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物化理论探析
——基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文本解读

张雯琪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北京 100091）

卢卡奇物化理论探析
——基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文本解读

张雯琪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北京 100091）

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而阐明自己的物化理论。其物化概念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人自己的活动、劳动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与人相对立，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卢卡奇认为物化的普遍化不仅导致了物化意识结构的产生，而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为扬弃二元对立，一些德国哲学家如康德、席勒、黑格尔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却未能走出二元对立的困境。卢卡奇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要想克服物化，无产阶级就要实现这种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就要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

卢卡奇 物化 二元对立 总体辩证法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著述，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极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概括性地反映了其一生的思想演变和理论成就，而其物化理论在其思想架构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解读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钥匙”。物化理论既是联结《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总体性辩证法和阶级意识问题的重要纽带，也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锐利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反映了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认识，也为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路径和思考。

一、物化现象及后果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人的活动的结果、人的本质被客体化后组成的物的世界反过来控制着人，而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是物化的集中表现。卢卡奇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揭示了物化的内涵：物化在人的生存结构中的内化会导致普遍的物化意识从而支配着人的精神活动和心理活动，此外物化还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异化意义上的“物化”：来自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在自然规定上的物化“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P24)。这种物化也就是对象化。另一种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1](P176)。而卢卡奇并没有将这两种物化区分开来，他的物化概念基本上等同于异化概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直接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来阐释自己的物化概念：“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P147)从中我们发现，卢卡奇所阐释的物化主要是从马克思的第一种物化概念层面上出发的。但在概念内容上其物化的含义却与马克思的第二种物化相同。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无异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物化现象。商品拜物教使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但物与物的关系根源于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随着这种物化现象的发展，只不过是被掩上了物的纱帘。在此基础上卢卡奇又给物化下了另外一层重要定义“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2](P147)也就是说在发达商品经济下，人的活动的结果、人的本质被客体化后组成的物的世界反过来控制着人，人成为了物的奴仆，人与人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从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第二个层面的阐释来看，他所界定的物化概念的内涵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内涵相似，他并没有将物化，异化区别开来，只是从狭义的层面上，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去揭示物化问题。

接着卢卡奇又进一步从主客观方面揭示物化的内涵和基本规定性。在客观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构成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经过人类改造而成的第二自然，第二自然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这种规律虽逐渐被人认识，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主观上，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工人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此时人的活动成为了一种商品，由于现实的生存状况所迫，工人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由此，人的活动在无形中已变为一种商品。工人的人身和肉体被分裂，商品生产支配着人的意识和行为。

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是物化现象的集中表现，而要想了解这种物化现象就必须了解商品的发展阶段及特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解决途径。最初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然而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需要量时，它便变成了交换手段，变成了商品。商品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在商品交换不断发展的同时其也在瓦解和破坏着社会结构。当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时，才达到商品拜物教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但这种形式越错综复杂、越间接，物化就越来越难被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之时，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看得还相当清楚，但是，这一发展越继续进行，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2](P146)

（二）物化的社会后果：普遍的二元对立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它会逐渐深入到人的意识中，它不仅仅是一种统治人、支配人的外在力量，它还会成为一种物化意识，浸入到人们的生存结构中，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活动。而物化意识就是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具体而言就是指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物化结构慢慢渗入人们的思想结构中，人不但在意识上没有超脱此种物化结构的意向，反而将其看作是一种外在规律，自觉地去遵守和服从这种物化结构。从而，人便失去了那种主体性的批判和超越维度。

随着物化的普遍性，人成了孤立的、被动的原子，其人类本性也被破坏了。不仅一般的工人在意识上缺少超越物化结构的批判维度，而且统治阶级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人的物化境遇也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这种统一的意识结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存在的。“只有资本主义才随同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经济结构，产生出一种——正式的——包括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2](P163)此种意识结构恰巧体现为，在统治阶级那儿，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不断发展壮大，各种意识问题也逐渐地以更加强烈的、脱俗的形式不断出现。然而，已被对象化了的主体本身，即才能的出卖者不但采取直观态度，而且进一步成了社会事件的旁观者。卢卡奇指出，尤其是在新闻界，这种意识结构体现的更为极端。新闻工作者的知识能力都被出卖了，而他们作为主体本身也成了一架在抽象规律支配下机械运行的机器。他们也只有在表现出这种物化的怪诞时才能被理解，因为他们出卖了自己的信念，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

当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普遍范畴时，相对应而产生的物化在主客观两方面对人与社会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客观方面，经由人类改造而成的第二自然的规律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观方面，人的活动被客体化，商品反过来支配人本身。生产的机械化、精确性使人的心理特性也被归入到计算中，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被物化为社会存在中的客体。客体的拜物教特征使得主客关系被颠倒过来，卢卡奇由此进一步看到了物化导致的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

二律背反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德国古典哲学是完整的“理性主义”哲学，这种理性主义把握世界的前提便是，认识的对象必须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2](P178)在卢卡奇看来近代理性主义便是资产阶级物化的发源地。“抽象理性的特殊情况是科学的理性……科学概念集中在体系中就像商品集中在市场上一样。最高级的科学概念，如原子的概念或能的概念，不再包含有现实东西的名称，它就相当于货币。”[2](P204)按照近代理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只要是由人类创造的东西就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但对于那些并非由我们创造的既定的现实内容如：灵魂、宇宙等，我们却无法去把握，用这种纯粹理性的认识方式无法把握自在之物是近代理性主义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当他们一旦去尝试着把握这种自在之物，便违背了他们所谓的可以被认识的事物是我们所创造的事物。在康德看来，此时，这种简单的通过理性认识世界的方法便会陷入二律背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办法是用更加精致的理性主义体系去化解自在之物，即非理性。”[3](P5)“‘理性主义’就是一种形式体系，它和现象的这样一个方面有关，这个方面是知性可以把握的，是知性可以创造的，并因而是知性可以控制，可以预见和可以计算的。”[2](P180)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把自在之物纳入抽象的形式理性中，让现实的内容去适应理性主义的规则。

在康德看来，既然自在之物我们无法把握，那就暂时搁置，只要我们把握住了自在之物的现象就可以了，在道德领域内的自在之物我们无须也不能去把握。然而这样的解决方式只是表面上的解决，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是应该不证自明的。这就又陷入了二律背反。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客体无法改变，就只能从主体去找突破口，用主体去融合客体，走向内发展的道路。

古典哲学中的二律背反还表现在自由与必然的相互对立上：批判哲学试图通过用实践解决二律背反问题，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二律背反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被永恒化了。由于客观必然性的物质基础是先验的，因此无论再规律化或合理化，它都将会存在于无法消除的偶然性之中。“本该以这种方式得到拯救的主体的自由，由于是空洞的自由，也不能不跌入宿命论的深渊。”[2](P207)

而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对立是众多二律背反现象中的核心所在。卢卡奇指出，本质与现象二者之间的分裂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被带入了主体本身。“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本体，而自由和必然的未被解决的、不可解决的、因此永恒化了的分裂进入到了主体最内在的结构之中。”[2](P195)主体总体性被分成了相对独立的零散部分。因为资产阶级仅仅能把握由他自己创造的东西，所以便无法把握其他意识主体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他们认识到的只是众多客体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便无法把握其他意识主体所创造的社会环境。而作为整体的客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资产阶级这个主体之外的。资产阶级作为意识主体，视野被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创新性必然也会受到局限。就像卢卡奇所指到的：主体只能认知到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客体。

因此，卢卡奇认为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物化很难真正的被扬弃，反而呈普遍化趋势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化的扩大化导致生产过程由一个整体机械地变成了相对孤立的部分，与此相对应，劳动共同体也被机械地划分为各种个别主体。生产的精密化、计算化使生产中“有机”的劳动整体变成了被动的各部分原子，这些原子之间的联系只是由他们所组成的机械劳动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专门化合理化，生产的客体被划分成多个环节，工人也相应的变成整个过程中的零部件生产者。在冰冷的机器面前，人成了“旁观者”，思维愈加局限，人不需感情只需接受。在合理化的规范下，人的心理特性也与整个人格相分离，归入计算中。人成了孤立的、被动的原子，其反抗心理也会逐渐消失。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成了过程的客体，承担着自己的商品化。然而正因为如此，工人就越被迫着想要去超越这种状况的直接性。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认为，工人被物化的只是表层，他的心灵和心理还没有被物化，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还是很强烈的。

物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同时还体现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和调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管理机构内以及公司的行政管理中，每个人都严格按照他所属的物的关系系统运行，在这种固定的生活模式下，人们进行着重复的没有创造性的工作，成为一种无主体性的例行公事。工人本身则片面化和抽象化，行为主体生活在物化系统预先决定了的方式里，官僚者们也同样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商品和自己的整个人格相分离。这种近似机械操作的运行过程，已不再单单是下层官僚统治的无主体性，固定化的劳动方式，而是在一定时期甚至会超过这种无聊的机械操作。这一方面主要指的是体制内的人们更加趋向于合理化和正式化的方法去对待问题，人被标注为政治生活的符号，人的能力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另一方面主要指的是，在专门化的劳动分工中，人类的本性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文化领域上，工作日益专门化，很难进行整体性体系化的研究，这种局部的、割裂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种封闭的系统，很难与外界相关事物很好的联系起来，这便导致了资产阶级学者们孤立、片面地分析研究方法，缺乏动态性思考。在这种孤立、片面的研究方法中，整体景象毫无立足之地。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将之遗弃，至少在认识上我们仍然需要整体性，“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和责备，好像是同样按此方式工作的科学，也就是说，是同样陷入这种直接性之中的科学，把现实的总体分割成了一些部分，由于工作的专门化而看不到整体了。”[2](P168)与此同时，物化还侵入到伦理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官员们没有独立的原则，反而以遵从官僚机制为荣；作为舆论引导的新闻工作者们丧失了气节，为了谋生而出卖自己的信念和经验；资本家和工人们也被操控着，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自愿牺牲者。

二、德国古典哲学家扬弃二元对立的尝试

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以物化理论为出发点，主要是将关注点倾向于文化意识层面上。卢卡奇认为，既然物化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如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形式与内容、自由和必然等，而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主题主要是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进行的。这种二元对立，常常以二律背反与自在之物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之中。也就是“表现为思维形式和概念内容的完全脱节，表现为自在之物的非理性和不可克服性，表现为人们对总体把握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和割裂”。[4](P1-2)所以，对他而言，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扬弃或逃离这种物化意识，当然在这里扬弃或逃离仅仅只是囿于文化意识层面上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为扬弃普遍物化导致的二元对立现象，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

（一）“游戏冲动”：弥合二元对立的美学分析

由于物化，体系中的人被分散、打碎了，席勒曾试图用自己的美学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美的教育来改善人性，使人到达道德性的最高境界，以克服时代弊病，实现理想社会，他把美学原则规定为游戏冲动。席勒美学打破了康德哲学思想中的主观性与抽象性的局限，在艺术上实现了统一与和解。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提出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两种自然要求或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感性冲动’要求使理性形式获得感性内容，使人成为一种物质存在；‘理性冲动’要求使感性内容获得理性形式，要求使千变万化的现出和谐和法则。人身上的这两种冲动，在经验世界中常常是对立的，必须通过文化修养才可使二者统一起来。”[5](P122)然而在两种冲动面前人都是不自由的。于是席勒又提出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美（广义的美），而美就是“活的形象”。这活的形象是生活和形象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卢卡奇认为，席勒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他把美学原则分为形式冲动、内容冲动以及游戏冲动，他的美学思想以及对这三种冲动的具体分析都对论述物化问题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卢卡奇看来，席勒的美学原则对于发现并解决人的社会存在问题至关重要。对于个人而言，在这个物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里，美学是唯一的一条从物化世界解脱的渠道。因为在美学中，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相统一，作为游戏的审美活动就是要创造这些统一的人的总体性存在，这才是人的真正自由和美的形象。然而卢卡奇认为只有找到真正的历史创造主体，才能摆脱物化困境。只有阶级才能在物化世界起到改造作用，对于微弱的个体来说要想超越社会存在的物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体并不能达到实际意义上的改造作用，而只能作出接受与否的主观判断，只有阶级才有可能对现实的总体产生作用。但这也只是在阶级“能在既定世界的物化的对象性中看到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就是它自己的命运时，才能做到这一点。”[2](P284)对于微弱的个体而言，决定论与社会存在的物化二者同样无法消除。

（二）理性的王国：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贡献

卢卡奇认为理性主义把握世界的方法将必不可免的演变成一种独断主义，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到：“独断主义就是纯粹理性不先批判自己的能力的那种独断的做法。”在康德看来，我们要想去把握世界必须先批判自己的能力，看自己的知识是否能达到认识此种事物，假如认识工具不足的话，那么想要准确的把握事物必然是不可能的。他的这种思想曾得到了很大的赞同与敬佩。

黑格尔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弊病，他认为康德只是将认识活动转向了认识形式上，我们很容易会被其字面形式所蒙蔽，但如果仔细探究便会发现其中的漏洞。如果我们不去进行认识的考察又怎能发现认识工具的不足，怎能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更好的批判。要了解这些必须在认识的活动过程中进行。黑格尔把理性当作哲学的工具，他认为应该用理性去克服意识的局限性，将自身提高到无限。

黑格尔认为理性既是主体又是实体，实体即主体，思维在规定对象时也应该让对象自己规定自己，让客体达到自由。实体要想变成真正的现实存在，必须通过自我展现，才能把自己确证为主体，黑格尔在此强调了“中介过程”的重要性，强调客体的对立和否定作用以及主体对此种对立的克服或对此种否定作用的否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以精神的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的统一，即绝对主体。他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僵化对立，认为主体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其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黑格尔抓住逻辑必然性，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此时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历史。

然而受传统理性主义的影响，黑格尔始终认为理性高于历史。他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和客体。在他看来，历史存在于理性之中而不是理性存在于历史之中。在二者的关系上，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制约着历史。黑格尔哲学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理性的王国，在这里历史终会走向终结。他对历史的这种错误看法使得历史本身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丧失了那些极为重要的本质，他的历史概念是不彻底的。因此，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地克服近代哲学的二元困难。

三、克服物化的最终出路：历史辩证法的孕育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不但没有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反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沦落为客体。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物化的主要原因，而要想克服物化，无产阶级就要实现这种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就要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卢卡奇从黑格尔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辩证法出发，强调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他认为黑格尔虽然在理性的运动中阐述了主体与客体的交互运动，但他并没有把辩证法同个体的能动活动联系起来，卢卡奇在批判、吸收和借鉴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界定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学说。把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建立在人本身，并从主体对客体的改造角度强调辩证法的革命和批判本质。

无论是强调总体性的生成，还是强调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最终的理论建构：辩证法的实质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和具体的统一，这也就是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克服物化意识的可能性非常大，“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则要靠那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P228)通过历史总体性辨证法，无产阶级就能既成为认识的主体又成为认识的客体。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使物化达到了顶点，历史必然性驱使着它去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和克服主客体僵硬的对立。卢卡奇指出，要想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那么只有当意识的出现发展成历史按着自己的发展目标而前进的关键步骤。这种意识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东西。无产阶级通过这种社会意识觉醒了，成了社会现实和作为阶级而存在，在根本上扬弃无产阶级的物化状况，最终完成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个统一体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实践中去改变现实，假如它无法达到这一步，矛盾也就无法解决。并且由于辩证、机械的历史，这些矛盾会扩大和深化，以不断强化的方式和一种未变的形式呈现出来，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就在于此。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所要做的无非也就是继续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所以，卢卡奇得出结论:“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2](P301)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要想冲破物化束缚，获得自由，克服物化现象，必须运用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方法，必须激发出无产阶级自身总体性“潜能”，提升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热情，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总体性作为无产阶级突破物化的首要武器，它能够揭露物化矛盾，使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工作中认清自己以及发现取得革命胜利的“突破口”。总体性的辩证法思维是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正确路径，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认清自己——“如果无产阶级宣布迄今的世界秩序的解体，那么它只是讲出了它自己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这一世界秩序的实际上的解体。”[6](P232)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卢卡奇首次把总体性当做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来论证，不仅以其对总体的界定、方法的建构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极端自然本体化的趋势，而且用“辩证法”来说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在辩证法中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张力，这不仅丰富了辩证法的理论和概念，而且也为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及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路径与思考。

总之，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病症所在，把握住了现代性的实质。他的物化理论不仅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理性批判的先河，而且建构了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主题。全面把握和了解卢卡奇物化理论，领悟其理论的真知灼见，这样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更有助于推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匈］卢卡奇.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表现［M］.北京：商务书馆，1992.

［3］周立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孙向睽.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刘茂平，李珊.美学导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

［6］［匈］卢卡奇.杜章智等，译.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象印书馆，1992.

B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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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106（2017）08-0121-06

张雯琪，女，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价值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