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苏轼三类论体古文的书写艺术

熊礼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简论苏轼三类论体古文的书写艺术

熊礼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苏轼论体古文可分为三类：“进策”、“进论”与论古之作。“进策”及“进论”中的人物论采色绚烂，高下抑扬，在艺术上追求新颖、巧妙，有意而为的成分居多；论古之作平淡、自然，文若泉水涌地而出，有随笔写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两者的不同，不但表现在文章结构、修辞手段、艺术风貌上，甚至连文章的长短、达意的曲直、言说的详略，都有区别。如何评论这两类各具审美特征的论体古文，我们应注意苏轼本人的看法，即他说的“凡文字，少小时须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

苏轼；论体古文；进策；进论(人物论)；论古之作

一、苏子“进策”的艺术风貌及其表现手段

苏轼《策总叙》云：“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于其言”，“臣愚不肖……深思极虑，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曰略，曰别，曰断。”[2]此《叙》，实已道出苏子进策的诸多特点：一是写作深思极虑、出于至诚之心，二是“率其意之所欲言”，三是言意相称、意尽于言，四是“卓然近于可用”。元祐年间，苏轼又具体说到此类进策的目的，云：“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3]可见苏子进策，实乃扺掌当世之务，针对种种社会问题提出改良意见，是他替仁宗皇帝设计的“君道”、“主术”。

关于它的文体性质，从苏子作《策总叙》管领25篇，又将其分属策略、策别、策断三部分，可视其为一结构严密的散文著述；但从他明说其“为二十五篇”，似又可将各篇视作独立成篇的古文。说它们是古文，除顾及韩愈标举的古文要素外*韩愈倡导的古文，是一种自具首尾、篇幅有限，遣词造句取法三代秦汉之文，行文一气贯注，重在明道、记事，而以具有本于儒学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单篇散体文。，我们还注意到刘将同说的一段话：“韩《颜子论》、苏《刑赏论》，古文何以加之？而苏之进论、进策，终身笔力，莫汪洋奇变于此，识者可以悟矣。”[4]刘氏视《刑赏论》为古文，且认为苏子作进论、进策以及终身古文写作，笔力的“汪洋奇变”，都受到它的影响，大体符合梅尧臣“以为有孟轲之风”、欧阳修“不为世俗之文”的看法*苏轼《上梅直讲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6页。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云：“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陈善《扪虱新语》卷5亦云：“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王基伦释《刑赏论》“有孟轲之风”，谓“第三段以排句形式成文，其中‘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二排句，仿自《孟子·离娄下》‘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的句型；而后‘赏以爵禄’、‘刑以刀锯’二长句，以相对的双排复句句型，依序递进，再提出‘先王’观点加强论述，结尾以‘故曰’一句收束。其中多处作法，皆与《孟子》文章神似。例如《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又如《孟子·离娄下》‘君臣相对待’章、《孟子·尽心上》‘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章，皆有相对反的双排复句句型；至于引述‘先王’观点，引用古书句子收束，或以‘故曰’一句收束，皆是《孟子》书中常见的现象。”见《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接受研究》，王基伦《宋代文学论集》第261、262页，台北：学生书局，2016年。。只是苏子进策、进论作为古文的文体特征，较之作为试论的《刑赏论》更为突出一些。

进策25篇是一个整体，内容安排有其系统性。《策略》5篇为君主谋划，劝其“振刷有立”。首篇挈其端，次篇展其势，皆统领大意。三篇曰“任人”，即任能立之人。四篇曰“开功名”，即开敢立之门。五篇曰“通群情”，即通劝立之情。“课百官”6篇、“安万民”6篇、“厚货财”2篇、“训兵旅”3篇、“策断”3篇，乃条陈“有立”之措施、事件。

苏子进策概以“臣”之口吻议政言事，语气恳切、诚挚；贞心披沥，直言、尽言；用语易道易晓，说得清楚明白，可谓自然、平易之至。至于有见有识，言弊切中肯綮，建议可用可行，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苏子为文，博览群籍，善于广泛选取众家散文艺术经验为我所用，传言：“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5]而苏子自谓“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6]。进策论事，说利害处多，而能有气象峥嵘、釆色绚烂之艺术风貌，主要与苏子有意采用贾、晁、赵、陆奏议写法及苏、张说辞技巧分不开。结果不但使其策“论利害处刺骨”(茅坤评《去奸民》语)、论事“辩析透快”(陈廷敬评《策略三》语)，还将多种手法融为一体，形成进策特有的写作特点。其引人注目者，至少有四。

(一)以史实、近事助说利害

这是贾、陆奏议言事的常用手法，苏子用得娴熟。大凡进策总不离破旧(或谓改变现行政策)立新(或谓推行新的政策)的思路，行文务必把旧政策(或现行政策)的弊端、新建议(或理想状况)的好处说得十分透彻。而要君主充分认识到“利”远大于“害”，就要有很强的说服力。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选择历代史实、本朝近事说“利”说“害”，是容易引起读者共鸣的。但苏子并不满足于此，还直面当下社会问题，把时政之弊、成规之害说得刺骨入髓，令人惊心动魄。像《策略五》说“深结天下之心”，《课百官》说“厉法禁”，《安万民》说“教战守”，《厚货财》说“省费用”，《训兵旅》说“练军实”，《策断》说“塞亡之门在得其权”，皆是引古事、近事、当下事剖析利害。而《安万民·敦教化》谓“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厚货财·定军制》痛斥今日“专信禁兵”之害，皆出言尖锐，说得脱皮露骨。至于称引方式，则与文中引述圣贤格言、经典语录以为论据不同，多是纳事于论析之中，围绕言利言害展开。

(二)纵横倏忽，自行自止

苏子进策，由于深思极虑，对时政之弊看得深切，对救弊之策想得周全，故行文横说竖说，从容自在，倏忽变化，却能如出岫之云，自行自止。如《课百官·决壅蔽》，前言“壅蔽”当“决”，后言“决”之之术。先言“圣人之治天下”无壅蔽之弊，继言“今也不然”之弊；接着先言“昔者汉唐之弊”，继言“今也法令明具，……小人以法为奸”；接着先言“今夫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继言“桓文之霸”、“王猛之治秦”。最后说“今天下治安”的弊端(事繁而官不勤)及欲去其弊的两项措施(省事而厉精)。也是出入古今，时古时今，无固定模式。古今人物、事件，凡能助说其理者，拈来即用。所用人事众多，五花八门；对象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而言之长短不拘，意兴则行，意尽则止。又如《训兵旅·倡勇敢》，说治兵“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策以“气”字为主脑，以“倡”、“私”二字为骨干。行文则言何谓“倡”、何谓“勇”，为何谓“致勇有术”。继言“致勇莫先乎倡”，而言“倡”，又细言“倡莫善乎私(偏爱)”；言“私”，又谓“为己而私之，则私不可用；为其贤于人而私之，则非私无以济”；接着又说到十余年前“西戎之叛”、朝廷“重赂求和”，“患起于天子无同忧患之臣、而将军无心腹之士”的惨痛教训。茅坤形容此策纵横豪宕，变态百出，精悍动人，直谓“通篇行文如虬龙之驾风云，而撼山谷，而杳不可测”[7]。刘大櫆谓其词随意出，意达则已，连缀相生而转接自然，则云：“自行自止，然皆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此坡公得意处。”[8]他如《策略五》“行文如行云，如江流，曲尽文家游衍之妙”(茅坤评语)，“只通上下之情，一语反复流转，文如奔蛇走虺，不可把捉”(高士奇评语)。亦为苏子进策行文纵横倏忽、自行自止之代表作。

(三)用浅近譬喻生发议论

苏子进策除用史实、近事和时事说利害外，还爱用浅近譬喻论事。陈衍说他这一喜好是受陆贽奏议的影响*陈衍云：“后世陆宣公奏疏，多用譬喻。苏子瞻尤工，盖本用功孟子、贾生，又学宣公也。”见《石遗室论文二》，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七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94页。，其实陆贽奏议所用譬喻不多，主要还是受苏、张说辞和《庄子》一书的影响。苏子使用譬喻有几个特点。一是所用譬喻浅近、平实，多是源自日常生产、生活，为人耳熟能详者。如医之治病、工人操器、猎人捕兔，羊倌牧羊等，可谓妇孺皆知，与战国策士所用譬喻大异其趣。故储欣有谓：“取譬参孟、韩，洗尽七国纵横诡怪之气。”[9]一是譬喻的选择、加工，按立论的需要选择、编排譬喻，尽量突出其便于说理的地方。手法略同于庄子编寓言、白居易作乐府诗，但不同于《庄子》寓言取材的超现实，也不同于白居易乐府诗的讲故事。二是巧借譬喻生发议论。表现手法较多，有先说譬喻，再细说喻体特征，然后引出正论。如《策略一》以“天”喻“君”，只一句说出譬喻，单就“天”“刚健不屈”、“动而不息”之特点详尽描述，然后接以“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转入正论，不数语即理足义正，令人信服。有单就譬喻作论，而论关政事、进策要义而不明言者。如《策略四》谓“治天下譬如治水”，大谈“善治水者，不惟有难杀之忧，而又有易衰之患”云云，一段文字几成一治水论。论其理实隐然有为“正论”张目之意，不过行文却是“就喻跌宕，正意更不相言”(储欣语)。有借对譬喻的评议，得出与譬喻、正言两相关联的结论，就势进入正论者。如《策略一》以医之治病为喻，中谓“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卤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就既说身之病，又说国之病，故能自然引出下面关于“济世”之方的议论。有借譬喻说出事物某一道理、某一特点，为策论提供言说背景的。如《策略五》谓“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苏子作论，一则言“器久不用”、“器与人不相习”，“是以扞格而难操”；一则言“良工使手习知其器，……是故所为而成也”。实为下言君主当“深结天下之心”提供“理论”，故文中有谓“惧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难操”、“使不至于扞格而难操”云云。又如《蓄材用》，谓“国之有材，譬如山泽之有猛兽”云云，下言今日“外之蛮夷无所畏，内之朝廷无所恃，而民又自轻其上，此犹足以有人乎”，其论断依据就在上述譬喻中。凡为言事提供依据的譬喻，作者多是展开来说，把利害说透，转接则用语极省。如《决壅蔽》仅用“今也不然”接转，《教战守》仅用“夫民亦然”接转，而正论言之振振，精光四射。还有正论中叙事议论用譬喻加以描述的，如《无责难》用牧牛羊者不知肥瘠为喻、《去奸民》用猎人搜求伏兔于草莽、不待去自投罗网为喻，《省费用》用人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无遗为喻，皆是。

(四)形容尽态，辩说透快

和譬喻展开来说相似，进策中叙事往往形容尽态，目的则是为言利言害助长其势，使得辩说透彻、快利。这一手法的运用，自与他进策“备论极言”分不开；论其来由，则受苏、张说辞敷张扬厉的影响最深。像《策略五》中“方其未也，天子甚尊”一段文字，《决壅蔽》中“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一段文字，《专任使》中“今夫为京兆者，戴星而出”一段文字，《敦教化》中“小民不知去说”一段文字，《均户口》中“自井田废”一段文字，《教战守》中“天下之人骄堕脆弱”一段文字，《蓄材用》中“然以区区之二虏”一段文字，皆形容得好。可谓笔端有口，足以形容难言之妙。刘大櫆即谓《省费用》“发挥闾阎琐屑之情，恳至周到。故权国用，而以小民之家推之，最为亲切易晓”[10]。林纾亦谓《倡勇敢》中“描拟怯夫成勇之状，曲尽人情、物理，此苏家长技也”[11]。叙事形容尽态，自然有利于辩说透快，但进策也有不通过叙事而靠径遂直言说得透彻、快利的。像《策略一》说“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前引《敦教化》说“古之设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等，即是。

苏子进策气象峥嵘，釆色绚烂，是他综合取用前人艺术经验造成的。其手法众多，除上述者外，罗大经尝言《厉法禁》中“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策断一》中“唐太宗既平天下，……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是学《国策》之文的“以曲作直”[12]。姚鼐亦谓“东坡策论，其笔势多取于《庄子》外篇”[13]。至于行以浩瀚之气，抒以超朗之词；覆手作论，别开生面；雄辞博辩而有超逸之风，疏畅自在不掩开合严紧之门，都是我们深入研究其进策艺术所应注意到的。

二、苏轼进论中人物论的表现艺术

苏轼进论较多，这里仅说若干人物论的表现艺术。此类人物论，与进策有相同处，一是于时君同样有劝导、启迪的用意，二是同样具有气象峥嵘、釆色绚烂的艺术风貌。比较而言，似乎进论行文更讲究说得新颖、说得深刻、说得有理、说得巧妙、说得漂亮，有的甚至是结构、层次、说法以及材料取舍都曾预作布置、安排。总之是匠心独运，有意而为。要说明的是，其人物论，既不同于《史记》传记后面的“太史公曰”，也不同于一般文士的人物论，一则读其论很难理出他作为评判人物统一标准的人生价值观，一则他的评判并非是对历史人物一生功过是非的全面评价，有的甚至是单就人物不为人所重视的人生经历、细节作论。而所得结论，独特、新奇，纵然未必完全正确，却能启人心智、拓人心胸。而能说得理足意圆，令人叹服，自与表现艺术有关。其立论、作论方式灵活，可概言者有三：

(一)借题作论，所论之事单一、典型

读苏子的人物论，人们无不惊叹于它立论的新异、深刻，和言说的痛快、利落，常常会有“他怎么就想得到，还说得出”的疑问。苏子讲为学、为文的关系，有所谓先了然于心，然后才有可能了然于口、了然于手(能了然于口并不等于能了然于手)的说法。显然，苏子的新异之论，是他作文前早已蕴藏在胸的见解。它们可能是出于对时政之弊的思考，对人生智慧的体认，对学术问题的辨析，也可能是读书乍然萌生的心得。而在作文时，便借对某一历史人物的某一行为的评议，痛快淋漓地说了出来。此类论文，选论之事单一、典型，立论与所论之人事一致。像《孙武论二》“借题说自家议论”(茅坤语)，《留侯论》系“子瞻胸中先有此一段议论，乃因留侯而发之”(玄烨语)，即事理吻合。由于借题作论，有的论文所论人物事迹与立论之间便有抵牾处，像《管仲论》《孟轲论》，事理就都有可议论处。

(二)入手常用“冒题”之论，正论“开说处”多

这是苏子作人物论的一种书写方式。所谓“冒题”之论，又称“冒头”、“冒”，就是进入正题之前的议论，通过议论，再引入所论之人、之事。看似题外作论，实为论人论事提供理论支撑或思维模式，甚至有“虚冒全篇，了无遗漏”(储欣语)的功用*论之“冒头”有反起、正起之别。陈衍云：“论之有冒头者，其冒头主意，率与所论之人、之事相反。盖凡人凡事，必有其可议处，论之所由作也。若其人其事毫无遗憾，则何论之有？故《荀卿》《韩非》《贾谊》《晁错》《留侯》诸冒头，皆对题目反起，以诸人皆有可议也。惟《伊尹》一篇，冒头对伊尹正起，则以伊尹无可议之人也。无可议而论之者，将其生平本领，人所见不到处，阐明出来。……皆专论其特别好处，人所未见到者。退之之《伯夷颂》亦是也。若论臧文仲之窃位，臧文仲之居蔡，臧武仲之要君，则《荀卿》《韩非》《晁错》等篇之例也。永叔《纵囚论》，首段亦反起。”见《石遗室论文五》，《历代文话》第七册，第6765页。。像《魏武帝论》中“世之所谓智者”一番议论，《伊尹论》中“办天下之大事者”一番议论，《乐毅论》中“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一番议论，《荀卿论》中“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一番议论，《留侯论》中“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一番议论，《韩愈论》中“圣人之道”一番议论，《晁错论》中“天下之患”一番议论，皆为各篇“冒题”之论。此类“冒头”或短(短到只有几句话)或长(长到占全文半篇以上)，却影响到全文的立意，如孙琮说《晁错论》即谓“起作虚冒，便已笼罩全文，通篇只是发明冒中之意”*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三评语，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第5198页。金圣叹亦谓“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起，掀翻尽变，如广陵秋涛之排空而起也”(《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三)。。同时在行文中还能预开文局、预造文势、预设文路，使正论有条不紊地展开。又正论行文“开说处”多。所谓“开说处”，即用“开笔”处，指的是论述中一层意思刚完，马上跳出前一论述范围，一笔宕开，找到新的话题，言之滔滔。由于能开设新的论述平台，开出新的文意、文境，且能使文势新变，掀起新的波澜，所以称为“开笔”。新的话题可能是前一论题的延伸，也可能与之完全不同；与所论人、事的关系，则有紧相关联者，亦有全借他人、他事作论者，但所说之理、所明之意的落脚点却不离所论之人、事。像《伊尹论》，孙琮即谓其“通篇开说处多，实讲只有两段，然其拓开处，都是切着伊尹处。文章之妙，固有反面胜于正面，虚笔胜于实笔者，识得此法，可与读子瞻文字”[14]。像《留侯论》，余诚即谓其“全幅段段俱用轻逗浅挑才说到本意，却又放开手笔，另从他处远远写起”，并谓“‘且其意’句翻上‘受书’句，能开下议论而文势亦大，有悬崖崩石之致”[15]。沈德潜则形容开笔顿起波澜，谓《留侯论》“‘且其意不在书’一语，空际掀翻，如海上潮来，银山蹴起”[16]。而吕祖谦说《晁错论》中开笔“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一句，“如平波浅濑中，忽跳起一浪”[17]。

(三)议论一意反复，行文断续不羁

和贾谊长篇论疏所谈事理甚多不同，苏子进论，特别是人物论，只论一人或一事，而且立意单一、明确。“议论一意反复”之“一意”，即作者论人或论事的基本观点，亦即论文题旨所在。反复议论，目的是把道理说得透彻、圆满，足以令人信服。《范文子论》，即就“鄢陵之役”，“范文子独不欲战”一事作论，以言“范文子之智”。所论大意，盖谓无故而有功，则必骄而致乱，范文子明乎此，故不欲战。但文中直接言及文子，却只有“苏子曰”开头一段议论和篇末一句结语。大量文字反复议论的是“不求一时之功”的道理。如说“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又谓“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谓“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且举汉高帝、唐太宗为例详言其事；又谓“国之强弱足以为之乱之兆，盖有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且举勾践、夫差、虢公为例言之。这些都是围绕一意反复议论，看似未言文子，其实都落在高评文子之忠、之智上。《留侯论》论旨曰“忍”，反复论说之意亦不离“能忍然后可以就大事”。不单冒头言“天下有大勇”是说“忍”，“且其意不在书”后数段文字亦然。如说“子房不忍忿忿之心，……逞于一击之间”，说圯上老人“深折之”使“彼其能有所忍”，说“老人”“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的意义，说高祖能忍，“此子房教之也”，以及最后说子房“状貌乃如妇人女子”，无不以“忍”字为骨反复作论。就作文言，议论一意反复，有助于突出主题，强化观点，既能把道理说透，又能避免立意的枝蔓横生。一般来说，议论一意反复者，文中“开说处”必多，而“开说处”多，行文必若断若续。前人谓“‘断续’两字是文家血脉三昧处”(茅坤语)，又谓“‘断续’二字，文家妙诀”(吕留良语)。也有人说“断续”指文气而言，所谓“文气更断续不羁”(陈廷敬语)。大抵“断续”指行文“开说处”多，其内容即所言人事变换所出现的语词频繁跳脱、文气若断若续的状况。行文的断续不羁，自会带来文风的自由、灵活，和文境的新变。文气纵然若断若续，而文意一以贯之，不可偏离。其行文之道，可谓意为主，气辅之。文气的断续不羁，正显出文笔宛宕的操纵之妙，目的则是曲折尽意。对此一特点的领悟，读读《伊尹论》《留侯论》《范文子论》，即有深切体会。

三、苏轼“论古”之作的艺术特色

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12《论》下注：“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亦谓之《海外论》。”明代赵开美《东坡志林》卷五以“论古”为总题，收文十三篇。苏轼北归，有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18]，故茅坤云：“予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作”[19]。说这13篇论文是苏子晚年之作，*孔凡礼《苏轼文集》第五卷辑为14篇，其中《论范蠡》《论伍子胥》原为一篇。应该没有问题。苏子少时即好议论古人古事，自谓“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20]。此组论文与前述之进策、进论当为其代表作。与之略为不同的是，此组论文虽然也有警世、刺世之言，有的甚至被称为“有为而作，如诗家之咏史，使闻者足戒”[21]，但为现实政治除弊创新的针对性、实用性似乎不如前二者，倒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性更强一些。艺术风貌上的平淡、自然，起止如同行云流水，亦不同于前者气象峥嵘、有意而为。概言其异，则如姚鼐评《韩非论》云：“此与《荀卿论》皆有意为，文字非如《志林》若泉之随地溢出。”[22]亦如吴德旋所说：“苏长公晚年之作，有随笔写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资高绝，不能学之。”[23]13篇论文都是先叙说史实，用“苏子曰”引出正论。细论其艺术特色，自当叙、议兼顾，不过最可注意的，还是其论。其特色显著者有三。

(一)立论卓荦新异，工于凭空揣摩

古文本以理为主，识见美为其第一审美要素。苏子论人尝谓“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24]，论文亦欣赏“所发明者多”[25]。可以说，立论卓荦新异是苏子所有古文的共同特点，只是论古之作尤为突出。如前人即谓《论武王》“武王，非圣人也”为“惊人之论”(金圣叹语)。谓《论始皇、汉宣、李斯》为“古今痛快卓荦之议”(茅坤语)，“立论洞中，识解最高”(玄烨语)。谓《论商鞅》“确有至理，中间并入史迁处，尤见卓识”(玄烨语)。其立论新异，固与苏子晚年“经历世途已久，故上下古今处所见尤别”(茅坤语)，但也与他读书善于思考、长于分析、归纳有关。如《论始皇、汉宣、李斯》，说李斯、赵高敢于“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原因不在李、赵作乱，而在于商鞅变法“积威信之极”和始皇之“果于杀”，就能透过现象，从人所未及的思路入手，由浅到深，由粗到精，作探本索源之论。《论武王》谓“武王非圣人”，谓“罪武王”乃“孔子之家法”。前人以为“所取证据皆非”(黄震语)，或谓“巧于附会，无中生有，以伸其私说而录之”(储欣语)。实则其援引孔子所赞赏者以推论其所欲罪者，援引《论语》所言及者以论述其所未及者，正反映出苏子分析史料善于由此及彼、工于凭空揣摩以成一家之言的本事。他的凭空揣摩，常常是无中生有、以虚为实，比如《论始皇》，吕祖谦即谓“此篇头‘使内外相形’一句，始皇本无此意，……以虚作实也”[26]。《论范增》言项羽弑帝，范增必争，羽既不听而必疑增，亦凭空揣摩所得，乃以无为有之词。苏子的工于凭空揣摩，还体现在对诸多史事细节的描述上，有些直可视为合理的想象，好处是想得新巧，不违事理。

(二)直达所见，自然转折抑扬

“直达所见”、“自然转折抑扬”为论古之作的两种表现形式。前者系直接宣示观点，一显现为多作论断，多明言用意，如《论武王》说“武王，非圣人也”，《论周东迁》说“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论始皇、汉宣、李斯》说“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皆为论断语。此外，有的论文“苏子曰”首句即对首段所说史实或观点作出定论，然后加以论证，但也有只作论断不加阐述的。《论始皇、汉宣、李斯》谓“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论鲁隐公》“摄主……而世不知，习见母后之摄也，而以为当然。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范蠡论》谓“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皆为明言为文用意者。论断语多、明示用意者多，自会凸显文章立意，如此行文，还会带来文风的质朴、明朗。二显现为论述语气的从容、淡定，平平说来，语浅意明。如《论鲁隐公》“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闻之孔子”一段，即自设问答，如同二人对谈；《论范增》“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一段，亦是信口说来，不大动声色。而《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用日常事“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作比，哀叹隐公的为“仁”“而不敏于智”，出语如同闲谈，更无廉悍峻急之态。三显现为直达所见，不用反复以为波澜。就事作论，而“开说处”少。上引《论鲁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实记苏子读史所见五人祸福之感慨，几乎是说一(类)事作一论，且叙事简明，而论多为论断句，多为感喟语。《论伍子胥》驳扬雄“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论辩皆紧扣“罪名”言之，且出言简捷明白。《论范蠡》虽言鲁仲连事，不过是拉他作陪衬，以道“使范蠡之去如鲁仲连，则去圣人不远矣”。他如《论鲁隐公》《论孔子》《论封建》等学术性论文，行文皆非一意反复以为波澜，而是依据事理，直陈其义。“自然转折抑扬”，多见于用“开笔”或“虚笔”“开说”者。论古之作有“开说处”者并不多，但也有宕开作论者，而行文转折、抑扬，均变化于自然。如《论范增》“陈涉之得民”及“吾尝论”两段，看似宕开作论，实是曲折道来，一说“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一说羽弑义帝，增“将必力争而不听”，“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都是在深言、细言“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末段言“为增计者”，而斥其“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为“陋”，又于篇尾叫转，赞叹“增亦人杰也哉”，更得抑扬之妙*日本海保元备云：“东坡《范增论》，批评范增未能及早看出成败之机，并使范增无所避其指责。到了文末，以‘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一句结尾。这是法式韩文《争臣论》。《争臣论》前段尽力贬斥阳城，文末以‘今虽不能及己，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结尾。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实，庄子早就这样写了。《庄子·天下篇》先将墨子猛烈排击，到了文末，笔锋一转，‘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结尾。这是韩、苏二家章法的由来之处。”吴鸿春译海保元备《渔村文话续》之《“争臣论”、“范增论”》，《历代文话》第十册，第10126页。。他如《论始皇、汉宣、李斯》“汉武、始皇皆果于杀者也”一段，文如行云流水，自行自止，几无承接之迹。所谓“似转非转，似承非承，信手写来，尽成化境。屈折顿宕，如环无端”[27]。《论养士》前言六国能养士而幸存，秦以不养士而速亡，后言汉“惩秦之祸”以养士，再来一句“先王之政则不然，……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末为点题，谓养士之道当如先王之政；行文却是跌宕抑扬，于自然变换中曲尽其致。

(三)杂引古事，错综成论

苏子三类古文的艺术特色，大体如上所述。策论、进论釆色绚烂，高下抑扬，在艺术上追求新颖、巧妙，有意而为的成分居多；论古之作平淡、自然，文若泉水随地溢出，有随笔写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两者的不同不但表现在文章构思、修辞手段、艺术风貌上，甚至连文章的长短、言说的详略、达意的曲直，都有区别。如何评价这两类各具审美特征的古文，我们应注意苏子本人的看法。其《与二郎侄》有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釆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书中有三层意思，一是苏子认为绚烂、平淡都是古文的艺术美，都值得肯定，值得创造；而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还说平淡是绚烂到极点得以升华出现的新境界，表明在他眼中，古文的平淡较之绚烂更为难得。二是说明自己早年所作多为气象峥嵘、釆色绚烂者，晚年所作多为平淡自然者，二者各有其美。三是指明为文平淡的路径，谓二郎侄年轻时当学他与苏辙早年釆色绚烂、高下抑扬之作，不可一味专学平淡。意谓学平淡只能从绚烂入，由平淡学平淡是学不到家的。从这三层意思可以看出他对策论、进论和论古之作都评价不低(说到前二者的艺术美还流露出很强的自得感)。事实上三类古文在保持自然、平易总体风格取向前提下所呈现的艺术风貌，都有独到的审美魅力，都曾对当时和北宋以后同类古文的写作起过示范作用。有人强分轩轾，以为早年之作大不如晚年之作，理由是少作才气不可及，精义究不能多，所持之理未必正确；而有意学《国策》，学《庄子》，学贾，学陆，甚至学其父，尚未形成自家风格。其实，三类古文精义孰多孰少，实难量化。可以肯定的是，三者都工于立意，都能做到意之所到，笔力无不曲折尽意。而少作从《国策》《庄子》学来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在晚年论古之作中应有尽有，只是用得更为纯熟、了无痕迹而已。至于何以有绚烂、平淡之别，除“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艺术创作规律起作用外，当然与苏子人生经历的变化有关。若论三类古文艺术成就之高下，恐怕只能说各有千秋。

[1]张道：《苏亭诗话》卷第一，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91页。

[2]苏轼：《策总叙》，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5页。

[3]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0页。

[4]刘将同：《题曾同父文后》，曾枣庄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5]王正德：《余师录》卷3，《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

[6]苏轼：《答虔倅俞括》，《苏轼文集》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3页。

[7]茅坤：《苏文忠公文钞》卷22《倡勇敢》评语，曾枣庄主编：《苏文汇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93页。

[8]刘大櫆：《倡勇敢》评语，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22，台北：华正书局，1982年，第644页。

[9]储欣：《策略五》评语，《东坡先生全集录》卷3，《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12页。

[10]刘大櫆：《省费用》评语，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22，台北：华正书局，1982年。

[11]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卷3《倡勇敢》评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3]姚鼐：《策略四》评语，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22，台北：华正书局，1982年。

[14]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3评语，《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121页。

[15]余诚：《古文释义》,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76、378页。

[16]沈德潜：《留侯论》评语，《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494页。

[17]吕祖谦：《晁错论》批语，《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22页。

[18]苏轼：《与郑靖老四首》之三，《苏轼文集》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75页。

[19]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始皇论一》评注，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6页。

[20]苏轼：《上韩太尉书》，《苏轼文集》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1页。

[21]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卷50《论商鞅》评语，《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东坡文钞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167页。

[22]姚鼐：《韩非论》评语，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4，台北：华正书局，1982年。

[23]吴德旋撰、吕璜整理：《初月楼古文绪论》，《历代文话》第五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46页。

[24]苏轼：《答乔舍人启》，《苏轼文集》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3页。

[25]苏轼：《与李通叔四首》之二，《苏轼文集》卷5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27页。

[26]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下，《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东坡文钞上》，西安：三泰出版社，1998年，第5083页。

[27]蔡世远：《古文雅正》卷12，《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27页。

[28]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页。

(责任编辑：沈松华)

A Discussion on the Writing Art of Three Essay-styled Classical Chinese of Su Shi

XIONG Li-hu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In this paper, writing art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ree essay-styled classical Chinese of Su Shi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As far as art style is concerned, he displayed his pursuit of novelty and craftiness with excellent and intentional expression in Jin Ce (advisory essay) and Jin Lun (character description); while smooth and natural language to illustrate his viewpoints in essays of ancient works. The differences lie in all levels of essays, including structures, figures of speech, art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length, loyalty, complexity, etc. Su Shi’s viewpoints should be taken consideration when comparing these two essay-styled classical Chinese with aesthetic features: outstanding and colorful language is likely to be adopted when young while common and natural language when getting old, or rather, extremely colorful.

Su Shi; essay-styled classical Chinese; Jin Ce (advisory essay); Jin Lun (character description); essay on ancient works

2016-12-20

熊礼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

I207.62

A

1674-2338(2017)02-0079-09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