他低语:“好像还是不笑的好”。

距离因为《繁花》成名的阶段,已过去4年了,金宇澄依然不擅长融入喧闹的世俗世界,纷至沓来的采访令他一度陷入苦恼之中。“去年一家媒体找我拍年度封面人物照,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酷酷地站在一起,还要做一种雨中打伞效果,意境很美,我最后还是没去,主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喜欢这样的场面。”

“可能年岁大了,适应起来比较慢。”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

尽管时常因为“一把年纪了还被拎出来示众”感到不自然,金宇澄还是乐于看到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认同。就在闲聊间,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过几天要来北京和作家阿城对话,谈一谈新书《回望》。

《回望》是金宇澄继《繁花》之后的新作,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小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他有如走进时光深处,眺望父母辈如何应对属于他们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使命,在困厄中挣扎,最终归于平静。而所谓的“回望”,用金宇澄自己的话来说,“是为脆弱的记忆留存样本。”

一次历史深处的回望

金宇澄谈到父亲的最早记忆,停留在少年时期,他一直记得父亲独坐在桌前写字,一个寂寞的背影。

金宇澄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年头,曾经毫不了解父母一辈的经历。长大后才知晓,父亲金若望是从吴江黎里小镇来到上海,参加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化名“维德”等各种名字,曾在上海的沦陷时期被捕,辗转出狱,幸免于难。到上世纪50年代,又因为牵涉“潘汉年案”隔离审查,指控书上说是“被捕变节”。当年他眼看父亲日复一日的所写,是关于这个结论的第N次申诉。“潘汉年案”涉及人员众多,据说达到上千人。

金宇澄母亲姚云,上海虹口凤生里“老宝凤”银楼老板的二女儿,在就读私立复旦大学中文系时,认识了正在《时事新报》当记者的维德,互生好感,他们常在平安大戏院附近的吉士咖啡馆约会。上海解放的大时代推动之下,她放弃了学业,转去南京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加入革命阵营。回沪以后与维德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老二就是金宇澄。

上世纪90年代初,金宇澄曾根据父母的故事写了一篇文章,因为父亲不愿意提起自己的经历,文章里的主角改为“我伯父”“我伯母”。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金宇澄才将此文的人称改回“我父亲”“我母亲”,以《一切已归平静》发表在2014年的《生活月刊》上。

《收獲》的前主编李小林看到此文,找到了金宇澄,希望他继续写这个题材,“好好地写一写你父亲,一定有内容写的”。由此金宇澄从父亲的书信、读书笔记、照片以及相关特殊系统的资料中,寻求线索和材料,打捞父母的历史过往。

这过程让金宇澄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了父亲写给友人马希仁的旧信,其中描绘1942年7月29日那晚被捕时的场景:这个夜晚,父亲像有一种预感,心情压抑,回到住处,刚上床不久,前面突然铃声大作,“朦胧间我想,是谁家生孩子了(因为当时他租住在产科医生楼上的亭子间),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惊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我知道逃不了,心里却特别冷静。”

“这些内容都被封存在一些旧信封里,如果不拿出来,谁也就不知道了。”金宇澄觉得这些场景和细节非常生动,更加强了要书写的念头。在几个月后,最终成文4万字,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发在2015年第五期《收获》专栏“说吧·记忆”中。

母亲姚云在丈夫去世后闭门不出,情绪低落。金宇澄常常陪着一起翻看老照片,在旧影纷繁中牵起一个个话头。后来他就请母亲将这些照片排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她真的认真做了起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近90岁的老人,在半年内做了两大本剪贴。”金宇澄回忆说。而这些图文,也将一个上海女子的岁月流光一一呈现。

有着多年文学编辑经验的金宇澄意识到,无论父亲的材料还是母亲的口述都是有特点的历史素材。这两条各自流淌的记忆之河,最终交汇到一处,构成了《回望》的整体内容。

金宇澄将这次回望的终点定格在1965年,在本书的结尾母亲说:“海风刺骨,寒气逼人,我们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经历人生中更为惊心动魄的磨难”。至于为什么不再继续下去,金宇澄说“因为此后的十年,国人有太多共同的经验,万语千言,不必多言了,时间不过如风。”

真实的历史,虚构作家无法想象

“如果有一天可以穿越回父亲的时代,您会做什么?”

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金宇澄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和父亲在苏州‘得月楼吃饭。‘得月楼在那个年代名震苏沪,我们父子没能在‘得月楼吃过饭,是我的遗憾,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我知道他会喜欢的。”

金宇澄用“隔离”来形容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每一次父子会面,都是一般的问候,很少谈论更深的内容,父亲后来病重住院时,他每一次去探望,父亲会和他说:“你忙你的事情,早一些回去吧!”

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金宇澄并不了解父亲曾经的选择,在文革时期,金宇澄曾询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当码头工人,如果能这样,我们家就是工人阶级了……直到父亲过世,回望父亲的历史,查阅他当年的信件,他才了解父亲当年的诸多人生细节,“那是一种时代和命运的安排。”

故乡黎里镇的市河,曾是父亲少年时期观察世界的窗口:太湖强人劫掠银元,倾倒在船舱里;上海逃来的难民船,首尾相衔经过十室九空的两岸;维持会送镇上几个无依无靠的尼姑去平望慰安所,缓慢经过他的眼前,驶向远方,小船传出她们的哭声,永远无法停歇。父亲自问:“这是啥世界!?”一腔热血必然抛洒而出,他最终选择走上了抗日之路。

金宇澄选择了许多深感意外的细部,比如父亲被捕后,可以给好友萧心正频繁写信,包括信里需要的稿纸、毛笔、墨汁、绿茶,以及论语、孟子、老庄,甚至《飘》《经济学》《欧洲史》等等的具体名称。这些文字表现了时代的特征,除了生活所需,父亲在多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物价上涨的情况,“物价之贵使人害怕,旬日之内,米价由千余之元涨至2600元左右……”

“如果不是看到这些书信,我们很难想到当时的监狱生活,我尽量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感,这些内容,是虚构作者无法想象,无从了解的。“金宇澄说。

父亲在1947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猛烈批评了沈从文,“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时,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后来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金宇澄一直犹豫是否将之删掉,考虑到上世纪40年代的社会背景,“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一个革命青年对沈从文的某种看法,是时代的反映,可以留下来。”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金宇澄说,他记起1969年在黑龙江嫩江落户时,曾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的卡车的经历,父亲在当时的回信里,却对这些细节没有回应。“直到最近,我看到了他1942年在狱中的这些通信,1953年他调查提篮桥监狱制度的报告后,我才晓得,自己当年家信强调的那些景象,在父亲是完全清楚和懂得的,他都经历过。”一个方言写作实验

父母是知识分子,在金宇澄少年时代,家中有很多藏书,经过上世纪60年代末的几次抄家,除了初版《鲁迅全集》外,几乎全被抄没,因此硕果仅存的这一整套书,便成为金宇澄较早接触的文学启蒙作品,也是至今对他最有影响的书,“当时是赤地千里,这一整套的文本丰富性是非常突出的,包含了小说、散文、理论,我一直记得第19卷《竖琴》的译文短篇集,记得其中《果树园》抒发的诗意气质,是直到今天也难以忘怀的。”

1969年,他和哥哥去东北下乡,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在那段时间一直和上海一位朋友通信,探讨文学。当年7月的下乡中途,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就在他的车窗下,一位16岁的上海女知青跌落到月台下,当场被车轮压掉一条腿,她立刻被送回了上海,成了个独腿女人,据说被安排在南市一个煤球店里上班,“下乡的同伴们得知后的第一个反应,却是一种羡慕,因为,她终于回到上海,不再下乡了”。四十多年之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繁花》中。

去东北7年,金宇澄回到了上海,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后调如沪西工人文化宫,整个八十年代是他的文学创作期,先后在《萌芽》发表《失去的河流》《方岛》等一系列获奖小说。1986年,《上海文學》杂志以作家协会“首届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风中鸟》。

那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画面:东北农场的规矩,有人即将病忘,医生就请木匠做棺材。小说写到木匠连夜完成了棺材,病人却苏醒过来,因此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们坐着打扑克、聊天,以后还在里面养了小鸭……这口棺材经过风吹雨打,逐渐变为一种很丑陋的存在。因为按照规矩,农场里只要是谁死了仍然得用它。小说结尾,两个病重的老人长久弥留,难以死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恐惧什么,这个过程,究竟是在逃避死亡,还是逃避死亡的附属物。”回忆起当年的小说,金宇澄如是说。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每周一三五上班,直到如今。“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稿”。记得刚进编辑部,老主编周介人让他编个稿子,结果被他改成了大花脸。“周老师很吃惊,他没见过能这样改的人。”金宇澄说。

白天编稿晚上写作,金宇澄逐渐感觉到一种分裂,感觉遇到了写作瓶颈,“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挑剔别人的文字,想不到同时也会挑剔自己,我感到很难继续真正地写作了。”他退出了小说写作,专心做编辑。

直到2011年,金宇澄在无意之中化名“独上阁楼”,在“弄堂网”(民间研究上海历史、上海风土人情、弄堂文化的网站)发帖聊天,每天写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采用上海方言,不曾想很快受到了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网友互动,激发了金宇澄埋藏多年的写作热情,有意味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流出,无意中写到一个卖大闸蟹的陶陶(《繁花》开场出现的人物),竟写得欲罢不能。就这样,他启动了长篇叙事之旅,“写了一个月,觉得我居然可以脱离普通话或者北方语言的束缚,改用上海方言思维,我完全晓得上海话骨头里的滋味。”7个月完成了《繁花》33万字的初稿。

当记者问及《繁花》对他意味着什么时,金宇澄回答:使用改良方言,使用实验的元素,用母语思维写小说。

比如《繁花》小说的开场是这样: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

金宇澄解释说,这种挤在一起使用简单标点的文字,纯属偶得。“也就是两个人一来一往说来说去,形成的一整块文字,那么有意思,过去我怎么就没发现可以这么写?这类行文像中国话本,密集对话不分行的样式,让我有了强烈的兴致。”

《繁花》的故事由沪生、阿宝、小毛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的壮年。随着他们的成长,上百个人物的故事徐徐铺展开,有理发店里的银凤、饭局上那些临时陪客、晚班公交车的售票员、弄堂小学的女老师,深夜的洗衣服女人……错综复杂,蔓延生长。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从不表现内心,鲜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一般都用轻飘飘的一句对话,或一句“不响”(普通话意为不语、不吭声)收场——小毛不响,阿宝不响,沪生不响……上海话“不响”在全书出现了一千多次,让人觉得,似乎那些面对困境的人物唯一能做的反抗,便是意味深长的“不响”。

“中国的经典文字特征,都崇尚简洁、节制、不描写内心,‘五四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的西化的新派小说,大量的宣泄情感,但我读到如今,也很难记得一部西方小说那么成功的佳作。”金宇澄说。“通过这些‘不响,读者可以解读人物的复杂内心。”

让《繁花》回归传统的话本叙事,作者对人物内心不作探讨,只靠他们的对话、情节、行为完成,日常口语,直截了当,有别与西方叙事的特点,是很少见的样式,“现在西式的面包很多,我就做一碗面条。”

《繁花》一出世便火了,这年他已经60岁,声名来得太晚,金宇澄紧张地应对着一切。

到传统中寻找力量

“……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1987年,父亲曾在《日瓦戈医生》一书封三的白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金宇澄说,他明白这是父亲写给儿子的留言,“《日瓦戈医生》以一个没有力量的弱者来面对时代和自身,是无能为力的主题。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写小说,可能父亲是不希望我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希望我不要用《日瓦戈医生》的思考方式写作。”

金宇澄说,时代不同了,作家重要的并不是批评懦弱或赞美勇敢,“讨论作品是有意义的还是毫无意义,写作的真谛,就像博尔赫斯肯定《一千零一夜》的重要那样,其实是旨在给人以感动和消遣,就足够了。如今的读者,那么有判断力,不需要作者大声疾呼,等于如今是自选的时代,不需要引导。”他说。

将近30年文学编辑的经历,金宇澄觉得对当下的写作基本面貌更有了解,“关于小说的探索和实验,80年代有很多自觉尝试,从90年代起,大概是影视剧兴起,吸引作者更注意故事的完整性,因此小说叙事的同质化现象,是相当明显的。”

《繁花》走了相反的路径,包括整体上使用方言改良,甚至动用“鸳鸯蝴蝶派”的老词,比如“低鬟一笑、明眸善睐”;人物如果讲北方话,即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书中夹杂繁体字,人物提到的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尽一切可能,显示文本的异质特征。

“假如一旦无力,要到传统中寻找力量。”金宇澄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好比一个街区,崭新建筑群中保存了一间旧房,这个地点立刻就有了特征,标识非常明显。若全是新房,你肯定覺得这里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缺失了一种个性特征,缺乏了灵魂性的记忆坐标。”他说,我们该回头多看看,多用一用祖辈留下来的东西。

采访结束,金宇澄准备赶往母亲家过元宵节。老母亲已经90岁了,“她的记忆,她跌跌撞撞这一生,都属于旧时光,还有很多没有讲出的好故事,烂在了肚子里,文学在它们面前很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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