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权力：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与太子关系探幽
——以汉武帝与卫太子为例

刘 峰，陆发春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哲学·历史

人性与权力：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与太子关系探幽
——以汉武帝与卫太子为例

刘 峰，陆发春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帝制时期，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异常复杂，二者并不仅仅是父子和君臣关系，而是一种掌权者和继承人、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关系。以汉武帝刘彻与卫太子刘据为例，在最高权力面前，二人关系由和睦相处到激烈冲突，最后父子相残，其中掺杂着人性因素的爱、欲望和恶。故以往仅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理解并不充分，且对人性善恶的探讨也是古代先贤们诉求政治价值的话题之一，故从人性与权力结合的视角加以考量，也许会对帝储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人性；权力斗争；皇帝；太子

自秦始皇称帝始，“皇帝”一直是中国帝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作为其继承者的太子，在地位上仅次于皇帝，故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也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历史上，皇帝和太子的关系极其矛盾复杂。一者，由于皇帝自身的特殊性，需要继承人来稳定政权的延续，但太子的存在又对皇权构成一定威胁。二来，出于对太子储君地位的觊觎，拥有资格争储的皇子或亲王，往往互相倾轧、甚至兵戎相见，造成社稷动荡，甚至王朝更迭。因此在分析二者关系时，学界通常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加以阐释，笔者认为这种方式是值得商榷的。太子作为王朝政权继承人的同时也是皇帝的儿子，父子间的人伦之情不应忽略，这正是人的天性即人性。

一、人性的善与恶：一个历史的考量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古代先贤们就对人性善恶进行探讨，如《孟子·告子上》就有孟子和告子的论辩。告子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1](P239-240)孟子则对这种论调持怀疑态度，“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P240)告子认为对人性进行善恶的评判本身就有问题，人性无所谓善和恶，就如水不分向东或向西流，只是方向不同罢了，水依然是水。这种只看到表象的理解显然遭到孟子的批驳，孟子首先肯定了“水信无分于东西”，[1](P240)但这只是事物的表面，从内里去看，水不分东西流却分上下流，人性向善犹如水流向下，这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所以说人性是善的，这也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

比孟子出生稍晚的荀子则明确提出“性恶论”，他在《荀子》一书中就专门有《性恶篇》来反驳孟子的观点。如针对孟子“今之学者，其性善”。[2](P391)荀子提出“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2](P391)认为孟子没有真正认识人性，是混淆了本性与人为之间的区别，并解释“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2](P391)可以看出，荀子强调了二者的区别，亦自然生成和人为努力的差异。

自“性善论”和“性恶论”的提出，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争论不断，双方各执一词，孰是孰非已经无从考察。归本溯源，无论是孟子或者荀子，其理论的目的无非是其政治价值的诉求。孟子“性善论”是为其“仁政”思想提供理论依据，荀子“性恶论”也是为其“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提供理论基础。所以，纠结于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往往会困顿其中不能自拔。因此，毛泽东强调“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3](P33)这是一种以历史的眼光对人性进行的考量。

无独有偶，西方学者也有相同视角。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要靠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东西。”[4](P207)人性作为心理学的范畴，理论上来说似乎与历史学关系不大，而柯林武德却强调要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此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在象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5](P216)不难看出，其对于人性的认识是非常精辟的。归根结底，从人性的视角去解释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不仅很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无怪乎有学者直接了当的指出：古往今来，人类活动的所有表现和状态，包括一切地域、国家和民族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乃至衰亡毁灭，无一不是人性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展现与作用的结果。[6]

二、权力斗争的政治逻辑

前文已述，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析释人性，那么问题是人性究竟怎样具体作用于历史呢？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现象的本质，是人性驱动下的权力争夺。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人类是权力的产物”。[7](P3)可见，追求权力是人的本能欲望，中国历史上牛党、李党、东林党等朋党就是官僚群体为了谋求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与这些臣权集团相对的皇权集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相互斗争的复杂关系，而太子作为皇权的继承者，其本身代表的权力超越了一般的臣权，半君半臣、亦君亦臣的社会地位充当了君臣之间的过渡。此种局面，一旦太子被人性的欲望支配想尽早即位，或者受到周围以其权力为拥趸的利益集团的裹挟，亦或受到其他利益集团所挑唆、构陷或者污蔑，势必引起皇帝的注意，为了国祚绵延，亦或为了自身安全，皇帝与太子的权力争夺便就此揭开序幕。

这场围绕最高权力所进行斗争的根本原因是皇权至上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制度所演变的必然结果。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下，皇帝与太子的首要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其次才是父子关系。倘若就此分析，似乎一目了然，但历史真相远非如此简单。拨开掩盖在历史深处的层层迷雾，我们会发现二者权力斗争掺杂着人性内涵的欲望、爱和儒家所推崇的“孝”。正是这些因素，让原本看似明朗的帝储关系变得模糊。当二者处于冲突时，臣子们难以抉择，支持或反对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对自身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即便在二者关系融洽时，也不能轻易做出选择，如明确支持太子，则很容易被标上“太子党”的烙印，而这正是皇帝所忌讳的“结党”现象。

总而言之，从表面上看，皇帝与太子的关系无非是父子、君臣的关系，实际上二者既不是纯粹的父子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君臣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掌权者和继承人、皇帝利益集团和太子利益集团的斗争关系。而这一切的起点，则是人性左右的权力争夺。此外，皇帝与太子权力争夺往往以暴力战争、流血政变和父子相残收场，这也是权力斗争的一般逻辑。从结果来看，不论获胜的是哪一方，另一方都将付出极大的创伤和痛苦。除此以外，对王朝的存续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汉武帝巫蛊之祸以后，汉朝由盛而衰，唐太宗废李承乾立李治，而后武周代唐等等。

三、人性与权力：双重比较下的矛盾纠葛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皇位的传承始终是一个敏感事件，不少帝王都为此费尽心机，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笔者在经过认真研究最高权力交替的过程中发现，与平庸的帝王相比，古往今来为人所称道的杰出帝王们，在处理与太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上，相对于文治武功方面，则显得大相径庭。

西汉王朝自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以后，至汉武帝刘彻时期，历经七十年的修养生息，国力得到显著增强。刘彻凭借着高惠文景四朝的积累，开创了汉朝的强盛局面，成为中国帝制时代为数不多的杰出帝王之一。班固评价其“如武帝雄才大略……何有加焉。”[8](P212)这样的赞扬并不鲜见，曹植也评价其“封天禅土，功越百王”。[9](P173)

刘彻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颇多，但在处理继承人的问题上却有失考虑，其亲手选择的第一位太子刘据曾发动政变，最后失败。其临终前选择的太子刘弗陵，在一般情况下毫无继承大统的可能性，且汉昭帝刘弗陵在登基时只有八岁，国家大事形同儿戏，命霍光辅政而致其专权，开汉朝外戚专权的先河。在这背后，无疑彰显着人性的选择和权力的博弈，故以此为例，探讨皇帝与太子的关系。

古语有云“国不可一日无君”，[10](P37)引申来看，国亦不可久无储君。汉武帝刘彻自16岁登基始，“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11](P451)一直到29岁，十余年间未有子嗣。武安侯田蚡乘机对淮南王刘安蛊惑说“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非大王立当谁哉？”[11](P2855)刘安听后大喜，并赠予田蚡许多财物。田蚡的言语反映出武帝皇位稳固性的隐忧，刘安的举动也使武帝久无子嗣的弊端日益显现，所以刘据的出生，对武帝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一方面巩固了皇权，使类似田蚡、刘安等野心家的幻想破灭。另一方面，即便在当今社会，29岁才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种求子而不得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故“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11](P2741)东方朔和枚皋是汉朝有名的才子，让这两人为新立的求子之神“禖”作祭文，可见武帝的爱子情深。“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11](P2741)《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皆是儒家治国安邦的经典，武帝诏令太子学习，可见其对刘据作为继承人的栽培。博望苑的修建，也是武帝对太子的充分信任，让其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

此外，武帝对太子的爱还体现在对其老师和亲族的重用，爱屋及乌是人的本性，心理学上称之为“晕轮效应”。[12](P1640)如曾担任过太子老师的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等人，纷纷提拔为丞相，对其母族卫青、霍去病等人委以重任，以致于卫氏一门五侯，显赫无比。由上可见，这一阶段是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关系融洽的时期，一方面体现在作为帝王培养接班人的良苦用心上，目的是为了权力的顺利交替；另一方面体现在武帝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上，这正是人性的闪光点，父爱是无私的、深沉的、博大的，这一点在汉武帝身上尤为明显。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对于该案发生的原因、性质、影响等，学界多有关注，其中不乏相当深刻的论证和见解，研究视角也日趋多元，从权力争夺到人格心理都有涉及。虽然对该案本身的争论不少，但有一点是目前学界的共识：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刘彻与卫太子刘据关系冲突的集中爆发。

早在巫蛊之祸以前，就不断有人在武帝面前中伤和诬陷太子，意图挑拨二者关系。“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13](P727)武帝为了强化皇权，打击豪强贵戚，重用酷吏如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等人，可见酷吏集团本质上属于皇权集团的分支。这些人崇尚严刑峻法，自然与太子所不容，“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13](P727)可见卫太子的执政方针与武帝有异，外朝用法大臣对其有所不满。此外在皇宫之中，伴随武帝周围的内侍也蓄意挑拨二者关系。如“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怪之……知其情乃诛融。”[13](P727)小黄门常融的污蔑不是个例，黄门苏文也向武帝告状，“太子与宫人戏。”[13](P727)种种迹象表明，常融和苏文的背后势力隐然指向后妃集团，因武帝有子六，且符合储君标准的皇子有燕王旦、广陵王胥以及昌邑王髆，因此后妃集团收买内侍陷害太子是极有可能的，其目的无非是对刘据储君地位的觊觎。西方学者则直接指出李夫人为幕后黑手，“在长达几个月的时期中，李夫人的家族试图使卫家失宠。”[14](P189)

外朝和内廷的双重的蓄意中伤，再加上施政理念的差异，无形中已经使武帝对太子产生隔阂和疏离，“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浸衰”、“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13](P726-727)可见武帝与卫太子之间的矛盾已经初现端倪。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在建章宫见到一个带剑男子，怀疑其意欲不轨，命人捕捉而不得，“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8](P208)巫蛊事件开始出现。次年，由于朱安世在狱中告发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行巫蛊之事诅咒武帝，身在病榻之中的刘彻震怒，追查后将“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8](P208)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成为巫蛊之祸的导火线。

武帝之所以对巫蛊之事极度厌恶和恐惧，与其信仰长生不老、寻神求仙的宗教思想有关。《史记·孝武本纪》有大量关于武帝祭神求仙的活动记载，并称“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13](P451)日本学者鹤间和幸也注意到“武帝身边与秦始皇一样，围绕着各色方士。”[15](P226)结合前文提到的太子刘据出生时，武帝立求子之神“禖”，可见武帝宗教思想的浓厚。笔者认为武帝对于长生不老的热衷源于人的本性——求生欲。武帝希冀手中的权力能无限延续，其对于长生的信仰一直坚信不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的逆鳞，亦为之后的卫太子谋反埋下伏笔。

故武帝对行巫蛊之事的恐惧和厌恶就很好理解了，此时的武帝春秋已高，迷信巫蛊害人，这一点恰好被江充所利用，而江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此为奸。”[8](P2742)江充之所以发动这场阴谋，动机是为了保全性命。众所皆知，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恐惧死亡、维持个体的存在是人最坚实的需求，但其牺牲太子来保全自己的做法则透露出人心险恶的丑陋嘴脸。

江充“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8](P2742)苏文曾构陷太子，江充也与太子有仇隙，后妃集团和酷吏集团临时组成反太子集团，一步步展开针对刘据的险恶计划，“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13](P729)计划开始，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下手不相干的希幸夫人，紧接着是皇后、太子。为了坐实太子之罪，宣称太子宫中不仅有行巫蛊的木人，还有大逆不道的帛书，物证充足。“太子惧，问少傅石德……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8](P2743)石德是太子少傅，是太子利益集团的一份子，自然会为太子考虑。经过分析，石德认为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又有公孙贺父子等人的前车可鉴，无论是受到陷害亦或确有其事，已经无法自证清白。“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8](P2743)石德提出矫节以调遣兵马将江充等人收狱，将事情查清。为了使太子下决心，特意提出扶苏之事。“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13](P729)即便如此，太子依然犹豫不决，希望能亲自去甘泉宫证明清白，但是前朝扶苏被逼自杀一事已经触动其内心，且其深知武帝对于巫蛊之事的态度。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16](P229-230)人最低等级的需要分别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当卫太子刘据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生命受到威胁时，其只能铤而走险，“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13](P729)卫太子刘据在斩杀江充后，正式起兵，“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8](P2743)随后起兵失败，太子逃亡，造成“京师流血”、“死者数万人”。其母卫皇后、妻妾子女等皆身亡，唯有孙刘病已躲过一劫，即以后的汉宣帝。至此，以流血政变为标志，武帝与太子的矛盾全面爆发。

从权力争夺的角度分析，巫蛊之祸的实质是以江充为首的酷吏集团、苏文为首的后妃集团，与太子集团进行的势力角逐。且从巫蛊之祸的整个过程来看，这是一场目的明确、计划缜密的阴谋。太子刘据的对策只是人在受到生命危险时的应激反应，根据心理学对“应激反应”的定义：面对应激情境，人容易产生激怒情绪和攻击行为，使认知功能受损，[17](P532)可见刘据对其行为的后果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事实也确实如此，刘据没有想到，从其矫节开始，他和武帝的矛盾冲突就已经达到了临界点，紧接着起兵，冲突的性质已经悄然改变。因为虽然刘据是皇位继承人，但其公然造反，挑战了刘彻作为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皇权的唯一性和独断性，所以即使刘彻作为父亲有护子之心，也不得不逼死爱子。如果说一开始诛杀江充，尚有被逼自卫的意味，那么之后却与武帝派来的刘屈氂兵马交战，实属叛乱无疑。可以说此时的太子刘据，已经无法避免的卷入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了，亦是其采用石德计策的必然结果。而刘据最后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战事的失败，倘若战争胜利，那么“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极有可能提前在汉朝出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既然刘据“得百姓心”、“群臣宽厚长者皆附”，但其起兵时为何“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8](P2744)可见，“民心”决定论并不能准确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局变动，儒家对民心作用的鼓吹，只是一种价值追求，民心向背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也不能左右天下的归属。[18]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八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8](P209)随着刘据的自杀，这场交织着人性和权力双重较量下的政治悲剧终于落下了帷幕。从汉武帝与卫太子二人错杂的关系变化中，我们发现以往将皇权视为如金字塔顶端般的最高权力的理解并不充分。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皇权实际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其作为一个点，承载了整个社会的重力和矛盾。一旦这个点出现了分裂，那么毫无意外就会发生权力斗争，其中帝储之间的博弈尤为值得瞩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如此复杂，因为皇权是不能分裂的。

结语

综上可见，汉武帝刘彻与卫太子刘据的关系，从充满着父爱关怀的和睦阶段，到充斥着阴谋的矛盾冲突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性的因素左右着皇权集团、储君集团的政治走向，二者关系变化的背后是各自利益集团之间人性和权力的双重较量，其结果也符合权力斗争的一贯规律。除此以外，从二者关系变化的探寻中对民心和皇权的认识亦值得注意。以汉武帝和卫太子为例，从人性善恶和权力斗争结合的视角，考察论述中国帝制时代皇帝与太子关系变化的起因和实质。可见在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期，帝储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每一次皇位易主的具体案例都散发着人性的选择，仅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准确解释历史的变迁。因此，二者结合也许会使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更加真实、贴切，从而具有令人信服的魅力。

[1]孟 轲.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6]王 和.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53-65.

[7](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8]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心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英)崔瑞德,(英)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6]白学军.心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7]梅锦荣.心理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8]刘巍.“民心”决定论的困境——以秦亡汉兴为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156-159.

Human Nature and Power：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e in the Imperial China——A Case of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 and Prince Wei

LIU F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230039）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monarch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e was extremely complicated.The two is not only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monarch－subject relationship，but a ruler and heir，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struggle.A case of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 and Prince Wei，in the face of the highest pow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fierce conflict，and finally kill each other，which doped with human factors of love，desire and evil.Therefore，it is not enough to underst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ggle of the line，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goodness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is one of the topics of the ancient sages’political value.Thu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power，it may be beneficial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reservoir.

human nature；power struggle；the emperor；the prince

K232

A

1674-0882(2017)06-0025-05

2017-08-15

刘 峰（1992－），男，安徽肥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思想史；

陆发春（1963－），男，安徽舒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 马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