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震(连载)

2017-04-09 03:08
防灾博览 2017年4期
关键词:唐山大唐山

溅着血泪的生存与毁灭的悲壮史诗石破天惊的大自然与人类命运的交响曲!

(接上期)

第四章 血祭唐山

撰文 /马泰泉

4.大毁灭倒计时

尽管5月的碰头会无果而终,但人们丝毫没有放松对地震的警惕,更加紧了对大震信息,特别是“短临信息”的捕捉。

而大自然似乎已注定把一个最大的“赌注”,隐藏在人们叫得最响的首都圈内的唐山。为确保这个“赌注”不露马脚,它又在别处制造麻烦来转移人们的视线——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丁国瑜,赶赴云南地震现场。与此同时,天津市地震局按照国家地震局的部署,立即派出水化工作组,赴龙陵地震现场参加监视工作。为判定天津附近的震情,考察本区异常与龙陵地震前兆的异同,天津局领导同意张肇诚的请示,让他参加该组赴龙陵地震现场考察……几天后,四川松潘平武震情告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奉命赶赴成都……

大震连发的态势,使人们更加感到情况紧迫。而诡秘的大自然绝不肯“开恩”向正在首都圈严密布阵、搜捕大震信息的人们发布一道“告急令”。

一场大毁灭已悄然进入倒计时。

6月21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37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成员刘德富,自邢台地震后一直研究气象与地震的关系。根据空间环境与气象资料分析,他发现唐山地区出现了类似于1969年渤海7.4级地震前的气象现象。他在小组会上提出:6月以来,这一地区的气象形势显得很微妙,应引起高度关注。他对地震预报“三要素”的认识有自己的见解:先是强度,再是地点,然后是时间——这三者不可同步确定。

6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36天):

河北省地震局派出苏英俊、贾云年、黄钟、周世玖、王素吉、阎栓正等6人,组成的地震地质考察组,赴唐山、滦县一带考察。从贾云年笔记本上那简单的记录中,人们可看到他们在罹难前一个月忙碌的身影——

1901年的唐山老火车站

6月22日,从石家庄出发;

6月23日,到达唐山;

6月30日,开赴滦县;

7月7日, 在滦县考察张百户坎第四纪断层;

7月13日,考察户家裕断层及第四纪断层;

7月21日,去昌黎凤凰山地震台;

7月22日,去北戴河地震台;

7月23日,去廊坊二区测队;

7月25日,返回唐山市;

7月27日,去二区测队一分队;

6月27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31天):

天津市地震局在宝坻召开了第三季度震情趋势会商会,时任该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杨国军主持会议。会议认为:原“京津唐渤张”地区存在的5—6级地震背景近期有所发展;第二季度在天津市及邻区有发生4—4.5级地震的可能;发震时间在7月份。如果7月份不震,异常再发展,震级还要加大,发震地点在天津东北、东南及渤海。

杨国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些天很紧张很累,没白没夜地守着、监视着,轮班时就地一倒就睡了。群测点天天都有报大震的,某大学一对夫妻三天两头跑来送预报意见,说要震了,要震了,还把意见送到了市领导那里,那时不管谁报地震你都得接着。当时我和同事们头脑中有一种思想束缚——等待5级地震。认为发生7级地震应先发生5级地震或小地震,而当时有关于“5级以上地震要上报到国务院”的规定,也使得我们不敢轻易提高震级的预测。唐山大地震当夜,我正值班,由于高度紧张,落下了一种怪病——癔症,直到现在仍未好转,夜里会突然被惊醒,大喊大叫,一身冷汗……几十年来我都在反思,搞了一辈子地震预报,没有抓住这次大震,压力太大了,太大了。唐山大地震为什么没抓住?因为它的临震前兆不突出,没有看出大地震,你能报吗?结果你没有报,它却震了。教训在什么地方?类型不同,于是就等,失败就失败在这个“等”字上啊!可是到目前,究竟有哪种手段能报地震?还没有啊!……

宝坻地震台负责人刘允秀是“主震派”,在本台召开的这次会商会上,他拿出自海城地震后宝坻地电仍然异常的有关记录和数据,认为比海城地震还要大的地震很可能就在近期发生,为验证宝坻地电,不惜拉电网,划禁区,进行隔离。“五月会议”后,北京地震队的张国民来宝坻调研,刘允秀即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张国民说:宝坻地电异常会不会干扰所致?

刘允秀说:虽然是一个点,但不能忽视啊!因为它对应的几个地震前兆异常都被证实了。

张国民说:咱们大家继续努力,争取捕捉到这个大震吧。

刘允秀说:好的,我们一起努力!

在此期间,刘允秀为了验证宝坻地电异常的准确性,曾多次到开滦矿务局下设地震监测台站访察,接触最多的就是开滦马家沟煤矿负责监测地震的马希融。当时33岁的马希融也发现了安装在矿井里的观测仪器记录到地电阻率大幅升降的现象,但拿不准是由于干扰引起还是地壳岩石形变积累所致,是否预示着将有地震发生。刘允秀向他谈了宝坻地电异常的情况和有关震情信息,马希融也以此坚持“有震”的判断,夜以继日地监测地电阻率的异常变化,并多次向矿务局地震办报送预报意见。马希融十分恳切地希望搞专业的刘允秀常来马家沟,多加指导。

现任震害防御处副处长的刘允秀,当年从宣化地校毕业,廊坊地办从花名册上看到“秀”字,便以为他是个姑娘,争着要他。报到那天,几个未婚的小伙子还不约而同去接他,一见人都傻了眼——又多了一条光棍汉。不久他就调到宝坻,这一干就干了20多年的监测预报,后来转行了,专门研究“干扰”对地震预报的影响。

刘允秀说:“宝坻的有关资料我们都珍藏着,唐山地震后印证了我的震前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没什么了不起,不能因为一次成功就英雄了,没成就狗熊了!震后,《人民日报》一名记者专程到宝坻采访我,我就是这么说的。”

当时,为排除宝坻地电的干扰,国家地震局从地质所调了一台仪器给宝坻。7月27日——唐山大地震前一天,刘允秀去北京拉仪器,他能躲过这场劫难吗?拥有一个美丽姑娘名字的刘允秀并不知道……

7月12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6天):

似乎又是一次大自然的蓄意戏弄,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京津唐渤张”五省、市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址恰恰就选在唐山。

为何选在唐山?就因为唐山市群测群防工作搞得好嘛!——时任国家地震局群测群防处副处长的王树华说。他是这个会议的主要召集人,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唐山市二中、八中等群众测报点,并请他们在会上介绍经验。

据河北省地震局《关于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情况纪要》(1976年10月2日)记载:

7月13-19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河北、山东、辽宁、北京、天津五省市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交流群测群防工作经验;第二为全国群测群防工作会议做准备;第三研究讨论预报制度、预报系统问题。会议期间,组织参观了唐山市二中、八中等群众测报点……

也就在这一天,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矛头直指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中国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这是斗争的继续。三个月前的4月12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周荣鑫,在批斗会场被迫害致死,年仅59岁。周荣鑫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周恩来总理特别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地震预报,既不能漏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又不能乱报,惊忧群众影响生产,带来社会秩序紊乱的不良后果。周荣鑫生前签发的最后一份报告,就是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呈报国务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并由李先念副总理签发批转了这份报告,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向有关省市正式颁发。

显然,国家地震局再也不可能成为一块“安定的绿洲”了。坐落在北京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和北京乃至全国所有机关大楼一样,充满着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治地震”。

7月13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5天):

北京市地震队根据华祥文提出的“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的旱震关系和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的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的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他人提出的该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七大异常”,认为震情形势严重而紧迫,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应尽快向上级主管领导作震情汇报,以便及时把广大地震工作者迅速动员起来,全力捕捉临震信息。

张国民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京津唐渤张”地区发生地震的危险已毋庸置疑,问题是临震的突变异常尚未出现,按地震预报“三要素”来确定时间、地点和震级,倍感困难。

当天下午,北京市地震队在军代表邢景孟负责联系安排下,由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和副组长张国民出面,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常委会汇报。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白介夫当即指示:地震队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听取国家地震局的看法。地震队要把震情分析意见和国家地震局的震情分析意见一并报告市委,以便由市委报告中央。

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

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4天):

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汇报了“七大异常”和震情分析意见。张国民说,遵照白介夫同志指示,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赶快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并进行共同会商。汪成民经请示,回电张国民:要求给一周时间,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那里的异常情况,之后再听取汇报,并把听取北京地震队汇报及会商时间确定在7月21日。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29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

……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局(北京市科技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这份简报当日即呈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国家地震局科研处“京津唐张”协作组办公室、北京市科技局、北京市地震办公室,并下达至北京市地震队所属地震台站和北京市各区县地震办公室。此后两天,北京地震队连续召开由所属20个台站和各专业小组参加的紧急震情工作会议。会上介绍了当前北京地区观测到的“七大异常”,并提出加强震情工作的措施,包括加强值班、及时落实异常并注意收集宏观异常等。

同日,地震地质大队(现地壳应力研究所)依据北京地区一些台站地应力突跳异常,提出“短临预报”意见——

地震预报登记簿

(国家地震局制第2册)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

(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 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笔者多方探访考证,这是一份登记在册的颇有价值的“短临预报”意见,它既是地震地质大队全体人员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又是他们不拘泥于邢台和海城地震经验束缚的一次极有见地的举措。黄相宁、潘宝棋、黄诗斌等人是这份地震预报的发起人,同时得到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负责人王剑一等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个预报意见,在唐山群测群防会上引起了河北青龙县地办王春青的重视,使青龙县得以组织了极为出色的防震工作,创造了全县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的奇迹,受到联合国的表彰。

1920年以前的唐山机车车辆厂机车组装车间

7月17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1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已进行到第三天。据召集会议的王树华回忆说,之前安排了两天大会发言,还有半天是由唐山市地办安排的例行震情会商会,现场就设在唐山市二中。就在这次会商会上,唐山二中的地震科研小组田金武、李伯齐、王书蔚等教师汇报说,该校埋设的地应力、土地电、地倾斜等测量仪器均出现较大异常,提出了1976年7月底至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的预报意见。还有一些群测点也报出了可能有大震的意见。当时京津组的钱复业、崔德海、粟生平,已在唐山落实异常情况。而去唐山了解震情的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是7月17日下午到会的,他要求在会上发言,但大会发言早已结束。

王树华就在当晚给汪成民安排了一个震情座谈会,让他听取震情反映。

笔者采访王树华时,他特别指出:有文章说汪成民到会后“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成民在会上发言”的事根本不存在,因为大会发言时汪成民根本未到会。至于17日晚震情座谈会,查志远说汪成民不能代表地震局,这是纯属捏造的谎言!因为17日晚震情座谈会是我代为召集的,查志远根本没说话,是我做的开场白。临开唐山群测群防工作会议的前几天,汪成民曾到我家对我说:“北京地区有震情,唐山地区情况不清楚,想参加这次会议了解一下震情。”同时托我带一些调查表,调查落实地震的前兆异常。7月17日晚震情座谈会上,我替他向会议代表发调查表时讲了他的这

番话。还有就是地震地质大队与会者提出预报意见的潘宝棋、黄诗斌证实,震情座谈会只是17日晚开了一个晚上,当晚没有听到突出的大异常,只有地震地质大队的预报意见比较突出,所谓“唐山,被捂住的地震警报”纯属杜撰,混淆是非!再说,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是研究、落实、加强唐山地区的群测群防工作的会,不是震情会商会,这个会不承担预报地震的任务,自然也就不存在“捂”的问题。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1976年8月20日发出的《地震群测群防简报》第二期,以《青龙县委重视群众预报,在唐山大地震前做了预防,收到良好效果》为题,记录下那段史实的有关细节。简报称——

7月19日,青龙县地震办公室王春青同志,去唐山参加国家地震局召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在散会前夕,听到三河县地震队预报(简报编者按: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震情介绍):7月28日至8月5日,在京、津、唐一带可能发生4到5级地震的消息,回县立即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非常重视,当即在全县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传达,让各公社回去一个同志,布置防震工作。要求在7月27日以前传达到全县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做好防震准备,保护好牲畜。由于全县人民有了准备,大都开门睡觉,因此唐山、丰南发生地震后,虽然该县在全区受灾最重,房屋倒塌最多,但人、畜伤亡很少。

据河北省地震局《关于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情况纪要》(1976年10月2日)记载:

……会议后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同志去了,利用晚上时间召开了部分同志参加的震情趋势座谈会。开始有二十几个同志座谈,后有些同志得到消息也自动地去参加会,这个座谈会陆续增到80多人……汪成民同志谈了三点:第一,国务院69号文件提出的预报已到期了,虽然发生了海城和和林格尔地震,但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危险依然没有解除;第二,最近收到一些预报意见,有些异常情况,主要反映在唐(山)、滦(县)、渤(海)一带;第三,临震异常现象搜集得不多,对近期的一些临震异常发个表下去,大家填一下,7月底报上来。

会议结束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查志远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他除了谈群测群防工作的一些意见外,还谈到要加强震情监视,当前唐山市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

据粟生平回忆,她本来是要跟汪成民一起去唐山参加群测群防会的,汪成民因要在家处理一些事情,就让她先去了。汪成民到唐山的当晚召开震情座谈会,粟生平就把震情调查表发给大家,并要求大家填好后于7月底之前寄至国家地震局。表格是粟生平打印的——

然而发下去的300多份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只有很少的报回到北京,而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是震后才陆续寄来。

粟生平说:第二天(即7月18日),我跟汪成民还专门去了唐山二中,见到了田金武、李伯齐及一些师生。在去的路上,我问汪成民:有大震吗?汪成民说,不会马上有大震,但确实有异常……我们跑了好几个群测点,搞了一大堆材料。

粟生平说:当时大家都很敬业,很认真,作为京津组的成员,我们时时刻刻都感到有一种压力,感到责任很大,担子很重。汪成民领着我们下台站,没白没黑地跑,他孩子有病住院也顾不上照看……

突变异常调查表

7月21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7天):

早上一上班,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和耿庆国等人已来到值班室,按一个星期前约定好的时间,准备去国家地震局汇报并会商震情。张国民先给国家地震局预报室打电话找汪成民,值班员回电话:汪成民去唐山还没有回来。

耿庆国急了,对张国民说:误了事怎么办?当前气象要素指标还在继续发展,只等低压突破就是临震。如果有震,震级一定很大,说不定又是一个7级大地震!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头脑清醒,搞不好要出大事情。我们必须把案备好,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铸成大错!

接着,耿庆国又说:别等汪成民了,他和我一样,只是你们下面的一个小组长。你应当给梅世蓉打电话,看她从四川回来没有,告诉她今天是7月21日,是约定好了的,不能再拖了。

张国民立即打电话给梅世蓉。恰好,梅世蓉刚从四川回来,领导在催她赶写松潘、平武震情汇报材料。梅世蓉认为自己近些天对“京津唐”的震情了解还不多,要等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再进行会商。时间改为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

其实,此时的梅世蓉更是心急如焚:主任丁国瑜仍在云南“收拾残局”,四川地震又闹得人心慌慌,首都圈风云乍起,变幻莫测……她打电话给河北省地震局,询问唐山一带是否有临震前兆出现,但得到的回答是:派往唐山的考察组苏英俊、贾云年等人,就在唐山捕捉地震前兆信息……

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6天):

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一行回京。唐山之行,包括周边沿线至的地震台、站,并未发现更多临震异常,因此还没有充足的依据发布“京津唐”临震预报。但震情趋势紧迫而复杂,令人忧心忡忡。汪成民“此刻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自从“五月会议”以来,他已三去唐山,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前所未有。而回到北京的他,看到的都是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着按中国科学院“反击右倾倾

翻案风”批“两胡”的部署,中国

科学院揭批胡耀邦,地震局揭批胡克实,很少有哪位领导敢不参加政治运动而来过问业务工作。

汪成民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就没过关,谁都很难有把握地说,某时某地要发生多大级别的地震,更何况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最为敏感的地区。而对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报5级以上地震必须上报国务院批准。在没有得到上级领导同意之前,我们无权,也不敢轻意下结论……

他说,他不能像有的专家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份要求他,必须拿出更准确的论据和更权威的判断来证明将有一次大地震的发生,然而他毕竟没有,手上只有调查了解收集到的一些震情异常资料。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将会带来怎样的残酷后果。同时他也清楚,万一虚报,京津地区将会造成怎样不堪设想的社会大动荡。北京,是中国的心脏,中南海住着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时,国务院一位领导曾说“北京地区的防震演习,必须经总理批准方能进行”,更不要说发布京津地震的临震预报了。

去唐山了解震情之前,汪成民曾给远在云南龙陵地震现场考察的局地震预报室主任丁国瑜打过电话,向他汇报京津地区的震情,希望丁主任尽快回京,因为梅世蓉副主任又被领导派往四川了。另外,他还请丁国瑜把临时抽到川滇加强工作的北京、天津、河北的同志提前撤回来,投入到“京津唐”震情监测工作中去。不久,一部分赴川滇的同志返回了。

汪成民将唐山收集到的一些情况向局领导汇报,建议局领导研究一下震情。但是局领导有的在开会,有的生病去了医院,他没辙了。责任重于山,不被压个粉身碎骨,也会压垮压扁——这不行,不能束手无策,更不能坐以待毙!他想到一个主意:将震情抄录出来,贴在了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汪成民说:自“文革”以来,我没贴过一张大字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贴“大字报”。一页是趋势预报:北京地震队、天津市地震局和地球物理所报上来的预报意见;另一页是短期预报:河北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报上来的预报意见。这些单位都是专业地震机构。

趋势预报:

1.北京队:

今年下半年,发生大于5级地震的趋势在增加,今后地震活动可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动向。

2.天津队(天津市地震局):

大于5级的背景仍然存在,七月份在天津以东及渤海可能有4—4.5级地震。

3.地球所:

京津附近,似在孕育较大地震,特别是十月至十一月,要注意监视。

短期预报:

1.河北队(河北省地震局):

七月十五日前后,红山、沧州、德州﹥4.4级。

2.地震地质大队:七月六日、七月二十日或八月五日前后。

集宁-繁峙-张家口或宝坻-乐亭-渤海,5级左右。

3.海洋局情报所:七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张家口-秦皇岛-沧州,3.5级到4.5级。

4.地震测量队:七月二十三至七月三十一日。京西北(大同至河北、内蒙古、山西交界)或京东南,4.5级左右。

据刘德富、粟生平等人回忆说,当时的情景确是如此,组长汪成民贴“大字报”也确有此事。局长刘英勇已被连日的批判会搞得晕头转向,急火攻心又攻头,害得到医院去拔牙,本来视力就差(高度近视),脑袋撞上树、撞上墙、撞上门的事时有发生。

对于“大字报”上的内容,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也都有所了解,似乎还看不到地震“短临告急”的强信号——像邢台和海城地震那样的情景,认为华北乃至京津地区近期问题不是太大。这种判断的失误,对捕捉大震的思路及做法都是严重的背离,特别是用邢台、海城“以震报震”的经验,对待唐山地震的监测预报,就势必难以奏效。刘英勇把大字报上所说的震情交给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去研究处理。

7月23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5天):

天津市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会商会。预期的5级地震或小地震都没有发生,十分平静。会商会得出两点结论:

(1)天津及邻近地区观测到的原有存在的一些异常目前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青光、徐庄子、青县的地电阻率。国棉四厂、宝坻、塘沽等井孔的水氡自大城地震后一直存在负异常。地下水平面分布图上出现北东东向条带异常。因而认为在天津东北、西南方向及东南渤海一带有4—4.5级地震,发震时间7月末8月初。

(2)基本按6月下旬宝坻会商会的意见对7月份地震形势的估计。

唐山大地震中被震毁的唐山火车站

同日,河北省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省内各地、市地办、地区队负责人和少数县地办以及大厂矿地办负责人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汇报会”。

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罗兰格说,那个时期无论开什么会都得紧跟形势,标上“政治挂帅”的牌头。这个会实际上就是抓地震异常的落实会,尽管派了几批人员下去捕捉,震前宏观异常却没有多少,所以才开这个会,号召全省地办人员一起抓。至于后来有人说出现了多少多少异常,那大都是唐山地震后总结出来的,“马后炮”嘛!

罗兰格说,在这个会上,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台站和地办的预报意见。像开滦矿,唐山二中、八中,还有秦皇岛一中等都有上报的材料。来开会的开滦矿务局地办主任王建功是个很负责很认真的驼背老头,他说马家沟矿地震监测员马希融不止一次报大震,你们看,这是我汇总的材料。他还说市里经常召集大家会商,各单位都发表预报意见,报5级6级的都有,尤其是唐山二中的田金武老师,敢报大震7—8级。我的看法是,不管报多少级,只要能抓住地震就中啊!

罗兰格说,当时群众不管你采纳不采纳,发现有什么动静他就报,说要“驴打滚儿了”(俗称地震)。几乎每天我们都能收到上百条报大震的意见,你是信还是不信?真真假假令人难辨。侯立臣副局长看得都晕倒了……1976年的春节,侯立臣和苗良田副局长就是在唐山过的,住在唐山中心台刘占武(台长)那里。为什么在唐山?不就是唐山有异常嘛,唐山是重点监视区嘛,唐山有预报意见嘛。几乎所有的重要地震会议都在唐山召开,一个一个的会几乎没断。大年初二,侯立臣他们突然接到一个情况,滦县有一条狗蹿上房顶不下来,汪汪直叫。以为是大震前的动物异常反应。侯立臣和台上的同志半夜三更就跑去了,开车二三个小时到了那个地方,滦县地办的同志说,解决了,解决了。怎么解决了?大家很惊讶又很纳闷。县地办的同志说,过年嘛,原来是狗吃鱼剌卡住嗓子眼儿啦……

谁也没有想到,省里好不容易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这样一个地震工作会议,可只开了二三天,这边还开着会,那边就地震了,地震把地震会搅散了……这位人称河北省“郭沫若”的罗兰格,省政协常委,声音变得喑哑,沉重的心绪凝思在大震前的那一刻。

原中国地震局局长陈章立

丁国瑜院士

7月24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4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和京津组人员召开会商准备会,对收集到的各种异常反应(如地磁、地电、水氡、地震活动、气象等)进行分析,判断这些异常有多大程度是地震前兆反应。丁鉴海作为全国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提出地磁低点位移异常:发震时间7月31日前后3天或8月14日前后3天,华北北部4.8级以上,我国西部有7级以上地震。虽然此会议没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但大家都感到震情紧张,需要严密监视,待后天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后再进一步判定。

邓小平同志接见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也在召开震情会商准备会。几位专业人员根据各自的监测手段,提出短期预报的看法——

耿庆国根据自己研究的“旱震关系”以及从震例中归纳出的“短临地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即日在北京地区已全部显现: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991.9毫巴,突破了历史同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这既是自1951年有气压观测资料以来的最低值,也是自1976年以来205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低压突破,预示着一场地震就要来临……

华祥文根据“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京津张”地区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李宣瑚根据管庄水氡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水氡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张”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依据地磁指数异常提出:可能发震的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27日两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其外围地区震级会更大……

耿庆国说:你如果能把预报的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敢报: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为此,耿庆国建议,写出正式书面意见,上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指数、气象要素等异常情况,认为未来一周,即1976年7月25日至7月31日,“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的各种异常情况都已及时报告了国家地震局,正式的预报意见可在两家会商会时充分研究讨论后再定。

与会大多数人表示同意。

当晚,北京市地震队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根据地电异常、低气压异常等,7月27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王振群等一行从事地电工作的人员于翌日一早赶赴西集台落实“异常”,发现此异常存在漏电隐患。

7月26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两天):

上午8时许,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带队,崔德海、钱复业等一行15人,乘面包车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此会商会非同寻常,而关键人物梅世蓉却因局领导指定她当天汇报四川震情,未能出席。

张国民回忆说,会商会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5点半。会上李宣瑚、耿庆国、华祥文、陈克忠、桂燮泰、李存悌、李声荣、李祥村等,分别就水氡、气象、地震活动、地形变、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应力等异常及其对震情分析作了系统介绍。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同志对北京市地震队提出的“七大异常”进行了详尽探讨。北京队的分析预报人员就水氡、气象、地震活动性和地磁指数等手段回答了相关提问和质疑。

面前的情况是,对于“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做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提出的“七大异常”为标志;此外还有国家地震局系统和社会上一些业余观测台站提出的预测预报意见,但是在这个会上难以被确认。因为“临震预报”,即有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做出。虽然大家都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近期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甚至有人提出北京、保定、张家口在近十几天乃至几天之内就要发生6级或7级以上地震,但给出的范围还是太大了……

会议双方一致认为:震情空前严重,时间空前紧迫。但也都认为对于预报京津地区的地震决不能轻率,尤其是北京。正如有同志所说:地震像洪水猛兽一样左冲右突,云南大震后还未喘气,四川紧接着震情告急,“京津唐”又异军突起。眼下四川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停工、停产、 停课,还有人携家带口逃到外地避震……“京津唐”再闹一下怎么得了?后果要比四川严重得多。

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与会者被绷得最紧的就是“头脑里的这根弦”。

问题的“关键点”已很清楚:对于京津唐地区如何报?能不能像海城地震那样,敢冒人心动荡、停工停产之险,公开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抓住了前兆,才能做出明确的临震预报。

为此,会商会决定,立即向国家地震局领导汇报,发动群众,大量捕捉临震前兆,之后再确定临震预报的发布。

会后,汪成民向梅世蓉作了汇报。梅世蓉表示同意汪成民的意见。

就在这天下午,分析预报室值班员收到“廊坊水氡突跳异常”的报告……

7月27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5个小时):

一大早,张国民就一个接一个地给各区县地震办公室和一些台站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新的异常发现。回答说没有多少情况。张国民说,他当时心里很着急,也很紧张,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海城地震有那么多前兆?难道“京津唐”闹地震就没有临震前兆吗?

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预报室汇报。梅世蓉、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参加。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认真准备好了汇报稿:自6、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中长期前兆异常的背景下又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也转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是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接着他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的地震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七大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对此,我们已下发了“突变异常调查表”,但收到的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过去几次大震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局领导决策。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的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一阵沉默。会上没有人轻言“京津唐”地区在何时何地会有何种级别的地震发生。

看来,唯一的有效途径还是抓“临震异常”。

会议由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拍板:一、分析预报室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下星期准备一周,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二、明天派辆车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大家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

但是,一切为时晚矣!

15个小时之后,巨大的灾难骤然降临,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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