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当是资产证券化主力军
——访中东欧基金公司董事长、上海中欧陆家嘴金融研究院院长 姜建清

文‖《上海国资》 见习记者 杨月萦

银行当是资产证券化主力军
——访中东欧基金公司董事长、上海中欧陆家嘴金融研究院院长 姜建清

文‖《上海国资》 见习记者 杨月萦

银行应成为长期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提供商，将扭曲的长期资金配置回归资本市场

编者按:

在3月5日的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的“积极稳妥去杠杆”中，对“推进资产证券化”这一去杠杆路径进行了强调。

在可见的未来，降低企业杠杆率将作为重中之重。“促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

经济金融界人士提及，资产证券化以特定的资产池为基础发行证券，主要包括实体资产、信贷资产等证券化。但目前，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2017年，随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市场可望迎来ABS成长空间。

本刊记者参加“2017陆家嘴资产证券化论坛”，特摘选专家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作为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参与方，中国银行业必须改变其发展的模式，从“重资产、重资本”向“轻资产、轻资本”方向转型。这一过程中，资产证券化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去杠杆

《上海国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改革要继续推动银行去杠杆。您怎么看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怎么解读这一政策方向？

姜建清: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是像美国类型的资本市场导向性的体系，目前依然是银行业起主导作用，因而导致了社会的金融结构不同，中国金融的主要问题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失衡，过度依赖银行的信贷融资。

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大于信贷市场融资，证券市场债券融资规模大于股票融资；在债券融资中，资产证券化的融资规模又已经超过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而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过分集中于信贷资产。商业银行信贷长期充当企业长期融资的主要来源，其结构和功能的错位，也导致中国资本市场金融产品单调，有效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规模较小。

虽然近年来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开始呈下降趋势，2016年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55.99万亿元，其中银行融资占社会融资的规模比重为69.6%，较2002年下降20.3个百分点，但银行业信贷增长的压力依然不减。

银行信贷的持续增长较快满足了中国经济增长对资金的需求，但信贷的增长是有限的，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况且信贷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当信贷的增长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实际货币需求量时，超额的货币供应会对经济稳定带来不良的后果。长期看会对通胀形式、资产价格走势乃至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信贷增量长期较快投放，在经济上行期风险不一定暴露，可能会令商业银行过分自信其风控能力。但在宏观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移、经济结构调整期，将面临严峻考验。

2016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26.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余额累积十分巨大。优化金融资产增量，盘活存量应该是金融改革深化的着力点，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直接融资，能有效的分流信贷增长压力。

《上海国资》:您怎么看中国银行业的现状？

姜建清:在财务重组和改制上市的红利期后，银行业利润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从2014年起，净利润增速降至个位数。虽仍处于国际同业较好水平，但领先优势收窄。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放缓，限制其资本补充的主要来源——内生资本补充能力；资本监管要求提高、资本补充能力下降和新增信贷需求刚性之间形成巨大矛盾。

随着中国主要银行的规模扩大，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监管资本等级提高，若不改变目前的发展，资本约束环境会日益严峻。

《上海国资》:怎么解决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面临的风险？

姜建清:排除风险的根本措施，就在于企业、银行双双“去杠杆”。要意识到，靠资产规模扩张、加杠杆拉动增长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不可持续，要避免社会货币总量和企业债务总量高企，导致货币扩张、利率走低、投资消费停滞的“流动性陷阱”。

信贷的效能不在于数量

《上海国资》:资产证券化在银行去杠杆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姜建清:信贷发挥效能，不在于数量更重于质量。资产证券化就是一项将停留在低效部门和企业的资金挪转出来，投向具备经济合理性的高效部门和企业的有效措施。

就像我们去杠杆是去产能过剩、去库存的货币表现一样，在企业高杠杆的情况下，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也是实物资产证券化的货币表现。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中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风险和成长瓶颈。

《上海国资》:资产证券化在银行调整信贷结构的过程中，实际应发挥什么作用？

姜建清:要改变过分关注信贷增量，忽视信贷存量的观念。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手段，可将长期的债权转化为可交易证券，将存量信贷从低效率的行业、区域、企业有序退出并转化成合理的领域，将流动性差的资产通过证券化在资本市场转化为可用流动资金，将信贷资金从过度集中或长期沉积在某些产业、大公司和大项目的存量中转化出来，腾挪出更多的信贷空间，增加小微企业和其他产业信贷可获得性，可改变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失衡。

市场潜力巨大

《上海国资》:怎么理解资产证券化及其在中国的市场现状？

姜建清:资产证券化历史不长，但产品种类层出不穷，名称千变万化。国外较早的证券化产品以商业银行房地产按揭贷款为支持，称为按揭支持证券；后来可供证券化操作的基础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资产支持证券的称谓，再后具有股权和债权性质混合型的证券越来越多，干脆用CDOs概念代指证券化产品；近几年还出现了利用金融工程的方法，以信用衍生品构造合成CDOs。

资产证券化在中国起步比较迟，滞后于国外许多国家，但市场潜力巨大。市场对资产证券化产品非常渴求。

从供给方面看，不仅银行现有存量资产具有极大潜力，而且，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也促进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权益类投资、国有资产存量转化等各类金融资产的证券化。

《上海国资》:中国银行业资产证券化相比国外，有何特殊之处？

姜建清:比较中外银行业的信贷组合，可以发现，中外信贷结构存在差异。在中国银行业的信贷组合中，企业性的融资占比70%左右，个人融资占比30%以下；西方银行业的信贷结构是个人消费性融资的占比高达40%-50%，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基本不承担中长期项目贷款的职能，因而个人的住房贷款、汽车贷款等中长期贷款就成为调整资产组合风险的主要对象。美国90%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来源是消费类贷款，其中又有90%是住房抵押贷款，而中国企业通过中长期信贷市场获得的资金远远大于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从资本市场筹集来的资金。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本质上具有内在的完整性，不可分割。国际上通常按照金融工具的约定期限把金融市场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中，货币市场是经营一年以内的货币资金融通的金融市场，而资本市场是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借贷和证券业务的金融市场。

未来中国银行业资产证券化的重点，应该是将扭曲的长期资金的配置回归资本市场。

《上海国资》:在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上，银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姜建清:银行业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已经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中国目前交易所累计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余额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约占3/4。

银行应成为长期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提供商，这是商业银行的现实的选择。这有利于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的缺陷进行改革，有利于银行释放资本占用出表长期信贷资产，缓解流动性隐患，并获得较好的风险收益组合。

《上海国资》:您对银行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有何建议？

姜建清:银行应逐步扩大资产证券化的标的范围，不仅可以考虑银行自身表内外资产证券化，也可协助企业资产证券化。凡是能在未来产生现金流量信用品质易于预测，具有标准特征，如类似的期限利率债务人属性等资产都可以考虑进行证券化，包括不动产证券化、应收帐款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未来收益证券化。比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权等资产，可以开展股权类的证券化、债权类的证券化和混合型证券化。

其次，不仅可以开展境内资产证券化，也可将境内资产证券化后在国际市场发售。

最后，对于质量较差的资产，通过证券化的分层技术处理获得外部评价精准估值出售的次级档，使风险资产的权重下降，成为符合市场接受的标准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上海国资》: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您对资产证券化相关制度办法的完善有何建议？

姜建清:第一，要从理论、方法、技术角度深化对资产证券化评级的认识，对证券化的资产组合品质、底层资产评估、分散程度、现金流分析、交易条款、利率定价、法律架构等进行认真核查分析，差异化地做好交易结构设计，做好产品信用增强和评级工作。

第二，要定期监测市场的价值波动，适时做好信用评级的调整。尽管银行信贷资产存在非标化特征，但仍然要努力探索产品的标准化，未来标准化的产品也更适合网上的销售。有些流动资金贷款和部分项目贷款缺乏准确历史违约的数据积累和评估标准的定价模型，通常又以私募等非公开方式发行，一旦形成违约因缺乏流动性而无法兑现，对这些项目要特别注意。

第三，监管机构、交易所和银行要联合完善规则，推动公开发行和市场定价，明确市场各相关方的责任的边界，为资产证券化产品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打下坚实的监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