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新方式

生育新方式

生育这件事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有人恐慌于人类将在生殖中扮演上帝角色这一事实，而困扰于无子或者基因疾病的人则热切呼吁着减轻痛苦的权力。无论如何，相关技术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关于如何对待、利用它们，人类将不得不尽快达成共识。

基因编辑

20年前，当克隆羊多莉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时，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和克隆的想法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人会认为，如今看来，这些风波都是小题大做。但随着技术进步，克隆人类的可行性正稳步提高。

克隆技术不需要雌雄交配，不需要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只需从动物身上提取一个单细胞，用人工的方法将其培养成胚胎，再将胚胎植入雌性动物体内，就可孕育出新的个体。英国英格兰科学家和美国俄勒冈科学家先后培养出了“克隆羊”多利和“克隆猴”。

这种以单细胞培养出来的克隆动物，具有与单细胞供体完全相同的特征，是单细胞供体的“复制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供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那么无性繁殖的动物后代基因就会发生相同的变化。

2月14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宣布，将对某些条件下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给予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基因编辑技术十分精确，甚至在胚胎形成之前就可以治愈血友病、镰形细胞贫血等基因疾病。

合理分组是实施合作学习的前提，也是营造良好合作学习氛围的重要举措。分组过程中，教师要尊重学情，充分考虑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包括学习能力存在的差异，使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得到合理搭配；要考虑学生之间的性格不同，使不同性格的学生进行合理配合，达到取长补短的作用。

人类对基因蓝图的解读、编辑始于1990年。美国科学家法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S.Collins）与克雷格·文特尔（J.CraigVenter）共同发起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由美、英、日、法、德、中等多国参与。这项人类计划在2003年4月宣告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全貌展开在科学家们面前。

当时，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次完成基因测序耗费了30亿美元。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基因测序的成本飞速下降，普通人做一次基因测序只需要1000美元甚至更低。

基因编辑领域也迎来了重大技术突破。2012年，科学家发现，细菌用以对抗病毒的CRISPR-Cas9系统，可以作为简单、灵活的基因组编辑工具。过去的基因修改技术，需要制造大量的人工蛋白，并且只能一个一个地修改基因。而CRISPR的优势在于，它是通过对细胞DNA进行精确地靶向修饰来发挥作用，能够实现批量地修改基因，且编写能力更加高效精准。这让基因编辑的技术难度大大降低。

更重要的进展诞生于去年。在落幕13年后，人类基因组计划迎来了它的2.0版本，从“读基因”正式进化到了“写基因”阶段。2016年5月10日，哈佛大学乔治·丘奇教授（George·Church）和纽约大学杰夫·博伊科博士（Jeff·Boek）召集了来自全世界的150名科学家聚首哈佛医学院，召开了人类基因组编辑计划（The Genome Project Write）组织会议。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遗传学家、合成生物学家、生物伦理学家聚在一起，只讨论一个问题——人类应该如何开始编写基因。这次会议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基因编辑能力将达到怎样的高度。

在接下来的10年中，科学家们的终极目标是合成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在这个技术不断成熟的过程中，未来必然会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基因编辑方式出现，很多当下医疗行业还束手无策的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争议

基因编辑是科学和医疗的未来，但它的存在也更容易招来伦理争议。

保守人士的担忧在于，理论上现有的基因技术已经有能力合成新的染色体，从而制造没有血缘意义上的父母的婴儿。而那些对新技术一知半解的人，只是看到标题，就会开始想象科学怪人正在秘密地制造“变种异煞”的画面。

厌恶常常伴随着反乌托邦恐慌。比如，在关于基因编辑的科幻故事中，人们设想自己可以造出拥有强大的智力和体力的超人。当克隆羊多莉面世时，各大媒体的版面上充斥着对克隆军队的幻想。最残酷的莫过于英国作家黑石一雄在小说《别让我走》中描绘的世界——一群戴着身份识别手环的克隆人儿童，为成为合格的器官捐献者而在“黑尔舍姆”寄宿学校中严格遵循健康作息成长，并在主人需要的时候走上手术台，一件件交出他们的器官直到全部交完。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即使真的有人想制造出所谓的超人，他们对如何创造也没有什么头绪。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生殖科学进步神速。因此，对生殖科学的伦理思考是有现实意义的，即使其结果尚未实现。

事实上，在去年的人类基因组编辑计划组织会议上，科学家们最终一致决定，回避一切可能会带来伦理争议的实验。

新型生育技术

生殖方式可选范围也正在稳步扩大。

在不久的将来，从体细胞培育精卵细胞一定会成为可供使用的争议最少的新技术。这种技术的一大优势是同性恋夫妇可拥有与其双亲相关的孩子。

不过，法律应坚持规定使用两个人的体细胞，而非一个人的自我繁殖。如果一个人试图兼任孩子的父母，那么形成的精卵细胞结合将集中有害的突变基因，其结果相当于终极近亲繁殖。

亚里士多德最早界定了胚胎发育的阶段。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问题论辩集》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结论，认为“在人类胚胎发育的过程中，感性的灵魂替代最初植物性的灵魂，然后又被理性的灵魂替代”。

当然，天主教对胚胎学的理解早就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但是有关胚胎道德地位的争论仍在继续。在胚胎生成和增长的过程中，其道德地位何时才会上升到人的水平？何时才会享有人的所有权利、承受所有的义务？阿奎那对“人”的定义是，“人不仅仅会行动，而且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来行动”。他坚持认为，尽管早期的胚胎不具备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宗教认为胚胎对神而言是有价值的。从这个立场来说，似乎很难要求神学家支持胚胎选择和基因改造。

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什么生育行为应该被允许、什么行为不应该被允许的界限则更加困难。程序安全是讨论这些生育方式是否合法的核心问题。证明程序安全则面临着很多障碍。

研究人员被允许对只有几个细胞组成的人类胚胎进行实验，这在一些人眼里是错误的做法。然而，他们不能对人类胎儿进行实验。他们也不能轻易地从人类最亲密的亲戚类人猿身上试验胎儿，因为这些动物很稀有而且通常受到法律保护。

因此，当一项技术已得到可行性检验，但在现有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还不太可能进行实际应用时，研究人员们不得不拿出勇气来做突破。要知道，虽然是英国第一个开发了线粒体移植技术并率先批准使用，但已知的开展这类移植的首对夫妇来自约旦，他们前往墨西哥做了线粒体移植。

《经济学人》则认为，能否帮助父母获得幸福、帮助孩子获得健康，可以成为检验这些研究行为和生育方式是否正当的检验标准。

从体外受精和供体人工授精开始讨论是有益的。这两种技术已从让人恐慌的新事物慢慢变成了人们熟悉的技术，让本来不孕不育者拥有健康的孩子，成为幸福的父母，离开孤独的深渊。毫无疑问，能够避免罕见但危险的影响细胞能量生成疾病的线粒体移植同样会被证明是有益的技术。

身份感与公平性

基因编辑和克隆所影响的，远远不止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健康。首先，基因编辑需要通过胚胎筛选的方式来消除基因疾病——很多人会为这个进步鼓掌。作为个人自主权的一个方面，一个成年人应该被允许克隆出自己的完美版本。

但是，克隆他人、培育具有新特性的婴儿引起了人们对平等的质疑，以及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组织是否正当的问题。

还有，失独父母们能克隆他们死去的孩子吗？寡妇能克隆她死去的丈夫吗？富人们能否付费为后代做基因编辑，让他们更聪明、更勤奋，而穷人们却无法承担基因编辑的高昂费用？

对于这些问题，有专家指出，目前基因编辑应当是治疗疾病的“最后稻草”，只能先穷尽其他技术，如通过产前检查排查出疾病胚胎并流产，以及通过体外授精培育健康的孩子等，在这些办法都无效后，才能尝试使用基因编辑。例如，当丈夫和妻子都患有囊性纤维化这种隐性遗传疾病时，他们的后代必然遗传该病，其他办法都治不好，才能采用基因编辑，改变胚胎中的致病基因，帮助他们生下健康的孩子。

但待解决的问题还多如牛毛。专家委员会需要研究、讨论并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法院需要更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尚未出生者的利益。可供他们借鉴的先例包括，同卵双胞胎（社会对这种“克隆”应对良好），或者“救世主兄弟”（通过IVF技术来为患病的兄长或姐姐提供干细胞）。制度必须具有适应性，因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风险并不在于人们对新型生殖方式的莽撞尝试，而恰恰来自于犹豫不决——是非观受到冲击，保守的人们感到错位、迷茫和痛苦。而且，在考虑任何生殖技术是否应该被许可时，不要忘记它们可以为父母带来快乐，为新生儿带来健康。

2月20日，人类基因编辑研究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正式就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技术、伦理与监管向全世界发布研究报告，从基础研究、体细胞、生殖细胞（胚胎基因编辑）这三方面提出相关了原则。

为了防止“超人”的出现，人类基因编辑委员会一共提出了10条标准来规范对人的基因编辑：缺乏其他可行治疗办法；仅限于预防某种严重疾病；仅限于编辑已经被证实会致病或强烈影响疾病的基因；仅限于编辑该基因为人口中普遍存在，而且与平常健康相关、无副作用的状态；具有可信的风险与可能的健康好处的临床前和临床数据；在临床试验期间对受试者具有持续的严格的监管；具有全面的、尊重个人自主性的长期多代的随访计划；和病人隐私相符合的最大程度透明度；在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建议下，持续和反复核查其健康与社会效益以及风险；可靠的监管机制来防范其治疗重大疾病外的滥用。

显然，学界正在做出推动制度适应技术的努力。

（本刊实习记者杨月萦编译自《经济学人》）