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峭《化书》及其农学思想探微

谭清华

（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广西 柳州 545616）

谭峭《化书》及其农学思想探微

谭清华

（中共柳州市委党校 广西 柳州 545616）

谭峭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道士和道教学者之一，著有道教哲学著作《化书》，全书由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六卷组成，在道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中道化、术化为本体论之自然观，德化、仁化、食化、俭化为政治观、伦理观。它在阐述“一切皆化”的道教“化生”哲学思想的同时，还专题阐述了道教重农思想，这种重农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食化》篇中，除了重提农业乃天下“兴亡之机”的基础地位外，还阐发了“我耕我食，我蚕我衣”的自耕自织以自养的思想和“食为五常之本，食以俭为本”的饮食伦理观。

化书 农学思想 探微

一、谭峭《化书》的主要内容

《化书》的作者谭峭为五代道士，从少酷爱黄老之学，中年遍游终南山、太白、太行之后，最终隐于青城山，专事道教研究，专攻著述，《化书》就是其著述中的道教哲学著作。该书曾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杂家类》，且称为宋齐丘所著，实乃误也。因谭峭曾作此书时求序于南唐大臣宋齐丘，宋齐丘乃窃为己作而序之，因而《化书》曾一时名为《齐丘子》。陈景元作《化书跋》时提及陈抟所言“吾师友谭景升，始于终南著《化书》”。《续道藏》有谭子《化书》六卷，《道藏辑要》中有明道士王一清《化书注》，不分卷[1](P481)。

《化书》全书分为六卷：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共11篇，合计110章。其中道化、术化为本体论之自然观，意在明了出生死、入神化之道。德化、仁化、食化、俭化为政治观、伦理观。谭峭继承老子“有生于无”最后“有”又归于“无”的思想，认为“道”是万物变化的根本。他认为，“道”具有本体和变化的两种属性，就本体说，它是“虚”，就变化说，它称“化”。基本发挥了黄老列庄学说，认为世界根源于“虚”，由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最终复归于虚，“虚”既是万物本源又是万物的归宿，虚与物是循环转化的关系，识之就能进入“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的境界。“大抵本齐物以言道化，本虚无以言术化，本无为以言德化，本道德以言仁化，本税多民饥以言食化，三宝之一为俭，本之以言俭化”[2](P1)。强调万物皆化，时时在变。阐述了“虚化万物”“一切皆化”的道教“化生”哲学思想，具体分析了道化、术化、仁化、德化、食化等情况，以及各种动植物之间、有情和无情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从中明了超脱生死、修身治世之道。该书以“化”为名，概纵万物变化之道，突出“世事无常”“人心无常”“物性无常”之理。它说：“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2](P2)。总论万物化生之因，后来说：“蛇化为龟，雀化为蛤，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自无情而之有情也。山蚯化为百合，自有情而之无情也”[2](P13)，以及“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夫万物非欲生，不得不生，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达此理者，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2](P57)。总论整个世间万物的化生概况，突出我国早已存在的寰道论，认为万物之化皆出之于道以虚无为体，给我们构建一个万物化生的基本模式。

二、《化书》中的农学思想

《化书》在阐述“一切皆化”的道教“化生”哲学思想的同时，还专题阐述了道教重农思想，这种重农思想主要体现在其《食化》篇中，除了重提农业乃天下“兴亡之机”的基础地位外，还阐发了“我耕我食，我蚕我衣”的自耕自织以自养的思想和“食为五常之本，食以俭为本”的饮食伦理观。

其一，他看到了衣食对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农业生产乃民生之本。这种重农思想来自《太平经》，是继承《太平经》中“三急”思想的结果。《太平经》视“饮食、衣饰、男女”为天下人之三急，《太平经》卷三十六云：“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中，人以食为天，“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男女配对结合繁育后代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衣着对人类生存也是不可缺少的。《太平经》还认为饮食、男女、衣着乃天下太平之本，也称“三本”或“三实”，告诫道：“不守此三本，无故妄行，悉得死焉。”谭峭继承了《太平经》中的重农思想，认为“民事之急，无甚于食”。因为“一日不食则惫，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三日不食则死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它表明了《化书》对粮食与民生关系的极大重视。他提出食为民之本、民之急，乃至食为五常之本的观点，可见其重农之甚。

其二，他还看到了农业粮食生产对于治理国家的意义，提出粮食生产是天下“兴亡之机”。文章以“疮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饥谓之疮，比饿谓之火，盖情有所切也。夫鲍鱼与腐尸无异，鱼逐鱼夷与足垢无殊，而人常食之。饱犹若是，饥则可致”[2](P57)设喻，以疮和火喻饥饿之苦，借鲍鱼与腐尸、鱼逐鱼夷与足垢说明人因饥饿被迫铤而走险的状况，由此说明粮食与天下兴亡之关系，十分形象，富有感染力。他还明确提出“苟其饥也无所不食，苟其迫也无所不为。斯所以为兴亡之机”[2](P57)。由此谭峭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首先，他提出“均食”主张，即在全国范围内依农业劳动量平均食物，认为食不均会导致社会动荡，所以他说：“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他又说：“食均则仁义生，仁义生则礼乐序，礼乐序则民不怨，民不怨则神不怒，太平之业也”[2](P53)，看到了“均食”对于培养老百姓和统治阶级的“仁义”之心，构建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构建整个社会的“礼乐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为了解决粮食困难，为了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人们稳定生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光靠“均食”还不行，因此，他提出了“食以俭为本”的观点。他继承老子“吾有三宝，一日俭，二日慈，三日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在文中提出“俭者，均食之道也”[2](P61)。谭峭在此认为“俭”不仅为食之本，也认为“俭”为均食之道。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谭峭那种忧国忧民、重视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厉行节约的思想，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守一之道莫过乎俭”。指出“俭”乃救世之道，一人知俭则一家富，王者知俭则天下富。所以要求统治者“于己无所兴，于民无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俾仆不饥”。对统治阶级提出了严厉的“尚俭”措施。谭峭在《化书》卷六《俭化》还中指出：“俭于德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获富……是知俭为万化之柄。”[2](P66)强调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简朴之道。

其三，《化书》提出了重农意识，看到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重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保障，提出了人人自耕以自养的思想，主张“我耕我食，我蚕我衣”[2](P64)。不管什么人，均要吃自己种地所得的粮食，自己喂蚕，自己纺丝，自己做成衣服自己穿，由此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均能达到“自食其力”的地步。这样既能开发荒野之地，又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使整个国家的人们过上安稳生活。同时，他认识到农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地种田、养蚕，到头来却过着“缲葛苎之衣”“食橡栎之实”悲惨生活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赋税太重，真正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粮食太少所致，因而坚决反对苛捐杂税。他指出了十种不农而获、减少百姓粮食的人，他说：“王者夺其一，卿士夺其一，兵吏夺其一，战伐夺其一，工艺夺其一，商贾夺其一，道释之族夺其一”[2](P51)。所以他主张统治阶级也应该躬耕垄亩，降低赋税，应该减少非农人口，以便对百姓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农民务农之心，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我耕我食，我蚕我衣”。

最后，他还十分注意饮食伦理观念的培养与履行，提出“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的饮食伦理观。《化书》认为衣食既是生命存在的必要基础，也是社会伦理教化的先决条件。他看到了衣食对于社会人伦教化的重要性。文章依据《管子》中早已存在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闻也”的观点指出“是知君无食必不仁，臣无食必不义，士无食必不礼，民无食必不智，万类无食必不信。是以食为五常之本，五常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让其食，则乾藜相悦，仁之至也；父子相爱，义之至也；饥饱相让，礼之至也……”[2](P59)。文中还认为“教之善也在于食，教之不善也在于食”[2](P59)。即人心能否向善，其关键在于“食”。《化书》将“五常”和食有机结合起来，认为两者是有机的互动关系。首先，将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五常”确立的条件归之于“食”，只有社会先提供充足的“食”，“五常”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和发挥。其次，假如人心有“五常”，真能为善，才能真正做到“我耕我食，我蚕我衣”。这种观点也显示出道教尚农的思想特征。

［1］伍继愈主编.道藏提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丁袖彦，李似珍点校.化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B958

A

1007-9106（2017）03-0080-0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教农学思想史纲要”（项目号：10XZJ0007）的部分研究成果。

潭清华（1969—），男，中共柳州市委党校副教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道教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